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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回家到底看什么?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
春節回家到底看什么?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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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澎湃新聞2015年2月17日  作者:王磊光

有故鄉的人回到故鄉,沒有故鄉的人走向遠方。”我很慶幸我有故鄉,可以隨時回去,尤其可以回家鄉過年。因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親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經驗和記憶在那里。

我的家鄉在湖北的大別山區,L縣。我導師王曉明教授在2004年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L縣見聞》,寫的就是這個地方。王老師以我家鄉為對象,揭示了當時農村的破產狀況,人的精神的頹敗,以及鄉村文明的沒落。我家所在的那個村子,是一個東西兩座大山夾住的狹長谷地。一個村子由十來個“塆子”組成,一個塆子有幾十戶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現在,我每到一個地方,凡是碰見兩山相夾或兩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夾,我的第一意識就是,這兩座山或兩排建筑物,一個在東,一個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經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號線有兩個靠得比較近的站:“長壽路”和“常熟路”。我好幾次下錯站,以致現在每到這兩個站就緊張,怕弄錯了。為什么呢?因為在我家鄉的方言里,“長壽”和“常熟”是完全一樣的讀法。人要靠語言來思維,這個事情讓我意識到:對有家鄉的人來說,是用方言來思維的。

我有一個初中同學群,群里90%的同學只讀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經過十七八年的積累,很多同學在城市里有房有車,有的還有了自己的事業。平時在群里,他們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問題,車子問題等,言談中總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個同學忽然在群里說,他已經三年沒回家過年了,另一個同學緊跟著說,他五年沒回家了,接著很多人說起回家的情況。有一個說:不管怎么樣,今年過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個說:如果能在家鄉找一個兩千塊錢的工作,就回去算了。還有一個說:能找個一千塊的工作,我這邊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個從小學到初中的同學,已經十年沒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對我說,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為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媽用臘肉下面給他吃。這都是陳芝麻爛谷子的小事,他還記得,其實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師主持來滬青年工人的社會調查,最近在訪談工人。有一個打工者說:我真希望鄧小平沒有搞改革開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過年,其實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一件事。套用賈平凹的話來說:家鄉對我們的影響,就像烏雞的烏,那是烏到了骨頭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時候,從大西北到武漢,坐的是那種編碼沒有字母只有四個數字的綠皮火車,22小時,通常要晚點兩三個小時。西北往武漢的路線,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運那個擠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個時候,學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體訂票,買得到座位。而站著回家的,幾乎全都是農民工。每次上車的時候,無論有票的還是沒票的,都一窩蜂往車上擠。

我對過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著一個包,提著一個包,與同學一起,從第一節車廂狂奔到第十幾節車廂,然后被后面的人推著擠上了車。上車后一分鐘,車就開動了。我記得火車廣播里號召大家發揚風格,讓站著的乘客擠一擠。大家真的很友好,四個人的坐位,擠了五六個。火車過道里人貼著人,想蹲下來都沒有辦法,連廁所里也擠著好幾個人。

男乘客還可以想辦法,可苦了女乘客。記得有一次我身邊坐著一個在西安讀書的大學生,他要小便,就脫下外套讓我給他擋住身體,想把尿撒在礦泉瓶里,但他很緊張,用了十幾分鐘才勉強撒出來。我還記得有一次身旁坐著一個從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婦女,盡管有位子,但她實在太困,太想睡覺了,就把位子讓給別人坐,自己鉆到座位底下睡覺去了。

應該要肯定,我們國家這十年間的鐵路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鐵路線路的增加,尤其是動車和高鐵的開通,極大緩解了交通壓力。火車站、火車上,起碼不會像過去那么擁擠了。

過年回家那種路途的遙遠、時間的漫長、競爭的激烈、擁塞以及不安全感,讓我對“男兒有志在四方”的觀念產生了極大厭倦。所以,本科畢業時,我找工作堅決要回到湖北。后來我就在家鄉隔壁的縣城一中當老師。自2004年到2011年來上海讀研之前,我再也沒有遭受春節回家難的痛苦。盡管從隔壁縣回家的汽車在過年時依然被塞得滿滿的,但畢竟只有兩個多小時,實在擠不下,還可以花兩百多塊錢請出租。我在上海讀研的這幾年,其實也沒有遭受回家難的痛苦,因為上海到武漢的高鐵和動車很多,普通車也有幾趟,買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車,不是高鐵就是動車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那種速度慢、見站停的普通列車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沒有想過:到底是誰在乘坐普通列車?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給出答案:除非沒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學生不會坐,城市人不會坐,主要是那些底層的老百姓,比如農民、農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選擇坐慢車,16個多小時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車,看看慢車上還是不是過去那個樣子。的確,主要是農民、農民工在坐慢車。對農民工來說,選擇坐慢車,比動車起碼節約一半的錢,比高鐵節約三分之二以上的錢。從深圳到武漢,高鐵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車硬座不到兩百。尤其對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從深圳到武漢,可能要節約一千多元,這對農民家庭來說不是小數目。

