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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理解工業化的重要和困難的人,沒有資格評論中國近現代史
不能理解工業化的重要和困難的人,沒有資格評論中國近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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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天涯社區

看歷史,大勢重于細節,數據重于故事。如果研究所謂“康乾盛世”只糾纏于什么“九龍奪嫡”、宮闈陰謀、秘聞野史,卻對小冰河氣候、玉米紅薯的引種擴展、攤丁入畝等一無所知,這不是歷史學者,而是三流網絡寫手。

在我看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大勢就是“工業化”,順此大勢就是正確的,除此以外什么主義都是假的。因為只有工業化的中國才不會重陷絕境,不用以血肉長城去抵抗鋼鐵洪流,不用為裹腹口糧徒勞地深耕日削益瘠的耕地……而在歷史迷局中的當事者已經為“工業化重要和困難”付出了慘重代價之后——國府無視了“重要”,土共輕視了“困難”,我們回顧、研究這段歷史時依然犯同樣的錯誤就太不應該了。

但是,在對紅松實木家具的價格望洋興嘆的今天,確無法想象當年的“老解放”居然是用三寸厚的上好紅松板做貨廂,原因僅是因為鋼材缺乏;在担心果蔬農殘的今天,也無法想象看到整片整片莊稼被鋪天蓋地的粘蟲(或蝗蟲或稻苞蟲或……)吃得精光,卻只能手捉腳踩木板拍,原因僅是因為沒有農藥。在追捧不用化肥的有機食品的今天,也無法想象當年最主要的水稻病害竟是因缺肥缺水引起的胡麻葉斑病……

所以,某些人最常犯的錯誤就是以現在的情況去揣測當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態去指點江山,仿佛工業化可以神賜天降,似乎龐大但落后的“無法對外競爭”的工業就毫無意義,好象“世界主流是和平發展”我們睡著也能和平發展。

工業化的基礎

不提國防軍事、獨立自主、殖民經濟、抽血貿易這些“高大上”的東西,只談小民之天——糧食。

根據《中國歷代糧食平均畝產量考略》(余也非著),我國歷代糧食畝產最高是明清時期,北方平均畝產為1.302市石(小麥,折65.1公斤),南方平均畝產為2.604市石(水稻,折130.2公斤)。考慮到北方耕地遠多于南方的情況,數千年以來,全國平均畝產一直遠低于100公斤。

而且明清時期的這個“高產”是在全國人口約1億多,耕地總量不超過10億畝,人均耕地尚在5畝甚至10畝以上,仍有大量山林草地未開墾的情況下取得的。

為什么我要提示這一點,因為僅以作物最重要的3種生長元素之1——氮計算,每生產100公斤稻谷約需吸收純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約需純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麥約需純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當于人或豬糞尿(標準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糞尿腐熟肥約1000公斤,或綠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約不施肥的2畝綠肥產量)。而這分別大約是2個成人,或0.2頭豬,或0.2頭牛全年的“產量”(折為標準腐熟肥)。同時應注意到,雖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豬牛等大牲口遠高于人,但是1頭牛需20~30畝的草地或耕地(秸桿)提供飼料。所以,在小農經濟下,農戶養殖豬牛等大牲口數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況下,能擠出來種植綠肥或保留為提供飼料的山林草地面積也是有限的;所以農業社會的農戶“獲得”肥料的能力是極為有限的。

換而言之,在農業社會,以自耕農最為理想的情況:人均5畝耕地,每戶6人30畝耕地60畝柴草山,飼養10頭豬2頭牛,而糞尿收集、腐熟、貯存、運輸、使用過程中的遺失、流失、揮發等損失僅以50%計算(實際僅貯存過程中不加蓋密封就將揮發損失約40%的氮),其“提供”的純氮也僅能維持3200公斤的糧食產量。即使能精耕細作每年擠出1/3耕地輪休種植一季綠肥,最多也就3700公斤糧食產量。而農田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生態系統,物質的輸入和輸出應該平衡,否則系統就要退化、崩潰,表現為土壤退化板結,地力下降,減產甚至絕收。所以在化肥問世之前,無論有多好的水利、良種、良法,木桶效應就決定了農業不會有高產。也就是說在農業社會、小農經濟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約24億畝)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總量(約12億畝),全國糧食總產極限為:1.2億噸,合理供養人口為:3億人。

