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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國經濟癥結在于制度成本過高
周其仁:中國經濟癥結在于制度成本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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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浪財經

任何目標要實現,主體、個人、企業、國家永恒的運動就是處理代價,處理這條成本曲線,企業所有喜悅都是一段,然后就面臨成本的上升。在有可能下降的時候,你是否要下降到盡頭,這是競爭中常規的內容。

新浪財經訊 “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五屆年會”于2015年2月28日-3月2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發言時表示,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制度成本曲線大幅度持續的向右下方移動,然后解放中國人的勤勞智慧。

他指出,任何目標要實現,主體、個人、企業、國家永恒的運動就是處理代價,處理這條成本曲線,企業所有喜悅都是一段,然后就面臨成本的上升。在有可能下降的時候,你是否要下降到盡,這是競爭中常規的內容。

以下是文字實錄:

周其仁:我很愿意把我的發言時間讓給沒講過的人,當然要在座的用戶同意。我第一次看見互聯網思維我就想哪有這個事,互聯網思維要有互聯網腦子,互聯網哪有腦子,它只有網絡。這次在我亞布力看到一互聯網腦子,講著講著會斷。我教書過程中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腦子。

我參加會議兩天,有很多很好的演講,有很多很好的問題,有很多很好的應答,結果我想好的東西不知道怎么講好了。2015年前后的中國經濟確實有很多的問題一下子難以回答,難以回答的問題是有兩個辦法,第一,急急忙忙找一個答案。第二,難以回答的問題就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想一想。想的時候用一個方法,就是把思維,互聯網思維,往簡單的思維走,有一些復雜的事情最后是簡單的,所有學科,所有知識,最難掌握的是最簡單的東西。因為最簡單的東西是人類經過長期反復用提煉出來的。所以我想最后東升他們交給我這個發言任務,我回答不了這兩天演講中提的很多重大問題,開門會議以及關門會議,回答不了,有些問題只能在觀察。但是我愿意回到非常簡單的東西,簡單到幾乎無須證明,回到這個出發點思考2015前后,中國經濟當中無論宏觀、微觀、經濟、政治當中復雜的挑戰的問題。

回到原點上來,任何人要實現任何目標,無論是大目標還是小目標,你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目標大代價就要大一點,目標小我們哪怕要自食其力,在社會上站住腳也要付出代價。所有目標你只要想實現你就要付代價,這個家肯定是薪資、雄心、精力,實現時你還要動用錢財、物質、人脈,這些東西加在一起經濟學有一個簡單的概念,就是成本。成本的定義是什么呢?為實現某個目標不得不付的代價。只要有目標你就要跟代價打交道,我們每個人每家公司,每個地區,整個國家都要跟代價打交道。代價交道有什么難打的呢?代價是變動的,代價成本是變動的。用一條線來劃是這樣一條線。開始有想法時實現它成本可能是往下走,你想做一個事,集結一個隊伍,訂單開始增加,攤下來的成本就下降,這是成本曲線向下走的,這段是輝煌的,是開心的,是朝氣向上的,對未來充滿了相信,成本下降是收益在增加,當然這不一定是財務的收益,包括民生的,無形的,自我心理的滿足。

任何曲線到一定時點一定會往上拐,你越成功越是拐的開始,你成功就有人挖你的員工,挖你員工你員工工資就要漲,你成功你可能就做錯誤的決定,你覺得上一次成功我可以繼續做成功的事情,這個有,但是往往成功可能會帶來錯誤的決策,成功后競爭對手就會增加,你要的要素別人也要,人家知道要買。手機賣得好,都要高通提供芯片,搞通芯片價格就要上漲。因此城鎮曲線總會往上走,這是不可抗拒的。

我們可以說明天太陽照樣升起,只要太陽照樣升起成本曲線或多或少也會照樣升起,這個成本曲線是指對每個單位的產品。任何目標要實現,主體、個人、企業、國家永恒的運動就是處理代價,處理這條成本曲線,所有喜悅都是一段,然后就面臨成本的上升。在有可能下降的時候,你是否要下降到盡,這是競爭中常規的內容。雷軍為什么做得好,第一個毛利率別人做不到他們做到了,成本曲線控制得好,成本5%就可以把一部不是低質量的手機提供給客戶,當然在競爭當中要完成,你要比對手在管理向下成本時做得更好一點。

