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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
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
夏瑞芳     阅读简体中文版

從印刷到出版

至少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商務印書館穩穩地占據著中國出版業的龍頭地位,而夏瑞芳就是這家企業的創始人,在他生前親手奠定了商務的根基。我們在觀察近現代企業史時,常常會將報館和出版社排除在外,其實企業史的視野應該涵蓋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金融企業以及印刷出版業、報業,夏瑞芳、張元濟、陸費逵、王云五、胡政之、鄧季惺、成舍我……這些名字都應該在企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商務的創始人除了夏瑞芳,還有鮑咸昌、鮑咸恩、高鳳池、沈伯芬等人。1897年商務創業之初只是一家印刷廠,甚至可以說是作坊,只有一臺機印機和兩臺手搖印刷機,原始資本不過3750元,夏瑞芳和二鮑,每人都只有1股,也就是500元,擁有兩股的是一個天主教徒沈伯芬,余下的高鳳池等3人都只有半股。夏瑞芳的一股還是他夫人向一個女同學借的。

他們大體上有一些共同點,都沒有什么資本,沒有官場背景,平均年齡只有20出頭;他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都是教會學校清心小學的學生,是同學、弟兄,有的還是親戚;他們都曾在外國的文化企業做過學徒,夏瑞芳曾在多家英文報館排字,鮑氏兄弟在美華書館排字、制版,高鳳池也出身于美華書館,掌握了熟練的印刷技術;他們都懂一點英文,所以商務一開始就有一個英文名,叫Commercial Press ,因此,每本書后面都印著 “CP”中間加一個圓形的“商”字,如一個沒有底托的大口玻璃酒杯,這個在商標一直用到1950年代初,也算是中西合璧。他們的第一桶金就是編英文教材,并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當時,正值光緒帝號召大臣學英語,上海租界處于急遽發展時期,華人學英語的需要與日俱增,夏瑞芳幾個人都略通英文,敏感地意識到英語教材有市場,因此請信奉基督教的謝洪賚將印度的英文教材加上譯注,以《華英初階》之名于1898年出版,此時離他們創業不足一年。這也是商務的第一本書,初印2000冊,夏瑞芳親自推銷,不到二十天就銷售一空,于是不斷再版、一直旺銷。這是引入中國的第一本成人外語外材,而且加注,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市場。接著又出版了《華英進階》1到5冊,銷路一直很好。

當時杭州新辦不久的求是書院,用的英文教本就是《華英初階》、《華英進階》。少年胡適初到上海,在梅溪學堂讀的英文教材也是《華英初階》。梁漱溟說自己在北京上中西小學堂,學的就是《華英初階》、《華英進階》,蘇州少年葉圣陶也說“我幼年初學英語,讀的是商務的《華英初階》”。

可以說,夏瑞芳們抓住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使商務迅速從單純的印刷業轉向更高層次的出版業,廠址從偏僻的小弄堂搬到街面上,從三間擴大到12間。有人評價,他以總經理而身兼校對,兼“式老夫”[每月月底親自一家家去收帳款],兼采購,兼“出店”[用紙張要乘舢板到浦東的棧房去取],什么事都能做。他也是一個有冒險精神的人,他請人編譯《華英字典》、出版中國第一部語法書《馬氏文通》都是需要膽識的。可以說,這些品質造成了商務成功的第一步。

與文化精英結合

與夏瑞芳打過交道的報人包天笑卻說,他不是中國“舊日的那種老書賈”,“要擴展他的生意眼,忠實于他的事業”,“他的頭腦靈敏,性情懇摯,能識人,能用人,實為一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最主要的長處就是善于識人,善于用人。他請沈知方為業務顧問,每月送車馬費50元,平時也沒什么事,只要求開業務會時來,以備咨詢。他請翰林出身、因參與戊戌變法而被革職的張元濟合作,完全信賴、仰仗張元濟,開創了前所未有的編譯所,從編教材到出雜志,使商務一下子站在了那個時代的最前沿,引領中國出版業的風潮。

英文教材在市場上成功之后,正是中國新學興起的時候,夏瑞芳組織將日本的小學教科書翻譯過來,卻在市場上遭遇失敗,他找張元濟請教,這是他們接觸、結合的開始。1902年,商務成立編譯所不僅是商務歷史上最重大的舉措,也是中國出版史、企業史上一件大事。商務印書館真正完成由印刷業向出版業轉型,這一步就是重要的標志。在夏瑞芳的鼎立支持下,編譯所相繼引入了高夢旦、蔣維喬、莊俞、杜亞泉、顏惠慶、鄺富灼等各方面的人才。

