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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視角:被錯失的中國史學重點
生態環境視角:被錯失的中國史學重點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郝瑞(Stevan Harrell)

翻譯:劉博宇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選自即將出刊的《東方歷史評論(環境史專輯)


似乎在某個地方,一個偉大的立法者在石板上刻下神諭,把水循環、濫伐森林、動物種群和土壤養分循環交給科學,而歷史則必須局限于關稅、外交、工會斗爭、種族和性別問題。科學家應該研究自然,他們甚至有一本期刊在題目中宣揚這一事實。 另一方面,歷史則負責人、社會與文化。

——唐納德·沃斯特,《重返兩種文化:環境史與環境科學》


中國史學界是怎樣錯失一個重點的


1999年十月,一群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社會批評家在海南南山舉辦了一場關于生態與文學的會議,主題是發展主義與中國的環境危機。十人簽署的會議報告發表在《天涯》雜志上,其中探討了一些他們認為危險且誤導人的“常識”。這些所謂的“常識”包括:環境破壞是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帶來的必然副產品;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必先惡化才能改善(對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一種解讀);還有,中國現在的環境問題,完全是之前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模式中錯誤政策的結果。對于這些“常識”的討論和駁斥對于現在那些專治發展、環境、地球系統、氣候變化(在報告中沒有被提及)各個領域的專家來說,顯得有點不疼不癢。但在當時,對于大部分中國學者來說,這樣的討論是十分新鮮的。


一群知名的中國知識分子舉辦了這次研討會,并且嘗試消除斯諾(C. P. Snow)提到的文藝與科學的隔閡,這并不太讓人驚訝。真正讓人驚訝的是,他們嘗試的工作,對于絕大多數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歷史、社會學者來說,仍然顯得遙遠而陌生。盡管中國的環境已經遇到了危機,發展主義的政策已經導致了可再生資源的污染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枯竭,很少有學者嘗試去彌合沃斯特在本文開篇所引的警句中提到的,科學和歷史的鴻溝。鮮有學者在研究中并重科學與歷史,結合兩者的最新成果,來告訴我們是什么導致了今天的重重環境危機,然后告訴我們,在今后的幾十年中,如果我們能為環境改善做出哪怕是一點點工作的話,到底努力的方向在哪里。這樣,即便我們的努力是徒勞的,起碼,用一句加州大學的飲酒歌,我們“至少知道為什么”。


這篇文章通過一系列努力來聯結“兩種文化”中的概念和成果,試圖開啟一場關于我們研究的歷程和出路的對話。我的步驟如下。首先,我考查在二十世紀,尤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那些鼓吹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忽略關于環境、生態、地球系統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的話題的。在中文和英文世界中,對近代中國史的霸權主義描述模糊或抹殺了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持續的生態系統進程。那些被強調的事件和由此劃分的歷史分期,讓我們無法了解下層的、基礎的、系統的歷史進程。


接下來,我會考查一些生態學和社會系統學提供的理念和理論工具。將這些工具結合起來,可以幫我們建立新的關于中國歷史的敘事。它不會用自然史替代社會史,而是把不同模型整合在一起,以此來解釋在我們要研究的時期到底發生了什么。


第三,我會兼用這些不同的理論概念來分析幾個不同時空間維度下的環境和生態系統現象。在分析的過程中,我會著重地球系統和世界系統的分析模型(Hornborg和Crumley等等),還有那些在各個時期指導各個系統里不同角色的各異的意識形態或環境倫理。某種意義上,這里用兩種方式分析生態系統和社會經濟體系。第一,這里把互相影響的系統當作我自己的描述和分析的對象。第二,因為系統塑造并制約其中那些角色的行為,這里還把它們當作各個系統中角色所持有的觀念。在這部分,我會引三個初步的例子,包括,在最大尺度下,大躍進的全國性影響,在區域尺度下,華北的食物和水資源,和在一個小尺度下,四川鹽源縣白烏溪上游我自己實地研究過的濫砍濫伐現象。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霸權主義敘述