而在“盛世”之后,必將因人口指數性增長導致人均耕地急劇減少,進而導致大牲口減少使土壤肥力得不到必要補充而下降,再進而導致畝產下降;人口增加畝產下降又必將導致耕地不能輪休反而必須連作、間套作,甚至出現圍湖造田、毀林開荒等行為,竭澤而漁的后果是短期內糧食總產能有所提高,但必將進一步加劇土壤肥力下降的速度……這種飲鴆止渴的惡性循環,在工業革命以前是個無解的局。人口在指數性增長,人均耕地卻日削益瘠,最后一旦“四海無閑田”,就必定“農夫猶餓死”,饑荒、瘟疫和戰亂成為必然和殘酷的“解決方案”。

近代又如何?

雖然有所謂的“黃金十年”,但重工業的凋零讓工業化的光明依然與中國農村農業無關。

《民國年間山東平原區的耕作制度變遷》一文在談耕作制度變遷的同時也談到了30年代(民國工農業生產最高時期)北方農業水平最高,戰亂最小的山東的單產水平。“民國《館陶縣志》載:包谷,上等地畝產130斤”最肥沃的土地也只能畝產玉米65公斤。《膠濟鐵路經濟調查報告》載“邑中地土膏腴”“山東省最富裕的縣之一”的桓臺縣小麥“水澆地每畝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澆地每畝收量百余斤”,平均單產約80公斤。

《河北省面粉產業發展概況》載:“1949年,全省小麥產量90.1萬噸,占糧食總產量的19.3%,平均畝產只有37公斤。”

向稱“湖廣熟天下足”的湖南,《第一章 糧食作物-岳陽市情網》載:“民國25年,稻谷豐產,共產稻谷60多萬噸,除平江只能自給外,其余各縣均有稻谷輸出(華容15250噸,岳陽13910噸,臨湘275噸),尤以湘陰為多(3.5萬噸),湘陰縣年輸出量在全國居第三位,華容縣居第八位。民國時期,華容縣注滋口,湘陰縣南大膳、白馬寺、鐵角嘴,岳陽縣城陵磯、新墻、黃沙街、筻口等地是稻谷的主要集散地。1949年,水稻播種面積296.27萬畝,總產稻谷546460噸,畝產僅184公斤。”

魚米之鄉的蘇州地區,1948年《淀湖區主要農作物產量調查》記載:“石浦鄉種植水稻16740畝,單產111.35公斤,小麥2530畝,單產37公斤,大麥1060畝,單產30公斤,油菜10790畝,單產37公斤,蠶豆560畝,單產38.1公斤。”

《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引用國民政府農林部統計手冊數據,列明民國糧食畝產1936年最高,稻355斤,麥151斤,玉米194斤。

民國時期以縣為單位的大面積水稻單產最高時也不曾高于200公斤,全國糧食平均單產最高時也不曾高于100公斤。

農業發展的4個基礎:基本完善的重工業體系、完善的農科技術研究推廣體系、完善的農田水利體系、集約化和適度規模化經營,最終都只能依靠工業化來實現。中、印這樣的大國,不可能依賴進口別人的工業化成果來解決糧食問題、農業和農村問題。

當中國人口增長到了10億,連絕大部分柴草山都已開墾為耕地后人均耕地也不足2畝,作物秸桿既不能還田也不能做飼料而只能成為做飯的柴火的時候,農業社會、小農經濟的中國已經走到了萬劫不復的絕境。

這不是危言聳聽,光、熱、水、土資源均好于中國的印度,在進口1000多萬噸化肥后2011年平均單產100公斤(來源)。如果中國現在只有這個單產水平,糧食總產將不到2億噸,人均口糧只有140公斤,即使再多的“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最公平最理想的糧食分配方案,最慈悲最無私的外國援助也阻止不了大饑荒的發生!

