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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的危機和希望
潛在的危機和希望
崔衛平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哈維爾辭世的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這到底是一位怎樣的人物?如何從他那些喧囂的故事中,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形象?他如何從一個文人、一個曾經的階下囚,變成一國之總統?這個過程是怎樣發生的?他的出發點和魅力到底在哪里?他之后承受的是什么?對于一個缺少權力欲望的人來說,那也許是另一種遭罪。

一 共同的犯罪感

1975年他寫給當時捷克總統胡薩克的那封長信說明了什么?這年他39歲,一個劇本不能在國內上演的劇作家。
“在我們的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照樣進行,紀律正在奏效。我們公民們的努力正在產生可觀的效果,生活水平緩慢地增長,人們蓋房、買汽車,生孩子,尋找消遣,過他們自己的日子”。這年距離蘇68年軍入侵之后8年。“在每一個社會動蕩之后,人們最后總要回到他們的日常勞作,同樣的原因他們要活著。”
“穩定獲得了成功”。但是,這一切又是如何實現的呢?哈維爾回答:“人們被恐懼所驅趕。”因為恐懼,人們在公開場合說自己不相信的話,參加走過場的選舉,滿足向他們提出的看似無傷大雅的要求。某種恐懼并不具體,有些模模糊糊,但就是人人感到不安全。每個人都感到有某種東西要失去。有特權的人們,也會担心有朝一日失去特權。
在恐懼的支配下,這個社會人們的道德水平降到了最低點。他們變得沒有原則,沒有脊梁骨,樂于接受任何羞辱,隨時準備犧牲他人和放棄自己做人的尊嚴。“壓抑你對于真實的興趣,使你的良心保持沉默”。僅僅為了滿足個人利益,而官方支持這種能量向私人領域的輸出。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被公開地賄賂”。
這種結構性的恐懼,人們不僅不愿意說出,甚至對自己也不承認。誰愿意承認自己正在處于別人的威脅之下?那會傷了他們的自尊心。因此,人們發明出來解決問題的方法是胡吹海夸,口是心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個蔬菜水果點的經理在他的西紅柿和洋蔥之間,插上這么一條標語,好像他對于這件事情真的很著急似的。
哈維爾分析道——在這條標語背后,實際上的潛臺詞是:“我,水果店經理某某,住在這兒并且知道我該干什么。我的行為符合人們的期待。我是可信賴的和無可挑剔的,我是服從的。因此我有資格留下來”。如果有人問起來,這位經理還會振振有詞地說:聯合全世界無產者,這有什么錯嗎?
人們總是話中有話,你不能按照他們表面上所說的,得出某個結論。不能根據他們手中正在做的,認為這正好是他們想要的。這對于訪問布拉格的外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哈維爾稱這叫“在外面的人看不出來,在里面的人說不出。”
揭示這么一個道德晦澀層面,說出這種共同的犯罪感,哈維爾非同尋常地攪動了一個 “平靜”局面。一方面,官方在竭力隱瞞真相,關于歷史和關于現實的。另一方面,普通人們也在隱瞞他們自己生活的真相,向別人也向自己隱瞞他們原來生活在屈辱當中。“個人鞏固了這個制度,實現了這個制度,創造了這個制度,是這個制度。”
將哈維爾比作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孩,是遠遠不夠的。他的意思是,那些圍觀的人們他們自己也沒有穿衣服,或穿得比他們自己想象的要少得多。做到這一點,需要敏銳的觀察力,對于生活的洞察力或穿透力。哈維爾是在還沒有進入語言表達的“黑暗層面”進行工作,運用語言的光亮穿透那些晦澀的生存領域。在這一點上,哈維爾不同于索爾仁尼琴。后者告訴世界存在著一個古拉格群島的地方,哈維爾對身邊的人們說,我們人人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型古拉格群島,同時身兼獄卒和囚犯。共同的犯罪感,將這個社會結合在一起。
在給胡薩克這份信里,哈維爾談到一個社會的創造性從何而來。那是一些難以察覺的火花,來自少數人的頭腦,很少有人馬上意識到這些火花的意義,包括當事人本身。因而,保護尚處在萌芽之中的東西,需要一個好的精神運行的空間,一個總體上文明的氣氛。好東西不是單獨前來的,而是與其他好東西一道而來。
“如果沒有一本新的捷克小說”,哈維爾說到,“讀者不會上街游行,并且最終你總是可以找到什么來閱讀。但是,誰敢估計這件事情對于捷克社會的真正意義?誰知道在以后的幾年內,這種中斷將怎樣影響和道德的氛圍?它將怎樣削弱我們了解自身的能力?這種文化的自身了解的缺席將會產生多么深的烙印?一個人將要回頭走多遠?”
他的眼光如此深入和細致。這些表述,即使僅僅從文章來看,從智性活動的要求來看,也是非常出色的。他豐富、深化和提升了essay(通常譯為“隨筆”)這種文體,創造了一種與現實相平行的語言形式,以富有洞察力的表述制服了現實的混沌和狂亂。