中國當代史這一研究領域有大量的主題專著,還有在八十年代后開始流行的個人口述歷史作品。這些口述歷史大部分都講的是共產黨黨員中的精英和黨外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所承受的磨難。這些歷史和個人敘述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們都強調文革對塑造這個國家和講述者人生的重要性。一個粗略的例子是,在我工作的華盛頓大學,如果利用圖書館檢索系統,查中文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分別有29個和20個結果,檢索英文的“cultural revolution”有459個結果。但檢索中文的“大躍進”只有兩個結果,檢索英文的“Great Leap Forward”有28個結果,這其中還有很多是隱喻和諷刺意義的。1958年到1960年在社會、工業、和農業上發生的事件可能標志著中國歷史上生態和社會系統最大的轉折點,但是其研究成果,起碼從數量上看,卻遠不如對于文革的研究。


中國知識分子中間出現了一種對所謂“十七年時期”的集體懷念。1949年共產黨取得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給整個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和平,以及對于繁榮的愿景。到了1966年,一切都亂套了,讀書人被發派去體力勞動,在十年的時間里,我們一下子落后了五十年。根據這種懷舊的敘述,在1949到1966年這十七年中,藝術自由有一定保障,社會主義建設快速進行,大學得到發展,很多流行病被消滅,人們在每個社區都建立了學校,最重要的是,除了少數頑固不化的階級敵人,所有人都對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充滿了忠誠和熱情。不過現在想來,當時已有一些文革的征兆:打擊反革命者的運動,對某些直言不諱的聲音肆意的迫害,特別是反右運動中囚禁迫害了很多知識分子。不過這些都被看做是十八年后那一恐怖事件微妙的暗示。事實上,很多自傳都以某人或某人的父親在反右運動中被捕為開頭。


根據這種霸權主義的歷史敘述,在那之后,即是世界末日。文化大革命代表的是一切的顛倒。知識分子被下放勞動,城里人被送到農村,學生迫害老師,紅衛兵審判黨內權威,經濟發展進入歧途,禮儀禮貌被野蠻替代。十年浩劫是經濟發展上失落的十年,是中國與外界隔絕的十年,在這十年中,好心好意的社會主義變成它自己噩夢般的諷刺,毛主席的七分功勞給本來混亂的國家帶來了秩序和發展,但在這里表現出他的三分過錯,然后整個國家都天翻地覆。據戴維斯的分析,用中文寫作并發表在中國的文革個人回憶,與用英文寫作并發表在別處的回憶有些不同。本土敘述側重于講述毛澤東和他身邊的革命領袖如何變得越來越偏執而不切實際,他對知識分子施加了可怖而全非必要的折磨,還有在文革之后的歲月中,那段經歷如何影響了他們個人的命運浮沉。英文的記事則著重于年輕的狂熱,隨后理想的幻滅,還有他們最終實現了移民、婚姻、并著書立說這一美國夢式的勝利。有些時候,這些英文作品也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做整體上的、含蓄的批評,但所論不僅僅限于那失落的十年中發生的最瘋狂極端的例子。


在之后的故事里,文革這場全國的噩夢結束了,隨之開始的是改革開放。中國重新變得理智,審視過去的錯誤,然后把過去的放下,開始迎頭趕上。一切都變好了,從無產階級文學到傷痕文學還有純文學,從集體化的農業到鄉村企業,從粉刷滿標語的墻壁、棋布的單位大院、還有戒備森嚴的大門,到高樓大廈、閃亮的玻璃幕墻和大堂那高高的天花板,從男女通用的服飾到時尚,從隱匿的性愛到對性愛的標榜,從各地的封閉到千萬的內部移民,從閉門鎖關的國家到對美國千億級美元的貿易順差,從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到中國導演被當作電影界僅存的創造力,中國煥然一新。盡管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比“十七年”時期和文革加起來還要長(后毛時代的時間已經比毛時代更久),今天在人們談論歷史和文化時,談論的仍然是從文革的陰影走出來。當然,也有一些需要警惕的現狀。城鄉差距,鄉村的空巢化(spectralized),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發展不均,犯罪率上升,還有官員的腐敗。海外則對中國重新崛起的威脅議論紛紛,學術著作里通常還提及美國和歐洲的衰落,東亞重新成為世界中心。當然還有老生常談的民主問題,或者換一種說法,缺乏民主帶來的問題。


