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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
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
愛思想的青年     阅读简体中文版

文/李海鵬


有時候你會遇到對你來說特別的事,那就像地震,在相當遙遠的地方剎那間發生了又消失,可它制造的漣漪持續不停,最終久久震撼了你的生活。機緣湊巧,我的那一樁就發生在初窺生活堂奧之時。


先告訴你另一樁吧。高中時我有個沉默的女同學,身材普通,眉毛很濃,眼神郁悒,極不引人注意。課堂上她不會舉手,班會上回避發言,沒有朋友,形單影只,像塊吸墨紙,稍愉快些的光線照到她都會顯得唐突而化為無形。


1989年夏天,我們學校跟札幌的一所高中成了友好學校,來了一個師生訪問團,所有人都擁去了日語角,我回到教室時看到她獨自坐在座位上。她好似永遠粘在了座位上。那時每到周末,她父親都來學校宿舍接她回家,她總是與之爭執,百般不愿。


我們只看了個莫名其妙,內心陰暗的男班主任卻發覺事情蹊蹺,逮住她逼問出了隱情。原來這姑娘的母親去世得早,幾年前她父親開始強奸她。算起來,也就是我故作倦怠的少年之態之時。


后來我設想過如果我是那老師,在那年代會怎么辦。我沒有答案。無論如何,那老師很沉得住氣,找到那禽獸父親,警告他不要再來找她,也不許逼迫她回家,交換條件則是不予揭發。罵了一通我操你媽的你他媽的還是人嗎之類的,自不必提。


那父親乖乖地接受了這個條件又違反了約定,因此隨后那老師把這事當作班級必須處理的麻煩,交代給教室后排的幾個流氓。他們把那父親揍得服服帖帖,這件事就圓滿解決了,沒人受傷害沒人進監獄,一切都好,就像酒盅里的火苗口交般愉悅地舔著酒壺。


那女孩繼續沉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很少挪動,仿佛稍一起身就會泄露那個班里包括我在內共有七個人知道的秘密,直到兩年半后考上三流大學——重要的是它在外地不在S市。


離開我們那種地方何其重要,我們心知肚明,覺得她這下子可以開始新生活了。


誰料到,那個班主任既做了功德一樁,便有些得寸進尺地作為恩人和導師,給那女生寫起信來。某封信被也是我們學校考去的一個女生偷走了,她瘋狂地想知道一個五十多歲的男老師和他的女學生說了些啥。她發現了啥?什么都沒有,除了一個變得慈悲的老家伙“你要鼓起人生的風帆”之類的絮絮叨叨。


失望之余這女生編造了一個師生戀的故事傳播了出去。然后在讀了兩個多月大學之后,某個下午的英語課上,第一個姑娘好端端地坐在教室里,突然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喊叫,從此就瘋掉了。我聽他們學校的一個見證人說起過這件事。他說,可嚇死我了,整棟樓都聽見了,那得多瘆人,你自個兒琢磨吧。


我能琢磨啥?我琢磨事情本來可以不這樣,可以完全不這樣,也可以不完全這樣。我琢磨最終有什么她一直竭力控制的東西,在腦子里炸開了一片白光。我不知道后來情形如何,不知道那女生是去了精神病院還是哪兒。在十九歲,剛剛得知這個故事的那個暮色漸濃的時刻,我只是琢磨也許那個把親生女兒操瘋了的老家伙,懷著無限的痛苦與悔恨把她接回了家,這下他可以操個夠了。


S市人都是瘋子,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那種為了喝杯熱酒把酒從酒壺倒進酒盅,點燃酒盅烤那只酒壺,酒壺還沒烤熱,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燃燒的酒盅一飲而盡的瘋子。聽來也許言過其實,可至少那時候,他們就是那樣。即便如今,他們的特質也保留著,還將長久保留,只不過不那么顯性罷了。我們這些千里求生的移民的后代,在躍出藩籬、彼此踐踏方面真是才華橫溢。


不早不晚,劉婭楠就出現在那時候。1998年,在電臺播音間的昏暗光線下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知道她是不快樂小姐的一員。當時她十七歲,穿淺棕色羽絨服,內襯灰色毛衣,扎著頭發,看人會低頭,面孔幼稚,就是當年十七歲女孩的樣子。


