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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昂:中南海舊事
周昂:中南海舊事
周昂     阅读简体中文版

  它曾是清朝的皇室禁苑,后來一度成為尋常百姓的游玩場所,現在,又是整個中國的政治中樞。無論何時,人們總能在這兒找到歷史留下的真切痕跡。

上世紀80年代,北京最神秘的中南海開放,讓市民參觀。
 
  2011年11月17日,一場小雨讓深秋北京籠罩在薄薄的水霧里,這讓府右街邊紅墻的顏色變得更加深沉。
 
  墻的那一邊,便是中南海,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在地,全國的政治樞紐。透過一座有士兵守衛的大門,目力所及,能看到的只有延伸至遠處的行道樹。
 
  64年前,吳永增便是從面臨府右街的西門走入中南海,完成自己的終身大事。
 
  懷仁堂的平民婚禮
 
  1947年9月3日,北平市民吳永增吃完了午飯,準備從豐臺啟程趕往市區。熱心的同學特地為他叫來了一輛當時罕見的出租車,不菲的車費都算在了自己的頭上。于是,吳永增的這段旅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顯得隆重。
 
  這一天是吳永增大喜的日子,他與愛人李淑清,將和另外48對新人一起,在中南海完成一場集體婚禮。
 
  中南海集體婚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抗戰前。1937年,北平市社會局為了倡導“改進習俗,提倡節約,尊重婚姻”的新風尚,專門成立了市民集團婚禮事務委員會,于當年6月22日舉辦了北平市首屆集團婚禮,并確定以后每三個月舉辦一次,均在懷仁堂舉行。由于抗戰爆發,活動一度停辦,如今,第二屆婚禮選擇日本戰敗的9月3日舉行,自然別具意義。
 
  這種集體婚禮,市民可以自愿申請,人數只要達到十對以上便可舉行。屆時,由市長或社會局局長為新人證婚。儀式采取“中西合璧”的方法,新郎穿自備的長袍馬褂,新娘穿紫房子婚慶公司提供的婚紗,程序參照民間傳統,只不過禮成后并無宴席。費用也不高。
 
  據吳永增回憶,當時他的月薪是40元,婚禮費交了17元,大致相當于他當天的打車錢。而一場普通的婚禮,動輒就要兩三百元以上。
 
  盡管活動十分簡潔,但當吳永增從中南海西門走來時,已經明顯感受到了氣氛的濃烈。懷仁堂是一座可以容納300人的四合院建筑,婚禮這天竟來了兩千多客人。早在儀式開始兩小時前,已經人滿為患。院落兩旁共擺了十八盆鮮花,并高掛紅燈,顯得喜氣洋洋。
 
  下午三點,典禮正式開始。新郎新娘成雁字形兩隊,伴隨著悠揚的音樂,由兩對拉紗幼童先導,從東西兩側廂房緩緩走出,并到中間,湊成一對,最后在禮堂前站成一排。證婚人是當時的北平市長何思源。在宣讀賀詞、頒發證書后,司儀宣布互贈禮品,吳永增將一枚銀質的包金戒指戴在了李淑清的手上。
 
  儀式結束,來賓退場,新人們在懷仁堂門外的廣場上照了一張集體相。現在,那張珍藏在吳永增家中的舊照片,依舊在訴說著中南海當年的歷史。
 
  禁苑春秋
 
  位于故宮西側的中南海,是中海與南海兩片水域的合稱,其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遼金時期。當時的統治者選中了這里作為游玩之地,引入了玉泉山的泉水以開拓水域,后稱之為“太液池”。元朝修筑大都時,將“太液池”包入皇宮之中,范圍大致包括今天的北海和中海。
 
  明代開挖南海,同時皇宮略向東南進行了遷移,于是,太液池區成為了皇朝的西宮,也叫西苑。到了清代,中南海整個建筑格局基本定型,并列為皇室專用的禁苑。
 
  從此時起,大清歷代皇帝開始熱衷于在這片園林辦公。據記載,清朝初年,順治皇帝曾在南海中央的瀛臺上復試舉子,出的題目就叫《瀛臺賦》。江南才子吳兆騫拒絕答題,交了白卷,以示不訓,結果被皇上一怒之下流放黑龍江。
 
  到了同治時期,建國初年的滿漢畛域,早已不再是游蕩在中南海里的主題,彼時,這里開始出現列強各國公使們的身影,在覲見皇帝之前,他們會被請到這里游山玩水。
 
  時光繼續在這座園林中游走。與政治的密切關系,使得這里一草一木的律動,都折射著濃濃的時代氣息。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光緒皇帝便被慈禧囚禁在瀛臺,西太后本人則在中海的儀鑾殿訓政。兩年后,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倉皇西逃,西苑三海又變成了八國聯軍的兵營,其間,儀鑾殿被付之一炬。后來原址重修,更名為佛照樓,到了民國,它有了一個人們更為熟悉的名字——懷仁堂。
 
