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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
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Orlando Figes

翻譯:毛俊杰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號:ohistory)編輯部邀請多位學者、作家共同為您推薦2014年度圖書。羊年新春,我們陸續推送年度榜單上部分書目的精彩選摘。


今天推送的是英國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所著《耳語者》選摘。這本書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時期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歷史著作。盡管在書中幾乎每一頁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語者》并不講述斯大林本人。它關注的是斯大林主義如何滲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人際關系。這本書也并不試圖解說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興衰;它只想解釋警察國家如何在蘇維埃社會扎根,讓數百萬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觀者,或為積極合作者。正如俄羅斯歷史學家米哈伊爾·格夫特所說,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遺產,既不在于國家結構,也不在于領袖崇拜,而在于“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1917年10月,葉麗薩維塔·德拉布金娜在布爾什維克總部的斯莫爾尼學院見到自己父親時竟然都認不出他。上次見面時,她只有5歲,過后不久,父親便潛人地下活動。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樣忘得一干二凈,只記得他的黨內化名。葉麗薩維塔在斯莫爾尼學院任秘書,非常熟悉數十份法令上的簽名——“謝爾蓋·古謝夫”,他是負責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她沿斯莫爾尼學院無盡的拱形長廊匆匆走過,聽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衛隊員發出嗤笑和口哨。這座貴婦學校營房一般的教室,已改為蘇維埃新政府的臨時辦事處,她的工作就是分發法令。當她告訴其他秘書,這些簽名屬于她失散多年的父親,她們都沒將之當做一回事。從未有人建議,她應該與他重建聯系。在這些圈子中,每一 名布爾什維克的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共同事業。黨在為人類解放開展 決定性的斗爭,你如果仍在記掛私人生活,就會被視為”市儈”。


最后驅使葉麗薩維塔走向父親的是饑餓。她在煙霧繚繞的地下室食堂剛剛吃完午餐,走進來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碩的英俊男子,身著軍裝,戴夾鼻眼鏡,尾隨一長列黨的干部和赤衛隊員,在中央長桌旁坐下。兩名士兵向餓壞了的無產者們分發菜湯和粥。葉麗薩維塔仍然很餓,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觀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湯匙喝湯,另一手執鉛筆在尾隨者遞上的文件上簽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謝夫同志”。


我意識到,這一定是我父親了,想也沒想就站起身來,朝擁擠的餐桌擠過去。


“古謝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轉過身來,顯得很疲憊,因睡眠不足而雙眼通紅。


“我在聽,同志!”


“古謝夫同志,我是你女兒,給我3盧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許,他已筋疲力盡,聽到的只是我對3個盧布的索求。


“當然,同志。”古謝夫說,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張綠色的 3盧布鈔票。我接過錢,向他表示感謝,用它買了另一份午餐。


列寧很喜歡這一則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經常叫其時已變得稔熟的葉麗薩維·德拉布金娜講述此事。它在黨內變成了一個傳奇,生動表現了布爾什維克的個人犧牲,以及對革命事業的無私奉獻。斯大林曾說:“一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不應也不能擁有家庭, 因為他必須將自己的一切獻給黨。”




德拉布金的故事是該項革命原則的典例。1895年,葉麗薩維塔的父親(本名是雅可夫·德拉布金)尚是學生時就加人了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她母親費奧多西婭也是黨地下工作中的重要成員(娜塔莎),經常帶著作為掩護的女兒奔赴赫爾辛福斯(赫爾辛基)為圣彼得堡的革命者購買彈藥(葉麗薩維塔的玩具包裹里藏有炸藥和子彈盒)。1905年的革命流產后,葉麗薩維塔的父母為躲避沙皇警察而轉人地下。5歲的葉麗薩維塔赴羅斯托夫與祖父同住,一直待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時,新上臺的臨時政府釋放了所有的革命者。葉麗薩維塔與母親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當時的名字)重聚,隨即加人布爾什維克,成為赤衛隊中的機槍手。她在布爾什維克10月 25日的奪權中參與強攻冬宮,復又担任其首席組織者雅可夫·斯維爾德洛夫的秘書。這份工作讓她走進了斯莫爾尼學院,而她的父親就在那里工作。


