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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太陽: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
關閉太陽: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的“消失的一代”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米歇爾·吉倫吉格(Michael Zielenziger)

翻譯:朱麗娟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選自2月出版的《東方歷史評論(第6輯)理解日本



2003年3月,日本導演宮崎駿憑借卡通冒險長片《千與千尋》獲得了第一次頒給日本動漫電影的奧斯卡金像獎。這個獎項是對宮崎駿影片中宏大和創造性的視覺效果的肯定,這部影片融小女孩的天真奇幻世界、城市的喧囂混亂、飛船競賽及殘暴的武士劍術于一體,如此鮮明的風格,像在亞洲一樣,深深地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年輕人。和動漫相應的漫畫書籍,在日本也已經成為和數碼攝像器材、汽車、電視機一樣具有競爭力的重要出口商品。有些評論家認為卡通文化已經和日本時尚產業及流行音樂一道,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韓國和泰國的觀眾,是決定日本在21世紀能以文化超級大國身份示人,并體現國民總魅力度的重要因素。


毫無疑問,這種動漫美學是對當今世界那些深受后現代思潮沖擊下的年輕人反思,就如動漫權威村上隆所說,漫畫中所有事物似乎都是貧乏、色彩過艷又無積淀、缺乏質地又無歷史背景,就像普通日本便利店里,如7-11,熒光棒下那些琳瑯滿目的商品一樣雜亂無章。但是兩種強烈的畫面在宮崎駿的電影中交織在一起,卻正好讓我從中找到有“適應障礙”的日本“宅男”的影子。電影中的一個重要鏡頭,是一個叫“無臉男”的面具幽靈,他常年披著黑袍,面容憂傷卻不能說話,后來他用吐出來的一塊塊金子誘惑那些貪婪的人類,把他們吞入腹中,并因此而獲得了與人交流的能力。宮崎駿還揭露了由一位專橫跋扈的澡堂老板娘經營的澡堂,在這里,鬼魂和幽靈們自由穿行,以吸入人們在世間的煩惱。老板娘自己養育著一個碩大無比、依然裹著尿布的嬰兒,他被藏于幽暗之中,身后墊著各種護枕和長枕。這個巨嬰似乎無法擺脫避難所的呵護。但他有時會用暴怒行為襲擊他的母親(當然這只是動漫幻想,他母親也從未被傷到過。)當這個嬰兒被“拐跑”到外界冒險了一陣之后,卻能靠自己的雙腳站立起來,說出的話也像個大人一樣頗具智慧。


通過這樣的小插曲,宮崎駿似乎在告訴那些宅居家中的人,他們依然有希望從令人窒息的穴居之處走出來。電影中,巨嬰和面具幽靈也都是靠“千尋”這個小女英雄真誠的友誼和溫暖的擁抱獲得轉變的。她對他們毫不設防,從不指責,反而熱切地鼓勵他們。更確切地說,對于一些日本青年人而言,重新選擇并放棄與世隔絕的避難所,被證明對他們的“適應障礙”癥十分有效。




可對那些宅男來說,這種希望真的存在嗎?比如賢志,對他來說會怎樣呢?這個三十四歲的浪子突然某天就從待了二十多年的離群索居的家中走出來,向我傾訴作為一個宅男的辛酸。此時,他正絕望地尋求回歸社會的途徑—正如他在寫給一個宅男家長群體的頭目—正久奧山的信中所述:很想找到“一束散射的光”啟發他,幫他打開那道通向外界之門。


在我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見面時,賢志告訴我,他的目標其實很簡單:“我只想簡簡單單地說聲‘Ittekimasu’(我走了)或‘Tadaima’(我回來了)”— 這其實只是正常的日本人離開或回家時說的兩句很普通的話而已。賢志的目標也僅僅是簡單出個門回歸社會,并讓一切變得很“正常”而已。接著,在午飯過后,他告訴我自初中畢業從中學的環境中“解凍”之后的過去的二十年里,他是多么渴望擺脫與社會脫節的生活,但又很担心自己是否還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達成所愿。“人們會經常對你說,你是自由的,無論做什么都可以。可是當你想成為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之前,你就已經放棄一部分自我了。這讓我對這個社會感到很失望。


“除非大人示范給孩子看,并在兒童的培養過程中允許他們自由行動,不然很難做到”—從隱居的處所走出來去尋找有可能會最終導致自我壓抑的渠道。這就是當今日本生活的窘境。文化不改變,社會很難發生變化;可社會不改變,文化一時半會也不可能改變。


“有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被狼養大的孩子,”賢志邊緊張地用手指頭敲著桌子邊跟我講道:“他一直是被一對成年狼養大的,因此無論他怎么努力,最終都無法回歸(人類)社會。一個被狼養大的孩子也只能成為狼,他是無法回歸到正常社會之中的。”說到此處,他揪著頭上稀松的黑發,臉上漸漸露出愁容,眉毛再次蹙成一團。“這就是我的真實想法。老師曾告訴我們你可以自由地成長,并成為你想成為的那個人,但是大人卻從未用實際例子告訴我們到底怎樣才是對的。可能是因為成為一個簡單的成年人并不會顯得多有魅力吧!”


