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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宗師,便為虛無:劉仲敬《安·蘭德傳》  一日一書
不為宗師,便為虛無:劉仲敬《安·蘭德傳》 一日一書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安·蘭德傳》

劉仲敬/商務印書館/2015-1


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安·蘭德傳記,全面參考了權威資料,清晰扼要地勾勒出安·蘭德的生平與思想,全書文筆流暢,要言不煩,史料豐富,立場客觀公正,不乏學術性的審視和批判,堪稱近年來傳記佳作。


安·蘭德(Ayn Rand, 1905-1982)是美國當代影響最大的作家、哲學家。她反抗西方傳統倫理,力倡個人主義,崇尚尊重個體,提出“自私的美德”,她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和尊嚴得到最大伸張的社會,就不是理想社會。她公開為市場經濟與商業貿易辯護,反對美國大政府的控制。安·蘭德認為理性是人類的最高美德。她創立的客觀主義哲學從20世紀50年代起風靡美國,影響了幾代美國人,一直持續到現在,現在她的影響已遍及世界。


劉仲敬,歷史學者,主要譯有大衛·休謨著《英國史》(共六卷),19世紀史學大師麥考萊的《英國史》(第一、二卷);著有《民國紀事本末:1911—1949》,《從華夏到中國》。



『永遠的試金石』


1905年2月2日,安·蘭德(阿麗薩·濟諾維耶芙娜·羅森鮑姆)在圣彼得堡出生。她在俄羅斯猶太社區度過了童年和青年。一般來說,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后改變自己的價值觀和認同模式。安·蘭德未能免俗,但歷史給她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將她和她的事業帶到了美國。蘭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國發表,以美式個人主義為標榜。她本人又有極為強烈的政治欲望,酷愛黨同伐異。即使在美國,政治活動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安·蘭德的形象也經常遮蔽了思想家安·蘭德的意見。大多數中國批評家、支持者和反對者都將她納入美國政治思想史的光譜,放在羅斯巴德的自由意志主義和戈德沃特的保守主義之間,用英美傳統解釋她的生平和學說。這種做法頗有郢書燕悅的味道。其實,蘭德早已在1936年的自傳草稿中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質:“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國家,我卻出生在最不適合一個狂熱自由主義者生存的國家。這個國家就是俄羅斯。”


納博科夫(臨時政府國務秘書的兒子)在《說吧,記憶》中提到,俄國流亡者永恒的話題是:俄國知識分子經過了一百多年爭取自由的英勇斗爭,正要大功告成的時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場。他們看到:自由主義者的理想國家——美國居然充滿了巴比特式市儈精神,年輕人認為讀書僅僅是謀取更高薪水的手段;不禁痛心疾首。(赫爾岑早就預見到這種情況。)


從精神氣質上講,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是十二月黨人的孩子,無法擺脫追求絕對境界的道德激情。從人員背景上講,這兩個群體都充滿了猶太人、格魯吉亞人和俄羅斯帝國歧視的各少數民族。猶太人格外地多,占據了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位置”。在這個大多數人口由文盲和農民組成的國度,猶太人是城市化水平最高、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盡管俄羅斯帝國法律盡量限制他們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國盡量限制蘇州考生,以免他們在公平競爭中將北方考生完全趕出士大夫行列。)于是,反對俄羅斯專制制度的斗爭變得非常像少數民族大聯盟反對大俄羅斯民族的斗爭。俄羅斯民族主義把反自由主義、反社會主義和反猶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俄羅斯人民聯盟是他們的政治組織。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猶暴行其實是這場斗爭的余波。羅森鮑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們忽視安·蘭德和托洛茨基、曼德爾施塔姆(他們也是猶太人)產生于同一個思想苗圃,呼吸著同樣的空氣,就很難理解她對理想國的熱愛、對絕對理性的追求、對傳統和宗教的不屑一顧。當然,這不是說蘭德是偽自由主義者。恰好相反:一個人只有面對自己老家沒有的東西,才會表現出這樣徹底而決絕的熱愛。


