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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賢治:一個人的魯迅  一日一書
林賢治:一個人的魯迅 一日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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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魯迅”系列

林賢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3


林賢治以其獨特的視角、激越且富于詩意的筆觸,復原了一個豐富、完整的魯迅,在無限追溯魯迅的思想和情感變化的文字脈絡中,支撐著林賢治深刻而強烈的個人體驗與共鳴,他將魯迅融入自己的生命境遇,帶領讀者潛入魯迅的思想命題之中,在“閱讀魯迅”的過程中獲取精神、勇氣和力量。

林賢治,詩人、學者、魯迅研究專家。著有詩集《駱駝和星》《夢想或憂傷》,散文隨筆集《平民的信使》,評論集《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記》《午夜的幽光》,自選集《娜拉:出走或歸來》,傳記《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后十年》,并主編《20世紀外國文化名人書庫》《曼陀羅譯叢》等叢書、叢刊多種。在他的寫作中,文學和思想批評類的文章最有影響。




『鐵屋子里的吶喊』


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擋。


袁世凱稱帝不久,就在一片聲討聲中一命嗚呼了。以袁世凱為首的權力核心迅速解體,一度達于極度恐怖的政治氣氛變得寬松起來,正統的意識形態也因為失去權力的支持而失去固有的強制性力量。在權力集團經過多次的分化與重組,建立起北洋軍閥政府時,已經形成了另一個權力中心——新型的知識者組成的集群,并開始向它挑戰了。


這個新的知識權力中心主要由一份期刊和一所大學構成。期刊是《新青年》,大學是北京大學,它們都是在1917年前后經過改組,分別由激進主義者陳獨秀和自由主義者蔡元培所領導,其中最活躍的人物,無一不是為西方的觀念和變革的熱情所支配。《新青年》高張“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提倡自由、人權、民主和科學,反對專制政治和傳統文化,發動“文學革命”即白話文運動以推進思想啟蒙。除了陳獨秀、胡適兩位旗手式人物以外,代表性的人物還有錢玄同、李大釗、劉半農,以及新近來京的周作人等。這批人物大抵在北京大學或別的高校任教,他們播下的思想火種,最先在青年學生中間引起燃燒,然后向社會蔓延。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學為首的高校學生發起的著名的五四運動,以反帝救亡為特征,把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但從此,隨著群眾性政治運動的展開,思想運動開始漸漸衰退。而文學,也就不再担當領唱的角色,退回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了。


魯迅的反應相當遲緩。社會運動的浪潮在周圍咆哮,他仿佛無所察覺似的,依然平靜地度他的小官吏的生涯,“麻痹”和“裝死”。終于有一天,一位老朋友到訪,給他的精神生活帶來了根本性的改變。


這位朋友就是《新青年》的編委之一,新文化運動中的悍將錢玄同,在《〈吶喊〉自序》中記作金心異的。自序這樣寫道:



“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鈔它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



《狂人日記》的主題是吃人。他告訴許壽裳說,中國是“食人民族”,并認為這是關系甚大的一種發現。


小說借狂人之口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在現實世界上,已經找不到不吃人的地方,一方面吃人,一方面被人吃,這樣形成一個吃人的大羅網。可是,沒有人認識到,更沒有人想到改悔,“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仇敵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伙,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可怕的是,知道自己吃而且感到慚愧的,居然是一個“迫害狂”!