可很難解釋原因,可能是神情所致,我有一種感覺,她有某種與年齡極不相襯的老舊的氣息,更像某個年長女人年輕時的拙劣仿制品。任何人都能感覺到她與人格格不入。


如今我已經不太記得她的容貌了。姿容秀麗,肯定的。看上去未經人事,缺乏信心,隱隱抗拒。她缺少我后來見過的不快樂小姐的特征。她很正常,安靜。


她是來投稿的。那時我主持一個夜間節目,任務是拖慢節奏念幾封表達思念或悔意的信,制造一點兒臨睡前的傷感。我大概缺乏那個行當所需的才能,不過那種節目正在黃金時期,即便做得馬馬虎虎,我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歡迎。


多數人會寄來他們寫給某人的信,多半是寫給戀人,少數人才會登門投稿。當時她向我敞開心扉一角,也許是因為這節目的特色所致,也許是因為她知道,我感受到了她那不是快樂不起來而是拒絕快樂的波長。


她的信是寫給一個小學同學的,以“張婷,你好”開始,以“希望你也記得我們一起做手工作業的日子”結束,無非離開家鄉之后再沒相見、你還好嗎之類。無論如何,她把那封平淡而寂寞的信放在一邊,從毛衣口袋里拿出一個錢包大小的迷你相冊——相冊封皮上印著千紙鶴——決定讓我看看她的畫稿照片。


那些照片令人不適。那類似于戈雅的一個時期,還有某個我不記得名字的法國版畫家,或者真正有繪畫知識的人了解的其他的什么人。她畫的是怪物在吃掉一個孩子之類的東西。有的血淋淋的,有的看得出來是墳墓。要是你想到她是個孩子,那么你會忽略掉那不夠高明的筆觸色彩,從心理層面嚴肅地對待它們。我確定我的待客笑容凝固在了嘴角。


我問她,為什么要畫這些?你覺得自己有心理問題嗎?她似乎被我的坦率嚇住了,點點頭,說有吧。這些畫會讓人不舒服,我告訴她。這句話過界了,她的眼神明顯熄滅了一下,變得警覺、疏遠。


我們還聊了一些什么,不記得了。我肯定開導了她一番,雖是無用的廢話,態度口吻卻想必讓她感到安慰。對于不快樂小姐,我要比一般人更有耐心些,甚至懷有一種葉公好龍式的愛心。畢竟,更年輕的人的不快樂我也曾深有體會。然后她就離開了。


這是下午的事。當天晚飯后我去打了幾局斯諾克——那時我正對斯諾克入迷。按照分數大小,干脆利落地將一只只小球從巨大的臺面上清理干凈很有成就感,球落袋的聲音令人滿足,又給我一種冷靜、睿智、橫掃千軍的錯覺。斯諾克不同于九球——當然,更高級。圍著球臺走動時你忽然像個洋派紳士。畢竟那時候沒人知道什么是紳士,而我才二十三歲,做著當時可謂浮華的工作。


換言之,我是那種完全不可能準備好應對當天的夜間節目里出的那種岔子的主持人。這個晚上,我讀了兩封信,然后接聽電話,打進來的照例是多情少男孤獨少婦之類。


節目中途,一個男人打了進來:“喂,喂,我沒啥要參與的啊。那啥,翡翠宮發生槍戰啊。我通過貴熱線爆料一個突發新聞啊,請你幫我插播一下。目前翡翠宮夜總會發生槍戰,大批警察已經趕來,一場警匪火并看來已經不可避免。S市的各位聽眾朋友啊,插播新聞啊……”


當年電臺還鼓勵聽眾通過熱線報告新聞,可這一次,這家伙的興奮讓我不安。我透過隔音玻璃看著導播,想讓他決定怎么辦,卻看到他在打盹,等他猛然驚醒切斷電話時為時已晚。我們讓接入電話的紅燈閃爍了51秒,無線電波在冬夜中已經傳遞得無遠弗屆。導播圓瞪著眼睛,意思是“操,糟了”。我們只能繼續接聽電話。