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敦促普通黨員以沙俄時的革命家為榜樣,犧牲個人幸福,放棄自己家庭,為工人階級服務。他們提倡對“大公無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構建全新的道德觀,以一切獻給黨的單一原則取代所有的舊誡。在他們的烏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 型一只為公眾利益而活的“集體人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將由這種新人組成。很多社會主義者把培育新人當做革命的根本目標。馬克西姆·高爾基在1917年春天寫道:“政治生活的新結構向我們 要求全新的靈魂結構。”


對布爾什維克來說,從根本上實現“集體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殼”。列寧的妻子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認為,允許“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間存有差別,遲早會導致對共產主義的背叛”。根據布爾什維克的說法,與政治領域截然分開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謬的,因為政治影響一切;所謂的“私人生活”,無不與政治有關。所以,私人領域仍應受到社會公眾的監督和控制。布爾什維克將不受國家控制的私人空間視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險溫床,認為必須予以揭露和鏟除。


這次遭遇之后,葉麗薩維塔很少看到父親,他們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動。1917年之后,葉麗薩維塔繼續在斯維爾德洛夫辦公室工作。在內戰期間(1918——1920),她參加了紅軍,先是做醫療助理,后來成為機槍手,參與在西伯利亞、波羅的海、俄羅斯南部向西方列強支持的白軍或反革命軍隊發起的進攻。她在抗擊海軍上將高爾察克白軍的東線戰役中,甚至在父親指揮下投人戰斗。其時,父親在革命軍事委員會担任高級職務,充當蘇維埃軍隊的指揮中樞,該委員會以托洛茨基為首。葉麗薩維塔經常聽父親向戰士發表演講,但從沒走近他。她后來說,自己認為布爾什維克不應“關注私人事務”。整個內戰時期,他們只相遇兩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維爾德洛夫的葬禮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宮的正式會議 上。到了20年代,父親和女兒都在莫斯科從事黨的工作,見面更加頻繁,甚至有一段時間住在一起,但仍然無法親近。他們分開得太久,無法培養親情。葉麗薩維塔回憶:“父親從沒對我說過他自己。 我現在才意識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別人講起他,我才開始對他有所了解。”


內戰不僅是對白軍的軍事斗爭,還是對舊社會私人利益的革命斗爭。為了應付白軍,布爾什維克開發了第一套計劃經濟(戰時共產主義),后來成為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原型。他們試圖杜絕私人的貿易和財產(甚至計劃以配給來取代金錢);向農民征集糧食來養活城市和軍隊;征召數百萬勞動大軍奔赴“經濟戰線”,包括伐木為薪、建筑道路、維修鐵路;強制推行實驗性的集體勞動,讓人們住進工廠附屬的宿舍和營房;向宗教開戰,迫害神職人員和教徒,關閉數百座教堂;鉗制所有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異見者。在內戰的“內部戰線”上,布爾什維克發起反對“布爾喬亞”——前沙皇官員、地主、商人、富農、商販和舊知識分子——的恐怖運動(紅色恐怖), 因為這些人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很容易使自己成為白軍和其他“反革命”的潛在朋友。布爾什維克相信,如此兇猛地清洗社會,是通向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捷徑。


到1921年的春天,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摧毀了蘇維埃經濟,把眾多農民帶到饑荒的邊緣,蘇俄農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餓。全國各地的農民發動一系列叛亂,反抗布爾什維克政權及其糧食征用制度。列寧自己說,這“比全部白軍加在一起還要危險”。在許多農村地區,蘇維埃政權實際上已不復存在。農民奪取村莊權力,切斷對城市的糧食供應,饑餓的工人舉行罷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瑯施塔得海軍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幫助布爾什維克奪得權力, 現在反過來發動兵變。他們打著無政府主義的起義旗號,呼吁蘇維埃的選舉自由、“全體勞工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農民自主耕地的自由”。顯然,布爾什維克自己正面對著新興的革命。列寧在3月初承認,“我們快撐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稱贊喀瑯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驕傲和喜悅”,此時卻親自指揮向該海軍基地 發起軍事突擊。軍事力量和無情的恐怖,也被用來對付農民起義。據估計,在鎮壓起義期間,被監禁或驅逐出境的有10萬人,遭槍決的有1.5萬人。但列寧意識到,要扭轉起義浪潮、促使農民恢復向城市供糧,布爾什維克必須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并恢復自由貿易。擊敗白軍之后,布爾什維克便向農民作出讓步。