重工業之重

1、什么是“工業化”?

首先“工業化”不是農業社會的手工作坊,也不是買一些機器開工就是工業化,而是有充分的計劃組織和系統管理,并達到一定的規模,進行按照工業化生產規律的系統生產,形成社會化“有組織的機器體系”才是“工業化”。

工業化”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包括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包括對小農經濟(自然經濟)的破壞和社會化大生產大市場的建立。它以工業發展為基礎卻又不僅局限于工業發展,所以工業化提升的是整個經濟基礎(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和社會。

例如:在經濟結構上,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1949年為1:2,1978年變為3:1,現在為5:1。在稅收比例上,農業直接稅占比1950年為39%,1979年變為5.5%,現在幾乎為0%。在就業人口上,以城鄉劃分就業人口,城市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例為1952年12.0%(2486萬人);1980年24.8%(10525萬人),較1952年增長323.4%;2010年較1980年再增長229.6%達到34687萬人。以三次產業劃分就業人口,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例為1952年7.4%(1531萬人);1980年18.2%(7707萬人),較1952年增長403.3%;2010年較1980年再增長183.4%達到21842.10萬人(這已是有史以來世界最大規模的工業人口)。

這就是工業化。

百度百科:“工業化通常被定義為工業(特別是其中的制造業)或第二產業產值(或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以及工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比重不斷上升的過程。工業發展是工業化的顯著特征之一,但工業化并不能狹隘地僅僅理解為工業發展。因為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

2、重工業體系的重要性

對于一個獨立的大國而言,工業化核心——重工業體系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也不為過,可惜在1949年以前,中國自己的民族工業在此方面基本是一片空白。最大的出口居然是豬鬃、桐棬油和鎢礦石,僅有的規模工業是機制面粉、火柴和棉紡業……至于什么“官府號巨輪”之類的神話最好不要提,這種美國提供圖紙、材料、器具、工程師,中國提供船臺和苦力的“制造”是真正的制造?更關鍵的是在此之后,真正的工業化應該有兩個特征,1、量的噴涌而出,2、質的持續進步。不同于“躍進號”之后有“東風號”“長風號”及眾多的“風”字號萬噸級散貨輪、有“遠望2號”、有“向陽紅10號”……“官府號巨輪”卻是“下面就沒了”,這樣的“制造”能證明什么?證明中國1920年之后就不需要巨輪了?就不屑于學造巨輪了?

3、鋼鐵

1949年中國產鋼15.8萬噸(人均300克),連全國每戶一把鋤頭也滿足不了;產化肥0.6萬噸,全國每畝耕地只有4克,比一盤菜的味精用量還少;這樣的工業基礎加上水利工程失修等原因直接造成了全國平均單產僅70kg。

到1980年,僅以抗旱排澇所用的農用抽水機為例,全國已擁有258.3萬臺農用排灌電動機289.9萬臺農用排灌柴油機,合計520多萬臺(國家數據)。如果全部進口,給個良心價大中小均價100美元,至少需5億多美元。

5億多美元!

我用這筆錢的1%來建廠自己造不更好?這東西到70年代連社隊企業都在生產,既解決剩余勞力問題,又工農業全面發展。

不過這也有個前提,就是國家工業化達到一定程度。否則原材料哪來?技術工人哪來?運輸物流怎么辦?別的不說,520多萬臺抽水機,至少需硅鋼等各種合金材料共50多萬噸,這已是超過民國“黃金十年”產鋼量10年總和或1949年產鋼量的3倍!如果依靠進口以粗鋼計價也是約2億美元。

4、化肥

推而廣之,化肥等農資同樣如此。1949年中國化肥人均產量僅為“幾乎夷為平地”的日本的1/700。在1973年“四三方案”整廠引進合成氨工藝以前,國產氮肥確實質量差成本高,但也一步步的積累擴張達到了年產上千萬噸。關鍵是如果沒有前期的技術積累和特種鋼工藝的突破,“四三方案”不能自建配套設備的話,至少要多花50億美元,也更談不上80年代因合成氨工藝的仿制、擴散成功,氮肥和糧食產量連年增長的大好形勢了。