最后才輪到環境。除了匯集南山的那些知識分子之外,公開批評中國環境的,還有國外的社會和環境學家,境外來的游客,和那些末日預言家,他們認為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間延續的,接近百分之十的經濟增長,會給中國的資源甚至全球生態圈帶來前所未有的損害。日漸改善的中國環境法律和監管機構也開始譴責恣意的經濟發展對中國環境的破壞。不管出路何在,我們已經認識到了環境所面臨的危機。


但在這里,我要提出當今環境研究的兩個障礙,這兩個障礙讓我們無法更進一步,理解我們為什么到了今天的地步,和我們應該做些什么。第一個障礙是環境界對話中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的隔閡,這種隔閡在關于中國環境的對話中尤其明顯。例如,易明(Elizabeth Economy)那本有著絕妙標題且廣為流傳的《一江黑水》一書,其內容完全是政策,里面的科學部分就像是給恐懼數學、但愛讀報并愛發言的熱心群眾寫的。諸如斯密爾(Václav Smil)中國的環境危機這樣探討了環境的科學問題的書,盡管在中國研究的學者圈里頗受歡迎,卻完全不受大眾的關注。


第二個障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或者說現代中國歷史整體上的歷史分期。歷史上的政策周期、或是政治上那些所謂“好”時代和“壞”時代,跟中國生態環境的歷史關系甚微。像我在本文第三部分所展示的那樣 ,中國的生態系統及其子系統的循環周期,與塑造和劃分了霸權主義歷史敘事的世俗政治政策周期并不一致。事實上,正如南山研討會上的批評者認識到的,在霸權主義話語體系下在罪大惡極的文化大革命,對于生態系統和資源的影響,既不好也不壞。如他們所說,無論把現今的環境狀況怪罪在文革頭上,或是剛建國時期,或者文革之后的時期,都沒有抓住重點。但同時,他們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發展主義,雖然在大體方向上不錯,卻也太過簡單。他們的看法是:前現代和現代意識形態(不論姓資姓社)不同,一個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另一個發展至上,在提高個人收入的神圣借口下,不惜犧牲可再生,可持續的資源,還有整個系統的健康。這種明確的二元對立總是令人心潮澎湃,但太過粗魯。前現代時期的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意識形態,有些比另一些更有利于維持中長期生態平衡。而且如伊懋可多次強調的,盡管有些地方習俗有益于尤金·安德森( Eugene Anderson)巧妙概括的“每日環保”,中國歷史長期的宏觀趨勢是,行政和軍事不斷攫取更多資源,加之不應忽視的馬爾薩斯人口壓力,這些都對中國的環境產生了嚴重威脅,并造成多種資源的退化。這樣的問題遠在發展主義出現之前就存在了。最后,發展主義也有不同的類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占主導的地位的斯大林模式對環境破壞巨大,而大躍進時期的發展主義和改革開放時期國際化的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對環境造成了不同的破壞,盡管從程度上來說,都是災難性的。這些不同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不同尺度下以不同方式與地方文化習俗產生了沖突。這使得環境事件的時間尺度和發展,不易被劃分到霸權主義敘事中各個歷史時期中去。如果我們從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角度,而不是通過狹隘的階級政治史觀看問題,我們可能獲得一個關于中國歷史的更普遍而且更切實際的了解。


