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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薦書   俄國與拿破侖的決戰
周六薦書 俄國與拿破侖的決戰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多米尼克·利芬

翻譯:吳畋、王宸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812年夏天,歐洲的主宰者拿破侖率領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軍隊進軍俄國,相信他會橫掃面前的一切事物。然而,他的帝國不到兩年后就淪為廢墟,俄國則贏得了勝利。


《俄國與拿破侖的決戰:鏖戰歐羅巴1807~181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是第一本深入探究俄國在拿破侖戰爭中關鍵角色的歷史著作,再現了兩大帝國之間前所未有的史詩性戰斗。  


以下內容摘自該書第二章:作為大國的俄羅斯。




對俄羅斯國家而言,18世紀是一個勝利時代。在彼得大帝在位(1689~1725年)之前,歐洲精英視俄國人為野蠻人、陌生人和無足輕重之輩。像奧斯曼人一樣,他們被當作歐洲的局外人;和奧斯曼人不一樣的是,俄羅斯人甚至都無法贏得源自恐懼的勉強尊重。然而,到彼得逝世時,歐洲人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改變。俄國在大北方戰爭(1700~1721年)中痛擊瑞典,取代它成為歐洲東北部最為強大的國家。在七年戰爭(1756~1763年)當中,俄國給歐洲人的頭腦里留下了更為巨大的影響。它的軍隊占領了東普魯士,多次在交戰中擊敗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軍隊,甚至短暫占領過柏林。是葉麗薩維塔(Elizabeth/Елизавета)女皇在1762年的逝世和她的繼任者彼得三世戲劇性地改變了俄國政策,才使得普魯士免于毀滅。


其后便是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在位時期(1762~1796年),在此期間俄國的領土、國力和國際地位都得到了極大提升。大部分波蘭聯邦領土被并入俄國,此外納入版圖的還有現在被作為烏克蘭南部和東部,但當時人稱“新俄羅斯”的地方。在彼得治下成為波羅的海頭號大國之后,俄國現在也開始主宰黑海,并讓它的艦隊駛入地中海。拓殖者們開始填充由葉卡捷琳娜征服的肥沃烏克蘭草地。隨著新俄羅斯經濟迅猛發展,俄國未來的國力看似幾乎無可限量。葉卡捷琳娜與她最著名的情人格里戈里·波將金計劃恢復拜占庭帝國,讓她的孫子康斯坦丁(Constantine/Константин)大公坐上皇位。這一計劃野心勃勃又令人難以置信,不過同樣具備這種特征的不僅是葉卡捷琳娜本人的生活,還有俄國在18世紀激動人心的崛起。


這些勝利的影響之一就是令俄國精英們習慣于勝利,為他們培養了驕傲、自信與自大。或好或壞,這都對俄國在1812~1814年如何作戰有所影響。同樣不可避免的是,勝利強化了羅曼諾夫(Romanov/Романов)王朝和政府專制體制的合法性。俄國是瑞典和波蘭憲政原則的強烈支持者,因為它了解瑞典和波蘭君主國的弱點,認識到這會逐步削弱它的鄰邦兼對手。在1768~1792年,俄國對奧斯曼帝國取得了輝煌勝利,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軟弱的蘇丹不能控制宮廷派系和行省總督。俄羅斯沙皇和奧斯曼蘇丹都面臨著過時的軍事力量阻礙創建現代化歐式軍隊的挑戰。這些團——俄國的射擊軍和奧斯曼帝國的耶尼切里(janissaries)——因為部署在首都,又和抵制一系列必要改革的政治、宗教保守團體有關聯而愈加危險。彼得大帝在17世紀90年代毀滅了射擊軍。但直到19世紀20年代才有一位奧斯曼蘇丹擁有足夠摧毀耶尼切里的權力和堅定信念。到那時為止,沙皇的國度早已在國力上超越了奧斯曼帝國。


