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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一讀】劉瑜:“恐懼”如何轉變為“熱愛”
【周末一讀】劉瑜:“恐懼”如何轉變為“熱愛”
騰訊思享會     阅读简体中文版

為什么斯大林時代的人性呈現出普遍的惡,使一個奶奶不再疼愛自己的兒孫,一個妹妹踴躍地告發自己的姐姐?在學者劉瑜看來:保全生命的本能、尋求個人發展的愿望以及尋找社會歸屬的渴望使絕大多數普通人不得不選擇服從——最壞的情況下,這種服從可以表現為對同類的積極迫害;最好的情況,也體現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誘導的服從就越絕對。

“恐懼”如何轉變為“熱愛”

作者 | 劉瑜

關于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壞的政治,一百個人可能就有一百個看法,不同陣營之間甚至常常為此爭得你死我活。然而,對于什么是好的人性、什么是壞的人性,卻一定程度上存在“普世價值”—一般來說,人們都珍視誠實、友愛、善良、勇敢與忠誠等等品質,同時鄙棄謊言、冷漠、殘忍、怯懦與背叛等等。或許,從這些人性的“公理”出發,反推什么是好的政治與壞的政治,是一種更容易達至共識的方式。簡單而言,如果一個制度誘發人性中那些美好的品質,那么它就是一個好的制度,反之則否。

在《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中,英國歷史學家費吉斯描述了一個情形:在教師沙姆蘇瓦力一九三六被捕之后(一九三八年被槍斃),哪怕其親生母親,對其遺孀與孫輩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冷漠。“由于村蘇維埃主席的舉報,古爾契拉和六個孩子被趕出自己的家園。全部家當放在一輛馬車上,他們走了二十公里,來到了沙姆蘇瓦力的母親及其長子住的葉克舍爾村。他們有一棟兩層樓的大房子,尚有空置房間,但拒絕收容他們。沙姆蘇瓦力的母親告訴古爾契拉,她的房子已經住滿,不能讓她搬進去,甚至不愿向長途跋涉的孩子們提供食物 ……受到婆家的拒絕后,古爾契拉只好租得一個村邊房間。古爾契拉和孩子們在村里一共住了十五年,很少看到拒絕往來的沙姆蘇瓦力一家。她回憶道:‘最痛苦的是看到他們走過我們的街道 —肯定沒有人監聽 —仍然不跟我們說話,甚至連一聲招呼都不打。’”

比冷漠更可怕的,是親友之間的相互背叛。“在普遍恐懼的氣氛中,大家都想趕在被他人舉報之前,先行下手。歇斯底里的公民現身于內務人民委員會和黨的辦公室,羅列可能是‘人民公敵’的親戚與朋友,寫下有關同事與熟人的詳細信息,列出自己與他們的每一次見面。一位老太太寫信給自己的黨組織,舉報自己的姐姐在克里姆林宮担任臨時清潔工時,曾打掃后來被捕的某人的辦公室……伊萬·米安切恩為了促進自己的前途,從一九三七年二月到十一月,在阿塞拜疆舉報了不少于十四名黨和蘇維埃領導人 ……”

