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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樣年華——1970年代的回憶  鳳凰詩刊
詩樣年華——1970年代的回憶 鳳凰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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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流沙、根子(岳重)、何伴伴(大導演何平的哥哥)


詩樣年華

作者 | 徐浩淵


1993年,我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做博士后,忽然在郵箱里發現好友周倜從北京寄來的書《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作者楊健。我1981年出國留學,不清楚此后國內的變化,于是懷著極大的好奇心去讀,結果大失所望。書中的許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親身經歷和熟知的,作為“紀實報告”,卻有大量的內容不屬實。我氣憤地問周倜:“楊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亂寫?”她的回答,成了讓我今天不得不坐下來寫這篇東西的主要原因:“活該!誰叫你們自己不寫呢。人家能把你們當年那點事兒寫下來就不錯啦!”是啊,自己沒時間寫,就別怪熱心人的誤傳和杜撰。為了給后人留下點真實,先寫幾件小事吧。


我想,被現在人稱作“白洋淀詩派”一事,是誤傳。因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詩歌的鼎盛期,我僅僅見過一位來自白洋淀插隊的人寫的詩,他是根子(岳重)。現在自稱多多的人,當年學名栗丗征,乳名“毛頭”,他倒是來自白洋淀。我剛剛在網上找到了他寫的一篇被無數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國詩人》,才明白那些誤傳文字的出處。該文中有太多不實之詞。因為害怕自己的記憶有誤,我與當年一起玩耍的朋友們再三核實,大家都說那時候從來沒見過毛頭有詩。我也不認為他與詩有何干系,當然更不會向他討詩來看。


1971年1月,我見到依群的第一首詩,是為了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寫的,是一首永遠的“未完成”之作。僅僅寫了開篇,所顯示的悲壯之美,足以打動所有愛詩的人們,也足以使作者不敢再往下寫。依群本不是那種善于為歷史大事件抒發豪情的人。此后,他因墮入情網而留下的詩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詩真摯、清麗,飽含痛楚。至今我還珍藏著37前他的手稿。他喜歡使用變色鉛筆,字跡已經從藍色變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寫道:


你好,哀愁


窗戶睜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這樣,平淡而長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好,哀愁。


另外,我要在此更正楊健書中對依群詩句的誤傳:“奴隸的槍聲嵌進仇恨的子彈” 應作“奴隸的槍聲化作悲壯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槍聲對應著《國際歌》的音符。依群的詩中不會出現“仇恨”、“子彈”類的字眼,那不是他。


認識根子,好像是因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年回城的日子里,我們時不時聚在金伯宏、張小松、黃元家里聽音樂唱歌。當時最好的男高音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愛聽根子“講”電影。從他口中流出來的故事,聲、色、動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記得他講蘇聯電影《雁南飛》:“她穿著連衣裙的嬌小身影,在轟鳴的坦克鋼鐵怪獸之間穿行,形成了一幅被電影史永遠記錄的畫面……”說著,根子用兩只手做了一個長方形框,喀嚓一聲,我好像真的看到、聽到了。文革后去看內部電影《雁南飛》,發現那個鏡頭遠沒有根子講得那么好,這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劇本編出來哄我的。


我一直覺得根子應該能寫出最好的詩。因為詩歌是唯一能把繪畫、音樂、文字融為一體的美麗神物。根子最擅長于此,怎么能沒有詩呢?經過我無數次的詢問催促,終于在1972年春天,根子來到我家,放下一摞紙就匆匆離去。他一改平日疏懶、對什么都無所謂的樣子,面色嚴肅中藏著靦腆,我遲疑了一下,才打開那摞紙。哈!是詩!是根子的詩!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長得可怕。它們沉重、結實得讓人喘不上氣來。《笑的種類》、《白洋淀》、《深淵上的橋》、《三月與末日》….. 其中,《三月與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詩,都宣泄著少年的憤怒、絕望和成長的痛苦,以及對美的渴求。我趕緊拿給大家共享、抄錄。至今,我最喜愛的這兩首詩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幾首詩一起被我珍藏著,上面還有當年依群和根子涂改的痕跡。這些詩作原稿,是打倒四人幫后我第二次出獄,提審員張老頭退還給我的“黑材料”。


那年代,無論我在哪兒,永遠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給我的詩作都散失到何處。鉄威的幾十首詩、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顆小星》、譚曉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張寥寥的《我們的紀念碑》…… 坐在河南省監獄,我常常胡思亂想,假如有一天我還能活著出獄,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為大家出一本詩集,就用寥寥那首《我們的紀念碑》作為書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體做封面。這首詩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做過張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嚴冬。聽說張郎朗和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知道郞郎的父親被關,家里一個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們的母親陳阿姨。陳阿姨說,小兒子寥寥被工宣隊抓走了,她還同人家大吵一架。因為快要過年,通知家長去認領孩子。知道自己肯定領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夠嗆。于是我穿了母親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鏡,到了工宣隊關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師傅一起控訴“我那大姐(寥寥媽媽)的壞脾氣”。工人師傅覺得我這“小姨”還通情達理,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給我。我倆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聲來。寥寥快餓死了,趕緊給他買了兩個糖火燒。只見他一下子都塞進嘴里,噎得眼淚都出來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會兒,寥寥走過來丟給我一張紙,上面即是那首童體寫的《我們的紀念碑》,寫得真感人,恍惚記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們的紀念碑不雄偉,也不高大,是用寶石作成,閃爍著純潔理想的光輝,云云。