就生態系統而言(其模型在后文有更詳細的解釋),宋代之后的中國歷史長循環中,出現了資源及資源開發的不穩定的平衡,最后,到了1800年左右,整個系統進入了一個脆弱的境地,各地的子系統沒有了富余度和多樣性,從而喪失對抗災變的應力。因此,當太平天國戰爭、北洋軍閥時代還有抗日戰爭這些政治社會的重大事件引發大規模的擾動的時候,系統很難恢復到之前的平衡。之后的大躍進把整個系統和其子系統都帶入了一個劇烈的生態危機,而且在中長期使整個生態系統的性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變化。經歷了1960年代早期的恢復,文革和改革開放時期發生的事件又構成了對系統的一系列不同程度的震蕩。雖未造成系統性的影響,它們對后大躍進時期系統的恢復力是個考驗,就像前大躍進時期的系統為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事件所考驗一樣。


在我看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如此看重文革,而不是其之前和之后發生的大部分事件,其原因要歸結到歷史的書寫者,無論是那些成功的美國公民寫的各式各樣的諸如《鴻》(張戎,1991)、《紅杜鵑》(閔安琪,1995)、《吃蜘蛛的人》(楊瑞,1997)、或甚至是《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貝內特1993)一類的書,還是教育部為中國的新一代準備的五顏六色的歷史入門圖畫書。這些歷史的書寫者們早已遠離了基層的中國,即便他們曾在1969年到1976年間到過那些地方。更接地氣的人看問題就會有所不同,從高默波的《高家村》一書中就可見一斑。這不是否認知識分子和其他人在文革中遭受的真實的磨難。問題是這是否是事情的全部。其它慘劇仍縈繞于歷史學的想象中。整體來講,中國史是由知識分子所寫,其內容或是關于知識分子的,或是他們想象中的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到今天,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下層人民仍不為人所聆聽,當然我也并未打算為他們代言。我想做的,是用歷史和科學充實南山的學人們所提出的理念。


社會生態系統,社會系統模型,和生態系統模型


從生態角度分析中國近代史,呼吁是一回事,實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實踐要復雜的多。在這部分,我會從這個領域浩瀚的概念和理論中,挑選一些可能對實證分析有幫助的,介紹這些概念和理論的發展。


“復雜人類生態系統”這個概念作為更普遍的“復雜適應系統”的子集演化而來。托馬斯·阿貝爾(Thomas Abel)仿照西蒙·列維(Simon Levin)等人將前者簡要概括為:“物質和能量的自組織系統,在空間中有多種尺度,在時間上被局限,并展現出包括脈動、潰散、循環、和混亂的復雜動態。作為生態系統,他們是采集并利用能量和物質的空間實體,依來自不同尺度的信息組織而成。作為復雜系統,他們是具有能量屬性的自組織現象。作為‘人類生態系統’,他們被自己所掌控的物質資產、社會組織、和文化模式所支配。”


在檢視復雜人類系統之時,我們就開始彌合兩種文化的縫隙了。我們看到社會理論和生態理論之間的相似和相互影響之處。社會科學這邊,我們有施堅雅及其學生們發揚光大的中心地理論和核心—邊緣理論一類的模型,還有因被沃勒斯坦和弗蘭克及他們的無數信徒使用而聞名的各式各樣的世界系統理論。這兩套理論交叉之處產生的最重要的空間概念有三:第一,人類系統是層層嵌套的,不同層級相互影響,就如同市集及其腹地組成的環環相扣的六角網格(譯注:指中心地理論)。第二,任何系統或子系統,不論在系統層級中位置如何,都有核心和邊緣,核心處和邊緣處的子系統之間,就人員、物資、和信息的交換來講,無論何種的互動都是不對稱的。第三,層疊系統的等級結構依所交換之物種類而不同,施堅雅討論晚期帝制中國重疊但不同的市場和管理等級結構時已有例舉。