國家權力的基礎是羅曼諾夫王朝與土地貴族間的政治同盟。俄國在這方面與其他四個歐洲大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類似,它們也都是依靠王室與土地精英間的類似同盟關系。在每個案例當中,同盟關系都有其特殊之處。以英國為例,君主的權力并非絕對,貴族則是包括了金融和商貿精英在內的聯盟中的高級合伙人。


盡管四個歐陸大國在理論上都是絕對君主制國家,但沒有人會懷疑俄國皇帝的權力較之他的法國、奧地利乃至普魯士同行更為絕對。他未經人民許可便能制訂法律、征收賦稅,俄國也沒有法律保護哪怕最為高貴的貴族臣民免于他的專制沖動。與此相反的是,其他大國則有繼承自中世紀封建主義的貴族議會和司法機構乃至有時包括君主本人及其親屬在內的社會精英道德風貌,來約束君主權力,在法國和奧地利尤其如此。其他因素也增強了俄國專制君主的權力。例如,在歐洲新教地區,此前龐大的天主教會地產已經在宗教改革中被沒收,大部分最終落入貴族手中。在18世紀,歐洲天主教地區的大部分此類土地依然由教會掌握。然而,到18世紀60年代為止,俄國君主制政府已經查扣了東正教會的龐大財富,并將大部分此類財富納入自己名下。這也是為何到18世紀90年代的所有農奴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并不屬于私人地主,而是屬于皇室的重要原因之一。


專制君主的龐大專斷權力是俄國政治與政府的日常現實。專制君主管理政府機構和貴族精英二者的方針與技巧是至關重要的。但俄國君主既是擁有無限權力的,又是在某些方面受到嚴重制約的。即便是俄國的歐洲部分在面積上也要遠遠大于任何一個其他大國,而它的人口直到18世紀50年代才超過法國,到亞歷山大一世統治年代按照歐洲標準依然是人口稀疏。陸上交通線相當原始,在春季和秋季會崩潰成無法通行的泥淖。國家的官僚機構不但規模較小,而且腐敗無能。在1763年,俄國的國家官員人數僅僅略多于普魯士,盡管后者的國土面積只有俄國歐洲部分的百分之一。普魯士君主可以從諸多德意志大學里招募接受了法律和行政管理培訓的官員,其中一些大學自中世紀起一直存續。當亞歷山大在1801年登上俄國皇位時,俄國只有一座大學,而它是1755年在莫斯科創立的。在1775年的行省政府改革后,國家在鄉村的行政管理有所加強,但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新官員們都來自地方的鄉紳地主,而且時常是由鄉紳地主們推選出來的。這些人很多時候都是在軍隊中服役若干年后才回鄉結婚并繼承小莊園的。因此,地方行政機構的擴張強化了君主政體和地主階級間的互相依靠。


從一方面看,倘若不依靠地主,羅曼諾夫王朝便會一事無成,一位君主曾稱地主為國家的無意識征稅人和鄉村的征兵代理人。倘若沒有貴族在官僚機構中效力,特別是倘若沒有貴族在軍隊中作為軍官服役,那么國家也就無法生存下去。但貴族們也十分需要國家。軍官或官員職業是重要的收入補充來源。國家也為地主提供免遭農民反抗或暴動威脅的保障。在葉梅利揚·普加喬夫(Emelian Pugachev/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ёв)的領導下,哥薩克和農民于1773年在烏拉爾(Urals/Урал)地區發動了范圍廣大的起義,并一路沿伏爾加河(Volga/Волга)下游蔓延。成千上萬的正規部隊展開了好幾個月的作戰才將這一反叛平息下去,這場反叛讓數以百計的貴族失去了性命,給精英階層的意識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對一小部分(盡管其絕對數目依然很大)小貴族而言,軍隊乃至官僚機構都提供了躍升為貴族精英從而獲得財富的渠道。18世紀的頻繁戰爭為年輕的貴族們提供了許多證明自己的機會。