最困難時是成本曲線上升的時候,我講過一定會上升,沒有一套成本最后是不上來的,越成功越面臨上升。經常是在巨大成功面前成本就急速的上升。上行成本后也有企業家跟他博弈,能不能上升慢一點,至少比你的對手,比行業的平均水平慢一點,這就是成本的學問,但是它總會上來。

任何一項事業它要付的代價,每個單位看無可避免要上升的時候,不斷在上升,還有什么辦法嗎?一個辦法就是這次論壇的主題,什么叫“創新”?創新就是再造一條成本線,這條線無法做了,成本無限升,把你剩余資源吃掉,這就是中心。創新有各種各樣的方式,你把黃顏色的線落在任何地方,但是從經濟角度上看,只有向原來成本線右下方移才是成功的創新,不是所有創新一定會成功。成本線向右下方移,一條線拉不住成本總向上,我有第二條線,新的產品,新的綜合,新的原料,新的技術,開辟新的領域。

很多公司都在創新,我的解釋是成本曲線低。不等上一條線升到比同行比對手更高,第二條線就開出。成本管理是三件事,向下走時能把向下節約更多成本的工作至少比對手做得好,當無可避免往上升時,你盡可能控制不讓它升得太快。更激動人心的是找到新的成功曲線,把它向右下方移動。成功企業的歷史,成功產業的歷史,成功國家經濟增長的歷史,就是不斷移動的成本線。

用這個圖來表示,一條條線就是一個個的創新。互聯網在什么地方?它可以大規模下降成本,不是說過去沒有辦法連到一期,寫書信也可以把人連到一起,800里加急也可以把人連到一起,鐵路曾經把很多人聯到一起,電報、電話也把人聯到一起,但是成本高。多少人同時連上歷史上人們沒有發生,就是找向右下方遠遠移動的一表線。經濟增長不是一條線決定命運的,它是在動態過程中決定命運。

什么叫一家公司基業常青,用綠色的線把向右移的線連到一起就是基業常青,就是百年老店,就是偉大的公司。當然我今天不想利用最后的時間班門弄斧,討論每家公司的成本曲線怎么向右移動,怎么在下行的時候把它擠干,上行的時候盡量減緩,然后不斷找到新的成本曲線,而且是右下方的成本曲線,在座的各位比我有更多的發言權。

這兩天很多企業互相交流,用我的耳朵聽就是交流這些內容,就是這三招。我想講什么呢?我想講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當中,有比個別公司成本線移動還要重要的事情,整個國民經濟組織起來有沒有成本?成本曲線什么特點?這里引進新的概念,什么是制度成本?體制、制度,什么叫制度成本?你把所有經濟活動組織在一起有一個成本,不是免費的。中國經濟2015年怎么看,很大程度就是看2015年中國經濟成本曲線呈什么特征。

回顧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有各種各樣的理論解釋中國這部奇跡。從1979年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迅速成為世界第二,非常了不起,但是深入原因造成了不起,很多人說中國人便宜,廉價。這個道理顯而易見。2012年美國進行了一項調查,每小時中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64每分,同一樣美國制造業小時工成本21.1元多,賺錢3%,當時美國很多政客認為找到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就是廉價,所以改善中國勞動力工資的呼聲就是來自這里。你說工人成本低就有競爭優勢嗎?我們改革開放前的人工成本是不是更低,當前世界人工成本比我們低得國家多了去了,都有奇跡嗎?中國經濟增長真正的秘密是在很低要素價格條件下,把原來非常高的制度運行成本降下來了。

廣東要吃新鮮魚的地方多少年滿足不了供應,你找塊水面養魚,行不行?這些問題是改革開放解決的大問題。改革開放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把中國制度成本曲線大幅度持續的向右下方移動,然后解放中國人的勤勞智慧。釋放中國潛在的活力,加上我們多年貧困,要素價格很低,參與國際競爭。你過去參加國際競爭怎么可能,原來是國家專營,八個專營公司,所有的產品交給他們統一對外。1979年出口額是99億美元,這么大的國家為什么這么點出口?因為制度成本高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真正的秘訣,真正的要害是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把不恰當的組織方式、經濟運行方式堅韌不拔的一刀刀的改過來,圖形上看就是制度成本曲線。