1921年3月,列寧在第十次黨代會上引進新經濟政策(NEP), 以相對寬松的稅收來取代糧食征用制,使小規模的私人貿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農業和消費品的生產,置重工業發展于次要地位。列寧這樣認為,新經濟政策是對小農一執著于私人家庭生產的原則——暫時但必需的讓步,以挽救革命,為國家重整旗鼓。他談到,這一政策將持續“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長”。1921年的蘇維埃居民,身著綴滿補丁的衣服,以破損的器皿烹調,用開裂的杯子飲水,什么都要換新的。市場的恢復給蘇維埃經濟帶來新生命,私人貿易對革命和內戰所造成的長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應。貿易商人設立攤位,跳蚤市場蓬勃發展,農民將食品運來城鎮。因有新法律的許可,私人的咖啡館、商店、餐館、夜總會、妓院、醫院、診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廠,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內戰時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機盎然,嘈雜的貿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車司機、 燈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1917年之前。


對許多布爾什維克來說,市場的恢復似乎是對革命的背叛。引進的新經濟政策招致廣大黨員的懷疑(甚至列寧“偏愛”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過程也非常緩慢,從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來,他反倒成了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捍衛者),列寧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說服力和權威,使之獲得黨代會的通過。尤其是在城鎮工人中,人們普遍認為,新經濟政策犧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農民因食品價格上漲而變得越來越富。在城鎮工人看來,私人貿易的繁榮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貧富懸殊和資本主義復辟。他們把新經濟政策稱作“對無產階級的新型剝削”,他們的憤怒主要針對“新經濟人”,即在20 世紀20年代興旺發達起來的私商。在蘇維埃宣傳漫畫所塑造的大眾想象中,“新經濟人”以鉆石和皮草裝扮妻子和情婦,駕駛碩大的進口汽車,在歌劇演出時打鼾,在餐館里高歌,在昂貴酒吧中大聲吹噓其揮霍于賽馬場和賭場的美元財富。新興暴發戶的這種大肆揮霍,襯以20世紀20年代的城市貧困和大量失業,給人們帶來苦澀的怨恨。他們認為,革命本來應該終止不平等。


在“內部戰線”上,新經濟政策讓“資產階級文化”的殘余得以茍延殘喘。共產主義曾承諾要予以消滅,但暫時還不能沒有。它中止了反對中產階級和專業知識分子的斗爭,因為蘇維埃經濟需要他們的專長。從1924到1928年,對宗教的斗爭也告暫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續的)的頻度關閉教堂或壓迫神職人員,讓老百姓繼續保留自己的信仰,不過,反教會的宣傳仍在繼續。最后,新經濟政策為私人生活的舊習慣和家庭傳統保留了空間,引起眾多布爾什維克的担憂:俄羅斯“小布爾喬亞”的心態和習俗——數以百萬計的小商人和小生產者,其數量因新經濟政策而日益增多——將會阻撓甚至破壞革命運動。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們從舊社會繼承下來的態度和習慣,束縛著千百萬勞動者的心靈,成了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


布爾什維克設想,建設共產主義烏托邦,就是要與舊的習俗和習慣展開不斷的斗爭。隨著內戰的結束,他們準備在“內部戰線”上發起新的持久戰:通過消滅個人主義(“資產階級”)的行為和舊社會留下的陋習(賣淫、酗酒、流氓、宗教),來贏得共產主義個性解放的革命戰爭。布爾什維克中幾乎沒有分歧,他們認為改造人性的戰役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有爭議的只是何時打響第一槍。馬克思教導說,意識的改變依賴于物質基礎的改變。列寧在介紹新經濟政策時承認,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實現之前一其過程需 要橫跨整個歷史時代——試圖在私人生活中創建共產主義道德制度是不切實際的。但為了推行新經濟政策,必須撤離私人領域,這又是多數布爾什維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戰場每一時刻,積極參與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在家人、居所、內心中保留舊心態,只會對黨的根本思想目標造成重大威脅。他們看到,“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本性在新經濟政策下日益增強,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擊。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在1927年寫道:“不能讓所謂的私人生活領域逃離我們。恰恰需要在那里實現革命的最終目標。”