除了羅曼諾夫家族之外,18世紀俄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在這一時代主宰著宮廷、政府和軍隊,構成了帝國貴族精英的一小群家族。這些家族中有的歷史比羅曼諾夫家族還要悠久,其他人的祖先起源則要晚近得多,但到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時期為止,這些人已經形成了單一的貴族精英階層,他們之間以財富和婚姻網絡抱團。他們的財富、社會地位和政府職位帶來了龐大的能量。這些人的庇護人—受庇人網絡遍布在俄國政府和武裝力量當中。羅曼諾夫家族自身也來自這一貴族環境。是皇室地位后來讓他們遠遠高于普通貴族,而君主們則決心保護自己的自主權,永遠不讓自己被任何貴族小圈子綁架。雖然如此,就像任何其他歐洲君主那樣,他們視大貴族為天然盟友和伙伴,是運轉良好社會的天然秩序與等級的屏障。


貴族們使用了許多詭詐手法以保持他們的權力。在18世紀,貴族們把自己的兒子早在童年時期就送入近衛軍團。等到貴族家庭的小年輕長到二十多歲時,便可以利用他們的“資深”服役年數和近衛軍的特權地位一躍進入普通部隊各團上校之列。葉卡捷琳娜大帝的兒子帕維爾一世(Paul I/Павел I)在1796~1801年統治俄國,他終止了這一詭詐手段,但在1812~1814年担當俄軍高位的許多貴族已經得益于此。更為重要的則是貴族們利用宮廷職位。盡管這些職位大體是榮譽性的,但它們讓年輕貴族宮廷侍從(Kammerjunker/Камер-юнкер)和宮廷侍從官(Kammerherr/Камергер)能夠轉入政府中的所謂同一品級高位。


在18世紀歐洲的大背景下,這并不是特別令人驚訝的事情。年輕的英國貴族們用金錢開路,在軍中各個等級間快速攀升即英國陸軍中的購買軍職制度。依靠他們父輩的口袋選區進入下議院,有時還會年紀輕輕便繼承上議院席位。和英國貴族不一樣,俄國貴族無法憑借對下議院的主宰控制政府。不過,若是一位俄國君主施政拙劣或過度惹惱了彼得堡精英,他也有可能被推翻和被謀殺。帕維爾一世曾經評論說,俄國國內除了能夠與皇帝交談的人之外,根本就沒有顯貴(Grands Seigneurs),而且就連那些人的顯貴地位也只能在皇帝屈尊與其談話時維持。他的話對了一半:與他們在倫敦或維也納的同類相比,俄國顯貴更附庸于皇權,自主程度更低。但他也錯了一半,在1801年由于這一誤算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被帕維爾的專斷行為激怒的俄國貴族們,在彼得堡督軍彼得·馮·德·帕倫的率領下將其謀殺。


俄國貴族和鄉紳構成了帝國的統治精英與軍官團核心。但羅曼諾夫家族統治著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他們使自己與帝國的非俄羅斯貴族結為同盟,將他們納入朝廷和軍隊。最為成功的非俄羅斯貴族是波羅的海行省的德意志地主階級。根據一份保守估計,1812年所有俄軍將領中有7%是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波羅的海人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歸因于這樣一個事實,得益于路德宗教會和18世紀北歐的啟蒙運動,他們的教育程度要遠優于普通的俄國外省貴族。


在那個時代,帝國由多種多樣的外來精英統治實在極為平常。在奧斯曼帝國的全盛時期,它的統治精英階層是由改宗的基督徒奴隸組成的。清帝國和莫臥兒(Mughal)帝國分別是由來自中國和次大陸邊界以外的精英統治的。根據上述標準,羅曼諾夫王朝的帝國已經是非常俄羅斯化了。即便根據歐洲標準,俄羅斯國家的狀況也并非獨一無二。奧地利帝國的許多重要軍人和國務活動家來自哈布斯堡的領土之外。普魯士在1812~1814年三位最偉大的英雄——布呂歇爾、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澤瑙(Gneisenau)——都并非生為普魯士臣民,也都不是在普軍中開始軍事生涯。