忽然之間,每通電話都開始談起翡翠宮的槍戰來,我應付一兩句,導播便迅速切掉。我們的窘態顯然刺激了一些深夜無法成眠的家伙,他們開始像喝醉酒的驢子一般撞過來。“喂,我說,別光槍戰哪,兄弟啊,我這兒看見一個原子彈啊,就在蘇家屯!”一個家伙說。


我知道自己惹了一個麻煩,雖然還不知道它有多大。我開始討厭那種幽默感。


早班開始,電臺里就已經有人在談論我的岔子,那樁新聞更是盡人皆知。事實上沒有什么槍戰。那天晚上,一個叫“四哥”的黑社會頭目,指派一個家伙在翡翠宮的頂樓抓住了老板,警察圍困了翡翠宮。那家伙是個死士,開了兩槍,前半夜殺人,后半夜自殺。我是當天夜里不慎發出消息的幾個人之一。


不論當天是否處于那種狀況,我都沒有想再次見到她。我沒有期望這天中午就接到她的電話。那時我有一部摩托羅拉大哥大,像塊小磚頭,算是新銳人物的身份證明。她打了這電話。“我在你們樓下對面的電話亭,你能下來一下嗎?”她問。


那是11月,我們懂得天空的顏色暗示著漫天大雪正在醞釀之中。電臺院子里,吃過午飯的人們正在離開食堂回宿舍午睡。在他們的臉上,流露出在如此嚴寒而難熬的季節,卻能享受統一五毛錢的餐費的慶幸而滿足的神情。


電臺門口橫著一輛黑色起亞轎車,兩個家伙從車里鉆出來,把我截在了門口。單看他們的樣子你就知道他們是干什么的。兩個人都很年輕,站姿故意歪向一側,一臉邪氣。“你就是著名節目主持人那誰啊?”其中一個問,然后當著担負保衛電臺任務的警察的面,抽了我一記耳光。“四哥聽說你了啊。”


這家伙的毛皮帽子掉在了地上,露出了大背頭。那帽子與更早時期的棉帽子樣式相同,只是把栽絨換成了毛皮。那年冬天每個混黑社會的或者假裝混黑社會的家伙都戴一頂這種帽子。那家伙彎腰撿起帽子,極有耐心地撣著土。我等他戴好帽子,斜睨了我最后一眼,鉆回轎車之后,才右轉去咖啡館。


哈瓦那咖啡館是那時我們這般S市時髦人物去的地方。我們坐在火車座上,我一側臉頰火辣辣的疼。夏天挨一下耳光其實不算什么——單從生理層面上說——冬天就難受多了。“找我干嗎?”既然她不說話,我只好開口問她。


劉婭楠開始講她的身世,講得艱難,時斷時續。最初她在S市的新民縣像別的孩子一樣長大,然后父親的患病去世打斷了一切。她母親很美,但是多病,性格柔弱,幾年前成了縣里一位領導的情人,這位領導如今已上調S市出任高官。


她母親多病——她反復說到這一點——因此她們母女的生活重心就是維持住與高官的關系。高官自有家庭。那位母親向來找不到什么活路,何況如今到處都在下崗失業,她們一定要維持這個關系,無論付出什么代價。


“包括我自己要付出的代價。”她說。她挪了一下咖啡杯子,又挪回來。

我仍能在臉頰上感到殘留的麻木感,可也不至于惱火,畢竟在S市,抽人家一記耳光和被人家抽一記耳光之后,都只有一種態度是正確的,那就是若無其事。我問她能不能講得清楚些,她不說話。某個似曾相識的陰影讓我不安起來。


我做了幾個洗臉的動作,舒緩一下神經。我決定告訴她一個故事。“我大一的時候,遇到幾個高中同學,他們跟我說了一件事。”我開始把那個高中女生的故事講給她聽,最初講得猶猶豫豫,后來順暢起來。我告訴了她所有我知道的,除了那姑娘瘋掉的結局。我說,類似的事情我聽到過不止一樁。


我沒告訴她,可是那一樁不同,因為我認識那姑娘,不得不時常回想起她的臉。我問她,她的事情是不是與此相似。她點點頭。我問她,是不是她的繼父。她又點點頭。


我能說什么呢?運氣不錯,現在我們有了高中女生故事的又一個版本了。


這個版本是這樣的:父親去世后,劉婭楠變得非常緊張——她沒有說自己“緊張”,但描述出的狀態完全是那樣。她跟別的小孩再也不一樣了,童年中斷了,年齡稍長些,也不曾經歷知慕少艾。她的生活就是看著母親眼色行事,保住與高官的關系。