布爾什維克投入戰斗的第一個舞臺是家庭。20世紀20年代,他們堅信“資產階級家庭”對社會是有害的:它是內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無知、偏見的堡壘,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質占有欲, 壓迫婦女和兒童。布爾什維克預計,等到蘇俄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制度,家庭將會消亡。其時,國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職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區里提供托兒、洗衣、食堂等服務。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婦女,可自由加入與男子平等的勞動大軍;激進派相信,以男性為主的婚姻和相應的性道德都會消亡,將被“愛情的自由結合”所取代。


以布爾什維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兒童社會化的最大障礙。蘇維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寫道:“‘家庭喜愛孩子,使他變得任性,鼓勵他視自己為宇宙的中心。”布爾什維克理論家同意要以“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理性之愛”,來取代這種“自我中心的愛”。《共 產主義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中,父母講到自己孩子時,將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將會關心社區內所有的孩子。這種變化需要多久方能實現,布爾什維克內部有不同見解。激進派認為,黨應采取直接行動,馬上著手破壞家庭。但多數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經濟政策理論家的論點:在蘇俄這樣的農業國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家庭仍是生產和消費的主要單位, 慢慢隨著國家向都市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再逐漸變弱。


同時,布爾什維克又采納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間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體。為了解決擁擠城市的住房短缺,布爾什維克迫使富裕家庭與城市貧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稱為“摻沙子”政策(uplotneme)。在20世紀20年代,最常見的共用公寓由原業主占據主房,讓其他家庭搬進偏房。當時,只要符合“衛生標準”(即人均生活空間,它從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業主仍可自由選擇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人傭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搶占。該項政策在意識形態上具有強大吸引力,不僅是新政權宣傳的反特權斗爭(“反宮殿的斗爭! ”),更是一次創建集體生活方式的運動。布爾什維克認為,迫使人們住人共用公寓,可讓他們在基本思想和行為上更趨向于共產主義。私人空間和財產將會消失,個人家庭(“資產階級”)將被共產主義的友愛和組織所取代,個人生活將融人社區。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新型住房設計就以這種改造作為出發點。最激進的蘇維埃建筑師,例如當代建筑師聯盟中的建構派(Constructivists),建議修造廢除一切私人領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內衣的所有財產由居民共同使用, 烹飪和育兒的家務由各團隊輪流負責,大家按性別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專為性生活而設的包房。但這類房子實際上造得很少, 僅在烏托邦想象和未來小說中廣為流傳,如尤金·扎米亞金的《我們》(We,1920年)。大多數確實落成的建筑,如建構派莫伊謝·金茲伯格在莫斯科設計的財政部公寓大樓(1930年),并沒采用完全的社區形式。它們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間,又有社區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廳、廚房、幼兒園、學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標仍是敦促大家, 從私人家庭(“資產階級”)轉向集體生活。


布爾什維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確的框架,以促進傳統家庭的崩潰。結婚和離婚只需向國家提出簡單的注冊,從而取消了教會的影響力。它向事實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賦予同等的法律權利。離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現在變得經濟方便,大家都可一試。其結果是大幅增長的隨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離婚率——在1926年是法國或德國的3倍、英國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潰和革命年代的混亂,家庭和社區的關系、性道德等,都變得松弛。


蘇維埃政權的初期,革命積極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幾乎構成了一種職業病。內戰時期,布爾什維克圈子中隨意的性關系已成事實上的規范,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獲通知,立刻奔赴遙遠的前線。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這種輕松隨意的態度相當普遍。黨的積極分子和共青團的年輕仿效者經常接受教誨,要把自己對無產階級事業的承諾,放在愛情或家庭之上。與普通的蘇維埃青年相比,性亂交在年輕黨員中更為普遍。許多布爾什維克將性自由,視作“蘇維埃現代化”的標志,不再接受資產階級道德的約束。有人甚至主張,配偶關系只會促使戀人們脫離集體,減弱對黨的忠誠,而性亂交而可以成為一種抗衡。