這種背叛有時候甚至演變成殘忍的迫害。尼古拉是一個勤儉持家的農民,他曾經在庫茲明(村中的一個少年乞丐)困苦時接納他到其皮革場工作。然而,農業集體化運動中,庫茲明卻恩將仇報。“一天晚上,尼古拉與來自鄰村的兄弟伊萬·戈洛溫一起吃飯,坐在廚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庫茲明及其追隨者顯然喝醉了,高喊 ‘富農 ’‘出來 ’,然后朝窗戶開槍。伊萬被擊中頭部,當場死于血泊之中。數星期后,庫茲明又來到尼古拉家,一邊猛烈拍門,一邊喊道:‘一幫富農,開門,停止你們反蘇維埃政權的陰謀!’并朝天開槍 ……幾天后,他寫信給鎮政治警察,控訴尼古拉是富農剝削者。庫茲明很清楚,這足以令他的前雇主被捕。”結果可以預料,尼古拉被判刑三年。后來,他的兩個兄弟也被流放,母親逃到其他城鎮,長子被捕并被送往古拉格,另外兩個孩子離家出走以避免被捕,妻子和三個幼子想加入集體農莊卻不被批準,最后全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原諒我大段引用《耳語者》中的故事。然而,這些故事是理解斯大林時代蘇聯的一把鑰匙。大多時候,我們脫離個體的命運來討論政治,而抽象的概念與冰冷的數字往往會模糊政治的道德意涵——正如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所言,“謀殺一個人是謀殺,謀殺一百萬個人則是統計”,因此,貼近個體的命運,是恢復政治之道義溫度的必要方式。這個受害者不僅僅是“一個富農”,他有一個名字,他的名字叫尼古拉·戈洛溫。那個受難者也不僅僅是 “一個教師的妻子 ”,她有一個名字,她叫古爾契拉·沙姆蘇瓦力。給苦難者雕像,使其能夠無聲而永恒地注視那些飄浮在空中的宏大理想,或許正是費吉斯寫作《耳語者》的初衷。

斯大林

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年(也就是斯大林在位期間),約有兩千五百萬人受到蘇維埃政權的迫害——也就是每八個人左右就有一個受到迫害,考慮到當時家庭的規模,這意味著幾乎沒有家庭能夠完全免受迫害;僅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至少有六十八萬人因為“危害國家罪”被槍決。這兩年,古拉格勞改營的人數從一百一十九萬增至一百八十八萬(不包括至少十四萬死于勞改營的人和數字不詳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同期,一九三四年蘇共十七大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中,一百零二人遭槍決;此外,還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獄。對紅軍的摧殘更為徹底:七百六十七名高級軍官中(旅長以上),四百一十二名被槍決。我們可以想象,在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后面,有多少黑暗中的淚水、痛苦、掙扎、恐懼與絕望。

即使一個人能夠免受直接迫害,這龐大的被鎮壓隊伍也足以令整個社會充滿恐懼。當一句話、一封信、一次會面足以毀滅一個人的一生,并不奇怪猜忌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底色——人們不再敢于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與情感,“耳語 ”成了私人生活中最常見的交流方式,甚至,“耳語 ”都常常是一種奢侈,“閉嘴 ”成了唯一的求生策略。天空中飄浮著 “大同世界 ”的標語,大地上發生的卻是友愛的凋零與美德的朽壞。招貼畫上那個欣欣向榮的國家,對應著一個沉默而顫抖的社會。《一九八四》不在一九八四,在一九三七。

不難看出,這些故事里充滿人性的丑陋——親人的冷漠、同事的背叛、舊交的迫害 ……除非我們相信那個時代的蘇聯人——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后的蘇聯人,不是另外這個或者那個國家的國民——恰好具有道德基因上的缺陷,就不得不思考制度環境在這種人性敗壞中所起的作用。

這與一個永恒而無解的問題相關:“人性本善還是本惡?”事實上,這個問題本身也許就是一個陷阱,因為它假定了人類存在著一個固態的、統一的本質,而事實可能是,人性更像是一種液態的事物,其形狀由容納它的容器所決定,而這個容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人所置身的制度與文化。

那么,何以斯大林時代的人性呈現出如此普遍的惡,使一個奶奶不再疼愛自己的兒孫,一個妹妹踴躍地告發自己的姐姐,以及一個行乞少年恩將仇報使其雇主家破人亡?“極權政治”是一個顯然的答案,然而停留于這個籠統的回答又不夠。更重要的問題是,極權政治通過何種機制敗壞人性,而這種人性又成為極權政治本身繼續運轉的潤滑劑?