現在她想吐露這一切——她沒說“吐露”這個詞,但她表示了這個意思,她需要這個,雖然很難。她從來沒對人說過這件事,除了現在跟她住在一起的那個姐妹。


在新民縣,她母親認為自己與高官是相愛的,至今依然如此。那是她成為情婦的理由。她母親總是對了解他們的事情的人說,自己與高官有心靈感應,他想什么她知道,她想什么他也知道,心有靈犀。總之就像是他們可以拍發心靈電報之類的玩意。


有天晚上,她出去的時候,心靈電報失靈了,她沒有感應到高官正強奸她的女兒。那是劉婭楠初一時候的事。這持續到半年前為止。半年前高官安排她讀了一家住宿的美術高校,可是她沒上什么學,是學校里畫得最差的。她已經離開那學校了。


沉默片刻,我問她為什么把這些告訴我,她說覺得我可以信任。我問她既然不上學,那么在干嗎。她說,就是在玩吧。這時我決定告訴她第二個故事。


我說,我曾有另一個女同學,她總是騙別人說自己父母離婚,繼母對她如何如何不好,惹得別的女生哭紅了眼睛。可是最終,大家發現這一切都是編造的,她的父母根本沒有離婚,更沒有什么繼母,她虛構了整個故事。


有時候,一些還在青春期的孩子會編造些拙劣的故事,來騙取他們真正缺少的東西,比如編造自己家里的富有來獲得一些敬畏,編造離奇的經歷來吸引注意力,編造某個愛好來增添一點兒魅力,或者最普通的,編造不幸來獲得一些愛。


在S市,這種編造被籠統地貶斥為吹牛。可是誰又不吹牛呢?借由一杯又一杯酒,人們把編造的習慣延續終身。只有置身其間,你才知道人生何其虛幻。


劉婭楠搖了搖頭,不是的,她跟那個女生不一樣,她說的是真的。她從口袋里拿出千紙鶴相冊,給我看她母親的照片。那母親的神情,手上的動作,倚在酒柜前的脆弱的樣子,看上去就像落入水中準備抓住漂來的第一根木頭——給我如此感覺。當然,這只是照片而已。這事情我當時無法確認真偽。


后來,我知道劉婭楠的故事是真的,但真偽已經變得不再重要。我開始想,這終究是個“慕氏時代的故事”。這我可以稍后解釋。我不是非把自己遇到過的事跟某個時代聯系在一起不可,也不是要歸咎于什么,甚至于對那時代不無理解之處。但是不在那個年代,不在那個地方,這一切是不會發生的。


“那,”我說,“你的事,你沒告訴她?”“她知道。”那時我還會對這樣的事感到匪夷所思。


“那,她還要繼續跟你繼父的關系?”“她跟我說,你就當是報恩吧。”就是這樣。繼父出現在這種故事里,總會比生父好一些。我想是這樣。


她問我,跟她回她住的地方,怎么樣?我不記得自己是否跟她說過,如果我去她家,那么只是去她家。她是個孩子,我對不快樂小姐的興趣也并非那種。在我們走去她住的地方的路上,我腦子里想的并不是她,是某些抽象的東西。


就像有維多利亞時代、鐮倉時代、戡亂時代一樣,S市的那個時期也可以叫作慕氏時代。至少我是這么想的。慕氏是我們當時的市長,那個激變時代的明星人物,改變了整個城市。那是S市的工業建筑與燈紅酒綠奇怪地組合在一起的年代。慕氏是真正的市井無賴。他后來病死于監獄。


沒有人比我們更了解這如何發生。這種人的征服力我們深有體會。在酸菜白肉、酒和嚴寒之外,是對放肆無忌的深深激賞,定義了何謂S市人的靈魂。


那時還有所謂的風月場所。我們身處當時當地,對一切了然于胸。不可能有人比我們更了解那種建筑為何樣子奇怪,沒有窗戶,堡壘一般,門縫里透出粉色的燈光。至于內情,你不會真的想聽。難忘的年代,嗯?奇詭之城。若不是我尚不曾像如今這般回望過去,那一切本該有些驚悚的味道。