安·蘭德后來描繪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納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傳》中嘲笑的那位傳記作家。他們都一味夸張俄羅斯帝國的封閉、專制、壓抑,迎合西方普通民眾對俄羅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蘇聯的妹妹諾拉對此極為反感,尖刻地指責阿麗薩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輝形象、厚顏無恥地篡改歷史。蘭德甚至說:她厭惡俄羅斯的一切。如前所述,這當然并非事實。她從來沒有完全擺脫俄羅斯的精神氣質,正如她從來沒有喪失對俄國古典音樂的熱愛。她少年時的俄羅斯帝國當然不是她筆下的模樣。這里沒有英美那種正規、合法的政治自由,卻有(或者不如說,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思想激蕩的程度無疑遠遠超過波瀾不驚的英美主流社會。正因為法律是專制的;所以社會對違法者格外寬容、甚至同情,意識不到反政府與反社會的差異。正因為思想不可能付諸實施,不可能通過現實后果判斷其優劣;所以公眾只能根據思想的徹底性、抽象性和邏輯自洽性下結論,政治哲學一再淪為審美偏好的附庸。


這種思想氛圍對蘭德的認知結構塑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國以后,她都很難改變俄國知識分子的習慣:著書立說,強調理論的徹底和邏輯的正確,攻擊其他不夠徹底和正確的理論;卻不大考慮社會和政治活動的最大投入-效用比,后者是美國政治經紀人最關心的問題。用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術語說,她缺乏有機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國人肯定會積極參加社區和教會的活動,自然而然會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最后多半會在政治史上留名;卻很可能除了“健全常識”以外,創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論。相應地,美國公眾對知識分子及其理論也沒有多少尊重。這兩者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總是發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說,這是自由社會和非自由社會的標志性差異。以下的評價對蘭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熱愛自由的思想家,卻是民主社會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于俄國準知識分子的小圈子,終于美國知識分子和準知識分子的小圈子;很少接觸圈外人。兩國的主流政治社會對她都僅僅是背景。無論在哪個國家,她都是異鄉異客。


阿麗薩(蘭德)自幼夢想成為文人,十歲就開始寫作;畢生不渝,明顯懷有超乎功利的寄托。這種理想在俄羅斯非常典型,因為專制國家的國民更重視崇高的觀念、更鄙視市儈的計算。她從來不能設想一個沒有讀者的世界。蘭德和納博科夫從小都在斯托由寧私立學校上學,教員包括文學家吉皮烏斯和哲學家羅斯基。二者都是“白銀時代”的名士。學校創始人斯托由寧夫婦是大文豪費奧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朋友,也是俄羅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他的學校水平高,收費貴,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執行限制猶太人的官方政策,當然也不執行思想審查的官方政策。阿麗薩來到這所學校,就是猶太家庭重視教育的證明。當時的大多數俄羅斯東正教家庭肯定會認為:女孩子讓本村神甫教一點讀寫算就蠻不錯了。京城精英學校的學費足夠讓他們在老家造房、買地、買馬,像老爺一樣過好日子。


如果把這些情況翻譯成中國人理解的語言,那就會是下面這樣。安·蘭德從小在蔡元培舉辦的中(小)學讀書,朱自清和俞平伯給她上課,白先勇是她的同學。他們的學校實行男女合校比牛津和哈佛早六十年,英國國教會絕不會允許的各種異端思想都可以暢通無阻。革命后,流亡者蘭德向美國聽眾嚴厲譴責舊中國的愚昧、野蠻、落后、壓抑、背離國際主流文明。她的聽眾大部分是中西部農民子弟。他們的中小學教師就是本州神學院培養出來的牧師。州立大學以本州自豪的農學和工學為主,人文學科幾乎是空白。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正直誠實、讀書不多的基督徒,不大能區別達爾文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信奉無神論的古羅馬皇帝,只是模模糊糊地覺得這些人都不講道德。他們聽完蘭德的講座,深深感到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美國是多么幸運的事情。老同學白先勇聞訊,笑得滿地打滾。


