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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陶斯亮: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人物】陶斯亮: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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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記得有次,李訥談起《父與子》,說她最喜歡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趕快找來此書讀,方知巴扎洛夫是個虛無主義者,當時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孩子,怎么會喜歡一個虛無主義者呢?


共識君按1991年1月,《中華兒女》雜志刊出陶斯亮所寫的《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一文,一時洛陽紙貴,雜志一印再印,各種文摘報刊更是蜂擁而上。四位“公主”的不同命運令人唏噓不已,導演謝晉還曾產生了拍攝一部名為《紅色公主》的電影的沖動。


之所以引起這么大的反響,我想,這是因為她們的背后,是一段每個中國人都應該銘記并引以為戒的共和國歷史,它關系到每個中國人的命運,正如陶斯亮所言:“我們生在這樣的家庭,命運都把握不住,有時被拋到天上,有時被拋到地下,何況中國的一般老百姓。”有誰希望重蹈覆轍?


十多年過去了,仍有不少人苦苦尋覓這篇文章,而還有更多的80后、90后對此一無所知。鑒于此,共識君特將此文刊出,以饗讀者。


一、“紅色公主”


我是不愿翻閱舊相簿的。那永遠逝去了的過去,有著我太多太多的快樂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觸動它,就像那些陳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嘗了。


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興奮了,竟將相簿統統抖落出來,在床上攤了個橫七豎八。我打開了其中的一本,紙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黃,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照片。


照片上的那個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氣,那雙清澈透明、無憂無慮的眼睛,似乎總是在憧憬著一個七彩的夢。“難道這是我么?我曾經這么年輕過么?”我反復莫名其妙地問著自己。就這樣信手翻著,翻著,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幀照片上,就再也移不開了。


這是張極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陰天,整個照片顯得烏涂涂的。照片上的四個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涼的深圳羅湖橋頭,時間是1961年元月。




照片上的姑娘衣著樸素,甚至顯得土里土氣的,即便是在以樸素為時尚的60年代,像這樣的女孩子,也不會吸引行人投來一瞥的。


然而,她們卻使我怦然心動,使我百感交集。一種從久遠往昔被喚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連現實也變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議。是的,是的,我很難將照片中的這四個女孩子與今天相聯系。


她們是誰?她們的過去是怎樣的?如今她們又在哪里?好,讓我一一來做個介紹吧。


最左邊這個,像個土改工作隊女隊員似的,是當時被稱之為“紅色公主”的李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再過來的陜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葉群的女兒);第三位像知識分子的是聶力(聶榮臻的女兒);頂右邊這個像女子鉆井隊長的便是我。那時候的我們是多么年輕,多么健壯,又是多么的純樸啊!


二、聶榮臻之女聶力


先說聶力吧!她的經歷是很獨特的,她4歲就陪母親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戰爭環境的惡劣,她的父母只好將她寄養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舊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村娃一樣,在風里雨里、餓里凍里長大。稍大點又去紗廠當童工,就像夏衍寫的《包身工》那樣,瘦小的身軀負荷著超強度的勞動,倍嘗人世的艱辛,度過了苦難的童年。


直到十二、三歲才回到父母的身邊。待我見到她時,她已從蘇聯學成歸來。她畢竟不同于我們這幾個半大不小的中學生,她已經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一頭柔發很適度地燙了邊,小翻領的深色衣裝更是增添了幾分成熟和穩重,白皙的皮膚和紅潤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和富有朝氣。


她待人親切真誠,性格溫厚開朗,什么時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風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歡她。她這年在廣州留園與丁衡高結婚,我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我從未見過這么隆重又這么簡單的婚禮。


說簡單,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結了婚,日常的裝束,沒有喜宴也沒有賀禮,唯一體現喜慶的是一張大紅紙,不知哪位老帥在上面寫了首賀詩,內容卻忘了,依稀記得詩里含有丁聶的名字。


說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為有一半以上的元帥(還有許多的將軍)參加了這場婚禮。聶力的婚禮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從此后我不羨慕婚紗和喜宴,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擺脫傳統的現代意識,是真正的灑脫!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書,直到粉碎“四人幫”,再也沒有見過聶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間的境遇。兩年前,有次我與錢老的秘書通電話,她正好在旁,聽說是我,就接過電話聊了會兒,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熱情而誠摯的,依然頗有大姐風度。


前年2月份,我陪媽媽去看聶伯伯,本以為能見到她,卻不想她開會未歸。雖然聶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軍高級將領了(聶力是我軍五個女少將之一,以后晉升中將)。但仍尊崇著中國傳統孝道,一直陪伴在年邁的父母身邊,盡管只住一間小屋子。聶伯伯雖已90高齡,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著一身綠軍裝,使你感到這是位至死不會脫下軍裝的老軍人。