當然,俄軍中的外來者人數可能確實要多于奧軍和普軍。歐洲移民在彼得堡的地位也要比在柏林或維也納更為突出。在18世紀里,有許多歐洲軍人和官員為了獲得更好的收入和職業前景轉而為俄國效力。在亞歷山大統治時期,逃離法國大革命或拿破侖統治的流亡者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最重要的是,歐洲移民填補了由于俄國職業教育或職業中產階級發展緩慢造成的空缺。職業醫生就是這樣一個群體。即便到了1812年,俄軍當中的醫生人數也只有800出頭,其中許多人是德裔。軍事工程師也面臨短缺。18世紀時的俄國工程兵是炮兵的小兄弟,處于其管轄范圍之內。盡管他們在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獲得了獨立,但受過訓練的工兵軍官數量依然太少,而他們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務范圍又極其廣闊,因而俄國依然在尋找能夠被吸引到俄軍來的外國專家。在1812年戰爭前夕,最為資深的兩位俄國軍事工程師分別是荷蘭人彼得·凡·敘赫特倫(Peter van Suchtelen)和德意志人卡爾·奧珀曼(Karl Oppermann)。


更為重要的外國人巢穴則是為軍隊提供總參謀部軍官的軍需總監部門。在博羅季諾會戰當中,“俄國”參謀里有幾乎1/5的人連沙皇的臣民都不是,只有不到一半人擁有斯拉夫姓氏。總參謀部一定程度上源自制圖局,那是一個非常專業化的部門,對工作人員的數學能力要求相當高。這一點確保了它里面充斥著外國人和非俄羅斯人。隨著軍隊在拿破侖時代規模膨脹,變得更為復雜,參謀機關的作用變得相當關鍵。讓許多俄國人感到越發憎惡的是,他們的參謀當中很大一部分人有非俄羅斯族的姓名。除此之外,拿破侖在1812年的入侵引發了俄國的排外主義浪潮,這一浪潮有時會針對俄軍中的“外國人”,這一用語并未對真正的外國人和并非俄羅斯族的沙皇臣民做出多少區分。然而,倘若沒有非俄羅斯人參謀,帝國是永遠無法在1812~1814年取得勝利的。此外,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都完全忠于俄羅斯國家,他們的家庭通常會在一段時間內融入俄羅斯社會。這些外國工程師和參謀也協助培養了日后取代他們地位的新一代年輕俄羅斯人軍官。


就像其他大國一樣,對沙皇俄國而言,拿破侖時代的巨大挑戰在于為戰爭動員資源。有四個關鍵要素可以被描述為俄羅斯實力的源泉。它們是人員、馬匹、軍事工業和財政。除非了解到上述四個要素中每個要素的基本優勢與局限,不然就無法理解俄國怎樣進行這些戰爭,也無法領會到它為何取得勝利。


對任何國家而言,人力都是最明確的資源。當葉卡捷琳娜二世于1797年逝世時,俄羅斯帝國的人口大約是4000萬。與之相比,大革命前夕的法國擁有2900萬臣民,同時期的哈布斯堡屬地則有大約2200萬居民。就算到了1806年,普魯士人口也只有1070萬。聯合王國的人口介于普魯士和更為龐大的歐陸大國之間。包括愛爾蘭人在內,1815年的聯合王國人口大約是1500萬人,不過印度的人力也正在成為英國全球力量中的一個因素。因此,俄國的人口數量根據歐洲標準是很龐大的,但它并不比舊制度的對手們大太多,還要遠小于拿破侖控制的人力資源。法蘭西帝國,或者說由巴黎直接統治的全部領土,在1812年擁有4370萬人口。但拿破侖還是擁有650萬人口的意大利王國國王、擁有1400萬居民的萊茵同盟(Rheinbund)保護人。他還可以掌握其他一些領土:從俄國角度而言,最顯著的就是華沙大公國,它的380萬人口為1812~1814年的戰爭努力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貢獻。簡單地列出上述數字,就多少反映出了俄國在那些年里面臨的挑戰狀況。