新的問題是什么呢?新的問題是現在經濟運行的制度成本向所有成本曲線一樣,在高歌猛進創造奇跡的同時重新掉頭向上,有人說你怎么看到的,怎么看到成本制度運行向上。春節期間中國海關有一個報告,解釋去年中國進出口沒有完成3月份向領導報告時說的,3月份報告增長7.5%,那是多少年來很低的結果,人民幣進出口26萬人民幣,用人民幣算2.1%,用美元計價3.4%,當然這首先是全球狀態,因為美國去年是3.3%,小我們0.1%,日本是進出口降1.4%,歐盟大概是增長1.1%,比較而言中國2.1%人民幣算,3.4%美元算還是全球的最好水平。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這個報道,是過年期間發表的。由于我們多年的成本優勢現在迅速消失。

剛才公布亞布力企業家信心指數,宏觀和直觀是一致,成本優勢沒了,現在美國廠、日本廠紛紛往外跑,微軟關閉了在南方的基地,9千工人的勞動合同解除,這個消息現在是個別消息,統計上看還沒有釀成趨勢的變化,但是這個問題是存在的。我要講的僅僅是勞動力成本嗎?我們今天勞動力成本,如果你放在工人口袋里,勞動成本的上升就敗在國內市場的擴大。一百塊金融代他花出去,那頭會有更多的人賣手機,賣消費品,賣服務,成本上漲市場擴大。今天勞動成本上漲中40%多是社保繳費。要不要做社保?要做社保,又出現一個問題。

所有勞動力都有老的問題,要建立社會保障問題,但是我們保障體系運行的效率怎么樣?全世界工資百分之幾是保障,美國怎么樣,西歐怎么樣,日本怎么樣,比來比去我們這個部分偏高。這個錢從市場里拿,不是雇主交就是工人交,拿出以后交到市場上去了嗎?這是宏觀經濟中很大的問題,經濟下行利率還這么高,怎么會缺錢,多少年發了這么多的貨幣怎么會缺欠。貨幣政策確實要有,今年經濟工作會議定要增加靈活性,這是一個問題。

去年年底李克強總理提意見時,你看看書,中央財政在中央銀行,趴在帳上4萬億,財政部沒花出去,所有公營機關,形形色色的事業單位,他們在帳上沒有花出的錢28萬億,加到一起32萬億的錢在帳上,這里經濟下行,發改委急得天天批項目,這是什么問題?好多錢從市場里抽出來沒有回到市場里去,市場當然缺錢,這是什么問題?這是制度成本問題,不是要素成本的問題。你看起來是工人工資高,社保是法定必須交的,錢交了以后怎么運行。如果陳東升收了這個錢你要有效投出去用進市場。如果有一塊錢是從市場里抽出去不回到市場里去,經濟運行的代價就要上升。當然還有好多問題。

2008年保護勞動力通過新《勞動法》,有道理,因為收入分配,也有最基本社會公正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條款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連北大都受到波及,請來的人好好工作,但是突然說不能續簽合同,《勞動法》寫兩次合同就要永遠聘用,這個法律條款道理在什么地方,為什么簽兩次合同就要長期雇傭。討論時我提了一個相反論據,我說你還要有另外一部法保障這部法的執行。所有消費者買一件衣服,只要買兩次就要一直買下去,飯館吃兩次就要一直吃下去。你需求不保證它怎么保證的了。人不買我的東西,工人怎么長久雇下去,但是這寫進了法律。法治要有很多力量的參與才能讓法律變得合理,因為制訂合理的法律需要大量的信息,而且在不同利益中要有正當公開的博弈過程,才能形式法學家口中的良法。現在是升的快,但是要不要升那么快,有沒有余地。這部分不是要素成本,是體制運行的成本。

2005年我在浙江臺州做過一個調查,制造企業,就是快餐刀叉,幾年不見,今年兩個老總,夫妻倆人跑到北大看,草根群體,當年出口,今年告訴我他們在賓夕法尼亞州開了一個廠,我說你們到那邊開廠怎么賺錢,有什么優勢。他說那邊比這里便宜很多,稅收比我們這里低,電費低,人工比我們高,勞動生產力高。所以最后商業決策就是較高的勞動成本被生產力抵掉部分剩下就是運輸,因為新上的項目就是快餐紙杯,美國需要大量。