《尿素合成塔制造工藝》(來源)第二頁就談到“我國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制造尿素合成塔,起初為雙套筒的結構,一九六八年開始制造Φ800mm內襯Cr-Mn-Ni(A4)雙相不銹鋼小型尿素合成塔,生產能力為80噸/天。一九七0后全國建有33個這樣的尿素廠,全部由國內自行設計和制造。一九七五年以后,從國外開始引進13套年產48~52萬噸的大型尿素生產裝置,尿素合成塔的內徑為Φ2100mm~Φ2800mm不等,從一九八三年開始,我國也開始自行設計和制造大型尿素合成塔,并對原有的中小型尿素合成塔進行改造……”

此外,化肥生產還需消耗2~5倍于產出量的海量石油、天然氣、HCl、H2SO4、HNO3、NaOH、Na2CO3等基礎化工原料,而農藥生產工藝更為復雜,所需的一甲胺、苯、氯乙酸甲酯等基礎原料多達數百種,消耗量甚至可達產出量的10倍以上。

中國1949年化肥產量0.6萬噸(折純)糧食總產1.1億噸,30年后上升到化肥產量1269.40萬噸(折純)糧食總產3.2億噸,再30年后上升到化肥產量5704.24萬噸(折純)糧食總產5.7億噸。請各位自行估算一下這幾個數據背后所代表的3個時間段的工業能力。

依靠一步步的技術積累,一步步的規模擴張,1980年中國鋼產量終于從連每戶一把鋤頭也保障不了的15.8萬噸增長到了3712萬噸,并以此為基礎,化肥、農藥產量數年內先后超過蘇、日,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而現在已經占世界總產近50%。

數千年來的小農經濟從不曾有100公斤以上的平均畝產,僅憑“包產到戶的積極性”是不可能把糧食平均畝產從1949年的70公斤提高到2013年的350公斤以上。這實際是得益于在建國初就勒緊褲帶流著血汗搞工業化,得益于因工業化而來的7億噸鋼6000萬噸化肥(折純)200萬噸農藥(原藥)1250萬噸的良種,400多萬噸農膜。

民以食為天,重工業之重,莫過于此。

5、輕工業

再推而廣之,輕工業同樣如此。都說戰后的日本“幾乎夷為平地,物資限量供應”(《日本經濟白皮書》:“配給的實績,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個”),可是中國1949年人均僅有日本人均硫酸產量的1/280、人均燒堿產量的1/70、人均鋼產量的1/140、人均化肥產量的1/700……決定了中國如果不大力發展重工業,將不僅沒有國防工業,而且也沒有真正自己的輕工業,將繼續使用“洋火”、“洋胰子”、“洋釘”……中國這樣的大國不可能依賴進口海量的硫酸、燒堿、鋼鐵等原料來實現工業化。無論是抽水機、化肥、農藥、自行車及各種工業品和工業原料……

稍有眼光的人都應知道,即使不談什么戰略、安全等,僅從長遠經濟效益出發,中國巨大的消費規模就決定了只要沒有技術和政治因素的阻礙,經濟模式絕對只能是“租不如買、買不如造”

輕工業必須以重工業為基礎,所以“租不如買、買不如造”就必須大力發展重工業,但在僅有15.8萬噸鋼、4萬噸硫酸的當年也就只能勒緊褲帶。因為,而寶貴的外匯只能用于關鍵技術設備原料的進口,所以要造化肥就只能“肥皂火柴限量供應”,要造煉鋼爐、鐵路、尿素合成塔就只能限制“低技術高利潤的自行車”等生產……在重工業基礎未初步建成前不可能放手發展輕工業,甚至只能壓制輕工業,盡量讓重工業的產品(如鋼、化工原料等)專用于重工業的自我壯大。

如果把工業體系看作一棵果樹,重工業可視為果樹長大長高的“營養生長”,而輕工業就是開花結果的“生殖生長”。國民要從果樹獲益,只能收獲“生殖生長”而來的果實,但是在幼樹初植時,忍一時饑渴,讓幼樹“營養生長”更快更好肯定是明智之舉。