極權政治制造恐懼,似乎是最直觀的答案。如前所述,當時恐懼彌漫于整個社會,以至于人們生活在一種竊竊私語乃至道路以目的氛圍中。然而,恐懼只能解釋被動的服從,無法解釋積極的參與;只能解釋受害者的沉默,無法解釋他們的虔誠——事實上,當時無數蘇聯人不僅僅生活在恐懼中,他們中很多當時——甚至事后——都表達了對黨和領袖的無比熱愛。而如果沒有相當一部分人的積極參與以及熱忱信念,這個政治體系很難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內維持得如此天衣無縫。

灌輸理想激發革命信念,是另一種直觀的答案。畢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惡”,在當時很多蘇聯人眼里并不是 “惡”,而是為了更大的 “善”所做出的必要犧牲。用書中人物經常說起的一句話來表達就是:“不打破雞蛋殼,就不可能煎成雞蛋。”然而,如果對革命的信念是如此強烈以至于可以令人拋卻自己的兒孫、姐妹和朋友,那么又難以解釋為什么如此強烈的信念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會幾乎突然懈怠,變成赫魯曉夫時代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犬儒主義乃至機會主義。畢竟,如果信仰曾經強烈到令人無視饑荒看到繁榮、越過絕望看到希望、穿過黑暗觸摸到光亮,那么它怎么會如此脆弱,甚至經受不了一屆領導人的更替?

或許,有一種機制,可以連接恐懼與熱愛,使得一個人越恐懼的同時也越虔誠?

《耳語者》中有一個片段令人印象深刻。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將軍亞基爾在大清洗中被捕并被槍決,然而,臨刑前他不是對迫害他的體制產生怨恨,而是高呼:“共產黨萬歲!斯大林萬歲!”類似的情節——盡管未必總是表現得如此極端 ——在書中屢見不鮮。無論周圍的世界如何悲慘,無數人仍然堅持自己的革命信仰——當迫害發生在他人身上時,那是 “人民公敵 ”罪有應得;當迫害發生在自己身上時,那只是一個 “錯誤 ”、一場 “誤會 ”,“鋸木頭時難免木屑四濺”。共青團員依達·斯拉溫娜的父親被捕,她對此的看法具有相當代表性:“我不相信父親是人民公敵,當然認為他是無辜的。同時我又相信,人民公敵確實存在。我確信,正是人民公敵的破壞,才使父親那樣的好人蒙冤入獄。在我看來,這些敵人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我在報刊上讀到相關的報道,跟所有人一樣,也對他們恨之入骨。我與共青團員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議人民公敵,高呼:處死人民公敵!”

這樣的情節讀多了,讀者會忍不住困惑:難道他們從來不曾想過,如果自己或親友是冤枉的,或許,也不是沒有可能,別人也是冤枉的?這個想法從來沒有出現過,還是一出現就立刻會被掐滅?一個有基本邏輯推演能力的人,怎么會完全沒有想到這種可能性,還是人們不允許自己這樣推演,因為這樣推演必然最終指向對制度的批判?似乎在這里,我們隱隱能觸摸到恐懼導致虔誠的一個心理機制,那就是:恐懼導致選擇性信息汲取與加工,而選擇性失明導致虔誠。

恐懼如何轉化為信念?

或許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的“認知沖突理論 ”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恐懼如何轉化為信念。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理論。概括而言,這個理論認為追求一致性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正如人們渴了想喝水,餓了想吃東西)。當人的行為與思想出現不一致時,人們會感到 “認知沖突 ”,這種沖突會制造壓力,使人或者調整自己的行為、或者調整自己的觀念來達至認知一致性。比如,一個明知抽煙有害的吸煙者會或者嘗試戒煙(或減少吸煙量),或者告訴自己 “抽煙其實也沒有那么可怕 ”、“戒煙會使人發胖和抑郁 ”、“戒煙帶來的精神損害其實超過了抽煙帶來的身體傷害 ”等等。如果改變行為太難,那么改變觀念就成為獲得 “認知和諧 ”的唯一途徑 —對很多人來說,戒煙太難了,不如改變對抽煙的看法吧。

