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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質平:晚明小說中的情與色  鳳凰副刊
周質平:晚明小說中的情與色 鳳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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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小說中的情與色

周質平


在晚明的短篇小說中,少有所謂“柏拉圖式的愛情”,也就是沒有肉體基礎的純精神戀愛。這是中國民間作家在面對男女問題時,極誠實的態度。“精神”“肉體”這兩個詞是晚近才興起的,在舊小說中,相當的兩個字是“情”與“色”。今人談精神肉體,往往將靈肉打成兩橛,似乎靈歸靈,而肉自肉,兩者互不相干。在明人小說中,“情”多半因“色”而起,因“色”而生。雖然有“無情之色”,但無“無色之情”。所謂“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多情”,意即在此。這種情色一體的看法是對人性一種“同情的理解”,是很有一些“現代性”的。倒是“柏拉圖式的愛情”是個舶來品,中國人并不推崇這種虛幻病態的兩性關系。


“無情之色”近淫,重在一“欲”字,不為任何作家所推重,但“無色之情”則成了虛幻,而不知其所言為何物了。所謂“相思病”或“單相思”,約略近于“柏拉圖式愛情”,將這樣的一種感情,視為“病態”,是極有見地的。“少男少女,情色相當”這是明人小說中常見的一句話,這是何等的通達,又是何等的寫實!“情”以“色”為基礎,實一物之兩面,無高下之別,而今“色情”一詞,卻成了有“色”無“情”,這是詞匯發展變化中的一個趣例。


明末馮夢龍(1574-1646)所編寫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是中國傳統短篇小說集大成之作,這些歷經數百年流傳下來的文學作品,反映了許多傳統中國的風俗、信仰,及當時的社會結構,不但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也是了解晚明社會,必不可少的材料。其中膾炙人口的名篇像《賣油郎獨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都屬言情之作。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見到女主角之后,大多為美色所顛倒,而必欲“成其好事”。除此以外,少有所謂崇高的動機。


賣油郎初見花魁娘子,驚艷之余,心中暗想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花魁名妓,開價一宿十兩,豈是小小賣油郎所能企及?但賣油郎立定志向,“從明日開始……一日積得一分,一年也有三兩六錢之數。只消三年,這事便成。若一日積得二分,只消年半。”一個數百年來,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男主角的動機,無非如此,這在今天看來,不但談不上高尚,簡直惡俗不堪。但這樣一個“惡俗”的動機,卻絲毫無礙其為中國言情之名篇。


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陳大郎偶見三巧兒之后,“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攝上去了”,肚里想道:“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為人在世。”陳大郎與賣油郎在初見美色之后的反應何其類似。小說作家在處理這一情節時,“秉筆直書”,絲毫不忸怩作態,為這樣的動機做任何的粉飾和回護,這是舊小說中,在處理男女相悅這一問題時,最可愛,最誠實的手法。


賣油郎這種“一日積一分,三年便成”的至誠,其感人處在其“癡”,“癡”是晚明文人相當重視的一種品格。無論是“情癡”、“酒癡”、“茶癡”、“花癡”,乃至于“山水癡”。一個人一旦有所“癡”,亦即“情有所寄”。這種“癡”,近乎病,有時也稱作“癖”。1930年代,大受林語堂、周作人推重的晚明小品文作家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在一封致李子髯的信中,對所謂“情有所寄”,有獨到的見解,可以為賣油郎的“癡”作一注解:


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


賣油郎故事之所以千古流傳,在一“癡”字,而“癡”之所以可愛,則在其為“不功利”,在其“為癡而癡”——在“情有所寄”之外,別無目的。凡是“情有所寄”之人,對他所寄的對象,既不問得失,也不問成敗。所寄的對象,就是他的宇宙,其中有森羅萬象,有悲喜驚狂。情有所寄時,即是天堂,情無所寄時,立成地獄。賣油郎充分體現了所謂“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的“不悔”和“無怨”。


張潮在《幽夢影》中所說,“情必近于癡而始真”,“癡”是情的最高境界,在這個境界里,只知有真假,不知有對錯。賣油郎之所作所為,在旁人看來,或許不免愚不可及,但在他自己,卻是甘之如飴,樂在其中。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近年來曾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更是為一般大眾所喜愛。杜十娘挾百寶箱投河的那一幕是“妾死情,不死節”的具體表現。為節而死,只是受逼于禮教;為情而死,則是徹底的失望和幻滅,其震撼人心的程度,千百倍于為節而死。


《賣油郎獨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兩個典型的“妓女從良”的故事。妓女從良是晚明小說中常用的一個主題,作者往往用一個以淫為生的妓女來體現一種堅強果敢的毅力,進而說明一種“淫后之貞”。這種貞不來自禮教,而是源自愛情。妓女從良的故事,除了在情色和貞淫的問題上,有一種更近于人情的解釋以外,對女主角不幸的遭遇,多是懷著既往不咎的寬容和悲憫,不以過去之淫而傷今日之貞。這樣的寬容和悲憫,即使在今天也是難能可貴的。


飲食男女是人欲,也是天理。道德倫常必須求之于人情之中,而不可求之于人情之外。在人情之外,別求所謂貞操,就不免成了吃人的禮教。晚明文人在這一點上,與五四時期新派思想家常有不謀而合的看法,李贄(1527-1602)在答鄧石陽的信中所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18世紀的戴震(1723-1777)在《孟子字義疏證》中所說:“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古圣賢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又說:“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這兩段話,若稍加推敲,不難得出“人欲就是天理”的呼聲。


從晚明小說中對情色的處理,多少也能看出一些時代思潮的走向。


《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周質平/九州出版社/2013-4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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