工業化的困難

大國工業化的核心是重工業,而重工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要等民間自發地發展重工業,即使是在沒有外來干預破壞的情況下也將是極漫長的過程。如英國,1733年工業革命以紡織工業開始,到因紡織工業的擴張、紡織機械的改進和對運輸的需求開始驅動重工業大發展卻要半個多世紀以后了,直到進入19世紀后英國的鋼鐵產量才出現迅猛增長。如果后發工業國家都象英國這樣等待重工業“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只能是等到花兒都謝了,大家永遠只能跟在英國人的屁股后面吃灰。

所以,在中國、日本、韓國、德國、蘇聯這樣的后發工業化國家,初期都無一例外地以國家為主導“超前發展”重工業,人為加快工業化進程。

如德國的克虎伯,其生產、發展一直在德皇威廉二世視野中,甚至其家族繼承也要親自安排。

再如現代日本產業支柱的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日本對其的稱呼是“政商”,它們的起源就是官營的兵庫造船所、長崎造船所和日本郵船會社,全是國家投資建成后以幾乎白送的價格“賣”給財閥,再以優惠政策扶持,甚至直接以國家力量協助其從中國、朝鮮和國內掠奪而成長壯大。例如八幡制鐵所《寄生于中國的日本八幡制鐵所-財經-鳳凰網》

工業化主要的困難有:

1、資金問題。

重工業投資巨大,僅一個鋼鐵廠就動輒數百萬美元,還要配套鐵礦、煤礦、電廠、鐵路、港口……

例如,漢陽鐵廠用白銀500萬兩(時約折300萬美元),是當年清政府年收入(約0.77億兩)的6.5%。日本設計指標年產6萬噸鋼的八幡制鐵所,耗用1920萬日元(折合白銀1280萬兩或860萬美元,甲午賠款),占當時日本政府正常年收入的24%。通常建設每萬噸鋼產能需100~300萬美元(1910年美元),但因我國鐵礦石品質差,絕大多數礦山為30%以下的貧礦(美、澳、印多為60%以上的富礦),且共生復合礦石多、礦體復雜,不利于開采和冶煉,不鄰海交通不便等原由,單位投資遠高于正常情況。如攀鋼的建成就是以成昆鐵路和釩鈦磁鐵礦冶煉工藝研制成功為前提。前30年結束時,我國1980年3712萬噸的鋼產能至少須投資100億美元(1910年美元),或800億美元(1980年美元),僅此一項就占前30年GDP總和(以當年匯率折算為2.80萬億美元)2.9%。以政府財政收入占GDP平均比例30%估算,也就是說占到了前30年財政總收入近10%。(這可能也證明了當年的GDP因統計、計算方式、“冬修”“民辦”等無償低償勞動和各種原因存在被低估的現象)

重工業的建設資金之龐大,以傾國之力尚有不足,真的不是誰都投資或能下決心投資的。

而且,即使漢陽鐵廠能以最理想的情況:順利投產并年產1萬噸鋼,能以進口鋼鐵的售價出售(時價每噸30余兩白銀約折20多美元),以23兩白銀的成本計,也需60多年才能收回投資。

如此巨大的投資和漫長的資金回籠時間,極易受時政影響的特點,都決定了普通私人資本在毫無政治背景和經濟、技術基礎的情況下不可能進入重工業。

即使以國家而言,以中國之大,人口之眾,工業化所需的天文數字般的資金,在時間緊迫,卻既不能靠外援,也無法殖民掠奪,工商自行擴大再生產能力極弱小的情況下如何解決同樣是大難題。

2、技術問題。

剛從農業國起步時,技術問題只能通過海量的投入來解決,引進-消化-積累-研發-創新,循序漸進、時間漫長而且絕無捷徑。這就必須由國家來解決兩個問題:扶持和保護。

工業化初期的產品必定是技術落后、價高質劣,讓蹣跚起步的幼稚產業不經積累和成長就貿然“面對外部競爭”完全是天真無邪的想法。即使90年代以前的韓國也是高度嚴格的貿易保護主義《獨裁、外援、血汗-韓國經濟奇跡的前世今生-鳳凰財經》。

舊中國唯一能在重壓之下成長的重工業企業——永利铔廠,其基礎是技術(侯氏制堿法等)領先世界,但是,作為農業國的中國初創的重工業能有幾個領域有這種領先世界的技術?