從生態角度講,嵌套、核心-邊緣、和一層一層的系統中功能不同的模塊,這些社會系統的概念在生態方面都有較為直接的對應。例如,研究流域生態系統時,嵌套和核心-邊緣系統的概念都很有用。每個流域系統都有上游子系統注入,反過來也是除最高級外所有流域系統的子系統。而且因為水是往下流的,流域的上游下游部分本身就有能量、水、營養、和有機體交換的不對稱關系。但如果我們對照系統內區塊的結構看生態系統內流域系統的結構,就會發現他們并不是完全對應,就像各地的市場體系與行政等級并不完全一致。事實上,施堅雅不僅在他的區域系統分析中把生態系統的概念當作比喻或背景偶然提及,他的中國空間模型的十個宏觀區域和大多數勾勒出的子區域一開始都基于水流域結構,盡管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有時候,在塑造市場及其周邊地區人力、訊息、和貨物交換中,商道和行政影響上壓過了嚴格地形上的因素。當然,這反過來又印證了一個觀點,不同的功能性等級的構造不同,這次把對比的系統范圍擴大,社會理論和自然科學理論勾勒的系統都被囊括其中。


復雜人類生態系統的空間部分,單獨來看很簡單。但是沒有靜止的系統。社會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都時刻在變化,而且不僅因為我們面對歷史,而且因為我們面對現實,我們更要考慮系統在不同時間長度內如何脈動、演化、改變、蛻變。任何系統,在任何空間尺度下,針對其內在韻律或外部的干擾,都會在不同的時間通過不同的方式做出改變。一個使任意空間模型具有實際的、實時的運動的方式,是依次考慮下列概念:循環,發生,干擾,可預測性,意外,可持續性,和回復能力。從這些特性的角度考察任意一個系統,并觀察不同角色在系統內外的行為是如何利用或忽視了這些性質的,我們就能對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歷史進程有一個更細致的認識。


循環


每個系統的周期時間長度都不同。農業生態系統中,陽光、營養、和水流動的方向和速率以一年為周期而變化。直接日照和通過空氣與水傳導過來的光能的變化,和各物種生長、成熟、繁殖、消亡的遺傳傾向合力促成了這種循環。與之相似,預算、稅收、和支出也遵循一個財年的周期循環。但正如我們可以輕易觀察到的那樣,周期與周期的峰值并不相同。北太平洋的水溫不僅有每年的峰谷,峰谷的高低更有以十年為周期的波動,而這些又進而影響在經濟上和生態上都很重要的魚群的分布。同樣,每年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活動都受更長的四年一度的選舉周期影響,可能還有兩黨輪流的主導地位,其周期在不同尺度下不同。反過來,這些又被疊加在兩黨崛起的周期上,這種周期變化莫測,約為數十年,有點像太平洋水溫的數十年為周期的波動,但估計沒什么因果關系。在更大的尺度下,還有氣候變化的周期,其尺度大致在從中世紀(約800-1300)的頂點到1550-1850年間的小冰期的級別上。


近年來,C.S. 霍林和他的擁護者們的工作提出了一種循環的特殊形式,被稱為自適應循環,可能對各種生態和社會系統都適用。如下圖所示:



它包括兩個環和四個狀態。前面的環是發展,包括狀態“r”,也就是“開采”, 此時系統在組織資源并在內部構建更復雜的結構和子系統。最終,在一種類似邏輯斯蒂增長模型(Logisitic Model)中拐點的轉變過程中(邏輯斯蒂模型其實也可以當作自適應循環這個階段的另一種建模方式),系統的復雜結構,與伴隨著的對資源流動更僵硬的固定,使系統進入“k”階段,“維持”。此時系統需要內部和外部的所有能量來維持自身,這使系統僵硬失去韌性(見下)。系統失去自我修復能力,越來越不能抵擋大的擾動,一旦沖擊過強,就會進入后面的環,轉變甚至一下子崩潰進入快速毀滅釋放期,最后只能重組成為通常略有不同的形式。