不過,慢車也沒有過去那么擠了,因為農民工雖多,但很多都被動車和高鐵分流了——既有主動的分流,也有被動的分流,因為價格便宜的慢車越來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網站通告的春運期間的加班車,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動車高鐵。這個安排還是挺人性的,因為說到底,加班車就是為了農民工而加,低價位的車符合他們的需求。

而且,你會發現,普通火車與動車的氛圍完全不同。

在動車上,相對比較安靜,大家不是玩電子產品就是睡覺,相互間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車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熱烈地交流,還有打牌、吃東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質手機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擾到別人,也沒有人認為別人的做法對自己是一種干擾。慢車上的風格是粗獷的,是人間生活的那種氛圍。

對比動車高鐵與普通火車,很容易就能發現這里的階層差別、生活方式的差別。而且你還能感覺到,底層人的心理,比我們想象的要樂觀得多,健康得多。底層的狀況雖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還是很聽話地活著,這里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還有家園可以退守。

開私家車回家過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來越普遍。我待會進一步講這個事情,因為它的意義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騎摩托車回家的情況,大家可能在新聞里看到了。每年春節,總有摩托大軍回家過年。我的一個表哥,每到過年時就讓他的兒子坐汽車回家,而自己騎摩托車帶老婆回家,路上要兩天一夜。另一個表哥也是騎摩托帶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還是被訛詐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賠了一萬多塊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這樣沒有了。

人與人之間聯系的失落

我覺得,當前農村的親情關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輩建立的關系維系著。在老一輩那里,這種關系處在一種相對穩定的時空里,但對年輕一代來說,大家的關系早已被現實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眾多表哥,小時候一起上山捉鳥,下河摸魚,關系好得不得了,但這一二十年來,他們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讀書和工作,一年最多在過年時見一次,平均下來每年還沒有一次,因為他們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在親戚家吃飯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現在大家都騎著摩托車拜年,去親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東西,客套幾句,就要離開了。平時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沒有來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為了親戚間互相走動,饋贈禮物,交流感情,而只是為了完成傳統和長輩交代的一項任務。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輩都不在世了,新一輩的聯系也就慢慢斷了。

更讓人悲哀的是:農村的日常生活充滿著深刻的悲劇。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興起以來,很多農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來與父母團聚的時間,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來天。很多農村老人倒斃在田間地頭,病死在床上,兒女都不在身邊。沒有來得及為父母養老送終,成為許多人終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邊的老人搖搖欲墜的樣子,我就覺得心里難受得很。

如果一個人為了生存,連愛父母愛子女的機會都被剝奪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愛別人,愛社會,愛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錢的標準來衡量別人的價值?所以我想說:現代生活是一種讓人心腸變硬的生活。

在農村,還有什么可以將農民動員起來?

自從2006年免收農業稅之后,中國農村的基層組織主要起著上傳下達的作用,不再與農民的根本利益發生關系,也不再能將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處于“個人自治”的狀態。

(1)春節的力量。親人團聚,過年拜年。過年的力量,親情的力量,是當下動員中國人最有效的力量。這也是過年最讓人感覺溫暖的東西。當然,以前過年時的各種集體活動,都已消失殆盡了。

(2)祭祀。中國農村還是保持著過年、過十五給祖宗上墳“送亮”的習俗——家家戶戶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給祖先點蠟燭,燒紙錢,放鞭炮,與祖先交流。很多已經在城市安家的人,也會趕在大家三十這一天開車回老家給祖宗上墳。許多曾被廢棄的祠堂,這些年也逐漸恢復起來了。

