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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彥修:有才無德的康生
曾彥修:有才無德的康生
曾彥修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陳云同機從蘇聯飛回延安。康生在蘇聯共產黨代表團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個人,政治局委員,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馬列學院教過我們的課,黨的理論這部分是他講的。他會講,有一句是一句,條理清楚,沒有一個字重復,很有感情。他給我們講課,舉了一個人,饒漱石,新四軍的政委,華東局的書記,外號叫“機關槍”,稱贊得不得了,說他會做地下工作。
康生知識廣博,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幾乎無所不通。特別有研究的是中國的戲曲史。書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畫的畫,也很好,但他從不拿出來。他回到中國,用四川話來說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較精通中國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現你有本事,你也懂得這些高級文藝,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領導人寫的詩,都不拿到《人民日報》發表。董老這些人偶爾寫寫,只在小報報屁股上發表發表。
康生的知識展露出來,會引起很多麻煩。他精通的東西,有時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戲他全懂,不但瞳,還會打小鼓。小鼓是京戲樂隊指揮,我親眼看見康生指揮過。一九三八年七月一號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紀念建黨十七周年,黨校要開紀念大會,請馬列學院的所有學員去參加,同時中午、晚上會餐。黨校在延安城東十幾二十里,馬列學院在北門外七八里路。我們天不亮就出發,到那里殺豬宰羊,大吃一頓。中午開會時,還有幾個美共青年參加。康生當主席,張聞天作報告,晚上演京戲《打漁殺家》。江青演女兒蕭桂英,演得很好。那時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歲吧。那個時候就知道,江青不但會演電影,還會演京戲。阿甲在《打漁殺家》中演父親蕭恩。后來江青把阿甲整得要命。江青當時跟毛還不是一家人,還是黨校的學生。康生當時是黨校的校長,動員江青出來演蕭桂英這個角色,康生指揮樂隊。一九八。年我有次到廣西開會,遇到那時黨校的人,也是馬列學院的同學韓世富、李成鐵。我問,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們說,確確實實是康生。說大概準備了個把月,他們早就看過了。
康生一輩子工作緊張,什么時間去學這些東西呢?他在上海地下黨,管“特科”,更緊張。在蘇聯住了幾年,估計關于中國的書看得多一點,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學的?說明他是何等聰明。領導我們土改的時候,他還給我們講京戲。他問我們,你們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說,看一個人會不會演戲,戲的水平怎么樣,看出門水袖幾擺就行了。舊社會,“水袖功夫”這個說法很流行,比如說某某人的水平達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說好得不得了。我們青年中沒有一個懂。他給我們解釋,一個演員出來有沒有本事,水袖甩幾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功夫能看出一個演員的修養,特別是青衣,雖然是甩幾下,但這個人的各種苦楚,各種悲愁都表現出來了。所以康生這個人對中國文化,不是知道一點點,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給我們分析《西廂記》時說,你們只知道王實甫的《西廂記》,其實董解元的《西廂記》比王實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說一點,就哇哇背出一篇,讓我們聽哪個好。他對中國這一套的了解,怎么來的?當然是自學的。他在蘇聯幾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這個人聰明得很,記憶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學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時間來學這些東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識技藝如此高明,有些還具有相當難度,一般人甚至費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層,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齊白石,他還另外刻一閑章“魯赤水”與之相對,并蓋在自己消遣的畫作上。問題是他的這種情趣看似高雅獨行,其實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夢求從公私兩方面奪取高級文物的卑鄙劫掠行為,實在是太令人吃驚和可怕了。大約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張到故宮內某處秘密參觀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宮東北部一個較小的院落,很舊。整個下午參觀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個,由一女專家介紹。女專家說,今天是看“四人幫”個人盜竊的國家文物。女專家的介紹很詳細,說被盜竊的文物,就是直接從故宮調出的,數量質量均以康生為第一,陳伯達為第二,江青為第三,姚文元為第四,張春橋沒有。這里面沒有一件張春橋盜竊的東西,這說明張春橋頭腦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壞腦筋,他什么文化也顧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憤和恥笑,她雖欲學“老佛爺”,但又上不得廳堂,誰也想不到她會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惡霸事。她從故宮要了些毛筆,有的是象牙筆桿的,但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從故宮正式買去的。我記得好像還看見過故宮打給她的收條存根。看到這里,大家都罵:像個什么樣子!
康生這部分,我們也不過看看百分之一罷了。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會鬧江青這種笑話的。康生名下陳列出來的書籍是知名的中國戲曲專家傅惜華的藏品,應是全國第一了吧。康生他們把國家的、民間的“帝、封、資”文化積累都燒毀個干盡,他卻用國家權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搶過手去。我現在談到這件事,自己都說不出口。你康生是個什么身份啊!
康生搶的東西中,有一塊精美瓦硯,據女專家介紹,中國此種瓦硯,現存數只,均已外流,在境內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這一只了。還有半只虎符,女專家說,是解放后在京郊發掘出來的,是玉質的,據說,一般是銅質的,玉質的至今仍只發現這一個。這些說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識、廣學,懂得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廣闊的。陳獨秀知道古學,但不精通這些東西。瞿秋白懂一點,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東西。