色情,需要談這個。


要問我們,20世紀70年代生人,在可叫作靈魂的那個地方,從當年繼承了何種對于性的態度,并不容易回答。我琢磨過這個問題,想到的最接近的答案是“過度”。小學有個時期我媽不讓我玩跳棋,可我總是跟一個伙伴在暗中玩,不惜跑去各種隱蔽的地方,次數一定超出了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然后有一次突然吐在了棋盤上。那是一種放縱、惱恨之感,夾雜著歡樂。我們對于性的感覺中,被迫繼承了的部分與此類似。沒有字詞能準確描述它,它只是“X”感覺。


無妨承認,我也去過風月場所。電臺里有個叫孫中堂的家伙,為大家提供安全情報。你可以理解為當時有一個隱形“公司”在管理著一切。孫中堂是風月場里的CIA,我們都依賴他的情報。


好吧,那時我們一分鐘內就會見到十幾個裸體姑娘。魚水之歡不費什么錢,主要開銷是酒。洗浴中心的那種我沒試過,那會尷尬得沒法進行。我去過唱歌喝酒的地方。“下班沒?嫖娼去不?”真有人互相這么問。那跟“老四季抻面吃不”是一樣的。


歡場上趣聞頗多。如果你多嘴問小姐是哪兒來的,她們多半騙你說,白城的。白城是吉林省的一個地方。反正莫名其妙,一夜之間所有的小姐都變成了“白城老妹”。這種事越來越向黑色和滑稽演進。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家伙一面讓小姐撫弄著那活兒,一面問,你見過的雞巴有一土籃子沒?你知道土籃子,就是我們在小學勞動課上挖土用的那種柳條籃子。


我停止了這種——怎么說呢,1/2淫冶生涯。有人找我,我推脫掉。“X”感覺。


無論如何,我曾認識一個奇怪的三陪小姐,她的父親,繼父,是某個高官。


回想起來,劉婭楠帶我回她住的地方,就是為了找個安靜的地方告訴我這個。咖啡館太吵了。“其實我也不是在玩兒,我現在是,”她頓了頓,說,“做三陪的。”


她不是為了讓我震驚而故意停頓,但還是起到了效果。那間客廳,劉婭楠與人合租的房子中的一間,在天色映襯下,比她的面容更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記憶里。后來,我一想到那間屋子就回想起驚訝之感。她說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客廳里沒有地板,是水泥地,干凈冷清,也稱不上簡陋,考慮到地段,租金應該并不便宜。屋頂有臺吊扇。我坐在沙發上,她搬了把椅子坐在對面。如今回想起來,那天的感覺是什么呢?那一切太冷清了。茶幾上沒有待客的水,沒有水果,沒有音樂也沒有別的聲響。什么都沒有,只有兩個人相對而坐。


劉婭楠說她去陪酒,脾氣很壞,喝醉了就要罵人。是的,她常常罵人。那誰給你錢呢?我詫異地說。也無所謂,她說。我記得她又重復了她對錢無所謂的意思,反正她向繼父要錢。


我們應該聊了不少,畢竟那是一下午的時間。肯定聊到了她的男朋友。她有個男朋友,是她在那學校時的老師,有家庭。我在想那這就像一次車禍帶來另一次車禍。她猶豫了一會兒,“他不是騙我的。”如今我記得的只有這些。十七歲的姑娘這么說可不意味著什么,我想。


然后,這孩子正在糾結要不要陪客人睡覺。“我不陪客人出去。客人有要求,我不做。可也就是現在還沒做吧,我想。”她依舊說得遲緩、艱難,“也許哪天就做了。其實,我覺得就快做了。也有可能永遠不做吧,反正要是不做就永遠不做,要做就最近吧。”我記得她這么說。


我猜你在別的什么地方,不會遇到一個高官的繼女會考慮這種事。她看上去脆弱,對平常的東西頗為警惕,卻又在危險面前缺乏警覺。她處于毀滅邊緣,我這么告訴自己。我遇到了這么一個姑娘,就像撿上了一個麻煩。漂流籃子里的嬰兒,或者什么東西。按照電影情節我該拯救她了。可我也知道,這只是她決定對什么人吐露秘密的一天。我只不過恰好是那個人而已。