涌現


涌現是從尺度上和時間上兩方面來講的,兩個方面都從生態系統或是其它循環的開采期中一個重要的過程中產生。即,任何系統都有一些特性,這些特性是在更高階層的,并非下層過程的簡單疊加,也無法被它們完全解釋。涌現的現象與還原主義水火不容,并認為,舉個例子說,活體系統(細胞、組織、器官、生態系統)的特性,即使我們完全了解構成它們的原子和分子的物理化學屬性,也是無法被預料的。活體系統的這些特性在歷史上從生命、物種、和涉及不同物種間互動的生態系統的演變中涌現。國家的運作體現了社會科學中的這一規律,它從原始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中涌現,無法從在國家中居住的人的心理或生理特征,或是作為國家原型的村莊、部落、或酋幫處預料到。


換句話說,系統在生態系統循環的開端進行自組織或重組時,前所未有的特性會涌現出來。回到四維時空連續體的三個空間維度,這意味著更高層次的人類自適應生態系統具備其下屬的低層系統沒有的特性。比如,一個生態系統內部不同部分間(森林,草原,農田,濕地)的交換與其中的任意一個相對均勻的部分內部的交換不同。從社會政治的角度講,中國的環保部門始于中央決策,這是出于國家層面上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的感知,他們觀察到了各地生態系統間的互相影響。


涌現對周期循環研究的意義是,循環的運作過程中會產生偏差,系統內部反饋不全是負反饋,而且系統在沒有外界干擾的情況下也會因內部的運作中涌現的內部機制而改變。我們再一次看到了與黑格爾-馬克思辯證法中綜合這個概念的相似之處——新的東西從正論反論的交互作用中產生。


擾動


當然,沒有一個系統完全演變自其內部進程,即使那些涌現出來的也不是。因為所有系統都是更大的系統的一部分,它們都會對外界變化作出反應。即使是生物圈,也要對太陽輻射和太陽黑子的變化周期作出反應。我們稱外界的影響為擾動。


任何大的擾動都會打亂或改變一個生態系統自適應循環的進程。一次自然災害,或者一支入侵的軍隊——我很喜歡中文中“災害”這個詞,它把自然的和人為的事件都歸結成了一類——可能導致一個文明或大的城邦的毀滅——就像有人推斷旱災毀滅了古典瑪雅文明,或是一戰使得三個帝國崩潰——或者只是一個局部的社會生態系統,就像卡特里娜颶風在新奧爾良所造成的那樣。盡管系統在“開采”期被認為是最穩定的,如果擾動足夠大,循環在這時就可能被破壞夭折,進入后面的循環。


不過,在我們的分析中,最詭秘的還是中度干擾假說,它自1970年代以來就被應用于生態系統動態分析中。中等程度的擾動,最經典的例子是美國西部森林生態系統中間歇性的大火,實際上有助于生態多樣性和系統的長期恢復力。從更廣的角度講,這對后現代的“深度生態學”或“生態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即人類永遠對生態系統有害,提出了質疑。人類管理的生態系統可以比同一地區未被人類干擾的生態系統更具生物多樣性,這已是定論。這表明對系統一定量的人類管理可能促進長期的穩定和恢復力。從霍林的自適應循環來看,這可以被視為,通過干預系統循環的前面的回路,減緩否則無法避免的向脆弱的保護期的轉變。這個發現在我們研究一個像中國這樣有著人類長期的密集開發利用的疆域時,顯得尤為重要。


可預測性


對于自適應人類生態系統這個復雜系統,最重要的是要記住它是復雜系統;它涉及大量的輸入(能量,水,營養,政策,價格)和角色(個人,物種,區塊,子系統,機構)。在我們目前的知識水平和計算能力下,從數學上模擬這樣一個系統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僅要做任何建模過程中都有的簡化,還要面對一個現實,即甚至通過一個很復雜精致的模型來預測模型中一些最重要的變量未來的行為或取值都是不可能的。這在一些管理漁業這樣的生態系統的實驗中已經被不斷證明了,這樣的實驗從復雜度上看還比較簡單,因為管理的目標僅僅是最大化單獨一個變量(產量),更不用說是更多變量和目標的系統了。最近有兩個批評者甚至把環境管理建模說成無非是“沒用的算術游戲”,因其對社會生態系統中一攬子變量如此的過度簡化,以至于永遠不可能考慮足夠的因素并作出可靠的預測。