他是個害人狂

根本不用說,他是個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還是在搞土改。春節前幾天,我們到了黃河北面離黃河不遠的陽信,再到何家灣村,渤海區黨委就住在這里。過春節的時候,不好下鄉,我們繼續住在何家灣。這時,發生了一件事。康生給我們講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獄的,清楚得很。六十一個人出獄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報,辦理了出獄手續。但“文革”時康生說他們全部是“叛徒”。
我們去山東土改之前,康生已經在山東一兩個月了。原來是鄧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區黨委的整黨(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個步驟是整黨)。鄧老沒有康生那么厲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換,換指揮,換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辦就怎么辦。康生在山東掃蕩了兩個區黨委。一個是渤海區黨委書記,叫景曉村,當時比較年輕,三十幾歲,在當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曉村斗下來,也把渤海區的行署主任斗下來了。另外一個是膠東區黨委書記,叫林浩。我們到陽信幾天,康生為整林浩從膠東回到何家灣,把林浩斗下來了。
整這兩個人的詳細情況我們絲毫不知道。但是,通過毛岸英,我們感覺到一些。我們四個人擠在一個小房子,在一個炕上。我們三青年,于光遠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個個子都不小。毛岸英從蘇聯回來不久,比較隨便講。當時我們叫康生為康老。毛岸英說,康老整林浩太粗暴了。“粗暴”兩個字,是我現在用的,因為我們習慣用這兩個字,毛岸英剛從蘇聯回來,用不用這兩個字,我記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個政治局委員,怎么能這樣整人呢?!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說了,他開了一堆名單,黨的中央委員會、民主黨派的人物,他把這些人害得很慘。不說別的,我舉一個例子,他的秘書凌云。他在延安棗園社會部的時候,凌云就是他的秘書,這個秘書不是一般的秘書,是很重要的秘書。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東去,凌云也是整個工作團的秘書。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來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見到凌云。我說,你“文革”期間被關了十多年,你怎么會被關呢,康生還不知道你?凌云說,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問,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說,我也不知道,我確實覺得于公于私,康生都沒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舉了一個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軼歐,我們叫曹大姐,兩個人在濟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鬧得非常緊張,康生得了神經病。他把曹大姐請到他家,把好房子讓給曹大姐住,避免他們鬧得太僵,影響康生的工作。康生當時是山東中央分局的書記。凌云說,我個人不僅為他服務很多年,他家庭的矛盾我也在調解,結果不知道為什么,我進秦城也是他提出來的。凌云沒有詳細講。我說,他把你捉起來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資格,你也是個三八式,在黨內無足輕重(雖然后來凌云當了安全部長)。迫害人,迫害到了凌云身上,實在不太好理解。康生迫害人太普遍,要不然就不會被永遠開除黨籍了。
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從蘇聯學來的,這是一方面。但在中國,好像要不斷地迫害人,才能生存似的。所以,他始終采取這個辦法,硬是把自己保護到底了。