聶榮臻和聶力合影


去年元月我陪媽媽去廣州參加陶鑄塑像揭幕式,聶帥曾給媽媽一信,信上寫道:現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鶴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傷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樸素而又飽蘸著感情的語言啊!這次見聶伯伯,他又感傷地說:“廣東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親),客人(老帥們)也不在了,還去干什么呢?!”望著衰老的聶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紅了眼睛。


是啊,廣州銘記著父輩們的革命情誼,也保留著我們這一代人的友情啊!聶伯伯請我們吃晚飯,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極了!我往饅頭里使勁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臨別時,聶伯伯拉著我這個好吃鬼的手說:“下回請你吃涮羊肉!”


聶伯伯啊,但愿還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見到聶力姐姐!


三、“當毛澤東的女兒太苦了!”


而我和李訥則同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高我一級。我在校園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樸素,總是短發齊耳,身著藍制服,足蹬黑布鞋。那個時候,騎英國鳳頭車,戴瑞士表是很時髦的事情,然而李訥騎的是國產車(好像是飛鴿牌),戴的是國產表,她總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不像我們這些女孩子,總喜歡三兩成群嘰嘰喳喳的。


后來,我們相識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時候,我回廣州探家,她也來這里看望父母。江青見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無憂無慮,就會咧著嘴笑,于是說:“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訥太早熟,太憂郁,太拘謹,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讓我跟李訥一塊玩,于是我和李訥成了朋友。


李訥只年長我一歲,那時也不過是初中學生,但是她讀書之多,學識之淵博,思想之深刻,見解之獨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則完全不像她那個年齡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將自己減去10歲,我感到自己是那樣的孤陋寡聞和幼稚淺薄。我經常瞪大眼睛聽她講各種各樣的書里的故事。


從她那兒,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經》不僅可以讀,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書。記得有次,她談起《父與子》,說她最喜歡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趕快找來此書讀,方知巴扎洛夫是個虛無主義者,當時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澤東教育出來的孩子,怎么會喜歡一個虛無主義者?


又記得,有次李訥帶著幾分憂郁又帶著幾分茫然對我說:“我將來不是成為最好的人,就是成為最壞的人!”這話更是讓我迷迷瞪瞪,在那樣一個清明盛世,當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難道還存在著別的可能嗎!李訥這些話,給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


李訥告訴我,父親給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訥于言”的意思。她確是訥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響,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總是提防著人們的指指點點和說三道四。紅墻的阻隔,使她不能與同齡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獨的。過分的謹慎和壓抑,久而久之,使她變得愈發孤僻,郁郁寡歡,容易緊張甚至怕見生人。


表面上,她從不把自己當作父母的小寶貝,相反的,她總是用一種與她不相稱的親昵,稱江青為“小媽媽”,而我自然是“小亮亮”啰!恐怕還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這種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內心深處還是極需疼愛的。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癥,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懷和疼愛,卻又不能得到滿足而委屈和傷感造成的。


有次,我們翻閱畫報,看到一個女郎的特寫,她有著一雙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訥久久凝視,神往地贊嘆:“多么純潔!多么美麗啊!”不知為什么,30多年來,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卻了,然而這個細節,這件粉末點大的事兒,卻使難以忘懷,為什么呢?噢,也許是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窺視到了李訥內心對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壓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殘酷的地步。


那個時候我們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會打扮自己的,可有時會一口氣扎上四個蝴蝶結,紅橙黃綠地頂了一腦門。每次李訥見我,總要笑嘻嘻地說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實很難看)。可是她自己,從來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辮子,不允許自己渾身上下有任何一點色彩和美麗。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訥,她帶我去見她父親。毛澤東望望我的花裙子,對李訥說:“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為什么不也穿花一點呢?”但是李訥始終不肯脫下她的藍制服,一輩子將自己裹在灰暗之中。


也就是這次,李訥指著墻上并列掛著的列寧和毛澤東的像,對我說:“列寧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她對父親的崇拜。但同時又有點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詞匯多了去了,為什么李訥獨獨選用了這么個詞匯呢?