夏瑞芳對編譯所的人員很尊重,“不僅薪金高,而且尊稱他們為‘老夫子’,還讓工友們稱他們為‘師爺’。編輯人員除月薪外,還供給膳宿,甚至茶葉、水煙。張元濟原在南洋公學時月薪100兩銀子,而夏瑞芳給他350元。”

張元濟主持的編譯所不僅提升了商務的品格,也拓展了商務的市場,陳叔通說:“夏是一個有雄心的企業家,夏與張結合才為商務成為一個出版企業奠定了基礎。”到商務三十年紀念時,創始人鮑咸昌在慶祝大會上發言說,“本館由極小范圍,進而至于今日之范圍,誠夢想不到,中間得力于張菊生先生者不少。”與張元濟的合作,可看作是商務進一步崛起的第二步。

中日合資

與日本合資不僅解決了商務擴大業務最急需的資金,在機器和技術上也得到了大大的更新,尤其是核心的印刷技術,若不通過中日合資,很難獲得,更關鍵的,引入在教育上領先于我們的日本教科書模式、理念,作為參考,在教科書編輯環節上,有經驗的鄰邦專業人士親身介入,成為商務教科書在同時代的教科書競爭中勝出的要素之一。

這個決策的最終拍板人當然是夏瑞芳。

1903年10月,商務與日本出版企業金港堂簽定協議,實行中日合資,股本升值為20萬元,日方投資10萬,中方原有折價5萬,再增加5萬。

此時,科舉將廢,各地開辦新學堂,教科書的巨大市場出現在他們的面前,商務啟動編輯“最新教科書”,毫無成例可援,白手起步,日本經驗由此變得舉足輕重。這套教材編得好,離不開參與編輯的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莊俞這些人認真、有眼光,但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兩個日本專家的貢獻,小谷重、長尾槙太郎對編小學課本都很有經驗,他們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從1903年冬天至1904年冬天,至少開過15次圓桌會議,小谷重、長尾槙太郎都參加了,其中一度交流頻繁,13天內就有6次會晤,從蔣維喬留下的日記可以知道,長尾等的教科書編輯經驗給予他們很多寶貴的啟發和借鑒。

除了在編輯上狠下功夫,商務在印刷用紙上也動了心思,采用毛邊紙就是考慮“潔白有光之紙易傷兒童目力”,所以“只求結實耐用,不事外觀之美”。1904年底,小谷重提出,教科書最重插圖,在日本都是請第一等畫手來畫。他嫌商務館的畫手不夠高明,影響了教科書的品質。蔣維喬就同意他的看法。商務接受這個意見,聘請一流的畫家來繪制插圖。

《最新國文教科書》一經問世,不到五六天,就銷完4000冊,馬上再版,發行3個月就賣空。歷時2年,《最新國文教科書》出齊10冊。這套書的署名:編纂者蔣維喬、莊俞、楊瑜統,校訂者:日本前文部省圖書審查官小谷重、日本前高等師范學校教授長尾槙太郎、高夢旦、張元濟。這套書風行近十年,發行了數百萬冊乃至上千萬冊,影響之大,難以估量。商務成為中國出版業的龍頭、全國第一文化機關,奠基于這套內容切近生活、裝幀印刷新穎、面目一新的教科書。

從這個意義上看,商務成功的第三步來自中日合資,外在的新機器、新技術,內在的新經驗、新理念,使商務將其他同時代的同類書局遠遠地拋在了后面,一家獨大,占有了中國教科書市場的大部分份額,并有足夠的資金、人力來出版各種類型的書籍,將文明的種子撒遍中國的土地。包括嚴復翻譯的許多學術著作,林紓翻譯的大量西方小說,都是商務出版的,“譯才并世數嚴林”,這些書打開了中國人的視野,將一個新的陌生的世界放在我們的面前,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商務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今天我們已很難想象一家民營文化企業在一個古老民族文明轉型的過程中竟能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夏瑞芳之死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與合資方金港堂經過反復談判,終于簽約收回股權,商務成為完全中資的企業。當時,日方持股25.2%,折合股金37.81萬元,升值了33.3%,為了收回股權,他不惜多支付12.4萬元。1914年1月10日,他們在《申報》刊登廣告,宣布商務“為完全由國人集資營業之公司,已將外國人股份全數購回”。