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絕不糊涂

這個人的頭腦是很清楚的,絕不是個糊涂人。在個別的情況下,他能夠聽人家反映真實情況,而且能夠容忍。這就是我本人。這件事,凌云現在還在,他可以側面證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晉西北土改,康生是團長,我是團員,我們一共才七八個團員。七月間康生在晉西北臨縣郝家坡開土改工作會議,我們的大組長張邦英與張琴秋不愿在大熱天跑八天去參加,就叫我去聽會。在到興縣郝家坡的路上,我已經聽說康生那里的情況了,是中央辦公廳行政處的幾個人給我講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他們村。他們村莊住有什么人呢?吳玉章、王明,還有幾個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別高的,要特別照顧,所以,他們辦公廳行政處在這里。這些同志,雖然平時沒有往來,但經常見面,都比較熟悉,從二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他們給我講,康生那個地方,情況非常特別,各個機關的干部,意見多得很。土改工作團的名氣大,別人都知道。他們說,到處吊打,到處挖地財,特別嚴重的是挖祖墳。康生當時是中央土改團的團長,政治局委員,長期的社會部長,因此,誰也不敢惹他。這么多人住在這里(河東),還包括后方工作委員會,還有葉劍英、楊尚昆,這些情況,他們都知道,他們也不滿意,但不敢說,怕戴上右傾帽子。辦公廳行政處的這幾個人說,你是不是去見見吳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實說,我也怕。我說,吳老這么大的年紀了,這么晚了,已經七八點鐘,說不定已經休息了,讓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吳玉章的話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會聽。我去講,更起不了作用。
到了郝家坡,我就聽會。我確實是聽會,聽晉綏分局召開土改工作會議。這個會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團搞土改的情況匯報一下。晉綏這個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較窮,但地委有八個之多。參加會議的人,有晉綏分局的書記李井泉,還有幾個部長,幾個參加試點的縣委書記。這時,陳伯達已經走了,沒有參加,因為劉少奇要到西柏坡建立中央工委,路過時,把陳伯達帶走了。陳伯達又帶走了田家英,所以,他們那個組等于撤銷了。保德那個組,廖魯言來參加了,于光遠也來了。但于光遠因為手指嚴重化膿,在興縣住院,從始至終沒有參加。所以,康生帶的工作團,兩個人參加,我是旁聽。
這個會議,名義上由李井泉主持,實際上是康生。發生了什么問題呢,康生有個非常片面的規定:滿足貧苦雇農的要求。大家都窮,整個農村都窮,只有在窮里邊想辦法,把不應該沒收的沒收,這樣去滿足貧苦雇農的要求。整個會,在康生的領導下,在康生講話的精神中,強調發動群眾,進行斗爭。要斗地主,徹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還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的這個文章,現在是徹底修改過的。
康生在晉西北搞了些什么東西呢?第一,同意并發展了“化形地主”一說。“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人家雖然已經窮了,實際上是裝窮。這一來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還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財”。本來農村窮,斗來斗去,沒有好多東西分,就挖地,說元寶、銀元都藏在地下,到處挖。一般老實的農民,即使貧苦,不愿意做這樣的事。做這種事,中國人覺得違背良心。過去中國厚葬,稍為好一點的,有什么銀器,元寶。晉西北那個地方,有金器的少。在臨縣,挖得相當普遍。試點的多少個村,都在挖墳。這個錯誤就不可收拾了,社會道德良心都無法維持了。這種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們沒有道德標準。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別是婦女被吊打。因為要追問家里的東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幾個,我聽說兩三個。就是逼要人家的銀元、元寶,沒有辦法,自殺了。
康生當然在會上不會講這些事,不會公開提倡,但允許這些事與不允許這些事,講話不一樣。大家希望他在這個會上,對這些事作出結論。你康生自己實驗的地方,有死人現象,你作為政治局委員,應該怎么辦?但他沒有批評。
原來晉綏分局土地改革的時候,有個內部劃分階級的文件。這個文件是懂一些馬列主義,懂一些政治經濟學的人做的,原則上是比較正確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沒有剝削關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標準是對的。但是,在郝家坡會上,最嚴重的是,康生把晉綏分局的這個內部文件否定了。因為拿這個標準看,很多人不夠地主。康生在會上說,“你們這個東西害死人,趕快把它燒了。”意思是作廢了,再不能用了。
我們當時在朔縣的做法,跟他在臨縣強調的大不一樣,做法也大不一樣。但我單獨匯報時,康生聽得進去。如果他聽不進去,反過來整我,說我右傾,我就完了。這件事說明,他并不是個傻瓜,心里邊明白得很。我講的時候,他沒有反駁,匯報的時間,連他講話至少一個小時。
這次匯報,是他先給我講。這件事,我從來沒有講過。因為講出來人家不相信,說你宣傳康生了不起,但那天的情況就是這樣。匯報是在一天晚上十一點鐘開始進行的,是凌云白天通知我的。但康生要聽我單獨匯報。匯報時,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講了好久,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沒有辦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聽完了再匯報。
我知道我的話難說得很,帶了三包土和一包糠窩窩頭,舊報紙包的。土,一包是沙,我說這個沙占全村土地面積百分之九十以上,分給人十幾二十畝,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質,但不全部是沙,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這一來,就是百分之九十幾了。第三包是半沙質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這個在全村中大約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種田,只有種這樣的田才有收成,而且還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來種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處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兩個水井,一個甜水井,一個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沒有澀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鹽堿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這個水,種莊稼也不行,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簡直是天老爺賜的恩。好的地方,有水井澆灌,一畝地照樣打好幾百斤,上千斤都辦得到。我匯報時說,我們不但分了地,還訪問過得地群眾,但基本上沒有興趣,因為中農本來有相對好一點的一點土地,結果拿出一分,返回他五畝沙地,實際上是他吃虧了。我又把糠窩窩頭給康看。康問,是老百姓吃的?我說,老百姓還吃不到呢,是縣委吃的,也是我住縣委時吃的。因此,那地方現在對分土地毫無興趣(朔縣是新解放區)。我這兩手很厲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衛工作的,第一條就必須精明。我不帶些東西,憑我的身份,我敢說什么呢?我這個匯報,康生聽得很認真,可能認為你這個年青人,競知道這樣來匯報。如果盲目說,也解決不了問題。因此那天晚上他沒有整我。以后對我的看法也可能由這晚定下來的,可能覺得你這個人不是隨便說話的。說白了,就是印象很好。
那天我匯報情況說,我們那個村沒有地主,只有兩個“富農”,并且講了詳細情況。他們是富裕,但是不夠富農條件,因為他們根本上是自己勞動。他說,你這個書呆子。僅僅封你個“書呆子”,這就不簡單了,沒有說你是“反革命”,沒有說你是“反黨”,沒有說你是站在惡霸地主的立場上,只說你是書呆子,只是叫你回去“掃地出門”,滿足貧雇農的要求,這件事,說明他的很多議論,跟他的內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這些客觀情況之后,他還是非要往“左”辦不可。什么原因,現在怎么說呢?他無非是背后是一套,當眾是一套。當眾這一套是為了自己過關,自己上升。

