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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英德的歷史會在中美間重演嗎?
基辛格:英德的歷史會在中美間重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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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基辛格著《論中國》  

21世紀美中關系的預兆

一些評論家,包括中國的一些評論家,重新研究了20世紀英德兩國對抗的史例,并認為這是21世紀美中關系的預兆。兩者的確有戰略相似性。從表面上看,中國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復興的大陸大國;而美國如同英國,是一個與這個大陸有著深厚政治經濟關系的海洋大國。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中國曾比任何一個鄰國都強大得多,但那些鄰國若是聯合起來,就有可能威脅、也確實威脅過帝國的安全。如同19世紀德國的統一一樣,所有這些鄰國的謀略必然受到中國這個強大統一國家復興的影響。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這樣一個體系演變成了以平衡的相互威脅為基礎的均勢。

戰略互信能夠取代一個戰略威脅體系嗎?許多人認為戰略互信一詞本身即自相 矛盾。戰略家只在有限范圍內依賴假想敵的意圖,因為意圖是可以變的,主權的本質是不受另一權威影響而作出決策的權利。因此,以一國實力為基礎的、一定程度上的威脅與主權國家間的關系密不可分。

盡管罕見,但國家間關系可以變得非常密切,從而不必考慮戰略威脅。北大西洋沿岸國家之間的關系中,戰略對抗是不可想象的。這些國家的軍事力量不是針對彼此。在他們看來,戰略威脅來自大西洋地區以外,需要以聯盟框架來應對。北大西洋國家間的分歧一般圍繞著對國際問題的不同評估,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不同方式。即便是爭論最為激烈的時候,仍不失家庭內部爭吵的特征。軟實力和多邊外交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一些西歐國家幾乎已把軍事行動排除在合法的國家政策工具之外。

亞洲的情況正好相反,這些國家認為與鄰國處于潛在對抗狀態。它們不一定在策劃戰爭,只是不能完全排除戰爭的可能。如果無力自衛,它們便力求加入聯盟體系,獲得額外保護。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即為一例。許多亞洲國家經歷過外國殖民,不久前才重獲主權。對他們來說,主權是絕對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原則在亞洲大行其道,更甚于其起源的歐洲大陸。主權概念被認為至高無上;侵略被定義為有組織的部隊跨越邊境;不干涉內政成為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在這樣一個國家體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尋求維持均勢的關鍵要素。

如果成員所需的安全保障可通過外交獲得,國際體系就相對穩定。當外交失去作用,國家間關系就會日益著重于軍事戰略,先是軍備競賽,繼而冒著對抗風險獲取戰略優勢,最終走向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外交是自我推動型國際機制的典型范例。當時,世界政策就是歐洲政策,因為世界大多數地方都處于被殖民地位。從1815年拿破侖時期結束到19世紀下半葉,歐洲一直沒有重大戰事。歐洲國家大體處于戰略均衡狀態,它們之間的沖突并不危及生存。沒有一國認為另一國是不可調和的敵人,合縱連橫因此成為可能。沒有一國足夠強大,可以確立統治他國的霸權。任何此類嘗試都將激起一個聯盟起來反對它。

1871年德國統一帶來了結構性變化。今天難以想象的是,在此之前,中部歐洲還有大大小小的39個主權國家,只有普魯士和奧地利算得上歐洲均衡中的大國。眾多日耳曼小國組織成一個類似當今聯合國的機制,即所謂的德意志邦聯。像聯合國一樣,德意志邦聯難以采取主動,但時常采取一致行動,對抗大的威脅。德意志邦聯過于離散,不可能主動侵略,但防御起來足夠強大,為歐洲均衡作出了重大貢獻。