事實上即使到了1949年,依然是“中國的文盲率大約是80%,而且被視為識字的20%的人當中,已經包括了那些只認識幾百個中國漢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為半文盲的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頁,表3及下方文字)。全國5.4億人中,大學生不過14萬人(其中文科生約占80%),各種技術人員不足5萬人(含見習生),工業(含土木工程)科研機構不過區區32個(歸并后共21個),甚至遠不及當時美國一個“托拉斯”雇傭技術人員的數量。

所以,在這樣一個農業社會的基礎上,中國的漢陽鐵廠、日本的釜石田中制鐵所和八幡制鐵所初建時都屢屢失敗,經數年至十多年的改造方能勉強產鋼,但依然價高質劣。

20世紀初在進口鋼鐵每噸售價30余兩白銀的情況下,漢陽鐵廠的鋼鐵因質量太差,以低于成本的每噸23兩白銀出售都無人問津,生產陷入困境,到“黃金十年”甚至已不能產鋼,淪為日本八幡制鐵所的廉價原料基地。而日本,釜石田中制鐵所最初生產的釜石鐵同樣被評為“品質惡劣,價格又高”100磅重的價格2元30錢,而進口鐵只有1元左右。以至于大阪炮兵工廠用于海岸炮的炮彈鑄造材料時,不得不加一道精煉工序,稱為“釜石再制鐵”。即使這樣日本政府依然堅持采購,直到八幡制鐵所建成后并入國營的日本制鐵。

后發國家工業化初期的產品如果沒有國家違反“市場規律和自由貿易原則”的“循私”采購和庇護,重工業的發展必定舉步維艱。

事實上,正因為北洋及國府的不聞不問,漢陽鐵廠很快就深陷衰敗虧損之中;最終在“兵荒馬亂”的一戰和“黃金十年”(鋼價漲至每噸100美元以上)這本應是鋼鐵業利潤最豐厚的時期,卻被日本以國家力量巧取豪奪,淪為八幡制鐵所的廉價原料產地;這充分證明了國家扶持和保護對重工業的重要性。1921年,中國產鋼7.7萬噸,為北洋時期最高年產量,當年日本86.5萬噸。1934年,中國產鋼5萬噸,為國府主政時期最高年產量,當年日本384.4萬噸。

3、勞動力

對原有的農業社會基礎進行徹底大改造,使其能為工業化提供市場和具一定文化的勞動力更是大難題。

現代工業是一個龐大完整的體系,較農業社會其產業關聯鏈的長度和緊密度完全是天壤之別,其社會化大生產大市場的特性要求必須對原有的農業社會基礎進行徹底大改造。

明朝民營冶鐵廠年產百噸“大廠”已是經營擴張數十年的成果,而現代鋼鐵廠一爐就有此數。一年生產數十萬噸鋼鐵打鋤頭、菜刀肯定是用不完,小農經濟的田野上突兀出現的孤單工廠結局只能是倒閉。所以要等重工業“自然而然”地發展起來所需的時間是極為漫長的,根本不可能實現日本20世紀初和中共執政后20多年內鋼產量200、300倍的增長。所以必須由強勢政權大力“殖產興業”,破壞封閉保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有計劃有步驟地把整個國家納入工業體系之中,規劃好、建設好輕重工業的上游和下游的比例和配套關系,把新增加的產能用于新的鋼廠、鐵路、汽車廠、船廠、及農業的發展……

對原有農業社會基礎進行改造和工業化進程,是互為基礎,相互促進的關系。如果對原有的農業社會基礎的大改造不成功——也就是說,如果依然是封閉保守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工業原料基地沒有建設,農資相關技術沒有推廣,農村的市場沒有建立,農村基礎教育沒有普及不能提供具一定文化的大量勞動力——工業化就不可能推進。