這個貌似簡單的理論對現實世界的無數行為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從“酸葡萄 ”心理到 “阿Q精神 ”,從不同黨派民眾的媒體閱讀習慣到宗教信徒的社交網絡建構,都可以看到人們如何通過觀念或者行為的改變來實現 “認知和諧 ”。從一九五七年費斯廷格系統闡述這個理論之后的幾十年里,心理學家進行了至少兩千多個心理學實驗,在不同的情境下反復驗證了這一理論。雖然其中有不少調整與補充,但這一理論的核心邏輯卻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就極權政治中人們的心理機制而言,這一理論的恰切之處在于:極權政治通過制造恐懼來塑造人的行為,而行為的改變帶來普通人的激烈認知沖突,為緩解這種沖突,人們改變其觀念——也就是強化信仰。這一 “行為改變導致觀念改變 ”的邏輯,在認知沖突理論中,被稱為“誘導服從范式 ”(induced compliance paradigm)。

極權政治中的恐懼在不同層面上發生。最直接的,是對生命安全層面上的恐懼——說錯一句話、交錯一個朋友,可能就意味著槍決或者古拉格群島;其次,是個人發展層面上的恐懼——服從,意味著進好學校、找到好工作、住好房子、得到好職位的機會大大增加,反抗則意味著你不再有“前途 ”可言;再次,是對在社會關系上被孤立的恐懼——別人戴紅領巾你沒有,別人入共青團你不能,別人享有天倫之樂而你卻連親祖母都視你如瘟疫。正是這不同層面上的恐懼塑造了人的行為。保全生命的本能、尋求個人發展的愿望以及尋找社會歸屬的渴望使絕大多數普通人不得不選擇服從——最壞的情況下,這種服從可以表現為對同類的積極迫害;最好的情況,也體現為保持沉默。政治越恐怖,它所能誘導的服從就越絕對。

但這種服從不是極權統治邏輯的終點,而恰恰是其起點。行為上的服從與思想上的疑慮,會導致無限的焦慮。書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經歷過極端焦慮的階段:一方面,他們兢兢業業學習工作,試圖成為 “共產主義新人 ”;另一方面,發生在親友甚至自己身上的不公又令其對整個制度產生深深的懷疑。茱莉亞·皮亞特尼茨卡婭,一個高干的妻子在自己的丈夫被捕之后的反應典型地體現了這種 “認知沖突”。一方面,想到布哈林這樣的 “人民公敵 ”時,她表現出對制度無比的虔誠:“今天,他們會從地球上消失,但還不足以減輕我的仇恨。我愿給他們一種更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館里,為他們建立一個特殊的籠子,讓大家來參觀,把他們當作動物一樣圍觀。”另一方面,對于丈夫竟然也是 “他們 ”中的一員,她又感到深深的疑慮:“他到底是誰?如果他是一名職業革命家,如他自稱的,也是我十七年來所相信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圍都是特務與敵人,破壞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卻沒看出來 ……我多么想知道!皮亞特尼茨基,你會有罪嗎?你不贊同黨的總路線嗎?你是否反對過領導人,哪怕其中一位?”

如費斯廷格所言,人們緩解認知沖突的努力程度取決于認知沖突的規模,而認知沖突的規模取決于事情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在涉及人命關天的事情上,像茱莉亞這樣的人感到的認知沖突有多么強烈,由此產生的緩解認知沖突的沖動又有多么強烈。為了緩解這種強烈的認知沖突,理論上人們可以改變自己的行為(服從),或者改變自己的世界觀(懷疑)。問題在于,行為上人們幾乎沒有選擇。如前所述,極權政治所制造的恐怖是全方位的 —一個人的生命安全、發展前途以及社會關系都維系于 “服從 ”這一行為模式。

當改變行為以緩解認知沖突這一路徑被堵死之后,人們便開始“改造世界觀 ”——“那些托洛茨基分子太壞了 ”、“這個富農是個十惡不赦的盤剝者 ”、“斯大林真是蘇聯的拯救者 ”、“資本主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人們積極改造觀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為,從而使認知達至和諧狀態。換言之,人們的思維被自己的行為困住,只有將行為合理化,每個人才能獲得內心平靜。即使是相對善良的人,也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沉默與怯懦,而那些更丑惡的人,則需要去合理化自己的背叛與殘忍。如果說這個合理化過程存在 “欺騙”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種心理自欺機制——而如果它已經完成了自欺,它就不再構成對他人的欺騙。