我離開前,她的室友回來了,臉色疲憊木然,跟她匆匆打了個招呼,立刻鉆進了臥室。


“她就什么都做。”劉婭楠說。


那時姑娘們在歡場上是有無形等級的,前三等分別是歌舞團演員、大學生和來自整個東北的美女們。劉婭楠大概是第四等。我想她的室友該是第六等。


我走到夜色漸濃的小區門口,等著出租車。那兒有個家伙,外號“趙主席”,每天都站在雜貨店門口擺著中國人民都熟悉的姿勢,像揮別又像打車,等人給他錢好買酒喝。這時他買到了酒,仰著脖子喝著。畢竟有人實現了心愿。


夜里我照常主持節目,風波好似已經過去了,又有人打進電話來再正常不過地哭泣。


次日下午,我讓孫中堂帶我去見四哥。在S市惹上了麻煩,向來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就是找你身邊離黑社會最近的人。在北市場,我問魚販有沒有更大的胭脂魚。“有再大一點兒的我把腦袋給你。”魚販說。那位老四,人稱四哥,在S市赫赫有名但沒多少人見過的人物,按照孫中堂的說法,深居簡出,愛好不多,最大的樂趣就是踱著步子,讓他的胖臉在魚缸背后時隱時現。


孫中堂開著起亞——如果你混得好又沒有好到開林肯,那么就會開起亞——帶我去腫瘤醫院。他告訴我,四哥罹患肝癌正在住院。“快到點兒了。”他說。他的意思是四哥行將就木。


“也該死了,老流氓不行了,活著也是給人打工。”孫中堂跟我抬著魚缸爬著醫院的樓梯,說,“你記著我的這句話,兄弟,你永遠記著我這句話——時代已經變了。”


我們沒見到四哥,病房門口的幾個家伙攔住了我們。他們在走廊上擺了一個棕色皮沙發,面前是張茶幾,上面亂七八糟地放著煮雞架、烤雞頭、人頭馬、金表、匕首和一把短筒獵槍,還有一大盆雞湯,上面漂著香菜。


他們舒舒服服地坐著,就像在自家客廳里。其中一個家伙是個癱子,看上去不到三十歲,娃娃臉,坐在旁邊的輪椅上,似乎是其中的頭目。他們叫他“九哥”,當然也許是“酒哥”之類。后來我再沒見過這個人,但聽說他接手了他們的生意。


抽我耳光的那個家伙正在那兒,他嗤笑著,表示四哥不會親自處理我的事。“長眼睛看不見九哥在這兒是不?”他非難我們。這等于說這事歸九哥處理。“沒機會認識九哥,第一次見。”孫中堂賠笑。“誰你都認識你還是你?”那家伙說。


走廊里光線昏暗,九哥坐在陰影里,面部模糊。輪椅上的雙腿顯然萎縮了,腿上放著一只小鱷魚皮包,我猜里面裝的也許是把槍。他正在喝著那瓶人頭馬,拿著酒杯的手一指,我和孫中堂隨之站在他對面,后背貼著走廊另一側。


“我電臺的,真沒想到有幸見到九哥。”孫中堂惶恐地說,把我惹上麻煩的經過講了一遍,強調我不懂事,單純,不明白翡翠宮牽涉廣大。“我老跟著四哥,八七年在三中就特別鐵。九哥我老聽說你,今天太榮幸了,第一次見。”


九哥喝著人頭馬,又拿起勺子,撈了點兒雞湯里的香菜吃,繼續微笑,沉默不語。


“這是給四哥帶的魚。”孫中堂指著我們抬上來的魚缸說。九哥擺擺手,好似揣摩著我,興味盎然地問:“午夜節目?”“是。”我說,拿不準他要干什么。


九哥回身又倒了一杯人頭馬,瞇縫著眼晃動著杯子,頗為幸福地慢慢啜飲著。“梅毒來一段兒。”他說。“啥?”我說。“九哥讓你來一段兒梅毒!”抽我耳光的家伙說,“操你媽你不是午夜節目嗎?”