(3)葬禮。很多老人沒有挨過冬天。過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時段。喪葬在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對今天的社會來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媒體上動不動就喜歡報道某某地方為舉辦葬禮大肆揮霍,讓大家誤以為這是普遍現象。其實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喪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簡化了。“貴生重死”的觀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來越貴生,對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讓死者享受哀榮;對于天地,不再有敬畏。但喪禮,在現實中依然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過年的時候,本家一個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親戚來給他守喪,守喪的時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過節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況、見聞和感想,稱贊中央的政策,譴責干部的腐敗……深夜里交談的聲音傳得很遠很遠。守喪完畢,大家集體出力,將他抬到山上,讓他入土為安。

社會學者經常用“原子化”來形容今天農村的現狀,說白了就是,農村原有的那種共同體已經消失了,人與人之間不再像原來那樣有著密切的關系和交往,不再像過去那樣每到過年時相互串門,集體上街玩等等。為死者守喪和送葬,在農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團聚和交流的一個契機。這也是我在家鄉看到的唯一能夠讓大家團聚的方式。

妻子•房子•車子

(1)妻子。這一點主要是針對農村的男青年來說的。在今天的社會,農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婦越來越難。一來,這是由中國男多女少的現狀決定的。而且,農村稍微長得好看點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農村的女孩子越來越少。二來,農村青年討媳婦,要具備的物質條件很高,現在普遍的一個情況是:彩禮六到八萬,房子兩套:在老家一棟樓,在縣城一套房。這個壓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討老婆的壓力小。

過年的時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來了。只要哪一家有適齡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謂絡繹不絕。這在鄉村已成了一門生意,農村說親,幾乎到了“搶”的地步。如果初步說定一個,男方至少要給媒人五百塊,最終結婚時,還要給上千的報酬,有的甚至要給到兩三千。

傳統的農村婚姻,從相親到定親到結婚,要三四年時間,男女雙方有一個了解和熟悉的過程。現在卻不同,年里看對的,過了年,馬上定親,然后女青年跟著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過去,女方懷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聽過一個搞量化統計的學者對農民工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之一是:農村孩子結婚越來越遲。但我看到的情況恰恰相反:因為女孩子難找,男孩子一到二十歲,父母就張羅著給兒子物色對象,物色好對象之后,既怕女孩子變心,又考慮要到城市討生活的現實情況,就催著孩子趕快結婚。可以想象:在現代社會這種動蕩不安的生活中,這樣的婚姻會出現多少問題!事實上,農村離婚的情況,也是與日俱增的。

(2)房子。剛才已經說了,現在農村人娶老婆要房子兩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縣城。其實縣城的那套房,平時都空著,只是過年時回來住,但對年輕人來說,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種代表。過年時,有的也會把父母接到縣城過年,但父母住不慣,在縣城過了大年,初一就趕回來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縣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沒有。

但是,為了添置這兩套房,將來給兒子娶媳婦,很多家庭是舉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給大家看我在去年過年的時候寫的一則筆記,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問題,但還有其他的含義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則筆記

跟大哥、細哥到二郎廟水庫捕魚。(細哥承包的這座小水庫只有三十畝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純凈,可直接飲用,魚放在里面長得非常慢,一年下來甚至還要瘦。每年臘月底或者年初,細哥就要從外面進魚秧,雖說是魚秧,其實有三斤多一條——這種魚是在平原地帶的池塘里用飼料喂養的,進價是兩塊多,但是魚在純凈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賣到五塊多一斤。)

一個拉磚的師傅把車停在壩上。我們問他,從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錢。他罵了一句話粗話,然后說:“兩百塊,劃不來!”又說,就是這樣的生意,也越來越少了。山里的樓房基本都做完了,沒有做的也都在縣城里買了房。大哥說:“在縣城買房又么樣,到時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機說:“只要是人,總有個生存的法子。”又來了一個人,是細哥的同學,他的摩托車上帶著老婆和還在讀初中的兒子。得知他在這山里做了樓房,還在縣城買了一套房。細哥問:“你要買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嘆了一口氣:“我們這時代不叫人過的時代!沒辦法!”“做了一棟樓,買了一套房,還叫沒辦法!明年還去打工嗎?”“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這座水庫上頭的兩個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這里做了一棟樓,在縣城買了一套房。