康生是一個兩面派

康生并不因為在晉西北的土改,我給他匯報的情況,我執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樣,就把我看成是反動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島去治關節炎,經過濟南,到山東分局組織部報到。那時,他的夫人曹軼歐大姐是組織部長。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幾天。他叫我到他的小辦公室,看他刻的各種各樣的圖章。他還給我看濟南國民黨總司令王耀武的圖章,還蓋個印給我看。我理解,他覺得你這個人還不是一個完全沒有頭腦的人,雖然我比他年輕十好幾歲。
他說,我來濟南這么久,大明湖還沒有去過。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們夫婦、凌云(當時是濟南市的公安局長),我,安排了一條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來游去。不僅如此,他還帶我們上岸看王耀武出逃的那個墻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墻攔著。我們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個普通黨員,一個政治局委員。我這次去,他是優禮有加。他原來不認識我的,而我在晉西北匯報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樣,為什么他當時沒有把我當成敵人打擊?這說明他的內心世界跟外表表現出來的并不一樣,我老早就感覺不一樣。
一九六。年六月間,我去了上海辭海編輯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們單位的負責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單位奉命要編《蔣介石全集》,要我參加做注釋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說,你走后,我看見康生。康生問我,曾彥修怎么樣?我說,到上海辭海去了。他說,你們怎么不告訴我一聲?王子野對我說,他講這個話,我也不懂,告訴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須告訴你呢?王子野說,算你走好了。他問你,不是要整你。當時他講了一句,叫他做做資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錄馬列講什么什么,供寫作組寫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樣子只是指這件事,你戴著“帽子”,不能參加寫作組,但寫作組需要資料,你能提供。那種寫作組又沒有任何機密,是空對空作戰,所以叫你去協助,一點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煩了。
我提這些,主要說明一個問題,康生是一個兩面派,不要只看見他兇惡的那部分,他內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極“左”的、打擊一切的姿態,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實反映一些東西的人;并不會把你怎么樣。所以他跟張聞天比起來,正好相反。張聞天是帶點書呆子味道,是一個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沒有書呆子味道,他的中國文化修養,高于張聞天,但一輩子深藏不露,絕不表現,一輩子不做一首詩,一幅畫。為什么,黨內誰敢表現?詩,你能超過神?你寫得比神好,沒有人敢的,不敢發表的。歷史上歷來如此。一個帝王,認為自己的詩好,書法好,別人敢表現嗎?隋煬帝不是有個故事嗎?記不清了,好像就是因為一首詩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殺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華的大臣。以后當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詩詞歌賦都懂的話,你只能裝傻。皇帝喜歡寫字,你寫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會做詩,你做詩要顯出你的詩不夠擦屁股的資格。如果你寫出來的比他還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歷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與唐太宗二人開明一點。他們允許臣下表現藝術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開明一些。
康生這個人,多才多藝,幾乎到了難以想象的程度,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墮落到了極端。另外,他又是兩面派,對上一套,對下一套,有些實際情況跟他講,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個很特殊的人物。文學藝術方面知道得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現的剛好相反,知道文學藝術的人,一般都比較文雅,人格比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惡濁,非常暴虐。康生這個人,頭腦清楚得很,一九六幾年他曾經是中央理論小組的組長。理論小組,就是意識形態,包括唱戲,決定權在他手里。這時候,他有點像日丹諾夫了,不過實際上還是比不上。康生就是人格太差,為了保持自己地位,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點人格都沒有,什么革命人、共產黨人,一點都談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為鑒,任何一個有本事的人,都不要學他,不要把本事用到歪道上去了。

(曾彥修為人民出版社原社長)

2012-01-13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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