但推動19世紀歐洲變化的動力不是均衡,而是民族主義。德國統一反映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抱負。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也帶來了一種危機氣氛。德國的崛起削弱了外交進程的彈性,加大了對這一體系的威脅。在曾經有37個小國、兩個較大國家的地區,一個單一政治實體脫穎而出,統一了其他38個國家。以前歐洲外交通過多國合縱連橫取得了一定靈活性,德國統一則減少了可能的組合方式,產生了一個強于任一鄰國的國家。這就是為什么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說德國統一甚至比法國大革命更為重要。德國現在非常強大,可以擊敗任何一個鄰國,但如果歐洲主要國家群起而攻之,它也面臨極大危險。可是現在只有五個大國,組合方式非常有限。德國的鄰國,尤其是法國與俄國,有相互結盟的動力。法俄也確實在1892年結為同盟。德國出于自身的需要,自然想設法拆散這些聯盟。

這一體系的結構內含固有的危機,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逃避,尤其是德國這個崛起的大國。可是它們可以避免采取擴大潛在緊張狀態的政策。然而沒有哪一國這么做,尤其是德意志帝國。德國分化敵對聯盟的策略被證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幸的。它試圖利用國際會議把自己的意志公開強加到與會者頭上。德國的理論是,德國施壓的對象受到羞辱后會感到被盟國拋棄,從而離開聯盟,在德國的軌道上尋求安全。結果事與愿違。被羞辱的國家(1905年摩洛哥危機中的法國、1908年在波黑問題上的俄國)更加鐵了心拒不臣服,因而強化了德國試圖弱化的聯盟體系。德國在布爾戰爭(1899~1902年)中公開同情英國的對手荷蘭定居者,觸怒了英國,結果英國于1904年加入了法俄聯盟。此外,盡 管德國已擁有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陸軍,它同時又建設了一支龐大的海軍,挑戰了英國對海洋的控制。歐洲實際上已經悄悄進入沒有外交靈活性的兩極體系。外交政策成了零和博弈。

歷史會重演嗎?如果美國和中國陷入戰略沖突,類似“一戰”前歐洲結構的形勢無疑會在亞洲逐步發展,形成相互競爭的集團,每個集團都試圖破壞或者至少限制其他集團的影響和范圍。但在我們無奈地接受這一假定的歷史機制之前,讓我們先思考一下當年英國和德國的對抗是如何演進的。

沖突是各國關系的固有結果

1907年,英國外交部高官艾爾·克勞針對歐洲政治結構和德國崛起撰寫了一篇杰出的分析文章。他提出的重要問題在今天也有著顯著意義,即導致“一戰”的危機,是起因于德國崛起引起了針對新的強大力量的某種有組織對抗,還是源于德國采取的一些具體的,因而也是可以避免的政策?危機是源于德國的能力還是德國的行為?

在1907年元旦提交的備忘錄中,克勞傾向于認為沖突是各國關系的固有結果。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如下:

尤其對英國而言,知識與道義的密切關系使其同情并欽佩德國人最優秀的思想成果。為了人類的進步,英國自然傾向于歡迎一切增強德國實力和影響的事情。不過有一個條件:德國必須尊重他國的個性。其他國家在以各自的方式參與人類進步事業中同樣是寶貴的同伴,同樣有權在自由的活動空間內,為向更高文明的演變作出貢獻。

可是德國的真正目標是什么呢?是在德國外交的傳統支持下,讓德國的文化和經濟利益在歐洲和世界自然發展嗎?還是要尋求“全面政治霸權和海上崛起,威脅鄰國的獨立并最終危及英國的生存”?

克勞的結論是,德國宣稱追求什么目標沒有關系。無論德國遵循什么路線,“德國打造一支盡可能強大的海軍顯然是明智之舉”。一旦德國取得海上優勢,克勞評估稱,不管德國的意圖是什么,這本身就是對英國的客觀威脅,“與大英帝國的生存互不相容”。

在這樣的條件下,正式保證沒有意義。無論德國政府如何表白,結果依然是“對 世界形成巨大威脅,如同通過‘預謀’蓄意占領一塊陣地”。即便德國溫和的政治家想要表達誠意,德國溫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隨時消失”在追求霸權的陰謀詭計中。