至今一想起那些永遠遺失的美麗詩句,我就很難過。那是一代少年在急風暴雨中掙扎的心靈絕唱啊。我想,每個人都有做詩的年齡,大約在15歲到25歲之間吧,那些來自心靈的吟唱,記錄著我們的詩樣年華。然而,惟有過了30歲、50歲還在寫好詩的人,才是詩人。郭小川、郭路生、泰戈爾、波特萊爾、惠特曼、洛爾加、馬雅科夫斯基,都是這樣的詩人。連馬雅科夫斯基自殺前的臨終遺囑都浸透著詩意,沒治了。


另外還想說說文革中,關于繪畫的幾件趣事。因為插隊認識了吳凡凡和張郎朗的家人(工藝美院子弟),然后認識了董沙貝、李庚等中央美院畫家的孩子們。沙貝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畫得一手好油畫了。人民大會堂里那幅小的《開國大典》,就是他臨摹父親董希文的那幅正作《開國大典》的結果。據說他畫的時候,一天要跑到樓上無數次,學習父親的筆觸。那時不記得李庚畫畫,只記得有個冬天在他家生爐子,為了引火,我倆順手把他老爹李可染練筆的宣紙燒掉不少。前幾年跟他哥哥李小可說起此事,小可嚇唬我:“可別讓我繼母知道,非殺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習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幾萬呢,居然被我們取暖塞進了火爐。


在這些繪畫大師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們從歐洲帶回的精美畫冊。倫伯朗、高更、梵高、莫奈、畢卡索的油畫好漂亮喲。很多年后,我在美國法國的博物館里看到了他們的原作,卻再也找不回當年第一次看畫冊那種強烈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領到魯燕生魯雙芹家,譚曉春、魯燕生等人正忙著畫畫。那年冬天,在譚曉春自新路的家里,我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畫展。把沙貝、燕生、曉春三個人的畫都編上號,擺在他們家那一間半的小套間里。每個去看畫的人,都要把自己最喜歡的三幅畫寫在紙上,不記名,投在一個票箱里。記得沙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圖獲第一名。當時就被辛羅林取走,說是多少年后沙貝成名,此畫肯定價值不菲,我們都笑話他財迷心竅呢。真想知道沙貝現在何方,他的畫應該比李庚的畫好呀,怎么音訊全無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個繪畫藝術討論會上,有人說“星星畫展”是新中國第一個民間自辦畫展。美術評論權威王仲卻告訴大家:那可不是第一個,第一個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辦的地下畫展。當時他也在場,是范小玲領去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投了沙貝一票?


那年頭除了正經學畫畫,我們都熱衷于“實用工藝美術”:畫內部電影票、畫月票,甚至給蓋過郵戳的郵票涂色,重新使用。要是誰找到一張電影票,我們立即開工“制作”,至少復制出十幾張假票,大家高高興興地一起去。甚至連人民大會堂演出阿爾巴尼亞舞劇《山姑娘》的請帖都敢畫。有人逗樂問:宴會廳的請柬能畫嗎?回答是:能畫,不過你得自帶凳子,人家可沒給你留座位啊。


如今說起這些往事,大家蠻開心的。那時候我們從鄉下回城,窮困潦倒,想出各種怪招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更是有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讓我做?說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給你們看看!這些舉動,把1972年后陸續從干校和監獄放出來的父母們嚇壞了。他們不明白費盡心血教育出來的好孩子,怎么都變成這樣了。以至于文革以后,我們略有讓父母看不慣的行為,就會聽到他們無可奈何地嘮叨:“還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栗世征在那篇失實文章中說:“1972年夏天在北京國務院宿舍、鐵道部宿舍有了一個小小的文化沙龍。以徐浩淵為促進者或沙龍主持人。”此后,人們的書籍文章中,不斷出現“徐浩淵地下沙龍”的句子。其實,當年在北京能稱得上“沙龍”的地方,當屬黃元的家。我們的家都被抄沒了,總是在公園郊外聚會。只有黃元的家還保留了文革前的樣子,有畫冊、書籍、唱片、鋼琴,甚至酒柜里還有他父親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帶我到北京干面胡同15號黃元的家,那是“學部”(社會科學院前身)教授學者們的住所,翻譯《普希金詩集》的戈寶權住在隔壁。黃元熱情向我推介斯美唐納的《沃爾塔瓦》,那東歐人的奔放旋律。我翻開一本素描畫冊,剛進房間的漂亮女孩肖霞湊上來看,說:“畫得挺好,可惜沒有顏色。”讓我哭笑不得。蕭華的《長征組歌》寫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兒怎么會期待素描有色呢?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黃元的沙龍人來人往,有時連他都記不清來客是誰。有一次,我調侃紅極一時的殷承宗:“鋼琴是個冷樂器,殷承宗那么‘熱’的人,像個肉蟲子在琴鍵上滾來滾去,真不合適,他應該去拉手風琴。”這話被坐在一旁的羅天嬋的女學生聽去,傳回中央樂團(現在的國家交響樂團),氣得殷承宗大罵。還好沒有給黃元找麻煩,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長陸續被放回北京,朋友們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學重新開始招生,我、依群、譚曉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學;根子進了中央樂團;金伯宏進了故宮博物院。人們在不同的地方開始了不同的生活,而1971-1972年的北京給每個人留下永生難忘的記憶。在醫學院聽老師講微生物學,他說道:“金黃色葡萄球菌……”我的耳邊卻響起了郭路生的詩:“當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淚水……相信未來。”


2008-8-5


徐浩淵: 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開始時就讀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輝縣插隊。1981年8月赴美留學,在圣母大學先后獲得神經生理和行為科學碩士和藥理生理學博士。1992年獲得三年的美國國家基金獎,在賓西法尼亞大學醫學院作博士后研究,轉而深造臨床心理學。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開通“徐博士心理熱”,深受廣大聽眾的歡迎。1999-2000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客座教授,教授臨床心理學研究生的課程;2001-2002任清華同方網絡教育事業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總監。現任國家計生委特聘專家,從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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