我們很多廠走出去了,走出去就有數據看,他收多少稅,你收多少稅,他收了稅提供什么樣的服務,我們收了稅提供什么服務,這些都是制度成本的問題。馮侖走了,昨天他在小組上討論時我問他,馮侖在各地投房地產項目,中國建的房地產項目土地成本全部平均占50%,一線城市70%,日本15%,堪培拉12%,你看看我們城鄉多少土地沒有好好用。很多潛在土地沒有供應出來,供應出來的土地沒有好好用,城市一平方公里得有一萬人,那是夜間人,好的城市,你到曼哈頓看看,夜間人口每平方公里是多少,白天從很遠過來購物、旅游,這是城市的利用。我們現在政府主導城市修得啊,很多地方缺東西,沒有人。這都是成本,這些成本不是個別公司的生產成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運行的成本。

這次論壇有一個高端對話是廣昌和艾特·凱瑟克,主持人問大陸投資很高6%,香港0.5%,歐盟是2%,你們為什么還要出海投,廣昌回答投資回報率確實國內高,所以全球運用的資源是要投回中國來,這個答案我們都聽見,他講了一個答案引起我的注意,中國民營企業如何籌資來投,海外籌資成本低。如果你在中國籌資,回報率8%,你的資金成本是多少?取決于你是什么樣的企業。廣昌是有名的大型民營企業,他的籌資在國內就很高,小的民營企業沒有10%不行。這就是為什么現在國務院著急加強投資,對行下向壓力梗在哪里。不是中國缺欠,我們是世界上最高的儲蓄國家,50%是儲蓄,但問題是這個錢進去再出來就是貴。現在最好的是在全球低融資成本的地方籌資到中國來投,沈南鵬對不對。

你再看5年10年,這個問題要是不解決,如果我們在整個國民經濟成本曲線下,我們沒有跟成本博弈的能力,每家公司誰也跑不掉土地貴,你說這個問題怎么解決。我們是做商業的企業,制度成本怎么做。我的態度是從歷史經驗中找,中國哪來的民營企業。過去是不合法的。

第一個民營企業是廣東,今天沒有多少人記住它的名字。越沒人記得住我越要在課堂上一堂課一堂課的講下去,要讓年輕人知道,廣東人要吃活魚市場沒有供應,當時承包經濟開始,他包一塊水養魚,養魚不夠,養魚不夠,擴大規模,雇工人數超過8人,這是大問題。當時說雇工7個有點剝削性,超過8個資本主義。陳志雄雇了20、30個人。

魚供不應求滿足市場需求,從縣鬧到市、省,一直鬧到中央,這個查那個查,最后總算沒有作為資本主義打下去,但是沒有完全合法化。

你再有能耐你今天看企業里冒出多少英雄,英雄是時事造的,當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今天論壇的主題,你要有一套法治。不能說誰有一套看法,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任何人群都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能影響行為,不能隨便說這個事不能干,因為有人有看法,你永遠可以有看法,但是哪些行為合法,哪些行為不合法,它要經過公開的程序制定,要得到普遍的遵守,沒這個東西能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

鴻祎剛才講了互聯網思維,互聯網地下的物理網是騰訊,最早命題是IT能不能在電信網上跑,這在當年是大案子,也沒有多少人記得。1997年2月份福州馬尾區35歲的一個民營企業家,個體戶,當時打一個電話多少錢長途,在座有沒有人知道,老人肯定知道,32塊錢一分鐘,當時打電話跟打電報一樣要起草稿子,要算時間的。32塊一分鐘,我是1995年底會北大教書,當時美國學生群體已經有了網上電話,回音非常大。真正完成商業化的是以色列一家公司,解決了可以在騰訊網絡,可以在IP情況下語音,中國的企業家很靈的,1997年3月份,這個企業家的名字叫陳錐,錐子的錐,30幾歲年輕人,他開始發現有打電話需求,他是賣電器的,他用促銷的手段注冊IP電話,你買多少錢東西,你可以打幾分鐘電話,發現很受歡迎,很多人上來不是買東西,就是打電話,注冊了八部還是幾部電話,專門經營這個東西,定價6-9元一分鐘,往東南亞打得最多一款4.8元一分鐘,當時國家電信是28-32元一分鐘,一經營就開始排隊。一排隊馬尾區電信局就發現了,你搶我生意,這可是國家專營,帶人沒收設備,先交2萬,后交3萬放出來,陳錐和他的兄弟陳業用行政法訴訟馬尾區電信。