  此時,中南海已經變作袁世凱的大總統府,其正門由南側寶月樓改建而來,稱為新華門,儼然一派改朝換代的氣象。
 
  在遜位的溥儀幼年回憶中,紫禁城的早晨,他曾經幾次聽到來自中南海的軍樂演奏。太監總管告訴他,那是“袁世凱吃飯了”。
 
  1915年12月,準備稱帝的袁世凱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隨后下令將中南海改名為新華宮。未幾,遭到全國聲討,一時間弄得焦頭爛額。
 
  據說,當時袁世凱一度求助于迷信,他找了一個術士來看風水,那術士建議他在新華宮門左側修建一個廁所,袁世凱顧不得許多,只好照做。那個宮門旁邊的廁所,很快成為人們的笑柄。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曾先后以這片皇家園林作為總統府,但都沒有持續太長時間。
 
  1928年6月3日凌晨,最后一位入主中南海的軍閥張作霖走出帥府西門,乘車在夜色中開往前門車站,準備登上返回東北的列車。據報道,當他回顧中南海時,“異乎尋常地在他眼里閃耀著淚花”。
 
  這一年,北伐戰爭取得成功,北洋政府倒臺,張作霖退居東北,后來在皇姑屯被炸身亡。時代交替間,曾作為張作霖大帥府的中南海,也由南京國民政府全盤接收。
 
  至此,這片昔日皇家禁苑在歷史車輪裹挾下的宏大敘事,也暫告一段落。它即將迎來一段屬于普通人的歲月。
 
  接收中南海
 
  1928年12月13日,正在醞釀成立的中南海董事會給北平市工務局致函,邀請其參加該會籌備工作。信中說道,中南兩海原本是清代宮苑的一部分,是搜刮民脂民膏建造的供少數人娛樂的場所。民國成立以來,又為軍閥所把持。如今北伐成功了,同人應謹遵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之意,將中南海歸還于市民,供游人玩賞。
 
  到了次年4月份,中南海董事會正式成立,是為這座園林的管理機構。一個月后,中南海正式向游人開放。
 
  彼時,百廢待興,新舊政權交迭之際的中南海也顯露出破敗的跡象。北平工務局長華南圭曾在一封信函中痛陳道,中南海“牲畜踐踏、污穢不堪,于古物不無可惜”。
 
  整頓治理就需要錢,為此,1931年5月,北平市政府又專門成立了“整理中南海公園臨時委員會”,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公園創收。
 
  新的贏利點很快被挖掘出來了。當時公園規定,普通市民可以乘交通工具入園,按“坐騎”的不同收費,腳踏車每輛收大洋一角,人力車大洋兩角,汽車大洋五角。園內的商戶也可以購買長期車輛通行證,收費更高一些。
 
  由于中南海內空閑房屋較多,公園特向市民招租,房屋分為五等,租價每間六元至兩元不等。于是,不到兩個月,20余戶租戶前來中南海安了家,享受起過去皇室的待遇。
 
  當時就讀于大學的共產黨員謝和賡和十幾個同學合租在中南海流水音的一間大房內,每月租金五角。據他后來回憶,他那個時候經常在中南海的游艇上舉行秘密會議,從事地下工作。
  1954年7月,劉少奇在中南海垂釣。圖/fotoe
  20世紀30年代末,北京中南海公園,溜冰的吳桐軒老人。
  民國時期,北京中南海迎春園,游園的女子。
 
  中南海內還可以釣魚,每張釣魚票售大洋一元,限一人當日使用。園內租戶可以減半收費。
 
  有趣的是,園內的水產也是由招租的商人進行養殖的。據整理中南海臨時委員會的記載,當時園內欠租最多的商戶,便是水產商人徐璋,但由于其水產已經種下,即將在夏秋之交收獲,“此時中止其租權,不免難堪。”經園方研究,決定每年增加其租金兩百元,“以恤商艱而示懲儆”。
 
  利用這些增加的經費,園方一邊清除園內蔓草穢土,修復設施,一邊陸續收回了被其他機關占據的房屋。皇家園林逐漸煥發了昔日的光彩。
 
  樂園的終章
 
  “只有南海,她像是一個少女,還沒有屬于任何一人,她也沒有沾染上任何人的習氣,她才是自然的女兒。”
 
  1929年,在《南海的藝術化》一文中,作家高長虹暢想未來的中南海將成為“藝術家們的樂園”。
 
  一些文人墨客也在這里留下足跡。1932年3月2日,章太炎、錢玄同,黃侃等人乘坐一輛汽車來到中南海,先在瀛臺小憩片刻,又去懷仁堂走了一遭。四點入園,六點返程,徑直奔赴飯館,愜意無比。
 
  不過,中南海公園更像是普通人的樂園。除了在懷仁堂舉辦集體婚禮,這片擁有廣袤水域的園林也在冬天開設冰場。據記載,1933年1月3日下午兩點,南海冰場開幕,吸引了三千名游客入場。
 