二 存在的革命

“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哈維爾用了很多篇幅描述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到處都籠罩著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里卻什么也不相信。”看上去,這里仿佛不適合民主:“自我中心、偽善、冷漠、懦弱、恐懼、服從,從個人責任中逃脫出來并無視其普遍的結果。”
哈維爾的洞察力再次顯示出來。那個“隱藏的結構”里。不僅是這些令人難以啟齒的東西,而且還有完全與它相反的一面。既然人們不得不生活在謊言之中,那么在他們內心深處,就有著“生活在真實之中”的強烈沖動;既然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屈辱之中,那么他們同樣有著“生活在尊嚴之中”的強烈愿望。
“生活可能臣服于一個長時期徹底的被強暴,令其衰落和麻痹,但是她不可能永遠止步不前。盡管她一千次被疏遠自身,但她總是能以某種方式使自身復原。不管怎樣被粗暴地蹂躪,她最終要比蹂躪她的力量活得更長久。”“生活”的說法,是哈維爾來自現象學的一個表達,那是一個與布拉格關系十分密切的歐洲傳統。中國人也許可以用“歷史”來帶入。那就是——歷史不可能永遠止步不前,她最終要比蹂躪她的力量要活得更長久。
這是哈維爾過人之處。一般說,人們在經歷了一個全面肯定的時期之后,會有一個全面否定的時期,懷疑和不信任一切。哈維爾的那位同胞昆德拉便是如此。經歷了懷疑失落之后,不再將心靈的探頭伸向更加深遠的地方。在那里,仍然蹲伏著人的良心、責任感、勇氣這些最為古老的價值和力量。通曉這種力量,與一個人的學識無關,與他的聰明無關,甚至相反,需要人有一點拙勁。比起聰明的昆德拉,哈維爾顯得有些笨拙,盡管后者要年輕7歲。
“生活在真實中”,是生活在可能性中;是以生活“隱蔽的層面”,去反抗“現實的層面”;是依靠自身、從自身深處升起的力量;而不是追隨他人,不管是舊權威還是現代明星。它需要花費更大的力氣,而不是停留于光滑的表面。在這一點上,哈維爾身上的藝術氣質與知識分子氣質結合到了一起,他走的是冷門而不是熱門,然而卻有著巨大的、難以想象的潛力。那是人性中最為深沉的力量,是整個社會有待煥發的沉睡力量。“一個人的秘密是他責任感的秘密”,哈維爾說。
1976年底,捷克一個名叫“宇宙塑料人”的樂隊成員被捕,哈維爾與一些朋友要求政府遵循已經簽訂的赫爾辛基人權條約,這便是“七七憲章”的來源。它只有大約6、700字,其中先是描述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普遍存在的現象——“受害者不能進行公開辯護”,“只要稍微偏離狹隘的官方意識形態或審美標準就不能出版”,尤其是“最近對青年藝術家的審判”,然后提出“在我們國家,維護人權的責任自然而然首先落在國家和當政者身上。然而,這一責任也并不僅僅落在他們身上。每個公民都應該為本國的人權狀況承担一份責任”。
在這份文章上簽字的有像哈維爾這樣的劇作家,伊萬?克里瑪這樣的小說家,瓦蘇里克這樣的文學批評家,還有揚?帕托切克這樣的哲學家,演員帕維爾?蘭道夫斯基。將近100位共產黨員也簽了字,七七憲章的另一個發言人為前外交部長伊希?哈耶克。這些愿意為民族的明天承担責任的人們,率先撕破由恐懼和謊言織成的羅網。當年10月份,哈維爾被判14個月的監禁,有條件緩刑三年,罪名是“危害共和國”。官方報紙上對他的評價是,這個資產階級百萬富翁的兒子,夢想要復辟已經失去的舊天堂。