從這類預測和管理上的失敗經驗中,產生了“二流科學”的概念,其意為系統建模和預測的作用不在于確定的預言系統甚至在不遠的將來的狀態,而是為系統的重要變量設立可能的范圍,或是臆造系統未來狀態的可能情形。


避開最大可持續漁獲量這類單變量模型,類似于否定極端現代主義的社會工程學模型—從建筑上的水晶宮到包豪斯主義,從政治上看,很多烏托邦社會和單變量的模型就很類似。有觀點認為,這些社會工程學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施政者考慮到的因素總是太少,而有其他太多可能出錯的東西,所以他們計劃中的結果難以實現。另一個思考這個問題的角度是,中國革命的自適應循環的“r”階段“開發”期非同尋常的短(對于空間上尺度如此廣且又復雜的系統來說),其原因是它的結構把能量和人力整合并鎖定的如此之緊,以系統至于迅速進入脆弱的鞏固期,并很快變得對沖擊極其敏感。


意外(Surprise)


因為人類生態系統是如此復雜而不確定,有些變化是任何模型都無法預料到的。無論我們為突發情況做出多少預先的考慮,仍然會有一些情況是我們無法預料的,對于這些情況,蘭斯·剛德森(Lance Gunderson)稱之為“生態意外”。颶風卡特里娜就是這樣一場生態意外。盡管我們擁有十分精密的氣候模型、堤壩的強度模型和風暴模型,無人預測到這樣一場巨大的風暴 – 更不用說是氣候、社會和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颶風之后發生的種種事件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是這樣一種意外:當時歐洲人普遍感到一個和平、繁榮和和諧的新時代就要來了。并非所有的重大的生態變化都屬于“生態意外”,有些僅僅是生態循環中,進入保存這個環節時,任何大的擾動都會使得系統的狀態發生重大的改變,這些就并非是意外。不過,因為系統本身有不可預測性,意外總會發生。


概念討論的小結


我尚不成熟的看法是,一個文化或政權在思考如何管理其生態環境時,如果傾向于考慮生態環境中期(medium-term)的可持續性、抵抗力、多樣性和富余,那么這樣的文化和政權在大的生態變動面前,一般所承受的損失會比較小,這樣的文化和政權也能夠存在更長的時間;相反,如果一個文化和政權的思考或是意識形態忽略甚至壓制這些概念的話,那么生態變動帶來的人的災難會更大。人類學者和生態學者已經開始收集被他們稱作是TEK(傳統環境生態知識)這樣系統的例子。在這樣的系統里,人們對于可持續的資源的使用和維持生態系統的抵抗力有一定的認識,這些認識和更加現代和科學的認識是很相似的。當然,這些傳統知識和現代的看法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這樣的不同使得兩種思考中很多形式上和實質的特點都呈現出不同。這個不同就是,現代的看法認為,這個世界,或是任何的人類生態系統,都可以被重新創造,重新設計,重新開發,以使得這個系統的某一個重要變量最大化。這個變量,可以是大躍進時期的鋼鐵產量,文革時期的畝產量,或者是那些綜合的量度 – 比如工業產量,個人收入。這種現代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統治了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這類的意識形態,認為社會組織的系統可以被簡化為階級斗爭,認為生產系統可以被簡化為工業產出,并且認為這些系統都可以量化。現代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不僅僅把舊的系統看做是對于人類幸福的阻礙,是統治階級的自私和貪婪的結果,更重要的是,現代的意識形態認為舊的系統是建立在民俗(folk)的知識和信仰之上的,這些民俗的知識沒能吸收科學的成果,因此也就是低下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這些社會實驗的失敗是霍林所謂的“一流科學”的失敗,即通過操控少數的變量,管理和控制整個世界的簡化的努力。有些諷刺的是,我和我的同事們 – 我們都相信、實踐科學 – 正在進行的工作是減弱簡單化的“科學”給這個世界帶來的傷害。