但這種真誠的信仰又不同于一個人在自由環境中的信仰選擇,它的 “真誠性 ”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塑造行為的制度因素。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恐怖氣氛一旦松弛(斯大林的去世),人們的信仰立刻開始懈怠——恐怖氣氛一旦松弛,塑造行為的獎懲機制不再那么極端,人們的行為也不再那么極端(殘酷的 “劃清界限 ”、“恩將仇報 ”、“嗜血告發 ”大規模減少),從而每個人 “改造世界觀 ”的心理驅動力也會明顯下降。而自由選擇前提下的信仰,一般不會出現如此大規模的、方向一致的、急轉直下的改變。

如何合理化那些行為?一個祖母如何合理化自己對兒孫的冷漠?一個工友如何合理化自己對同事的告發?一個雇員如何合理化自己的恩將仇報?意識形態提供了現成的合理化工具——惡不再是惡,如果你賦予它 “意義 ”。冷漠、怯懦、虛偽和殘忍不再僅僅是冷漠、怯懦、虛偽和殘忍,而是更高意義上的正義、勇氣、熱忱與犧牲。背叛親友是為了成全 “階級之愛 ”,阿諛奉承是因為領袖集團是 “正義化身 ”,施暴是 “復仇 ”,欺凌是 “專政 ”。意識形態不但提供了一個緩解認知沖突的工具,而且提升著每一個服從者的自我形象,極大程度上減少了 “作惡 ”的心理成本。

因此,通過 “認知沖突理論 ”,我們隱隱能夠看到 “耳語者 ”這座冰山之下的整個政治邏輯。政治恐怖導致人們行為的改變,行為改變引發認知沖突,繼而引發 “世界觀改造 ”,世界觀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惡變得更容易,普通人作惡強化政治恐怖——至此,終點回到起點,制度之惡與人性之惡之間完成了一次循環,而這種惡循環的漩渦式流動就構成了《耳語者》描述的世界。

總而言之,極權政治之所以成為極權政治,不僅僅因為它能夠系統制造恐懼,而且因為它能夠將恐懼轉化為熱愛,將消極順從轉化為積極參與。不過應該指出,這種轉化并非一個刻意選擇的結果。上述心理過程,對于當事者來說,可能完全沒有自覺的意識。一個人緩解認知沖突的努力,更像是一個人摔倒的過程中本能地用手扶住身邊的事物,并非理性人刻意計算的結果。

同時必須指出的是,這個邏輯鏈條的前提,是國家對資源的全方位壟斷,因為假若人們有哪怕一點選擇空間,有在 “體制外 ”找到工作、住房、個人發展更不用說保存生命的空間,其行為就不必如此極端地改變,因此也不必訴諸如此極端的 “信念改造 ”。恐懼與熱愛之間的邏輯鏈接也將迅速朽壞。換言之,全方位的人身依附關系是恐懼轉化為熱愛的基本條件。

今天來看,《耳語者》中的世界似乎離我們十分遙遠,其中所呈現出來的人性也令人驚駭而陌生。然而,除非我們認為當時的蘇聯人是另外一個物種,否則我們就需警惕,書中的 “惡”到底是埋藏在歷史的深處,還是潛伏在我們心靈的角落。我們未必比書中的人物更好,而只是比他們更幸運,生活在一個不那么殘酷的時代。換言之,液態的人性遇到了更好的容器。當恐懼的陰影足夠黑暗,完全將我們吞沒,或許我們也會成為那個無視兒孫的奶奶,那群告發同事的工友或者那個迫害恩人的乞丐,而更可怖的是,我們內心所感受到的恐懼,會在陽光下呈現為熠熠發光的熱愛。

注:《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奧蘭多·費吉斯 著,毛俊杰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本文選自《讀書》2015年第一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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