關于吃人,如果說《狂人日記》寫的是抽象的吃,《孔乙己》、《明天》、《白光》、《藥》、《阿Q正傳》等寫的便是具體的吃。孔乙己和陳士成是輾轉于科舉制度下的兩個畸形的舊式知識分子,一個死于眾人的麻木和涼薄,一個死于個人的屈辱和自卑,但都是一樣死于窮困。單四嫂子的兒子,與其說被病魔吃掉,毋寧說被一個無愛的人間所吃。革命者夏瑜死后,他的血被做成人血饅頭。正如《即小見大》的一篇短文所說的,“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后,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阿Q是死于槍斃的,這個流浪漢,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死法,而看客卻嫌槍斃不如砍頭的好看。《狂人日記》、《白光》用的是表現主義,意識流的方法,《孔乙己》是典型的契訶夫式寫法,《明天》相當散文化,可以說是一支幽怨的弦樂,《藥》是寫實和象征并用的,結尾上墳的一段是一幕啞劇,刻畫如同版畫一般明細,卻極有意味。至于《阿Q正傳》,它的結構的豐富性,簡直無從概括,既有忠實的歷史畫面,又有精到的心理分析;既是諷刺喜劇,又是徹頭徹尾的悲劇。神話《補天》也是寫吃,偉大的女媧死后,禁軍就在她的肚皮上扎寨,自稱是唯一的嫡派。小品《兔和貓》和《鴨的喜劇》寫的仍然是吃,“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總之,這些小說所寫的都是可敬畏的生命的遭遇,我們所在的世界,充滿了血腥、死亡、恐怖和陰影。


《社戲》的色調在魯迅的小說中,幾乎是獨有的明麗。大約這正如一位日本論者所說,因為他寫到了月光與少年。“我想月光是東洋文學在世界上傳統的光,少年是魯迅本國里的將來的唯一希望。”佐藤春夫寫道,“假若說月光是魯迅的傳統的愛,那末少年便是對于將來的希望與愛。”然而,在另一個寫及農村的短篇《故鄉》里,這種和諧的詩意消失了。少年的閏土變做了“木偶人”,在他的頭頂,不再有金黃的圓月的朗照。在這里,愛變做了“厚障壁”,希望也變得十分茫遠,正如小說的結尾所說:“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散漫在中國大地上的貧困愚昧的農民,以及凝聚這一切——他們的悲苦與反抗,過去與未來的一場剛剛逝去的革命,占據了魯迅的記憶。至少,與辛亥革命及其后政治生活相關的小說便有多篇,其中最著名的是《阿Q正傳》。革命,在阿Q那里就是造反,從一無所有到占有一切,從秀才娘子的寧式床到吳媽之類,未莊人都是他的俘虜。實際上,革命黨進城以后并沒有什么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么,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么——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無論對于社會還是個人,革命都不是本來意義上的革命。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有名的。精神勝利,首次意味著否認事實,掩蓋缺陷,譬如頭上長著癩瘡疤,便諱說“癩”,后來連“光”也諱,“亮”也諱,以及一切近于“賴”的音,甚至連“燈”、“燭”都諱了。又如被人打敗了,便說是“兒子打老子”,采取不承認主義。由于以一種自我欺騙的態度對待實存,因此不可能深入問題的本質,只能永遠停留在表層,生活在大量假象中間,而以一種喜劇的態度上演悲劇。阿Q在槍斃前畫押的一節寫道:



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著筆卻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并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



懵懵懂懂地活著,懵懵懂懂地死掉。革命是無濟于事的,因為根本不可能進入他的血肉。阿Q既不能進入自身,也不可能進入社群;既不了解自己作為無權者的權利,沒有自覺的政治訴求,更不可能聯合眾多的無權者去爭取這種權利。可以說,中國沒有本來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也沒有真正的集體主義。所謂中國社會,實際上是眾多孤立的阿Q的集合物,是只有專制政治的強制力而沒有凝聚力的。阿Q以精神勝利而游離于社會現實之外,因而將永遠無法改變這現實。阿Q的形象是寫實的,又是寓言的,其荒誕的存在只有某種虛幻性,形而上學性,大大擴展了作品的閱讀空間。這是魯迅所描畫的中國的肖像畫。他說過,他寫《阿Q正傳》,乃意在描畫中國的寂寞的魂靈。


1923年,這些小說由北京新潮社結集出版。在自序中,魯迅說明了取名《吶喊》的緣由:“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并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于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這表明,由于那個“精神界戰士”的未曾消泯的舊夢的召喚,他已經從黑暗和絕望的套結中掙脫出來了,但是,身上顯然保留著深夜的涼意。


摘自《一個人的愛與死》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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