哈維爾為這場審判寫了一篇文章,在我們許多讀者的耳朵聽來也許愚不可及,但這份離法庭最近的東西,也許最能釋放哈維爾的心聲:“在布拉格西區判決委員會面前所展開的,也許是一場人類生活意義的爭辯。……討論究竟什么是人在生活中應該追求的:是接受這個沉默的世界,加入服從的客體,還是有能力選擇自己的生活內容;是否保持‘理智’適應這個世界,還是有權以自己人格的誠實作出反對。”(《詩人政治家哈維爾》)他把自己勇敢清晰的行動,弄成一個看上去頗為晦澀的說法——爭取人類生活的意義。
他也因此開始了與警察之間的多年周旋。他在布拉格東北部郊區一個叫做赫拉德切克的村莊,在這里擁有一個鄉村住宅(他病逝也是在這個地方),他與朋友們經常在那里聚會,1978年起,一輛警車經常停在房屋不遠處,通往住宅的小道橫著路障,后來他們干脆建了一個了望哨,密切注視房屋里的一舉一動。有一次前來監視的警察因路滑掉進溝里,哈維爾用繩子將他拉上來。當哈維爾與妻子開車去朋友家迷路,跟在后面的警察趕上來說,“你們跟著我們走就行。”
那篇《無權力者的權力》,主要是向人們解釋——這些在人們眼中的“怪物”,他們是怎樣的一群人,什么叫做異見者dissident。“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怨天尤人的職業”,哈維爾說道:“他們并沒有做一個職業性的不滿分子”,“實際上,在他們成了‘持異見者’很長時間之后,才意識到他們已經成為這樣的人。‘持異議者’的動機與追逐名利相距甚遠。簡言之,他們沒有決意做‘持異見者’。哪怕他們一天為之工作24小時,也不當成職業,而是作為存在的態度。”而如果一定要說存在某種難以調和的對立,那么那就是“生活在真實中”還是繼續“生活在謊言之中”。
這就是為什么“天鵝絨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場存在的革命,道德的革命,人的尊嚴的革命。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革命。這場革命的意義,不僅僅適合捷克,適合東方,對于西方也同樣適合。哈維爾經常提到后極權主義社會存在的官僚主義、匿名統治、消費狂潮支配下的人性萎縮,可以看作西方社會一個夸張了的諷刺畫,一個劣質翻版。既然他本人提出過“后極權”這個概念,哈維爾還嘗試過提出“后民主”,作為拯救西方的方案。“它的發展必須通過生活實踐,是從生活中直接產生的,是新氣氛、新精神。”
這些信息被他的官方忽略了。對于一群不講道德的虛無主義者來說,竟然有人想要生活在道德中,追求自己生命的人類意義,他們則是一個刺痛,一個打擊和一種挑釁。尤其是這些人為了自己眼下的利益和位置,無視民族的出路,因此那些從長遠著想、担心民族未來的人們,則讓他們感到芒刺在背。
89年底發生的事情,同樣令他們措手不及。他們沒有做好任何接管政權的準備。哈維爾甚至沒有一份現成的簡歷。美國小說家菲利普?羅斯曾經問過捷克小說家,說哈維爾并不是你們當中唯一因思想而坐牢的,也不是唯一頑強和富有雄辯的,這種好事是怎么落到他頭上的?克里瑪的回答是,除了哈維爾的個性,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大多數人分享了前制度的所作所為,令他們陷入遭受欺騙、羞辱當中,因而需要有人將他們帶出這個境地。比較起杜布切克,哈維爾是一個新的開端。