又過了片刻我才恍然大悟,這些家伙以為我主持的是午夜性問答那類節目。我清清嗓子,琢磨著那種節目該怎么主持才好。“梅毒,梅毒是,十分重要的性傳播疾病,”那感覺十分怪異,“梅毒是我國一種常見的性疾病……”


“別背書,”九哥說,“來段兒節目。”“你在節目上怎么說現在就怎么說。”孫中堂緊張地說。


“梅毒。”我暗暗呼了一口氣,說,“現在,我們來接聽一位聽友的電話。你好,你好……看來這是一位女士。這位女士,先請你說說你的病情……”


“我得了梅毒!”九哥笑瞇瞇地說。


忽然之間,我克制著不去跟孫中堂交換眼神。我要么交上了難得的好運,要么就是碰到了最要命的厄運。在S市要真正激怒或說服任何人你都得把他們灌醉,而這家伙已經醉得像只貓,他喝醉的反應就是像個唐氏綜合征患者似的微笑。


“我聽你這個說法,大姐,你得的是梅毒啊。這個病可不好治啊。”我說,“從你介紹的你老公愛去洗浴中心的這個情況看,傳染源就是你們家姐夫啊……”


九哥頷首贊許,另外幾個家伙狂笑起來,醫生護士們在走廊的另一端遠遠觀望。


我對什么都無所謂了。初一的時候,有一次音樂課上我睡著了,醒來時發現音樂老師在彈風琴,大家在唱著什么歌,由于某種不真實感,我縱情高歌起來,聲音之大,壓過了全班所有人。我只顧暢快地唱歌。現在,我就進入了那般狀態。


“……你這是三期啊,大姐!趕緊治吧。想什么呢?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啊!”我說。


“尖銳濕疣來一段兒。”九哥說。我告訴某個聽眾,他患了非常嚴重的尖銳濕疣。


“淋病來一段兒。”艾滋病來一段兒都行。


末了,九哥滿足地點點頭。他喝了一杯又一杯,舌頭已經僵直。“不錯。”他說。


我想我們可以脫身了。“九哥,你看他這個事兒,四哥那邊兒……”孫中堂愉快地高聲說。“四哥是你叫的啊?”一個家伙說,“四哥在病房里邊呢,你媽逼叫喚什么?”


我想那其實無所謂,我們在四哥病房外大呼小叫已經有一會兒了。四哥也許早已昏迷不醒了。


孫中堂低聲賠不是。九哥又指指我,“你的事兒,不存在了。”


孫中堂對我直使眼色,可是我已經毫無感覺了。“那這事兒就沒了啊,九哥?”孫中堂問。“九哥說沒了你還問?不懂事是不?”旁邊一個家伙說。

這時九哥好似忘了我們的存在,自顧喝著酒,再抬頭時,陷入了愉快的吹噓狀態。“你,人不錯,魚不行,”他對我說,“改天我送你,比這大十倍的。”


說完了這句話,他好像睡著了。我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直到他驚醒,臉上再次露出微笑。“大姐,你得的這是梅毒啊!”他玩味說。點燃一根大衛杜夫,望著天花板。


我下了樓,又回這層樓上洗手間,推開門,就看見九哥正獨自坐在鏡子前,腿上仍舊放著他的鱷魚皮包。我叫了聲九哥,這家伙在鏡中斜睨我一眼,沒說話,就像不曾見過似的。


借著高處窗口射進的一縷陽光,這時我才看清他的樣子。也許他適合演那種電影,當著孩子的面殺了自己的老婆。他盯著鏡中的自己,從鱷魚皮包里拿出一把電梳子,插上插頭,開始梳頭。他吹著口哨——《好男人不會讓女人受一點點傷》,把頭發梳成滿意的弧度。


劉婭楠像一個燙傷般存在于我的生活周遭,直到轉年三月的那次美術展。即便在S市,美術展覽也分一二三流,那是個三流的。那天,一個長頭發的家伙找到我,說自己是劉婭楠的老師,就在她曾經就讀的那所美術高校。


他目光躲閃的看人方式讓我有個感覺,我了解這種人。他是曾經儀表堂堂娶了地位更高的女人的那種男人,是如今買便宜皮鞋每天擦三遍那種人,是任何時候都盡量不請客的那種人。他未必符合這三樣,但他是那種男人。