因此,在克勞的分析中,結構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勞不無挖苦地說:“一國針對鄰國的野心一般不公開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國家表示無限的政治善意,都證明不了該國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樣說算不上不公平。”由于事關重大,這“英國冒不起任何風險”。倫敦必須做最壞的設想,并基于這一設想而采取行動。至少只要德國在建設一支龐大的、極具威脅的海軍,英國就應該這么做。

換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間,事態已經演變成誰會在危機中讓步,而且一旦條件得不到滿足,戰爭就幾乎不可避免。7年后,世界大戰爆發了。

如果讓克勞分析當今的局勢,他可能會得出與1907年報告類似的判斷。我大致介紹一下他的解讀,因為他的解讀很接近太平洋兩岸廣泛持有的觀點。不過他與我的觀點大相經庭。美國和中國與其說是民族國家,倒不如說是具有大陸色彩的文化統一體。基于經濟政治成就以及人民蓬勃的能量和自信,兩國在歷史上都曾被推向極高的國際地位,都曾認為自己具有普世性——中國和美國政府都經常認為本國政策與人類整體利益完全一致。克勞可能會警告說,當這樣兩個實體在世界舞臺上相遇時,很可能出現嚴重緊張局勢。

無論中國的意圖如何,克勞學派會認為中國的成功“崛起”與美國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地位無法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只不過是讓中國有積累實力的空間,最終必將釀成危機。因此,本書第十八章所述的中國人的辯論以及中國是否停止“韜光養晦”的問題,對克勞式分析都不重要。克勞派認為,中國終有一天會這么做,所以美國現在就要行動,權當事情已經發生。

美國人的辯論對克勞的均勢理論增添了意識形態挑戰。新保守主義者及其他激進分子認為,民主體制是互信關系的前提;非民主社會在本質上是危險的,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美國必須發揮最大影響(文雅的說法)或壓力,在沒有民主的地方締造更加多元的體制,尤其是在能夠威脅美國安全的國家。這些理論認為,與非民主社會打交道,政權更迭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最終目標。與中國和平相處不是一個戰略問題,而是改變中國治理方式的問題。

把國際事務解讀為不可避免的戰略優勢爭奪,這種分析方式不僅限于西方的戰略家,中國的“必勝主義者”運用的幾乎是同樣的推論。主要差異在于他們的看法屬于崛起國家的看法,而克勞代表的是大英帝國,要捍衛國家現有的遺產。本書第十八章中討論的劉明福大校的《中國夢》就是這一流派的例子。劉明福認為,不管中國怎樣致力于“和平崛起”,中美關系的沖突是先天決定的。中美關系將是“馬拉松大賽”和“世紀對決”。而且,這一競爭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不是全勝,就是慘敗:“21世紀的中國,如果不能成為世界第一,不能成為頭號強國,就必然是一個落伍的國家,(是)一個被淘汰的國家。”

美國和中國政府的態度

無論是美國版的《克勞備忘錄》,還是中國必勝主義傾向較濃的分析,都沒有得到各自政府的首肯,但它們說出了許多當前思潮的潛臺詞。如果這些假設被任何一方付諸實施,中國和美國極易陷入前言中提到的那種不斷升級的緊張狀態。中國將竭盡所能將美國推離中國邊界,限制美國海軍的活動范圍,降低美國在國際外交中的分量。美國將努力把中國的諸多鄰國組織起來,抗衡中國的主導地位。雙方將強調意識形態分歧。相互交往將更為復雜,因為雙方對威懾和先發制人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美國更注重使用壓倒性軍事力量,中國則更注重制造決定性心理影響。一方或另一方遲早會誤判形勢。

一旦這種模式被固化,就越來越難以打破。相互競爭的陣營通過自我定義形成自我。克勞描述的狀況(以及中國必勝主義者和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支持的政策)本質是呈現出的一種自動性。模式一旦創立,聯盟一經形成,即難以掙脫自我強加的要求,尤其無法擺脫內部的假設。