一審法院判你是非法經營罪,因為這是國家專營。兩兄弟再不服請了律師上訴,到了福州中院,院長應該到中國法律歷史上寫上,破天荒兩個創新,第一,問題很復雜,涉及到新技術我們都不懂,所以讓原告被告都請專家證人來,你先給法庭講清楚是怎么回事,陳氏兄弟請了專家證人,一位叫老龍,當年是十大有名的網民之一,做過許多好事,是做技術的,回國后是福州IT企業的老總,他用網絡技術幫人找孩子,1998年長江大水很多人受災,他在網絡上發動慈善讓孩子上學。他站在起訴方就是和陳錐兄弟一起,他在法庭上用PPT演示給法官看,我IP電話沒有侵占你的利益,我不占用你的線,我是數據包,我是可以把語音拆開,利用空檔發過去,和傳統的電信通訊不是一回事。他們請的辯護律師也很厲害,因為過去電信立法說國家專營電信時還沒有IP這個技術,你怎么會禁止一個還沒有出現的東西呢?

今天我們都懂了法為禁止則可為,當年辯論來辯論去,最后中院院長做了非常有名的判決。說原來判他非法經營罪,說是侵犯國家專營的電信,根據專家證詞這是一個新技術,你的證據不足,發回重申。這在當年是網絡經濟很大的事情,最后信產部兩位司長當天約見新華社記者,堅決捍衛電信,電信附加業務也是電信,不能分開討論。等于北京干預所謂中院的判決,中院也沒有說一定對,只不過說發回重申,這個事情變成全國電信政策討論的話題。后來迅速推出IP電話,技術成熟后,我是一家公司,怎么愿意左手打右手,被陳氏兄弟一沖,當年年底就推出IP電話,最后國家定價一分鐘4.8元。

這次事件最后解決了合法化,1997年底和很多國家都簽了,三個條件,必須增值服務充分放開,要沒有那一仗,沒有制度成本大幅度向右下方移動,沒有創新,后面的故事要重寫。你再有能耐也不合法。剛才李澤湘講到無人飛機,我是無人飛機迷,研究城市,研究空間結構底下看不清楚,升上來看。升上來看成本最低就是無人照相機,看空間資源的布局。現在問題,無人飛機出來馬上出現法律問題,能飛嗎?飛了影響別的東西怎么辦,別的隱私怎么辦,你在上面掛了照相機。

法治不是一個遙遠的詞,德國很多創新的業務息息相關,同樣有這條線的問題。一套制度在一個歷史條件下形成,大量的技術創新,市場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要求帶來整個國家的游戲規則,法律專項的,籠統的,一般的,變動的,問題是什么力量推動變動。

現在都在講新常態,去年習近平總書記去河南視察講最早提法是適應性常態,這是2009年危機后美國銀行家提出的,別想快速回到之前,負面效果時間長會出來的,所以新常態所謂是“新”。但是現在新常態講得這么普遍后,我覺得新常態里有幾個詞很重要,無論是說從17%降到7%、8%就是新常態。同樣的公司銷售增長10%,成本增長狀態及其不同,沒有成本線的博弈,沒有不斷向右下方移動的成本線,光增長不一定能保障我們實現所謂全面小康。現在總的來說,剛才企業家信心指數也證明還是57,至少在亞布力調查的企業家對未來比較看好,樂觀的朋友更多,我總的基調也是蠻樂觀的。

但是沒有說多少年以后你是第一,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你看看上個老二變成老大了嗎?沒有。他取決于我們的行為,所謂行為當中成本曲線是決定性的,中國經濟再火紅,數據再好,故事再多,成本曲線一定會向上移。最后的不是成本曲線向上移,而是我們在競爭當中能不能移得慢一點,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向右下方通過制度創新,把成本曲線通過創新移下來,爭取成為基業常青的國家,不斷的動。

我最后留一個問題,我們能干點什么?我們在對付要素成本上我們可以使出渾身解術,但是我們對付制度成本的變動上我們能否有所作為嗎,亞布力能有所作為嗎,老年亞布力不能有所作為,年輕亞布力能不能有所作為,謝謝各位。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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