他是參展者之一。“這幅是我的。”他說。


那幅畫畫的是一間空蕩蕩的屋子,陽光斜照進來,在赭石色的桌布上投下一半陰影,盤子里盛著幾只紅色的梨,別無其他。那屋子顯得比它應該的更空曠。左下角故作草率地簽著一行字,“貧窮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意外地,不錯。


“這是一個美國詩人的詩。”他指著那行字說。他說,他本來不想找我,不過既然在這里偶遇,那么把有些話對我說了也好。


在美術館暖氣不足的走廊上,我不得不聽他講述他與劉婭楠之間的一切。我不好告訴他,我不想聽。我不想了解一個遲遲不能一展身手的藝術家與一個三陪女之間的情感糾葛。他與那個繼父高官的交涉過程我不想了解。他不能讓劉婭楠離開夜場的隱衷,我不在乎。關于他們為彼此流的眼淚,我也不想聽。


“你想說什么?”最后,我問。“我想請你別再聯系她。”他為難地說。

一瞬間,我就決定按他說的辦。我告訴他,沒問題,我跟劉婭楠之間不是他想的那樣。


我走的時候,這家伙在最大程度保持自尊的前提下對我千恩萬謝。他握住我的手,然后另一手也握上來。他在哆嗦,我知道那是故意的。他想證明他真的感到羞愧和感謝。不知道說什么好,他說。不用說了,我說。那我不說了,不說了,他說。我說好。你清楚我的意思,他又說。我說我都清楚,好了。


離開前,我們又在那幅畫前經過。我打定主意譏諷他一下。“你這個,貧窮而聽著風聲也不錯的時代,過去了吧?”我說。“可是我懷念它,我多么懷念它。”他說。


我逃離了那種真誠導致難堪的氣氛。


那是S市每年冬天都會有的五個暴風雪之夜中的最后一個。我獨自待在辦公室。本該跟我一道值班的那個家伙發現女友跟人約會,又不相信她賭咒發誓的“什么都沒發生”,因此拒絕值班。他躺在宿舍床上,看上去決定悶死自己。


這時我已經把摩托羅拉大哥大換成了一只西門子手機。她打電話來時,它閃爍著一片漂亮的按鍵光。她打了五次,前四次我沒有接,第五次,我摁掉了。摁掉之后,一片寂靜。我想她是那種格外自尊的姑娘,不會再打來。我猜對了。


那時我還不知道,她就是那場遙遠的地震,會在歲月中漣漪般擴散開來。以后很多年里,我注意過各種類型的不快樂小姐,把指甲咬得亂七八糟的、慣于撒謊的、差不多分不清現實與幻想的、扮演別人的、患有抑郁癥的,等等。


我能記住每個她們,卻記不住那些快樂的。我也聽過了第三個高中女生的故事。在那個故事里,母親對女兒說的是,你忍忍吧。某種程度上,不快樂小姐們構成了我對生活的看法,她們對我來說象征著某個令人悲傷的世界。


這都是從她開始的。我想這是時有發生的:一個不重要的人對你影響甚深。


那天晚上,我躺在沙發上,聽著窗外落下濕乎乎的雪。我想著將來。后來你猜怎么著?S市是那種你思前想后個十分鐘,也要打斷你的地方。那個晚上,我們宿舍樓下來了一輛“倒騎驢”,就是我們那兒的倒著騎的板車。


我叫起那個被女友背叛的家伙,跟他一道睡眼惺忪地站在風雪里。這世界上居然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有人回贈了我一大缸魚,就為了我說了段兒午夜問答逗他發笑。不全比我送的大十倍,但有一半真的大十倍。我說過什么?S市人全是瘋子,在那個時候。那些了不起的胭脂魚,炫耀著價值不菲的糖果色花斑,看上去簡直不像魚,像仙女,迤邐穿行在水草和冰塊之間。


“我操,這可值錢了啊這個。”我的同伴凍得直跳腳,說,“要不吃了吧。紅燒?香煎?你想啥呢?”也許是受風雪刺激,這家伙的情緒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興奮得嘎嘎直笑。


我想啥呢?我想四哥死了,這是他的魚。時代已經變了。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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