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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國的未來取決于什么?
周其仁:中國的未來取決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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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論壇網  

2014年11月7日,阿拉善SEE公益機構年會在西安舉行,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做了題為《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問題與挑戰》的主題演講。他表示,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但也包含一些非常難以得到的機會,解決得好,機會的潛力就得到釋放。他著重分析了四個問題,雖是問題,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發達經濟、成熟的經濟難以遇到的機會。

中國經濟發展難度大了,但機會也很大

一個大國經濟,怎么可以連續多年年增長10%以上?這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努力的結果,而是跟全球格局有關,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們的開放(更準確的說是長期封閉然后走向開放),釋放了一種戰后罕見的潛能。

戰后全球有兩個海平面,一個是發達國家組成的高海平面,一個是發展中國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國家間互相投資、互相貿易,創造了一個很高的現代化生活、生產水平。但這兩個海平面在戰后很長時間內冷戰,發達國家跟中國、印度、前蘇聯等發展中國家是不來往的。發展中國家當時都相信一個理論叫“進口替代”,不引進發達國家的產品,而是在國內空出一塊市場來發展民族工業。

當時,我們國家人均GDP為200美元,翻兩番才800美元,而美國當年已經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們是高積累,真正落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口袋里的錢是很少的,這樣一來,我們要比人家差了80~100倍。

中國不開放,經濟水平就會降下去;開放后,中國制造的質量穩步上升,中國工人的工資也漸漸向發達國家的工人靠拢。現在,中國人均GDP跟發達國家相差大概是10倍。

所以,中國經濟的基本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因為中國人還肯學習,學習模式也在改變,不再只是模仿而已,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一種叫組合性創新的能力,這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再跳一步,進行原發性創新,我們的人工還有優勢。站在全球舞臺來看,兩個海平面雖然靠近了,但還有一些潛力,可以再釋放十年、二十年,不過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戰。

從低海平面往上走很開心,但高海平面的國家就陷入麻煩了——他們的資本都外流出去了,投到中國、印度去生產汽車等。發達國家很難受,那往后看5年、10年有什么問題?現在其實存在著三個海平面,我們升上來了,后面還有一個海平面起來了,越南的人工費用比我們低,印度的工資比我們低,非洲的工資也比我們低,中國的投資也開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國就是凈投資輸出國,我們很多資本走了,人卻留下了,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會更加嚴重起來。跟過去十五年比,我們經濟發展的難度變大了。

中國的發展很快,開始進軍有一定技術含量、資本含量的產品領域,比如造車造船等,造出的設備也出口了。在未來的五年時間里,中國一方面可以繼續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處,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已經升到一定的高位,當年我們怎么對發達國家產生威脅,今天我們也將面臨同樣的壓力。

提高空間經濟產能密度生產潛能會很快爆發

阿里巴巴融資以后,其中一個發展方向是,把互聯網革命延伸到從農村去,在全國建10萬個淘寶村,通過互聯網,把村莊這一級的生產、消費,跟整個國家,跟全球聯到一起。

其實,農村積聚了一些縣城的購買力(比如對綠色食品的需求),因為商業通路不夠發達,這個購買力被抑制住了,相當于人為提高了儲蓄率。農村是有消費力的,需要大家把想辦法把它釋放出來。

什么叫城鎮化?城鎮化就是提高經濟在空間分布的密度,用農業文明的空間觀來看城市化,就是講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裝多少人,能夠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夠有多少產出。

美國85%的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國土面積的3%,而在我國,空間分布非常散,到處都是房子,積聚度不夠,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并不高,百分之十幾的人沒有城鎮戶口,所以很難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這一方面對他們不公平,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紐約一平方公里一年創造16億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為4億~5億美金,而國內多數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創造不到1億人民幣,這里就隱含著很多機會。以前我們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分布,現在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地方領導,都應建立起空間觀。未來5年、10年、15年,空間排布好了,一定空間內的經濟產能密度提高了,中國的生產潛能就會很快爆發出來。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未來第二個重大的機會,也是第二個重大的挑戰。

品質問題,是我們最大的機會

我們的進口為什么這么猛?現在增長最快的是國外各地貨物進口,然后賣給國內市場,當然有人民幣匯率升值,購買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產品質量和別人的比起來,粗看差不多,細看差一截。

我們的競爭很大程度上還是價格競爭,沒有往品質競爭這個方向進步的力量。當然,現在開始有好的苗頭,國內最新的某款手機評價是很好的,拿它的各項技術尺度等再往后看5年,我看蘋果夠嗆。其他一些信奉好品質的企業家也開始有了,但是不夠多。

華為現在主要收入來自全球,主要利潤來自境外,不是靠低價,而是靠品質、靠想法,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機會。中國很多產能看似充足,實際上是不夠的,我們現在“過剩”的很多東西,品質還不夠好,總是差那么一點點,真是對不起消費者。

我們現在就是低品質、高速度的經濟發展,還破壞環境;產品和服務的品質也不夠好,因為沒有品質意識。德國人做任何東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而我們還是悠久的農業文明的特點,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這里頭有大問題,也有大機會,如果能把品質意識提高一點點,不一定只注重高速度,那么就會有很高品質的經濟增長,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大問題。當品質提高到一定程度,創新的問題就重要了。