李訥和毛澤東在香山


后來,我們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學,起先還通一段時間的信,她的字寫得熟練娟秀,令我自慚形穢,因為我爸老說我的字像“鬼畫符”,沒人能看懂。至于內容么,則記不清了,無非是些小大人般的問候鼓勵罷了,可惜這些信“文革”中都丟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經開始,我從上海來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訥的小窩拜訪。她的住所與毛澤東的宅院一墻相隔,是座樸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間屋子。一進門,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書架,奇怪的是這些書架的擺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樣靠墻而立,而是像圖書館藏書室那樣占據了房間的大半個空間,只是在一個小角落里放著一張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幾樣簡單的家俱。什么沙發,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鏡,什么裝飾擺設……統統沒有。


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喚,她不過去吃飯,有時趕不上開飯就啃燒餅泡方便面。我還是在她那兒,第一次見到方便面這種新型食品的呢。生活過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點同情。


我想到我們家,每當開飯的時候,老老小小圍一大桌子,連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熱鬧啊!我想到在我們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嬌、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撐了可以躺在沙發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腳丫滿處跑,睡午覺時也不洗腳,找張報紙往床上那么一墊……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訥幸福,幸福得多!“當毛澤東的女兒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別時,李訥送了一只長毛絨玩具小狗給我,還是外國貨呢!那時這可是稀罕玩藝,我自然是珍愛有加。


我又一次見到李訥是在1966年國慶節的晚上,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焰火時。那時她已是《解放軍報》聯絡員了。她依然是熱情的,拉著我的手說:“走,去看看爸爸去!”


我們走進休息室,見毛澤東正坐在一張大皮沙發里吸煙,他身穿綠軍裝,頭頂一顆紅星,領展兩面紅旗,十分的威武。我興奮得心嘣嘣跳,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么?”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么,陶鑄的女兒”(他將“鑄”念成“巨”)。頓時我騰云駕霧,飄飄然不知所以了。


后來,毛澤東走下天安門城樓,來到金水橋邊,席地而坐,緩緩地抽著煙,微笑著望著對面廣場上如癡如醉的百萬民眾歡樂的場面。李訥也拉著我隨人流下來了,我倆站在離毛澤東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這一著名的歷史鏡頭。“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們該有多幸福啊!”李訥緊緊挽著我的手臂,興奮地說。


在五彩繽紛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發現李訥一反往日的拘謹和憂郁,她雙目放出我從未見過的光彩,面孔因激動而容光煥發,發自內心的喜悅使她變得美麗起來。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歡呼雀躍,另一方面又暗暗有點驚訝:“女兒對父親也能崇拜到這般地步嗎?不是說親人眼里無偉人嗎?”


我最后一次見李訥,卻是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場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劉、鄧、陶”,我站在喧囂的人群后面,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父母受盡凌辱,卻一點辦法也沒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這時,偏偏在這時,我突然看見了她!


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著這一切,儼然是來“視察”的樣子。不是不久前還親熱地叫“陶鑄叔叔”嗎?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回去后,淚流滿面地找出了那只長毛絨小狗,傷心地將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訥的一段友誼,就這么隨著小狗的落地而中斷了。但是這許多年來,我卻一直在有意無意地關注著她,我總能斷斷續續、時淺時深地聽到一些關于她的情況。令我有點驚嘆的是,她的命運,正是她悲劇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劇性的,她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這條既定的人生軌跡。難道她真正飛黃騰達過嗎?尊貴顯赫過嗎?我懷疑,即使有也是稍縱即逝的。


不錯,她當過幾天北京市委書記,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來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親的去世,母親的倒臺,政治上的失意……她幾乎從中國消失了,被人遺忘了,直到最近幾年,才又開始傳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結了婚,愛人老王是位離休老干部,愛好書法和國畫,這倒是與李訥頗相投的。李訥病愈后分配到中辦秘書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雜志上刊出李訥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樸素得讓人無法容忍。


李訥并沒有像她當初斷言的那樣,她既沒有成為最好的人,也沒有成為最壞的人,也沒有去當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個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的人,屬于那種憑工資過日子的人,既要為油鹽柴米房租水電而操心,又要為孩子上學看病坐車而犯難,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樣貯存幾百斤大白菜。


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輪車拉回來的。每當毛澤東的誕辰和逝世紀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樣,排在長長的隊列中,靜靜地等候進紀念堂去見父親一面,然后隨著隊伍出來,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擠公共汽車的人流中……當我聽到這些情況時,不知為什么,心里酸酸的。


講給友人聽,有的感嘆同情,有的則說:這有什么!挺好,就應該這樣!不管怎么說,我仍要為李訥的回歸而慶幸,做一名普通人(實為正常人),難道不是李訥當年所向往的嗎?難道不是她那偉大的父親所期望于她的嗎?比起當年的“紅色公主”來,我覺得今天的李訥更值得我尊敬。