由于黨的需求,布爾什維克人不能照料家事,當不好盡職的丈夫和父親,這是眾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人說:“我們共產黨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歸,很少看到妻子,幾乎從不遇見自己的孩子。”整個20世紀的20年代,黨代表大會經常討論此類問題。普遍認為,與非黨員丈夫相比,布爾什維克人更容易放棄妻子和家庭,因為他們對黨的忠誠高于對愛情的忠貞。事實上,妻子和母親的缺失所帶來的麻煩,不僅存在于黨內,也存在于廣泛的蘇維埃知識界。其時,大多數知識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


托洛茨基認為,與其他人相比,布爾什維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響,因為他們“在新條件面前暴露得最為徹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寫道,作為現代生活方式的先驅,“共產黨先鋒隊只是以更為激烈的方式,較早地經歷了”人民大眾無法避免的進程。許多黨員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開拓新型家庭的職責——父母雙方都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投身公益活動——盡管要付出與子女疏遠的代價。


安娜·卡爾皮茨卡婭和丈夫彼得·涅澤夫茨夫都是列寧格勒(列寧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他們與3個孩子住在斯莫爾尼學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馬克斯娜、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兒,出生于1923年。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 母,她早晨醒來之前,父母已經離開,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馬克斯娜回憶:“我覺得缺乏母親的關愛,總是嫉妒那些母親無須上班的小孩。”因為父母不在,孩子們由兩名女傭照料,都是新近來自鄉下的農婦,充任管家和廚師。根據她的回憶,作為最年長的孩子,馬克斯娜自4歲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權責”。廚師會問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錢,去高級干部專用店購買食物。如果女傭打破家規,或“做了我認為是不正確的事”,馬克斯娜就會向母親匯報。但更多的時候,她回憶:“如果做了我不喜歡的,我會直截了當告訴她們。”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負責任——她很清楚,母親喜歡她負起責任——并欣然接受:“母親說得很清楚,家里發生的事與她無關。對此,我從不懷疑。”


馬克斯娜從小接受新社會價值的熏陶,屬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視作“小同志”。她沒有玩具,也沒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間。馬克斯娜回憶:“父母視我為平等人,交談起來把我當做成年人,教我從小學會獨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歲上小學的第一天早上,母親帶她去學校,讓她記住路程——將近3公里的復雜旅途——這樣,下午放學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馬克斯娜回憶:“從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學校。我的腦海里從沒閃過應該有人陪我的念頭。”馬克斯娜步行一小時去市中心的商店,購買了所有的 書籍和文具。從8歲起,她自個兒赴劇場,因為有父母的高級干部出入證,可坐在包廂內。馬克斯娜回憶:“從來沒人告訴我該怎么辦,是我把自己帶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遙遠的身影。到了節日,他們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亞的高級度假村,卻把孩子們留在列寧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實施僵硬的管束,在馬克斯娜的回憶中,往往成為煩惱的來源。母親責怪她鐘情于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卻不讀共產黨青睞的兒童教育書籍,如弗拉基米爾·奧布羅切夫的科學探險故事《薩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m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別雷赫和阿列克謝·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講述的是無家可歸的孤兒,如何被送進列寧格勒的學校。母親將這兩本書帶回家,馬克斯娜盡職地讀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遺忘。母親還禁止馬克斯娜邀請學校的朋友到家里來,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讓他們看到黨領導過的舒適生活——盡管仍屬適度的,且帶有斯巴達風格——特別是與他人的生活相比之 下。父母很少稱贊或表揚她,幾乎從沒親吻或擁抱過她,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時前來照料她的祖母。馬克斯娜回憶:“我喜歡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關愛。她教我如何縫紉,如何穿珠成項鏈,為我準備玩具,甚至還給我買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廚房,放在她房間的一角,我喜歡待在那里盡情玩耍。”


1917年后出生于黨員家庭的許多兒童,都談到父母親情的缺乏。在這一方面,蘇維埃精英養育子女的習慣與19世紀俄羅斯貴族相比,沒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對育嬰室興致索然,很早就把嬰兒托交給保姆、女傭和其他家仆。