讀過《克勞備忘錄》的人不可能沒注意到,相比得出的結論,其引用的相互敵對史例相對瑣碎:爭奪南部非洲殖民地而引發的事件、涉及公務員行為爭端。加深 敵對的并不是任何一方做了什么,而是可能會做什么。事件變成了一種象征符號,而符號又自行發展壯大。所有問題都無法解決,因為相互對抗的聯盟體系已無任何調整余地。

只要美國政策能防止這種局面,就絕對不能讓它在美中關系中出現。當然,如果中國的政策堅持按照《克勞備忘錄》的規則行事,美國必將予以抵制。這將是一個不幸的結局。

我用這么長的篇幅來描述這一可能的演變,是想表明我知道合作性美中關系面臨一些現實障礙。美中關系對全球穩定與和平至關重要,兩國之間的冷戰會扼殺太平洋兩岸一代人取得的進展。在核擴散、環境、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亟須全球合作的時候,兩國之間的分歧會蔓延至每個地區的內部政治。

不同歷史時期之間的比較從本質上而言是不精確的,甚至最精確的類比也不意味著當代人一定會重復前人的錯誤。畢竟,結局對所有人都是災難,不管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必須小心翼翼,否則雙方都有可能把自己推入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不是一項容易的任務。因為,像《克勞備忘錄》表明的那樣,單純的保證阻擋不住深層的動態。如果一個國家決心取得主導地位,難道它就不會保證它要追求和平嗎?要培養真誠的戰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作出嚴肅的努力,包括最高領導人的持續關注。

中美關系不必也不應成為零和博弈。“一戰”之前歐洲領導人面臨的挑戰是,一方的收益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激烈的公眾輿論不容許妥協。中美關系卻不是這樣。重要的國際問題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達成共識可能非常困難,但在這些問題上挑起對抗是自尋失敗。

兩個主角的內部演變與“一戰”之前的形勢也無法類比。預測中國的崛起時,人們認為,過去幾十年它的突飛猛進將無限期地延續下去,而且美國注定會相對停滯。但中國領導人最關注的莫過于維持國家團結,它滲透在經常提及的社會和諧目標中。中國的沿海地區處于發達社會水平,而內陸還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區,因此實現社會和諧尤為困難。

中國國家領導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長串需要完成的任務,其中包括打擊腐敗,胡錦濤稱之為“空前嚴峻的任務”,他在政治生涯的不同階段都曾參與這種斗爭。任務清單中還包括“西部大開發”,提高內陸貧困省份的發展水平,胡錦濤曾經在其中三個省(自治區)工作過。隨著中國逐漸變成城市化社會,重大任務還包括在領導人和農民之間建立更多聯系渠道,培育村級民主選舉,提高政治透明程度。如本書第十八章所述,戴秉國2010年12月在其文章中勾勒出了中國國內的挑戰:

按聯合國人均一天1美元的生活標準,中國今天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使按人均收入1200元的貧困標準,中國還有4000多萬人未脫貧。目前還有1000萬人沒有用上電,每年還要解決2400萬人的就業問題。中國人口多、底子薄,城鄉和地區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生產力不發達狀況沒有根本改變。

在領導人的描述中,中國國內的挑戰遠比一句“中國崛起不可阻擋”復雜得多。

盡管鄧小平的改革令人驚羨,但中國最初幾十年壯觀的增長,部分是因為運氣不錯。中國有大量年輕而不熟練的勞動力,他們在毛澤東時代與西方經濟“不正常地”隔絕開來;西方經濟體整體上富裕、樂觀,有較高的信貸杠桿,有現金購買中國制造的商品。上述兩者之間有相當融洽的關系。而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正在老化,也更為熟練(導致一些基礎制造業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國等低工資國家),西方正在進入緊縮時期,形勢遠比以前復雜。