四、“黑人”林豆豆


再說林豆豆。我第一次見她大概是1953年,在廣州石碑子弟小學。那時她也就八、九歲吧,她和她弟弟,兩人都是濃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誰的孩子。


小時候的豆豆既沒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潑,也沒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總是靜靜地用兩只黑黑的大眼睛看著你,一副認真專注的神態。不知為什么,我對第一次見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記憶猶新。大概是由于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樣兒,使我覺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


以后也斷斷續續見過她幾次,但她總不愛說話,老是緊緊抿著小嘴而大睜著黑眼睛,我感到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嬌氣,加上大了她幾歲,也就更不介意這個一號首長(在東北時林彪是一號首長)家里的小金豆了。


以后,依稀聽說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憂郁癥,同她的媽媽鬧別扭,懷疑自己不是葉群生的。再后來,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則成了“黑幫子女”,我們之間有若天淵之別,自然更談不上任何聯系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風呼嘯,大雪紛飛,街上早早就絕了人跡。突然門鈴響起,“像這樣的天氣,又這么晚了,誰會來呢?”我好生詫異。只見進來的是一男一女,兩人全穿著臃腫的軍大衣,戴著大皮帽,足蹬大頭鞋,像是從北大荒來的,又像是復員大兵。那女人揭開皮帽,天吶!竟然是豆豆!然而當年那個嬌弱憂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著的是一位文弱樸素的,沉穩謙和的,既便訴說自己的苦難,臉上也掛著平靜微笑的中年婦女。


她告訴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審查關押了幾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親自過問下解除監護,分配到河南鄭州一家工廠任科級干部。不知為什么她竟然沒有檔案(據說轉丟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結論是什么?不明確;她的轉業手續是哪兒辦的?不明確;有事向誰反映?不明確……


由于沒有檔案,也就沒有以往的一切憑據,因此她上不了戶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證,也領不上工作證,調級增加工資更是輪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遺忘在那間小屋里了。



林豆豆


然而另一些人,一些無聊之輩,卻不斷來騷擾她。每天都有幾個討厭鬼來窺視她,有的干脆破門而入,只為看看林彪女兒是什么樣。另外還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計想從她嘴里掏點秘聞什么的。“他們就像看動物園里的動物一樣。”豆豆苦笑著說。


然而我感到悲慘極了,中國人的好奇心怎么這樣殘忍!“我覺得實在很難過下去了,每天沒有一點安寧,所以我來北京上訪,接待站一聽說是我,都不敢理,說我的事他們管不了。東碰西撞的,連碗熱水都沒有喝上,這么冷的天,這么晚了,上哪兒去呢?想想還是上你這兒來了。”


但是豆豆,還有她那位忠誠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點茶水,就冒著嚴寒走了,消失在風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幾年過去了,這是開放改革成交最顯著的幾年,幾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還暴富發了橫財,然而豆豆的工資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張清林是90元),由于長期生病住院,這點錢也主要用于醫病了。


他們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爛爛,冬天更是奇冷無比。他們買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紙箱放置東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電視機。


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間依傍在農藥廠廢水排泄溝旁,有毒的化工廢料對她的身體損害很大,她患了“過敏性結腸炎”,每天腹瀉不止,長期不愈。這樣的身體狀況,這樣的經濟狀況,40多歲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這些是一位去鄭州看望過豆豆的同志講給我聽的。他說:“豆豆都變形了。”


1988年,中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聽說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開始了。我深信,在經歷了這一切的磨礪之后,她會變得成熟,永遠告別了往昔那位嬌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五、結語


至于我本人,這30年來經歷了“紅”與“黑”的變化,弄得“不紅不黑”或者說“又黑又紅”。在當了20年醫生后,又突然改了行,棄醫從政!而全部理論住所就是“樹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沒有?不管怎樣,敝帚自珍吧!


凝視著照片上的我們,每個人眉眼都是舒展開來的,但是仔細端詳,又會發現,在我們那個年輕的臉龐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親的特征了,是不是那個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日后每個人的命運了呢?


然而命運,命運究竟是什么?是詩人的無病呻吟,預言家的占卜,心理學家的測算,還是老太太們的迷信?命運是物質的嗎?它存在于遺傳密碼中嗎?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種功能嗎?命運是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嗎?是空靈神秘無法把握的嗎?……啊,什么時候我能真正透徹搞清楚,命運究竟是什么?規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會學的范疇中應該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


聶力、李訥、豆豆,人生聚散無常,有生之年,我們還有機會再合一次影嗎?


(1990年8月)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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