從國家層面而言,動員俄國人口的優點在于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價格低廉。威靈頓軍中列兵的生活與王公相去甚遠,但即便俄軍以銀戈比計餉,英軍列兵的年收入也是他們俄軍同行的11倍之多。實際上,1812年的俄軍列兵更有可能拿到貶值的紙盧布,其實際價值僅有票面價值的1/4。由于時常弄不清楚摘引材料中的俄國盧布究竟是紙盧布還是銀盧布,對價格和收入的比較總是問題叢生的,而且俄國的生活成本無論如何都和其他國家相去甚遠,其差異之大尤以英國為甚。更為現實主義的比較則是這樣的事實,即便在和平時期,英軍士兵除了面包之外,還可以拿到米、肉、豌豆和奶酪。而俄軍列兵拿到的只有面粉和谷粒,盡管他們在戰時還可以得到肉和伏特加的補充。士兵們把拿到的谷粒煮成麥片粥,這就是他260們的日常主食。


俄軍的團有時拿到的也不是制服和軍靴,而是衣料和皮革,以此自行制作衣服和鞋子。火藥、鉛和紙也被分發到各個團里,讓他們自己制成彈藥。國家能夠動用的免費勞力也不僅是士兵。一小部分征募人員并沒有被送進軍隊,而是被派到了礦山。更為重要的是,當彼得大帝第一次建立作為俄國軍事工業基礎的鋼鐵工場時,他將若干個村莊永久性地整體分配給工場勞作。他在建立一些為軍隊提供衣料的紡織工場時也是如此。分配給工場的勞動力總是要更為廉價,因為工人的家屬依然保有農地,政府期望他們以此自給自足。


只要整個歐洲的軍隊都是由長期服役的職業軍人組成,俄國的軍事體系就能在競爭中發揮出色。按照年度征召新兵的系統讓俄軍成為歐洲最龐大也最廉價的軍隊,與此同時卻沒有給人民施加不可承受的負担。然而在1793~1815年,法國和普魯士相繼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給俄國軍事體系的長期生命力打上了問號。革命中的法國開始普遍征召整個“年齡階層”的年輕人,希望一旦戰爭結束便讓他們作為嶄新共和國的公民重回平民生活。1798年時,所謂的《茹爾當法令》確立了6年兵役制,從而將這一制度固定下來。在一段有限時間內征召整個年齡階層的國家可以投入比俄國更多的軍隊,它日后也將擁有由依然相對年輕的退役士兵們組成的、訓練有素的預備役部隊。如果俄國試圖效法這一制度,它的軍隊就不再是國家內部的獨立集團,整個沙皇制度下的國家與社會也將發生改變。公民軍隊是與基于農奴制的社會極不相容的。軍隊在鎮壓內部叛亂時會比之前更不可靠。貴族地主會面臨這樣的前景:成群回到鄉村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是農奴(要是現存法律依然有效的話),而且接受過軍事訓練。