然而就在這一天,商務創始人夏瑞芳在總發行所門前遭到暗殺。此時,商務已穩居中國出版業的領軍地位,在印刷技術、出版數量、質量和聲譽上都沒有一家可以匹敵,有名的學者、作家都以在商務出書為榮,借商務的網絡將自己的著作發行到各地。這一年,夏瑞芳只有43歲,此時離商務創立已有17年,已完全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前景一片燦爛。

喪禮極為隆重,編印有哀挽錄線裝一厚冊,祭文,追悼文章、挽聯、帳子,外地唁電等文字收錄極完整,商務董事會決定為他建一銅像,家屬婉辭勸阻,建議根據他生前熱愛社會公益的精神,將此款贈送學校、幼稚園、孤兒院。十二年后,1926年8月8日,慶祝商務三十年紀念大會舉行時,會上決定還是要為他立銅像。

當年1月31日,商務董事會關于收回日股給非常股東大會的報告說:

本公司創業于光緒二十三年,資本甚微。至光緒二十九年,有日商糾合資本來申開設書肆。本公司彼時編輯經驗、印刷技術均甚幼稚,恐不能與外人相競,乃與之合辦。資本各居半數,即各得十萬。并訂明用人行政一歸華人主持,所有日本股東均須‘遵守中國商律。資本既增,規模漸擴,利益與共,辦事益力。自是以來,吾華人經驗漸富,技術漸精,嗣后增加股份亦華人多而日人少。至民國二年[底],華人股份已居四分之三,日人股份僅得四分之一,即三千七百八十一股。日本股東對于公司毫無干涉,遇事亦無不協同維持。

……但同業競爭甚烈,恒以本公司外股為藉口,詆排甚力,公司因大受障礙。即如前清學部編成中學書,發商承印,獨不與本公司,謂其有日本股之故。近來競爭愈烈,如江西則登載廣告,明肆攻擊;湖南則有多數學界介紹華商自辦某公司之圖書,湖北審查會以本館有日本股,故扣其書不付審查。如此等事不一而足,此不過舉其大概。每逢一次之抨擊,辦事人必費無數之疏通周旋,于精神上之苦痛不堪言喻。故由董事會議決,將日股收回。此事關系重大,本應召集股東會籌議辦法。只因商機宜密宜速,故由董事會担負責任,先行議決。此事應請股東原諒。

……此項收回日股均系夏總經理苦心經營,乃得達此目的。不意大功告成,本公司可免去同業傾軋最為有力之一題目,朝登廣告而夏總經理即于是夕在公司門首遇害。此誠公司最不幸事,想眾股東聞之亦必惻然者也。

夏瑞芳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點的,在1910年上海的橡皮風潮中,他擅自挪用公司流動資本,導致嚴重經濟危機,因為合資方日本公司的幫助才得以度過難關。張元濟寫給股東信中說:“從前本公司辦事,不能盡按法律,致粹翁屢為外界牽累,公司亦大受影響,以后宜按照法律,及嚴定辦事權限,保全公司,亦正所以保全粹翁也。”就是婉轉地批評夏瑞芳。

曾在商務工作多年的胡愈之說,主使暗殺夏瑞芳的是做過滬軍都督的陳英士。鄧云鄉也說是陳英士指使人干的,十五六歲的馬車夫奮勇追兇,一直追到泗涇路,兇手被巡捕抓獲。起因是1913年“二次革命”時,閘北寶山路一帶是商務編譯所、工廠、宿舍集中處,又是華界,一旦發生戰爭這里就要遭災。為了安全,夏瑞芳聯合其他商家請租界的萬國商團到閘北出入口布防,陳英士的武裝不能從南市迂回到閘北,陳向商務借軍費也遭拒絕,所以懷恨在心。“先警告,后動手。”鄭孝胥當時日記說,夏遇刺前已接到警告書,“此即黨人復閘北搜扣軍火之仇也。”

兇手在租界會審公廨供認有人出巨資雇他殺人,經審問,此案背景復雜,兇手被槍決后,商務方面也不敢追究幕后主使人。到1917年,張元濟還在日記中說,自己不主張追查,此事于夏無益,于夏夫人有損。開創商務百年事業的夏瑞芳就這樣倒在政治暗殺的槍口下。

 

2012-01-10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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