聽著賢志的話,我想起了雅子,這位被幽禁的王妃,本來是一位很有潛力打破王室定律的女人,現在似乎成了國民傷痛的象征。2003年,當她的丈夫德仁皇太子用皇室慣用的模糊言辭告知媒體:“鑒于她自身的發展和本身性格原因,她已經無法再任外交官”時,許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欽佩他的坦誠。但僅僅過了一年以后,這位皇太子就因其之前的評判而向公眾致歉,很明顯他是被迫這么做的。“我當時發表那番言論只是希望人們能夠意識到雅子的處境。”皇太子在2005年2月他四十五歲生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道,“然而,這卻給天皇與皇太后造成了困擾,我感到很抱歉。”但是,皇太子的這番懺悔并未改變現狀。而在2006年初,太子妃依然像位宅女一樣,幾乎完全隱退,也從未在公眾場合為自己說過一句話。


許多日本人相信,作為個體的人,他們并未掌握足以改變國家風云變幻的能力。“幫不上的,”他們對其他人說,“真的沒辦法。”簡言之,在這個輿論造勢出來的社會,就像一個記者有次和我解釋的一樣,要做到所有人滿意是不可能的。此外,他還補充說,如果你用異于大眾的“條框”和“邏輯”來實踐自己的生活,“這相當危險。你會死得很難看的”。


這種態度同樣清晰地體現在針對2004年4月三名日本人道主義工作者的問題上。他們曾被伊拉克起義分子挾持為人質,被關押了將近三周才回國。可是等他們安全回到日本后,迎接他們的并不是感恩的禱告者,而是舉國上下反對者的白眼。“你們這是咎由自取!”有個日本人在他們降落后,在機場的簽名本上寫道。政府為他們花費了六千美元的機票錢,一位政府發言人譴責他們忽略政府警告,而去正遭受戰爭的國家從事人道主義工作是相當危險的。“他們可能是自發行為,”政府首席發言人福田康夫說道,“可是他們必須意識到正因為他們這樣的行為,多少人會受到牽連。”還是留給美國的柯林·鮑威爾去褒獎他們“為了一個更偉大,更崇高的目的,自愿將自身置于危險之中吧”!


這三個人后來被帶到精神病學家齋藤曉那做心理咨詢,齋藤曉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他們此時的壓力比在伊拉克被囚禁時的壓力要“大得多”。當被要求將三個最大的壓力場景按順序從小到大排列時,這三位曾經的人質對他說:在巴格達途中被綁架的那一刻;被歹徒拿刀逼著喉嚨上電視的那天;再就是“他們回家后的某天早晨看到新聞,意識到日本國民遷怒于他們的那一刻”,他們立即覺得自己處在排山倒海的壓力之中,齋藤說:“據我們來看,刀架在脖子上那刻,壓力已經達到十級。”齋藤接著說:“可是等他們回到日本看到早上的新聞時,他們的壓力卻達到了十二級。”


處在民眾對立面或“制造麻煩”的危險—被日本人稱為—日本的終極“適應障礙”:而那已經順利地運行了一個時代的體制,并沒有形成一定的反應機制來被迫適應這個新事物。在其不斷的調整過程中,它也逐漸喪失了深層挖掘自身內核的能力。而且,這個系統本身已經變得包羅萬象和具有自我參照能力,因此身處這個圈子中的人無法看到或判斷其缺點,因為他們不知參照什么。受太多外界壓力的影響可能會導致他們不愿改變,而繼續走原來的老路,這是由保持“協調一致”和社會凝聚力所需—盡管,這實際上并未使人們變得協調一致。這個系統也意識不到他們的年輕一代已經深受新可能性的啟發,也很難說清他們是如何暫時,或偶爾地尋找新目標的。