安吉麗娜·葉夫謝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爾什維克家庭。內戰時期,父母都在紅軍服役,得以相遇相識。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親成為參與鎮壓喀瑯施塔得兵變的師指揮官。到1925年,他就讀于軍事醫學院,晚上仍要刻苦學習。母親任職于貿易委員會,等安吉麗娜出生后,開始在外貿學院學習,同樣要在晚上苦讀。在安吉麗娜的回憶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過的:


母親很愛我,既耐心又細心,就是不夠親熱。她從不溺愛,從沒與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樣行事,把我當做成年人……父親全心投入工作,我覺得自己只會給他們擋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贅。我非常調皮,不喜歡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長大的。我8歲那年,父親出差去莫斯科,帶回一個魚缸。他不讓我出去玩,結果我絆倒了魚缸,所有的魚兒灑落一地。 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聲叫嚷:“你不是一個父親,你是一個繼母,繼母!”


1923年,瑪麗亞·布德克維奇出生于莫斯科黨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蘇維埃軍隊主要出版機構“軍事百科全書”供職。父親與家人分開,單獨住一套公寓,這不是因為與母親的離異,而是因為獨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瑪麗亞的母親自己也是蘇共內戰歷史方面的 研究員。瑪麗亞很少看到父親,五六歲時甚至懷疑他的存在。她回憶:“我不懂‘父親’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幾乎從沒見過自己的父親。他會在出國旅行后突然出現,非常熱鬧,給每人帶來禮物,然后再一次消失。”


艾萊娜·邦納的父母是列寧格勒的黨干部,從清晨持續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給祖母照看的女兒。艾萊娜渴望母愛,“假裝愛哭”,還經常裝病,迫使母親留在家里。她羨慕那些母親無須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們“總是顯得非常歡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時,也忙于黨的工作,很少關心孩子。艾萊娜回憶,她9歲或10歲時,“父母每晚都在編寫小冊子,說是關于‘黨的建設問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為黨的工作就是造房子”。


邦納一家住在黨務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寧格勒的阿斯多里亞酒店。房間裝飾簡陋,一切擺設都是為了工作方便。大多數黨員都生活在類似的簡樸環境中,即使高級官員,其生活也很樸素。要等到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華公寓和消費物品獎勵他的忠誠部下。從1923到1930年,尼古拉·謝馬什科担任衛生人民委員,他家在莫斯科財政部公寓大樓只占一套簡陋的小公寓。其鄰居回憶道:“他們對資產階級的舒適或裝飾從來不感興趣。”20世紀20年代的布爾什維克理想主義者,將這種斯巴達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諭戒律。他們繼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義,在蘇維埃政權的早期,更將之轉換成自己的價值觀和做人的原則。俄羅斯社會主義知識階層,其文化和思想的內核,就是對物質占有的排斥。他們努力掃除“小布爾喬亞”的生活遺跡——壁爐架上供賞玩的瓷器、鳴唱的金絲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軟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擺設——以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資產階級舒適”發起攻擊,這兩者緊密結合。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寫道:


墻上的馬克思在注視

突然

張開嘴,

開始呵詰:

庸俗理不清的紗線纏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蘭格爾

更為惡劣

最好

擰下金絲雀的首級——

由此,共產主義將不會敗于金絲雀。


根據布爾什維克的美學,熱衷于裝飾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 理想的“生活空間”(蘇維埃官員對家的稱呼)只需最少的裝飾和布置,純粹以實用功能為出發點,家具最好能節省空間,如兩用沙發床。在布爾什維克的想象中,人們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因崇拜財產而受奴役,簡樸生活反而是一種解脫。在費奧多爾·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說《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黨員的一對夫婦犧牲自我,拋離家園和女兒,去幫助重建一座在內戰中被摧毀的水泥廠。當丈夫格列勃開始想念老家的舒適時,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標提醒他:“你想要美麗的鮮花在窗臺上綻放,床上鋪滿軟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沒有暖氣的房間,在共用廚房就餐。你看,我是一個自由的蘇維埃公民。”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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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民族主義思想大師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嗣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中國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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