創新首先要從教育做起

創新,首先是想法的創新。中國這么多人怎么沒有創新的想法呢?我們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就在這個領域工作,原本以應試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從現在開始認真改,會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殺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愛丁堡(當年英國啟蒙革命的所在地,經驗主義的發源地)。拿蘇格蘭來說,那真叫窮山惡水,十七世紀之前那個地方還很野蠻,可后來就是幾個腦袋改變了她——亞當斯密的老師從愛爾蘭,把大陸的一些新想法帶到了蘇格蘭,當地的市長、商人,愿意用一些錢支持思想活動,就是這樣的條件。

當時愛丁堡5萬人,整個蘇格蘭100萬人,7.7萬平方公里,比我們今天重慶市還要小,卻產生了多少東西,產生多少思想家、創造家、發明家!我們熟悉的亞當·斯密在愛丁堡,機器革命、產業革命也在愛丁堡。盤尼西林是愛丁堡人發明的,要是沒有它,全人類的期望壽命值怎么會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機來自愛丁堡,指紋識別來自蘇格蘭人,大家都愛的高爾夫球也是蘇格蘭人發明的,聽說還是放羊的時候發明的。我去了以后感觸很深,咱們這么大的國土,7.7萬平方公里的地方有的是,為什么不能形成一個孕育創意的搖籃,讓想法層出不窮?這是更大的一個挑戰,這個挑戰克服了,我們的人才供應就沒有問題了。

政商關系是最重大的挑戰

在我看來,政商關系是最重大的挑戰。你看這一波反腐,老百姓評價挺好的,我個人評價也挺好。可是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拉人,而是要建立起一套體制,一種文化,可那談何容易。現在,一個官出問題,一批企業家就跟著出問題;一批企業家出了問題,一批官員也跟著出問題。其實這些官員和企業家我們都認識,也不是都沒有做過好事情,可不知是文化錯了、氛圍錯了還是風氣錯了,他們一個接一個都掉進去了。可是,我們什么時候能夠把放到政商關系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來呢?無數人討論市場應該干什么,政府應該干什么,我卻認為政府和市場不是兩個東西,而是一個東西。

問題就在市場當中的政府,權利的邊界怎么劃,這對我們這個擁有幾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國是很大的挑戰。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來處理糾紛?誰都不聽他的,他發個房產證你也可以作廢,東到哪兒、西到哪兒,大家可以改,政府要這樣,這個市場就垮臺了。政府要非常強才行,可是政府真要很強,誰管得了政府呢?這就是市場里政府的麻煩,你怎么通過一套程序讓政府非常強,同時又在軌道上運行,這個問題我們幾千年來都沒有解決的很好,兩頭擺,一會兒壯大了權利,不行了,就起義、造反、重來一遍,我們沒有走上一條既發揮政府的作用,同時又讓這個權利不出這個軌道的邊界。

現在到底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從底層來看,受我們的文化影響,很多人覺得官就得這樣,就是應該有一些特權,如果這個問題能往前解決一步,中國就會解放出巨大的生產力,官場很多人就可以解放出來,企業界也可以解放許多人。

中國為什么創新不足,產品質量不足?以我的觀察,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時間和精力沒有放在產品上,沒有放在技術上,沒有放在市場上,卻把過多的精力放在了官場上。問題是,不放在這上頭還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對手放,你就要輸。這是每個人都不想要,但每個人都陷進去的一場游戲。

十八大以后提出這個問題,中國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讓有效的國家同時受監督、有效的權利同時受制衡。權利在籠子里頭,不能放在籠子外頭想咬誰咬誰,要有規矩,要有法制,這個問題講起來很抽象,但跟我們所有的日常的活動息息相關。

這個領域的潛力是巨大的,每個人都可以開出一些問題的單子來,我開出就四個問題,中國在全球怎么定位?我們發展和開放都有20年了,兩個海平面變成了三個海平面、四個海平面,應該怎么定位自己?既要受其利,也要防其害。第二,我們的空間資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怎么把巨大的潛力釋放出來;第三,我們的產品質量,產品質量背后需要有創意的想法來支撐,就是創新科學,我們有過燦爛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歐洲一樣,但與歐洲相比還缺少三個東西,沒有文藝復興,沒有科學革命,沒有近代啟蒙運動,所以存在著差距。我們現在的社會風氣也是有問題的,最了不起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學家,今天,科學家斗不斗得過歌星,賣張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

最后一條就是我們的官民關系,市場發展少不了國家權利,沒有這個中間第三方服務,市場的產權基礎、市場的秩序和市場的競爭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場是空想的,可是政府要參與市場監管,弱了不行,太強了也不行。必須要承認我們成就的同時也有巨大的問題,如果能好好解決,是有可能構造我們未來的。

很好的發展前景,取決于我們的行動

最后講講新常態,我仔細讀了習近平的講話,說要適應新常態。新常態是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投資銀行家先提出來的,意思是別急急忙忙以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就是零左右的增長。其實,這個估計到目前為止被證明是錯的,美國現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長,就業不太好,但是經濟增長還不錯,為什么?兩個海平面的效果。哪家公司真按當年零到一的增長來做投資布局的話,會輸得一塌糊涂。

習總講的是適應新常態,是把心態先調過來,你這么調過來以后,將來什么叫新常態?我的看法不取決于經濟學家的預測,我們現在說將來是四、五、六、七、八,取決于行為,取決于我們的企業家怎么行動,取決于我們的政府怎么行動。今天做什么選擇,做什么行動,明天就有什么樣的未來。中國還有一個可能很好發展的前景,因為這個全球化的大勢能沒有完全釋放,但是面對的挑戰也是非常嚴峻的。

最后我的結論是,這些都取決于我們的行動,首先包括各位在座的行動,謝謝各位。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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