作為結語的一些個人思考


西方的歷史學家,政治學者,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還有那些跨文化的環境學者,這群研究中國的人們似乎在過去的十五年內才開始關注中國與環境這一問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但是,我感覺他們看待環境,只是把它當作一系列需要關注并亟須解決的問題,而非把環境當作一個嶄新的視角,用來系統的解釋中國演變至今的過程和啟示。中國政府和各國的環境評論家都在孜孜不倦的關注這些問題和它們的短期解決方案。中國的官員、學者、和一些非政府組織也都積極地參與這方面的國際合作。這些當然都值得贊揚。但除了少數系統性思考問題的人(比如 伊懋可和斯密爾),他們仍需把他們所掌握事實和數據放到一個生態系統的理論框架內,才能展示所有事情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我在這篇文章里已經做了一些案例上的嘗試,或許它們今后會被吸收到一個更全面系統的理論框架中。


不過同時,就像生態學對生態本身的意義那樣,在這里,對中國研究的群體,我有一個更宏大的目標。我期望為如何理解中國近來的歷史和當今的困境開啟一個新的對話。我認為在大多數學術著作中,生態變化的影響都被低估了。即便是楊大利的《中國的災難與改革》一書(書中關于大躍進的觀點跟我一致),其索引中也沒有類似”森林“,”生態“,或”灌溉“的條目。 但顯然正是因為大躍進帶來的生態系統變化,因為它引發了自適應周期的反向動力,才會有三千萬人死于饑荒,水土流失和濫伐森林才會在如此多的地方出現,中國才會損失比以前多得多的物種多樣性。而正是因為這些生態系統的變化和它們的次生影響,如饑餓、當地集體組織和官僚體系的解體,中國才會走上改革之路,文革中也才沒有嘗試類似規模的變革。


至于文革,我淡化了它的生態影響。但實際上文革也帶來了很多生態系統變化,尤其是通過“以糧為綱”的糧食政策。該政策導致了三大砍伐中的第二次大砍伐,并引發了整個西南地區的陡坡發生毀滅性的水土流失,還有一些愚蠢的工程,例如夏竹麗(Judith Shapiro)描述過的滇池圍湖造田工程。這些都是大躍進時期大規模改造環境政策的自然延伸,并持續到后毛時代的改革時期。


此外,我們在中國很多地區看到的,無論是從華北平原這個大尺度的例子,還是從小得多的白烏溪河谷這個例子,在大躍進的劇烈變動之后,整個生態系統進入一個持續性壓過斷裂的時期。追求高產而不顧其它系統影響的政策從六十年代初期,文革,一直延續到了1990年。在政策層面上,中國從發展主義的無節制的開發和資源破壞,轉向關注資源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系統的恢復力,這個過程發生在整個九十年代。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開始時期并沒有發生這樣的轉變。從1957年到1990年代中期,政策基本上在說:“去他媽的生態和可持續,我們要的是先富起來。”政策層面的關注自90年代中期起逐漸加強,但實施一直落在后面。這個現象更多的與社會經濟體系而不是生態系統本身有關,但它展示了兩者的緊密聯系。


我不認為中國注定會成為一個充滿了有毒空氣和人造食品的國度。我認為明智的預防和調適舉措,不論是為了應對全球的氣候變化,還是為了應對持續的工業化和發展,可以使中國從現狀逐漸轉變到一個可以為全體居民提供合理生活質量的生態穩態。但這要求我們不僅為了生態系統本身而了解它,還要重視生態系統對社會、政治、和經濟體制正常運轉的作用。中國,或者其它國家能否做到這點,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但目前我們必須采取的第一步,是要理解這個現象,還有那些用來描述它的語言和概念。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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