阿麗薩的文學生涯從十歲就開始了。像所有的文學新手一樣,她這些小說都有幾分自戀的色彩。然而,有一點值得注意:小說的主人公是英國人,故事充滿了針對英國的認同感和愛國主義。伍德豪斯、吉普林和薩基那種近乎玫瑰色的“英格蘭品質”崇拜彌漫全書,沒有露出絲毫破綻,能讓讀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國人。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樂園》作者的名下,大概不會引起任何懷疑;沒有什么能讓人聯想起俄羅斯或猶太人那種揮之不去的陰郁、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蘭德這個特點始終不渝。這是一個異鄉人的作品,她的家園永遠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認同指向她最缺乏經驗認識的地方,因此總有一種強烈的平面感、油墨未干感。她的理想國始終是一個沒有陰影、沒有縱深的地方,觀念的投影多、經驗的血肉少。


并不令人意外,童年時代的阿麗薩就是人們常說的那種“思辨型”或“僧侶型”學生。他們成績畸高、鶴立雞群,不善交際、形單影只。他們越是在具體的生活中笨手笨腳,就越是喜愛抽象思維的世界。在那里,他們所向無敵,以酣暢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現實的挫敗感。他們不愛野草叢生的達爾文世界,只愛條理分明的柏拉圖世界。他們總想用理想矯正經驗,而不是用經驗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進派就是這種性格類型,而不是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地位。薩文科夫就是從這樣的苗圃中產生的,他的英雄人物總是橫刀躍馬、斬斷一切社會羈絆。蘭德的個人主義英雄在理論上是薩文科夫的死對頭,在氣質上卻是親兄弟;他們都非常鄙視社會習俗和感情紐帶,堅持用邏輯正確的利劍清除不合理的經驗現象。唯一差別在于:蘭德斬斷的不合理現象是集體主義和庸人對天才的嫉妒。


阿麗薩從小非常喜歡辛克萊·劉易斯的《阿羅史密斯》,似乎以某種方式預見到了自己的命運。中國讀者不太熟悉本書,因此不妨略加介紹。此書是功利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專家治國論者小冊子的文學投影,集中嘲笑三種事物:小布爾喬亞社會的虛偽性、盎格魯傳統的虛偽性、基督教新教傳統的虛偽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興的醫學科研人員,在科學精神和進步信仰的支持下,快樂地享受特立獨行的優越感。毫無疑問,這種文學類型就是五四領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們的理想一旦實現,就會是費邊社的某種修訂版:一個家長式管理的吏治國家,只不過統治者由善良的科學家取代。在真實發生的歷史中,劉易斯、門肯一流人物只是英美社會的邊緣人。這個社會的支柱仍然是他們的三大嘲弄對象。只有在這種社會中,進步主義者的德賽兩先生和蘭德的理性個人主義才能作為點綴而存在。


理性個人主義約翰·高爾特(《阿特拉斯聳肩》)和霍華德·洛克(《源泉》)是驕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視傳統、嘲笑庸眾,僅僅忠于真理。也就是說,他們絕對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們的推理結果跟社會演化(請注意是英美近代社會、并非美麗新世界)相悖(大多數情況都是這樣);他們不屑于虛偽的妥協,不憚于危險的對抗,熱衷于集結志同道合的優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區。對五四以后的中國讀者而言,這樣的形象實在談不上陌生。如果他們沒有從理論上激進地反對激進派,自己就會成為最合格的激進派。


當然,在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每個文學青年和大學生的自我形象都是這樣的。這個自我形象是他們真正的信仰,沒有任何挫敗能動搖他們的優越感。正因為如此,他們很難融入任何社會,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會。年輕的阿麗薩在斯托由寧學校是這樣,年老的蘭德在美國也是這樣。“究其本質,我的哲學是作為一種勇敢存在的人的觀念。這個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豐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貴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樸茨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個體主義的信徒。不為宗師,便為虛無。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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