從人口統計學上看,任務更趨嚴峻。由于生活水平和人均壽命不斷提高,再加上獨生子女政策,中國擁有世界上老齡化最快的人口。中國的工作年齡人口預計到2015年達到頂峰。從那時起,中國15~64歲的公民將不斷減少,而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數量則會越來越龐大。人口變化將非常明顯:到2030年,20~29歲的農村勞動力數量預計將降至現有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國一半人口在45歲以上,1/4人口(約相當于美國當前的人口數量)在65歲以上。

一個面對如此龐大國內任務的國家不太可能輕易(更別說自動)投身于戰略對抗或追求世界主導地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再加上最終后果無法預知的現代軍事技術,決定了今天與“一戰”之前 的時期明顯不同。發動“一戰”的領導人不知道自己手中武器的后果,而當代領導人對他們所能釋放的毀滅性潛力心知肚明。

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決定性競爭更可能是經濟競爭、社會競爭,而不是軍事競爭。如果兩國當前經濟增長、財政健康、基礎設施支出和教育設施方面的趨勢持續下去,中美發展步伐的差距會繼續擴大,第三方也會越來越傾向于認為中國的相對影響力強于美國的相對影響力,尤其是在亞太地區。但美國有能力通過自己的努力阻止或扭轉這種趨勢。

美國有責任維持自己的競爭力和世界角色。美國這么做應是出于傳統理念,而不是為了與中國比賽。提高競爭力主要是美國的事情,我們不應讓中國代勞。中國為了實現它心目中的國家命運,將繼續發展經濟,在亞洲及以外的地區尋求廣泛利益。這不是支配“一戰”之前對抗的那種局面,而是表明中國和美國既合作又競爭,在許多方面共同發展。

在這種廣泛互動中,人權問題將占有一席之地。美國若要表里如一,就必須堅持對人類尊嚴基本準則和民眾參與政府管理的承諾。由于現代技術的特性,這些準則不會局限于國境之內。但是經驗已經表明,試圖通過對抗強加于人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自己歷史宏圖的國家。許多屆美國政府,包括奧巴馬政府頭兩年任期內,既追求長期道義目標,也能具體情況具體對待,適應國家安全的要求,兩者呈現出了充分的平衡。前幾章討論過的這一基本途徑依然有效。如何實現必要的平衡,是雙方新一代領導人的共同挑戰。

問題最終歸結為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要求對方做什么。美國公開把亞洲組織起來遏制中國,或者建立民主國家集團發動意識形態進攻,這些舉動均不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是多數鄰國不可或缺的貿易伙伴。同理,中國試圖把美國排除在亞洲經濟和安全事務之外,也會遭遇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的抵制,因為它們害怕單一國家主導該地區可能帶來的后果。

中美關系的恰當標簽應是“共同進化”,而不是“伙伴關系”。這意味著兩國都注重國內必須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領域 開展合作,調整關系,減少沖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贊同對方的目標,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雙方都努力尋找和發展相互補充的利益。

為了兩國人民,為了全球福祉,美國和中國應該作此嘗試。任何一方都很龐大,不可能任由對方支配。因此,在戰爭或冷戰式沖突中,雙方都沒有能力確保獲勝。它們需要自問這些在《克勞備忘錄》時期顯然沒有正式提出的問題:沖突將把我們帶向哪里?當年也許正是由于各方缺乏遠見才把均衡變成一種機械程序,而沒有考慮到萬一稍有不慎,龐大的機器失去控制迎頭相撞會把世界變成什么樣子。如果把國際體系帶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領導人知道“一戰”結束時世界的模樣,難道他們不會望而卻步嗎?

走向太平洋共同體?

這樣的共同進化必須處理好三個層面的關系。第一個層面涉及大國正常交往中出現的問題——30年前形成的磋商機制被證明大體能解決這一問題。通過磋商,雙方都很專業地維護了共同利益,如貿易關系和具體問題的外交合作。當危機出現時,一般都通過討論來解決。

第二個層面是嘗試把對常態性危機的討論提升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緊張狀態背后的原因。在東北亞整體概念中處理朝鮮問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談判各方無能為力,朝鮮得以保持核能力,那么事態就到了危急關頭,整個東北亞和中東地區的核武器擴散將成為可能。在共同認可的東北亞和平秩序之下,繼續采取措施處理朝鮮核擴散問題的時候是不是到了呢?