  1935年1月,“華北冰上運動會”在南海冰面上舉行。當日雖然狂風大作,但觀眾仍然來了上千人,當東北代表隊打著象征白山黑水的隊旗入場時,觀眾的情緒為之起伏,“有東北淪亡,不知何時收復之感”。
 
  1933年8月,中南海嘉禾軒修建了北平市第一個公共游泳池,并舉行了第一次市民公開游泳賽,剛剛去職的北平市長周大文也攜家人坐在觀看席里,為場內加油助威。
 
  七七事變之后,日本人的身影開始出現在中南海的各個角落,根據1938年的一份統計,當時園內中國住戶共44戶,日籍住戶已經迅猛增至17戶。日偽機關也開始大量進駐園內,包括當時的偽滿洲國大使館、最高法院華北分院等。
 
  同時,中南海也成為各種宣傳活動的會場,根據1941年的一份報告,為了參加第四屆“興亞紀念活動”,中南海于當年七月五、六、七日三天開放,免費游覽。運動期間,各種入門券上均加蓋“興亞紀念”、“親日”、“反共”字樣,各門懸掛“剿共和平建國”及“興亞紀念”大幅標語。
 
  由此,中南海一度被淡化的政治色彩,也似乎重新濃重了起來。日本戰敗投降后,這里一度由李宗仁的北平行轅駐扎,1947年7月1日起,又在四個大門及重要地點劃定警戒區域,設置了衛兵崗哨。
 
  不過此時,普通人依舊可以在適當的范圍內入園游玩,著名古建專家羅哲文便向《中國周刊》記者回憶,解放前他還曾經來中南海滑過冰。北平市政府也熱衷于在中南海籌辦社會活動,于是,吳永增在報紙上看到了懷仁堂集體婚禮的廣告,并報了名。
 
  1948年6月,內戰正酣,時局惡化,隨著傅作義“華北剿總”的進駐,中南海公園才正式停止游覽。
 
  中南海的開放日
 
  1949年末,在北京市總工會學習的吳永增去中南海開會時,發現當年自己結婚的懷仁堂已經和過去有所不同,“中間的那口井沒了,換成了桌椅。”
 
  當歷史的車輪再次轉動,中南海內風水流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決定進駐中南海。
 
  據說,原本毛澤東不同意這個決定,他對周恩來說,“我不搬,我不做皇帝!”但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再三勸說下,出于安全考慮,毛澤東最終搬入了菊香書屋,在此期間,中南海被整飭一新。
 
  1950年,周恩來曾經對修筑中南海的工人說:“中南海自古人民建,人民修,但人民卻沒有享受到它的美麗。這次修成后,我們要請人民代表來這里做客觀光,今后還要逐步成為人民游樂的場所。”
 
  但是,以當時的國內外形勢,這個愿望顯然還為時尚早。
 
  畫家盛熙珊回憶道,50年代他在中國青年藝術劇社工作時,曾經隨團進中南海給領導人演戲。下了車,直接進場布景,演完了便上車離開,其他地方一概不許參觀。
 
  1957年,當年曾租住在流水音的謝和賡,在反右運動中因提了“中南海應向老百姓開放”的意見,被打為右派,后在“文革”中一度精神失常。
 
  中南海的再一次開放,是在1980年5月,從這一時期開始,每逢重要節假日,中南海開始有組織地向各單位分配門票,接待群眾游覽,開放地點包括流水音、菊香書屋、頤年堂、靜谷等。
 
  學者丁東當時曾是參觀中南海的游客之一,他后來回憶,自己當時的感覺是,“不但觀看了風景和文物,而且感受到執政者的自信和開明。”
 
  據當時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的蘇維民的回憶,中南海開放的決定,主要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做出的。
  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辦公后不久,“就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許多老同志被整或靠邊站,從那時起再也沒有來過中南海,他們可能有許多話要向書記處的同志傾訴,就決定每逢星期日勤政殿敞開大門,歡迎老同志們來做客、談心。”
 
  一個月以后,胡耀邦為慶祝五一勞動節,又正式以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請柬,邀請在京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參觀中南海毛澤東故居。以后逐步擴大范圍,決定中南海每逢節假日對外開放。
 
  從1980年到1989年,中南海一共開放了九年時間。如今,中南海能否再度開放,按照羅哲文的說法,主要將考慮安全的問題。
 
  2007年底,吳永增夫婦委托北京電視臺一檔欄目牽線,與當年一同在懷仁堂參加婚禮的幾對新人再度聚首,當年承辦婚禮的婚慶公司,則再一次担任了慶典的操辦工作。只不過,他們聚會的地點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懷仁堂,而是一家三星級飯店。

來源: 中國周刊 | 來源日期:2012-01-11 | 責任編輯:程仕才
2012-01-13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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