事實上,拿破侖的挑戰來得太快,去得也太快,以致無法讓這一威脅完全成為現實。臨時的應急措施就足以克服危機。在1807年以027及1812~1814年,雖然政府領導人中有人担憂民兵在軍事上無用,反而可能轉變成對社會秩序的威脅,但政府還是組織了大規模的只需在作戰期間服役的民兵。當組織民兵的主張于1806~1807年冬季首次被提交討論時,亞歷山大資歷最深的顧問之一伊萬·弗拉基米羅維奇·洛普欣公爵便如此警告,“在當下的俄國,削弱(農奴)對地主的依附關系紐帶是比外國入侵更加危險的事情”。皇帝愿意冒這種風險,他的判斷也被證明是正確的。依靠大量增加正規軍和召集民兵對俄國人力進行動員,就足以擊敗拿破侖,并不需要對俄國政治秩序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作為軍事資源,馬的重要性僅次于人,而俄國在馬匹資源方面擁有超出地球上其他任何國家的自然饋贈。俄國南部和西伯利亞的草原上分布著無數的馬群。這些馬匹體格健壯、行動敏捷、適應性極強。此外它們也相當便宜。一位研究俄國馬匹產業的歷史學家稱這些草原馬是“巨大且取之不盡的儲備資源”。最接近純粹草原馬的俄軍騎兵馬匹出現在它的哥薩克、巴什基爾和卡爾梅克非正規騎兵團里。頓河(Don/Дон)哥薩克馬其貌不揚、體格矮小、行動快速、易于操縱。它可以在惡劣天氣中的崎嶇地形里,只攜帶最低限度的飼料連續數日長距離行進,這種方式對正規騎兵而言是不可能實現的。本土上的哥薩克馬總是被放養出去吃草的。在冬季,哥薩克馬會用前蹄挖出淺溝,尋找藏在冰雪下的草根和草葉。哥薩克在從軍時自行攜帶馬匹,不過1812~1814年政府會為在作戰中丟失的馬匹提供補償。哥薩克是極為出色的偵察兵,即便身處黑夜中也能夠在任何地形上找到道路,哥薩克還讓俄軍輕騎兵免于從事讓其他軍隊里的同行們疲憊不堪的勤務,但是俄軍驃騎兵團、槍騎兵團和獵騎兵團自身也擁有強壯、堅韌、廉價又快速的馬匹,它們也混有相當程度的草原馬血統。


從傳統上看,中型馬(供應龍騎兵)和重型馬(供應胸甲騎兵)是大得多的問題。事實上,在七年戰爭前夕,俄國就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上的胸甲騎兵團,甚至連龍騎兵團狀況也非常糟糕。然而截至1812年,狀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這首先是因為俄國的馬場產業在18世紀最后幾十年里急劇擴張。截至1800年,俄國共有280250個私有馬場,它們幾乎都是在過去40年中創立的。這些馬場提供了一些龍騎兵戰馬和大部分胸甲騎兵戰馬。在1812~1814年與俄軍一同作戰的英國軍官們贊同查爾斯·斯圖爾特(Charles Stewart)爵士的觀點:俄軍重騎兵“無疑十分出色”。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爵士寫道,俄軍重騎兵的“戰馬是無與倫比的體格、力量、活力、堅韌的結合;既有英國挽馬的塊頭,又有絕不粗劣的血統,而且性格極為和順,自然而然地使其便于管理,還得到了最佳的梳刷裝飾”。


要是說俄軍胸甲騎兵的戰馬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可能就是它太過昂貴了——至少在亞歷山大一世眼中是這樣。就連重騎兵戰馬的官方價格都高達驃騎兵戰馬的兩倍半,近衛胸甲騎兵——換言之就是禁衛騎兵團和騎馬禁軍團——的馬匹花費自然更是遠多于此。胸甲騎兵戰馬的飼育與養護開支也要比輕騎兵戰馬昂貴,而且作為體型較大的馬匹,它們通常在耐力和韌性上也有所欠缺。因為它們來自馬場,所以補充這類馬匹也要困難得多。也許正是出于這些原因,俄軍胸甲騎兵在1813~1814年時常被留作預備隊,參戰次數頗為有限。有一回某個奧地利將軍動用俄軍胸甲騎兵從事前哨勤務,讓他們蒙受了不必要的損失,亞歷山大因此大發雷霆。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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