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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慶全:喧囂過后再說鄧力群
徐慶全:喧囂過后再說鄧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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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鄧力群既然被稱之“左”營的代表,當然會有擁躉者和反對者。所以,在他去世后,這兩“者”之間的喧囂,充滿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按照古人的傳統,善待逝者。兩“者”都不妨消消氣,讓他老人家走好!



鄧力群一家

2015年2月10日,鄧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新華社的消息在晚上將近12點發布后,先是自媒體成“頭條”,接著紙媒體跟進報道,有點滿城爭說的喧囂。


用“喧囂”這個詞,是因為關于鄧力群的敘說,不管是他的反對者還是擁躉者,都少了一點“白頭宮女閑坐說玄宗”的恬淡,多了“討武曌檄文”般的辭嚴。


新華社的消息說,鄧力群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官銜屬于權力金字塔中的第三個層面,離最高決策圈還有點遠,但他的影響力卻數度深入決策圈。在我看來,原因有三個:


第一,鄧力群對意識形態有話語權。


從延安開始,鄧力群即已經進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1950年代前期,他給劉少奇當秘書;后期他是陪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秀才之一。1975鄧小平復出整頓,他成為類似于鄧小平“智庫”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他隨即成為起草鄧小平講話稿的人之一,一直到1985年,基本上深得鄧小平的信任。


1982年至1985年,他任中宣部部長,直接掌管著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第二,鄧力群主管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持著每天一份或數份絕密的“情況簡報”。


這種印刷不考究的材料,是與最高領導人對話或者影響最高決策圈的朝笏,其影響只有身處決策層的人才能意會。所以,從1985年后,最高領導層中與鄧力群觀點相悖的人,一直想解散這個研究室。1985年,總書記胡耀邦甚至都已經解散了,卻被迫收回成命;直到兩年后的1987年7月,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才達到目的。


失去了這個研究室,鄧力群也基本上失去了在中央高層的影響力。


第三,鄧力群是一個遇事敢頂雷的人,這為他在中央高層贏得良好的口碑。


1949年夏,鄧力群在新疆任宣傳部長和自治區黨委秘書長,與率軍平定新疆的王震合作。


當時,中央的政策是爭取與少數民族合作,但王震卻開展民族大改革。毛當著他的面責怪王震。他馬上說:這事是我鄧力群干的,自担罪名,保護王震,不惜丟了烏紗。這一段淵源,使他一直獲得王震的支持,尤其是在1980年代,他時常為王震代言。


鄧力群靠這種担當,也贏得了鄧小平的贊譽。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政研室的負責人都被要求加入批鄧行列,有的人如胡喬木甚至主動出擊批鄧,但鄧力群堅決頂住。


《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本是被作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發全黨批判的。鄧力群卻當著清查者的面,在題目上畫一個圈,一條直線劃下來,簽上“鄧力群”的名字。他表示: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替鄧小平頂雷。


從理論認知層面來看,鄧力群與中央高層陳云、李先念等走得更近一些。1980年,他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輯出版《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意在為當年的經濟調整提供決策參照。


書出版后,他指示媒體持續宣傳,并身體力行地在中共中央黨校進行宣講,以“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為題宣講四次。此舉,他招致了來自鄧小平方面的責問,但也給陳云送上了投名狀。


此后,他時常為陳云代言;陳云也常常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鄧力群在鄧小平和陳云的“雙峰政治”之間,一度非常活躍。黨內高層有些人甚至認為,鄧力群是塊總書記的料;或許,鄧力群也當仁不讓,其行事、做派,在一些人眼里也有總書記的范!


但是,在鄧小平看來,鄧力群所堅持的“左”的觀點讓他的形象不好。彼時,盡管鄧小平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堅持改革開放這一手是主線,所以,由鄧力群(以及胡喬木)所攪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意識形態領域的風波,一旦危及改革開放,鄧小平就要叫停。


1981年因《苦戀》而起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3年因周揚的講話而起的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因胡耀邦下臺而起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9年后兩年因為那場風波而起的“反對和平演變”等等,鄧小平或出面叫停,或敦促別人叫停。


在這個過程中,鄧力群與鄧小平也漸行漸遠。到1985年,鄧力群基本上失去了對鄧小平的影響力。但是,在這方面,鄧力群展現了他倔強的一面,即使面對的是鄧小平,他依然觀點鮮明。


鄧力群與鄧小平面對面的爭論,是1986年修改關于《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9月18日,鄧小平與鄧力群談話中,有這樣的對話:


鄧小平: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的書面意見除分送常委以外,還分送了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幾位同志)。


鄧力群:這樣提出意見的方式,我覺得在黨內是應當允許的。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說: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在1986年,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愛戴之。鄧力群敢亮出自己的觀點,展現了他敢于担當的一面。不過,這倒讓人們指控他的“左”有了更多的例證。在黨內,他慢慢獲得了“左王”的名號。


鄧力群與鄧小平另一次爭論,發生在1991年。其時,鄧力群早已退出權力圈。


1991年,鄧小平到上海過春節。1月28日到2月18日,鄧小平與上海市干部多次談話,他“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鄧小平談話在上海干部圈內引起了震動。隨后,《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傳達鄧小平談話精神,強調要“突破任何一種僵滯的思維方式的束縛”,“敢冒風險,敢為天下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認為“如果我們仍舊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文章說,全國人民面臨著“雙重任務——階級斗爭與全面建設”。這就把基本路線規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了兩個中心,而且“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斗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隨后,《真理的追求》、《求是》、《當代思潮》連續發表文章,大談“姓資姓社”的問題;隨后,在當年影響很大、至今仍然揭不開面紗的“反和平演變訓練班”在中央黨校開班。


不久,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明白人都知道,鄧小平這樣說,多半是針對以鄧力群為代表的一些人的觀點。


這次爭論,讓鄧力群成為在當代理論與思想界“左”營的標桿人物——“左王”的稱號成了他的代名詞。對此,鄧力群心知肚明,不過他似乎并不在意。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晚年了,忽然變成名人。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鄧力群既然被稱之“左”營的代表,當然會有擁躉者和反對者。所以,在他去世后,這兩“者”之間的喧囂,充滿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按照古人的傳統,善待逝者。兩“者”都不妨消消氣,讓他老人家走好!


2015-08-23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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