歸根結底,資金、技術、市場、具一定文化的勞動力,這是中國要盡快工業化所必須提供的4個要素,而民間工業力量的柔弱幼稚、工業化的社會化大生產大市場的特性,和時間緊迫性決定了我們和其它后發工業化國家一樣,只能依靠國家來代替“民間自發”解決其無法逾越的困難。

毫無疑問,以國家為主導“超前發展”人為加快工業化進程,肯定有種種“并發癥”。各國最為普遍的是一定時期內重工業比例過高,盤剝過度,誘發大躍進、米騷動、大罷工等等,及重工財閥在經濟危機中為了市場和利潤綁架國家“軍國化”,蘇聯也因未及時配套發展輕工業而崩潰。

但是,“超前發展”并不是“拔苗助長”,當其造成“超前”的欠缺因素(如生產力和科技素質)可以在新機制下較在舊機制下更好更快地成長,“超前發展”就是可取的,正如明治維新。而“并發癥”也并非不治之癥,完全可以通過及時追加配套輕工業、調整積累/消費比例來根治,果樹長大長高到一定程度就應該開花結果了。

更何況,沒有誰的工業化進程可以在康莊大道上唱著歌開始,都只能以無數血淚和挫折在黑暗和荊棘中摸索前進,英法美德俄日……概無例外,區別僅是能否讓殖民地“幫著”流血。

最關鍵的是,歷史已經沒有為我們留下更多的時間和選擇余地。受限于自然環境,當年的中國竭盡全力地開荒,圍湖造田,圍海造田,毀林造田……依然無法遏制人均耕地的急劇下降。在前30年中,中國只有兩條道路:

一種是“無為而治”什么也不干就不會犯錯誤;“與民爭利、盤剝農奴”肯定是招人罵的事,在耕地潛力未盡前不“瞎折騰”肯定大家都可以寬舒幾年,有了余錢時再辦廠修堤賑下災,然后輕松寫意地沉醉在小農經濟的田園牧歌中,然后人均耕地越來越少,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另一種是最大限度壓縮消費和最大程度地盤剝農業,把資金集中起來,冒著犯錯誤背罵名的危險,勒緊褲帶,流著血汗,在人均耕地降至2畝(1974年)以前盡快工業化,至少要有最基礎的重工業體系。

后面這條道路在提高了工業化速度的同時也極大地增加了工業化的難度,對執政團隊從核心到中層到基層的凝聚能力、策劃能力、掌控能力、號召能力、組織能力、執行能力、應變能力等,乃至國民素質都有極高的要求,稍有偏差不慎即是大錯(如大躍進),這也是二戰之后新成功的工業化國家廖廖無幾的原因。

用戶對此文的評論:

因為工業化很重要,所以只要是打著工業化的招牌,就可以不顧一切不擇手段,只要當政者是主觀上在推動工業化,不管在這個過程中犯了多少錯誤、造了多少孽、甚至客觀上拖慢了工業化的進程都是可以理解和應該體諒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跟樓主討論了幾次,請樓主先明確一點:我們從一開始的分歧就不在于要不要工業化,而在于用什么模式去實現工業化起步。我一開始是反對人民公社這種模式的,后來有所動搖,認為人民公社有其必要性。

即使是認同人民公社這種模式,也不等于認同毛附加上人民公社模式之上的所有手段和他其他倒行逆施的作為。

請樓主先捫心想一想,比如三年大饑荒等等災難,是不是工業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在推行人民公社的過程中,能夠參考其他人的正確意見,比如反冒進、彭黃張周,工業化的進程是不是可以更快,可以不用付出那么大的代價?如果毛不瞎折騰,政治清洗運動一個接一個,工業化是不是可以順利些,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1、首先感謝你能一直以理性的態度討論,從未口出惡言,并能在討論中認同我的一些觀點,這種理性與思考是很多人都不具備或不愿具備的。