在逐漸增多的日本人中,有個人像齋藤博士一樣,開始探究這個系統的形成條件,結果認識到了日本糟糕的前景,他就是機械工程師村洋太郎。作為東京工業大學的教授,村洋是位頭腦冷靜的科學家和目光敏銳的觀察家。他是那種數十年來一直致力于提升高檔標準機械生產的精密度,并探索提高設備和汽車能效,以加快日本汽車業產值的老學究式人物。


在一個不斷被沉默和質疑麻痹的國家,村洋是個日本怪胎,他沉迷于失敗之中,從一系列的工業事故、火車失事及空難中仔細分析事故發生原因。村洋還建立了一個“錯誤社團”,這是個非營利性組織,建立的原因在于他認為直視錯誤,并探明是什么導致了事故的發生,從長遠看,有利于吸取教訓獲得更大成功。


當我建議他將這種分析投向本國時,他告訴我,盡管這種濃重的悲觀情緒對整個國家影響很大,但“沒人真的想改變。也許70%的日本人都十分安于現狀。因為他們的桌上依然擺滿食物,并有屋可住。況且,除非你已經意識到非變不可,否則你壓根無法改變”。


“如果,”他接著說,“再這樣下去,再過五十年,日本就很有可能從地圖上消失。因為我們從未教導我們的國民挑戰未來,他們也就會只知道接受逐漸減少和變小的情狀。”


當我們會面時,我很為他輕松的笑容和致命的坦率而著迷。村洋曾經密切關注過“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失事后美國官方的反應。2003年2月,這架飛機在得克薩斯蔚藍的天空中解體,機上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飛機殘骸一直從亞利桑那散落到佛羅里達。他深為美國司法部門的科學家精準地探究失事原因的勁頭所折服:他們竭盡所能地搜集飛機殘片以重組機身。他們一邊篩選遙測數據,一邊整合大量目擊到的因素。美國的問責體系竟如此嚴格,對此,他十分震驚。這里面涉及許多法律訴訟和獨立調查,連報紙和電視網絡都有對錯誤因由分析探討的獨特視角。不同團體的成員依據不同的側重去調查,將會使得大家更加奮力地探尋真相。


而在日本,如果發生同樣的情況,政府只會“簡單地向國民道個歉,僅此而已”,他說,“我們根本不會探究深層次的原因,因此也壓根不會出去尋找我們的設計缺陷,這對我們絲毫沒有幫助,因此,我們總是一次次不停地犯同樣的錯誤”。(可能這種探究性調查的缺失,正好解釋了過去的這么多年日本在商業火箭的助推器方面的研發為何還差得很遠。)


村洋對日本失敗原因的分析為依然存有的希望提供了一些現實基礎。“日本還不夠透明,”他對我說,“人們也并非各司其職,沒人真的想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們的政府壓根也收集不到什么反饋。”


發生錯誤時得不到反饋,絕對是這個國家最最大的失誤,村洋對我說。日本人—尤其是年老一代,他們在維持現狀上付出諸多努力—“并不需要什么反響,如果人們接受他們身邊發生的一切”而非反對,最終,他們就只會在自己所關心的日本社會的傳統界限內“維持他們現有的一隅”。“在過去,我們確實可以依據現成之物按部就班,”他說,“我們壓根不需冒險,那樣也很快樂。但現在我們停滯不前了。人們會問:‘這種遲滯還會持續多久?’我個人覺得還得要持續十到十五年。”直到一個新的危機出現。


2005年4月,日本政府發布的白皮書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以公開日本體制,迎接全球化,分散政府權力,建立新的創新中心。這些措施聽起來都很好。但正如這之前所發布的一些白皮書和報告一樣,這些令人贊賞的目標沒什么希望能實現,因為,正如村洋所認為的那樣,在日本“沒有人,(在權力方面)真的希望發生改變”。有誰能承担起千尋的角色,像從另一個世界來的動漫女英雄那樣說服這個封閉的商業和政治生活圈,一定會讓他們開放呢?一個關掉了反饋接收器的國家,將個人權利消融于集體主義體系之中,將和諧與穩定置于摩擦和競爭之上,最終必將喪失活力,且失去適應能力。在一個缺乏信任的國度,又沒有一個優越的固定價值體系,需要錘在怎樣的砧石上才會發生根本改變呢?日本又怎樣能將現代形式與前現代內核結合起來呢?這對日本來說并不是一個新的挑戰,而只是與過去更加結合的契點。就像1911年,作家夏目漱石說的那樣:啟蒙運動橫掃西方“產生在內部,而日本的啟蒙卻是表面的。所謂產生于內部,我指的是從內里自然生發和發展出來的,就像一支花株由分芽向外伸展。但是發生在表面,我指的是迫于外在壓力而不得已地假設性地向外伸展”。