更為重要的遠見卓識是把世界推向第三個層面,一戰浩劫前各國領導人從未達到的層面。

認為中美注定迎頭相撞的觀點是,太平洋兩岸的兩國像兩個相互競爭的集團一樣對待對方。但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條通向災難的道路。

在當今世界形勢下,戰略緊張的一個方面是中國人担心美國企圖遏制中國;同樣,美國人担心中國試圖把美國趕出亞洲。太平洋共同體概念能夠緩解雙方的担心。 美國、中國和其他國家都屬于這個地區,都參與這個地區的和平發展,這將使美國和中國成為共同事業的組成部分。共同目標以及對共同目標的闡釋將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戰略焦慮。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其他主要國家因而也將能夠參與這一體系的建設。這將被視為一個各國聯合的體系,而不是一個劃分為“中國”集團與“美國”集團的兩極體系。只有有關國家的領導人高度重視,尤其是堅信這一體系,努力構建這一體系才有意義。

對“二戰”后重建世界秩序的這代人來說,其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體的概念。能否有一個類似的概念,可以消除或者說至少緩和美中兩國之間可能會出現的緊張態勢?這就反映出一個事實,即美國在亞洲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許多亞洲國家也需要美國。與此相呼應的是,中國也同樣渴望在全球發揮作用。

共同的區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國對美國執行對華遏制政策的担心。了解人們所說的“遏制”是什么意思,這一點十分重要。印度、日本、越南、俄羅斯等擁有大量資源的國家與中國接壤或相鄰,它們所代表的現實不是美國政策造成的。中國有史以來一直與它們相處。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拒絕遏制中國的主張,就是拒絕由美國在反華基礎上牽頭建立一個戰略集團。而在建立太平洋共同體的過程中,中美彼此之間以及和其他參加國將擁有建設性關系,而不是敵對集團的成員。

亞洲的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和美國的遠見,以及兩國在多大程度上認同對方的地區歷史角色。美國自建國以來篤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價值,聲稱自己有義務傳播這些理想。這一信念常常成為美國的驅動力。中國行為的依據是其獨特性,它通過文化滲透而非傳教狂熱來擴大影響。

對這兩個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義的社會來說,合作之路必定復雜。一時的感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養一種無論形勢如何變化,仍能持續的行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兩邊的領導人有義務建立共同協商、相互尊重的傳統,這樣對他們的繼任者來說,共同建設世界秩序將成為并行不悖的國家抱負。

當中美兩國40年前第一次恢復關系時,當時領導人的最大貢獻是愿意超越眼前的問題而放眼未來。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因為長期相互孤立意味著他們之間沒有短期的日常問題。這使一代人之前的領導人能夠不懼壓力、謀劃未來,為一個當時難以想象但沒有中美合作便無法實現的世界打下基礎。

為了理解和平的本質,我自從半個世紀前攻讀研究生時,就研究國際秩序的建構和運作。基于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對于雙方最有善意、最高瞻遠矚的領導人來說,文化、歷史和戰略認知上的差異也將形成嚴峻的挑戰。另一方面,如果歷史只是機械地重復過去,以往的任何轉變都不可能發生。每個偉大成就在成為現實之前都是一種遠見。在這種意義上,它產生于勇于担當,而不是聽天由命。

哲學家伊曼紐爾·康德在其著作《論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終將以兩種方式中的一種降臨這個世界:或者由于人類的洞察力,或者因為在巨大的沖突和災難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類別無他擇。我們現在正處于這樣的關頭。當年周恩來總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訪華的公報達成一致時曾說:“這將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國和中國能夠同心協力建設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將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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