事實上,只要你認同工業化的重要、困難與緊迫性,人民公社有其必要性,我們就已經沒有分岐。

因為從第一個帖子起,自始至終,我都一再地明確:大躍進、三年大饑荒等等災難肯定不是工業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在推行人民公社的過程中,能夠參考其他人的正確意見,比如反冒進”,工業化的進程肯定可以更快、更好。大躍進和文革中的過左過激政策肯定是嚴重錯誤,理應受到指責。

但是,鑒于歷史人物在歷史迷局中的局限,主政者的追隨集團的利益局限,和政治人物、政治斗爭的復雜性,這種理想中純潔的政治局面、完美的工業化進程是否真能在地球上(任何國家)實際存在,不在我們討論范圍內。

2、不是我墜入了魔障,而是某些“治史者”墜入了魔障。研究近現代史專注于枝末細節,秘室私語(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聽到的),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為“英雄”可以造時勢,僅憑謊言陰謀就能左右歷史大勢。諸如:“國府敗于:臉皮不夠厚,心腸不夠黑”,幾個“老農民”甚至在為地主鳴冤,為小農經濟叫好,犟著脖子說“包產到戶解決了吃飯問題”,仿佛工業化可以神賜天降,似乎龐大但落后的“無法對外競爭”的工業就毫無意義,好象“世界主流是和平發展”我們睡著也能和平發展,只要生活水平不及臺灣就一切都是失敗,“自然而然”地糧食畝產就會增長,等等。本文實際是為他們而發。

3、再次聲明,理解工業化的重要和困難,并不是說當政者在推動工業化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就不可指責,我只是希望真正的客觀理性的“治史者”在回顧那段歷史時,不要以現在的情況去揣測當年,以事后孔明的心態去指點江山,以圣人的標準去要求當政者永不錯誤,毫無權力欲。

死于“櫻田門外之變”的井伊直弼“嗜權如命”“殺人如麻”,但日本鎖國自他而終;拿破侖曾因個人權位而稱帝殺戮,但他仍是法蘭西的驕傲;克倫威爾踏著民主派、平等派、掘地派眾多無辜者的鮮血走上護國主、國王的寶座,卻為英國開啟了兩百年輝煌。

可以指責,但要公平。

4、任何國家的重大變化都必定有其(至少是部分)群眾基礎和需求,沒有凡爾賽體系就不會有希特勒的上臺,沒有工業基礎和啟蒙運動就不會有法國大革命,沒有烏克蘭東西的歷史隔閡和現在的經濟衰退就不會有流血分裂,“陰謀家”只能點燃導火索,制造不了火藥庫。只有順勢而為的“英雄”沒有造時勢的“英雄”。

實際上在當年戰爭陰云徘徊不去的情況下,面對貧困落后的現況,所有真正的中國人都有著強烈的危機感和責任感。所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都曾對大躍進大加贊賞,后來甚至又推動了“洋躍進”,卻因立場、眼界、思考不同而和毛澤東在部分問題上有不同觀點。如果你是同時代的人,怎么敢肯定誰是“正確意見”?

身為歷史迷局中的當事人,誰敢象“事后諸葛亮”一樣肯定地說誰是“正確意見”,就是最適合中國國情,既不過激也不保守?大躍進錯了難道沒有赤字、四平八穩的穩妥經濟就一定正確?就如現在的土地制度改革,上上下下十多套方案,誰都有一大批支持者,誰都有一大堆道理,甚至有無數利益集團的喉舌在吶喊,但是誰過激誰保守?誰可行誰利多誰弊多?誰敢說某個方案就把一切變數都考慮完了?在政策沒落地見效之前誰敢肯定?

所以,我雖然認為1980年人民公社應當以“自愿參加、自主經營、政社分離、民主管理、形式多樣、因地制宜”重組為新型集體經濟組織而不是全面解體,但我絕不會惡意揣測,把三農問題看成鄧小平之罪,而是非常尊重他。

5、在現有的工業國家中,中國的工業化過程是難度最大,速度最快,代價最小的。多看看英、日、韓的經濟史可以明白很多東西。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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