其間來了一人,開小車,戴墨鏡,手腕上戴著很粗的黃金鏈子。老遠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網的細哥,問有魚沒有。細哥正劃著獨木船,一只手劃,一只手下網,笑著答:“你又不買,問著做么事!”同我們說話時,他的墨鏡始終沒有摘下來,神氣得不得了。墨鏡又對細哥喊:“別撲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幫不了你。”說完就獨自哈哈地笑。他同我們說起晚上要陪開挖機的斗地主。說是挖山種天麻,規模很大,已經買了十五萬斤樹。從言談中得知,他平時在縣城住。細哥的同學也說,他準備將家里幾面山的樹都賣了——分田到戶后交了幾十年的稅,沒有沾過任何光。后來聽細哥講,墨鏡小學沒讀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討債,拿斧頭砍人,就這樣起家的。

一會兒又來了母女三人,帶著一個三歲的小孩。她們是來買魚的。跟墨鏡是親戚。墨鏡卻不認識那個年紀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長得不一樣了呀!”墨鏡說,“在哪里打工?”她說在溫州。“屬什么?”“屬雞。(剛滿20)” 墨鏡說:“還沒有說人家吧?我幫你介紹個。”女孩的母親說:“她回來這幾天,已經有好幾個人來介紹。”“某某某正為兒子找媳婦急得哼,我把你說到他家。”(說,替人說親的意思)女孩母親連忙說:“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縣城里。”墨鏡說:“他家在縣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氣不好,但你們又不跟她過,你們到縣里住,做點小生意。他家也有錢,你叫他們現在拿個四五十萬,輕而易舉就拿出來了。”墨鏡走的時候,表示過兩天,要帶那男孩上門相親。(2013年臘月25)

(3)車子。近些年來,對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農村青年來說,對一種東西的渴求,可能比對房子和妻子更為強烈,那就是車子。車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萬,八萬,二十萬,各種檔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認識車子的牌子,不知道車子的價位,只知道這些車叫“小車”。不管什么小車,關鍵是要有!

在農村,房子是一個媒介,車子更是一個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動,車子卻可以四處招搖,表示衣錦還鄉。很多二代、三代農民工,當下最大的期待就是買一個車子。尤其對那些好些年沒回家的人來說,他再次回家,必須要有輛車,否則他怎么證明自己?

春節的縣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這些車子絕大部分都是從外面回來的,與此同步的情況是:物價飛漲。

知識的無力感

這十多年來,外界對于農村的關注主要集中于農民工身上。眾所周知,他們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無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現在農村日子過得較為殷實的,也恰恰是這些有幾個成員在外務工的家庭。(僅僅只有一個成員務工,通常不足以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應該說,他們的辛勞和淚水還是得到了適當的回報。

倒是有兩類家庭,他們處于最困難的境地,卻往往被忽視。一類是孤寡老人。一類是舉全家之力,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庭。

在第一類家庭中,這些老人的年紀一天比一天大,身體一天比一天衰敗,沒有任何經濟來源,日子過得異常艱難。有人會問:國家不是有低保嗎?是的,他們中的確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鄉,低保的額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絕大部分這樣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為他們處在農村的最底層,沒有人替他們說話。低保名額通常被身強體壯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為了堵住所謂“刁民”的嘴,不讓他們到鎮上或縣里反映村里的問題,就把這些人變成低保戶,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錢人吃低保”,早已成為農村公認的一樁怪事。過年的時候,大家也不再像傳統社會那樣,家家戶戶給這些孤寡老人送點東西。

這里所謂第二類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這些孩子,從小學讀到大學,一直都在經受教育收費的最高峰,沒有哪一坎能夠躲過。并且,二十多年來,農村稅費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夠交稅。大人內外應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為滿載家庭希望的大學生,畢業之后勉強找到一份餓不死的工作時,又面臨結婚、買房等種種壓力。可以說,幾乎每一個農村的80后大學生,都是以犧牲整個家庭的幸福為代價來讀大學的。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畢業后沒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讓年邁的父母繼續陷入困頓。

最近一個博士師兄請吃飯,他說他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覺很難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過年他都回去得很遲,來學校很早。為什么呢?因為當你一出現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問,就問一個問題:“你現在能拿多高的工資?”所以,他過年回家,基本不出門。這個體驗跟我是一樣的。你要問我過年在家鄉看什么,其實我沒看什么,因為一大半時間是呆在家里看書,看電視,寫東西。

作為農村大學生,當你回到家鄉的時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錦還鄉了,而你連自己的問題都不能解決,你還能做什么呢?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

小結

說了上面這些,相信大家能夠理解,對于我這樣漂在外的農村大學生,回家過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實真的沒有刻意去觀察,但是很多事情卻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

(作者系上海大學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作者在2月“我們的城市”論壇上的分享)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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