三 被命運播弄的國王

用中國人的話來說,哈維爾與他的朋友們的做法,叫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哈維爾一再運用一條諺語來說明當時的處境:只有沉到井底,才能看到星星。他將這個稱為“荒誕的理想主義”。
如此缺少前景,但是哈維爾沒有成為格瓦拉,他身上一點格瓦拉的氣質也沒有。在被問到他是否曾經是這位六十年代偶像英雄的粉絲時,哈維爾答道:他能理解對犧牲奉獻的革命者所抱持的革命熱情,格瓦拉有其獨特可敬之處。但是他那張印在海報及T恤上隨處可見的肖像“太過炫目”。炫目的東西很容易標簽化,哈維爾畢其一生與標簽化作斗爭。
在哈維爾看來,即使是在從事一樁艱難的正義的事業,也要考慮如何與自己保持距離,尋找作為一個人不大不小的比例,避免過分抬高自己,將自己神圣化。不斷回到作為一個普通人,這也可能讓民主得以昭示,覺得那是一件值得信賴的東西。
在這方面,哈維爾擁有一些天才的表現。他本來是一個劇作家,擅長講故事。他講述自己的故事時,總是帶有那種可笑的、譏諷的色彩。正如鮑曼所說,所講述的生活,會干預沒有發生的生活,影響未來生活的進程。在這個意義上,哈維爾的道路不管如何,是被他自己活生生講述出來的。
在坐牢那種嚴酷的情況下,他也會想到自己小時候如何是一個小肥豬,因為喂養過度,既不能爬樹也不能跨過一條小河。下課的時候,他的同學輪流前來拍他的胖大腿。實際上,他對于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始終感到愧疚。這樣的信首先落入監獄審查人員的手中。
他在牢里只被允許談論自己,他向妻子匯報自己“有八種壞心情,七種好心情”,第一種壞心情是“憂郁”,第二種壞心情是“緊張、恐懼和焦慮的狀態。而最壞的,要數“陷入絕對的和完全的自我懷疑狀態”。他還喜歡說自己是個害羞的人、靦腆、怕生。這令人想到,是不是害羞的人,反而容易進入公共生活,或者在公共生活中表現得更好,因為他比誰都知道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界限,認清前者與后者有著不同的運行規則。
他的第一任妻子奧爾嘉陪伴他走過此前所有最困難的時刻,1996年患病去世。當被反復問及與奧爾嘉的關系時,他老老實實地答道:反正上帝將要寬恕我的罪行不止一種,然而他每次又回到奧爾嘉身邊。他借用朋友的口吻,說他們說我“即使做了對不起奧爾嘉的事情,也要征得她的同意。”他第二任妻子是個演員,曾經在一部電影中扮演上空的吸血鬼。哈維爾的這些表現在我們這里某些人看來,也許應歸入“民主人士素質不高”。
他始終担心,因為反抗而變得過于嚴肅,嚴肅得像一座雕像,而雕像是寫不出任何第二份宣言來的。一有機會,他就和朋友大開玩笑。他還會給朋友做飯。但是版本不一。他自己說若是給朋友做了一頓可口的飯菜,會感到心情愉快。但是他的朋友卻說,如果哈維爾給人做飯,那簡直是一場“活體實驗”。
當奧爾嘉得知他要當總統,私下說要與他離婚。將身邊常年伴隨的一批秘密警察,換成一批公開的警衛,對于任何人來說,都非常不輕松。哈維爾用來減壓的辦法,看起來是那么地不靠譜。他將一輛兒童踏板車帶進了城堡,沿著開闊的總統官邸的走廊,急速地來回滑動。總統府里西班牙大廳的枝形吊燈壞了,有人掏錢換了新的。接下來幾個星期,哈維爾手拿遙控器手舞足蹈,一會兒關上,一會兒打開,令身邊的工作人員快要發瘋。
不停地流露自己在總統任上的不自信,也許是他最不應該做的事情。他設想自己“如果我任職期間,突然被傳到某個陰森森的法庭接受審訊,或者直接被帶去哪個采石場服苦役,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2002年9月他在紐約市立大學發表演講,此時離他的任期結束只有幾個月,他告訴他的聽眾自己感到越來越怯場,越來越担心自己無法勝任或把事情搞砸。為了避免陳詞濫調他自己堅持寫講稿這件事情,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我的敵人越多,我就越偏向他們的想法,我也就成了我自己的頭號敵人。”
在筆者看來,這些表現并非令人沮喪,第一感覺是令人眼前一亮。這個人最少權力欲望,這樣的人掌權對于捷克人民是一種天賜的幸運。命運將他推到了總統的這個位置上,他不得不承担起來。這與他一貫所說的“責任感”相符合。他不能根據自己的性情愛好,撒手不管,所謂“負責任”,首先意味著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情負起責任來。盡管這個總統并無多大實權,捷克的總統制基本上是仿效西德的模式,在外交事務和任命官員方面,總統享受著最高權力,但在國內事務上,總理比總統享受更大的權力;再加上他的“哲學王”的名分,使得他有點像一位被架空的國王。
在這部叫做《公民哈維爾》的紀錄片里,有一個鏡頭是有居民向哈維爾抱怨,他們不知道3月份能不能繼續在他們的菜地里種菜。哈維爾答道:“我到處走訪工廠、單位、學校,就是想關注這些問題。我只是問,聽人們說,了解所有的情況,然后考慮我的政策和措施。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的時代,權力是相當分散的,我不是一個掌控一切的全能領袖,對么?”這是實話,但聽上去更像是“有權力者的無力”,與他當年作為反對派的氣概,不可同日而語。
在他去世之際,有報章說哈維爾沒有留下什么政治遺產。這個不公平。盡管他的許多做法有爭議,但無論如何,他把捷克重新帶往歐洲,并以一系列表述和決定,參與重新塑造了歐洲。因而對他最為恰當的評價便是這句“偉大的歐洲人”。
他形容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是“命運設下的殘酷陷阱”。或者說,他以自己連續的失敗,昭示了某個偉大的歐洲精神——有關“靈魂的憂慮。”

2012-01-09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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