難道是對失去的恐懼導致他們日本無法接受需要本質的改變嗎?要他們被迫必須放棄許多經濟和文化生活—甚至還有那些令世界贊嘆的特征?比如其中包含的日本工匠的耐心和原則,追求細節的精神,及讓顧客感到自豪的義務。因此,追求完美正是一種日本品質。日本傳統中典雅的極簡派抽象藝術,講究與自然合而為一,而非將其淡化,講究少而精,而非求量,這個給當代世界提供很多借鑒的國家現在卻面臨物質和資源的瓶頸。日本現階段致力于對能源的貯存,探尋減少排放溫室效應氣體的新路子,并研制傳統汽油發動機的替代品,甚至去證明一個國家如果創造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也會受益匪淺。我懷疑是因為日本先天固有的保守主義太過根深蒂固,導致他們強烈渴望保護他們“優美的傳統”。這也反映出一個刻板地強調和諧和穩定的國家,無法學會如何將社會信任分攤開來。一個國家不愿意去承認或適應他的內在改變會因固步自封而導致滅亡,就像一個蚌殼只能擁有它的殼內之物。


今天,事實是全球化—徹底將時間和空間濃縮在一起—為世上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帶來了新的挑戰和壓力,不僅僅是我們美國自身。實際上,在這本書里,我已經盡力避免讓自己站在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像要將美國置于一個欺壓日本的高臺之上。也許五六年前,美國牽涉其中,物理空間已經起不到保護作用,也不能將我們分離,而且距離的變化節奏似乎比先前更快了。


由于美國的資源越趨稀薄,布什政府急切期望日本能派遣部隊到伊拉克,以重新修訂他們的和平協定,重新建立自己由彈道導彈和藍水海軍構成的軍事強國地位,成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遏制中國發展的軍事代理人。如果讓日本獲得這樣的資格,肯定會引發亞洲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并導致亞洲其他國家的憂慮,他們會想弄清楚日本是否真的從二戰中吸取教訓并負責任地成為一個“普通國家”。


最終,既不能從改變的世界中抽身,也無法使任何一個國家在霸權主義中得到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而且,最終,唯一一個真正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只能是忍耐、包容,允許多樣性存在,當然,還有在信任機制內去增強信任—伴隨而來的還有基本的自由平等的人文主義價值和自我表達權力。


因此真的存在一種放射性光束能幫助賢志和那些和他一樣隱居起來的人嗎?他們能像那個巨嬰一樣被“拐走”后回來就像一個有用的大人嗎?還是,像賢志那樣,像只孤獨的狼。


他那敏銳的洞察力—讓他意識到沒有哪個成年人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成長的—這也讓我深感困擾。我能理解一個現代人無法診斷的沮喪。把賢志騙出家門,我感覺到自己有義務為他提供專業的幫助;否則我會覺得自己只是想從他那套點體現他糟糕狀況的材料。我希望將他帶出來,帶到白天的陽光下應該可以幫助他。我還想過讓他和服部雄一聯系,服部雄一是位交感神經顧問,曾經治好過成千上萬像賢志那樣的年輕人,他也是我比較信任的人。當我問賢志是否愿意接受治療時,他面色緊張,眼睛皺成一團。


“我知道那是種什么樣的治療,”他靜靜地說,“但我不認為自己需要。另一方面,雖然我知道我得做點什么,但我離家來這里之前,我覺得自己并不想來這。”從他的屋子里走出來,他補充道,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緊張。


自那次談話的幾周以后,我再也沒有賢志的消息了。我讓我的助理艾米打電話到他家問他忙些什么。接電話的是他的母親,她十分氣惱和憤怒。她抱怨說就因為上次他兒子和我吃了個中飯,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刺激:他現在經常夢見一群人在夢里追他,有陌生人欺騙他,或者傷害他。她說已經帶他上醫院了,好讓醫生開些功效強點的鎮靜劑的處方。


“有時候他有點過激了,”她接著說,“他把太多的壓力加在自己身上。他心地很好,但是……”


賢志的媽媽對試圖打擾他們的外人十分懊惱,“這段時間不要再給我們打電話了,我們不想被打擾……”外人幫不到什么忙的,她又說,“等到合適的時間我會打電話給你們的,”她最后把電話掛了,話也沒說完。


但此后她再也沒有打來過電話。


(本文摘譯自Michael Zielenziger, Shutting Out the Sun: How Japan Greated Its Own Last Generation, Nan A. Talese, 2006)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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