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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義:記得我當年差點毀了路遙
周昌義:記得我當年差點毀了路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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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昌義,《當代》雜志編輯,曾担任《藏獒》《塵埃落定》等書責任編輯。劍走偏鋒,人出旁門。著有長篇小說《作家懺悔錄》、《江湖往事》, 與人合用“周洪”筆名撰寫《警告中國人》、《周洪說話》等系列叢書。
作為作家,1988年,他創作長篇小說《作家懺悔錄》揭文壇黑幕,申請加入中國作協被拒;1991年,與人合作用筆名周洪,創作《警告中國人》系列(五本),倡導通俗人生,首印百萬冊,風靡一時;2002年,創作《我平庸,我快樂》,社會反響強烈,在西單圖書大廈簽售現場,遭遇學生家長舉牌抗議。
作為編輯,1998年,和洪清波一起,細讀被同行退稿無數次的《塵埃落定》,阿來從此成為文學大家,《塵埃落定》獲茅盾文學獎,成小說經典;1996年,
從自來稿中淘出閻真的《曾在天涯》,獲人民文學獎,閻真從此步入文壇,然后有知識分子墮落史詩《滄浪之水》;2005年,力推楊志軍的《藏獒》,創半年銷售四十萬的佳績。


前言:

前些時候,寫了十幾萬字的編輯記憶《文壇榜樣》,相關《國畫》、《落日》、《中國農民調查》等“禁書”,也相關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知道敏感,難有地方成冊,也就朋友間傳閱。有朋友將有關路遙部分整理出來刊發,就成了下面的文字。本來是舊作,新浪編輯連在悼念專輯上,就成了悼念文章。以悼念文章論,文字顯然啰唆,悲戚顯然少了。看留言,果然一片板磚。

   網友指責我的編輯水平和文字水平甚至道德水平,全都謝過。謝過之后,文章中的不當,包括錯別字,也沒有修改。不是執迷不悟,是發出來的文字就如同潑出去的水,立刻就成了歷史,所有后果都應當承担。唯一想要補充的是,文章雖然不為悼念寫,悼念之心確在。可惜自己文字水平低,沒能充分表達出來。

   借此機會,向所有熱愛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朋友致敬,并向路遙表達一個煤礦子弟的誠摯悼念。2007-11-17

   是上世紀86年春天的事了。我剛當編輯一年,說好聽些,是個編壇新人,其實是個毛頭小伙,愣頭青。路遙當時,已經發表了中篇小說《人生》,連續兩屆獲全國中篇小說獎。一個回鄉知青高加林,家喻戶曉。地道的著名作家,又是陜西作協任主席――記憶模糊,有可能是副主席,還有可能是《延河》主編。反正我們倆放一起,不成比例,照說,力挺輪不到我,毀也輪不到我。
  那年春天,我去西安組稿。在《當代》,我分管西北片,看西北五省稿件。不過,只是西北的自然來稿,不包括成名作家。成名作家都按習慣,由老編輯聯系。我去西安,是奔著幾個見過來稿,沒見過真人的青年作者去的。所以,在西安,我先結識的是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幾位。
  陳澤順是北京知青,在陜西出版社,后來編輯了《路遙文集》,寫過《路遙生平》,很動感情。多年後回北京做了華夏出版社領導,有了一番作為。孫見喜是最熟悉賈平凹的作家,專寫賈平凹,成了平凹專業戶。趙伯濤的中篇寫得真是好,后來在南下大潮中去了海南,從此銷聲匿跡,很是可惜。如果文壇是江湖,中國作協是一個總壇,各地區作協就是一個分壇。編輯去組稿,通常都應該先去拜訪分壇主,以示尊敬,也求支持。如果分壇主本身就是作家,更求賜稿。在陜西,要論分壇主,賈平凹算一個,路遙也算一個。
  那些天,陜西省文聯正開什么代表大會,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幾位都是代表,就安排我在會上混吃混住。正好,賈平凹也在會上,自然就認識了。
  《當代》有個傳統,老編輯總是會告誡新編輯,編輯和作家,是作品的關系。作家之間的恩怨,跟我們無關。所有作家,都是應該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有親疏,也僅僅因為作品,和恩怨無關。拿陜西來說,陳忠實、賈平凹、路遙,三大巨頭,在《當代》眼里,絕對同樣尊重。陳忠實的《白鹿原》是《當代》首發。賈平凹在《當代》上發表過一些中短篇,路遙的成名作就發在《當代》。
  《人生》之前,路遙還有《驚心動魄的一幕》和《在困難的日子里》,都發在《當代》上。《當代》留有路遙寫給老主編秦兆陽的一封信。信上說,自己這部中篇,已經被多家刊物退稿,寄給秦主編,是想請文學圣堂《當代》坐最后裁決,如果《當代》也退稿,就說明它的確毫無價值,他就將付之一炬。
  《驚心動魄的一幕》,稿子先是劉茵看,再送秦老終審。秦老說,這個作者很有潛力嘛,立即請他來北京修改!路遙這部中篇,就是在《當代》編輯部改成的,吃住都在朝內大街166號的后二樓。改完之后,路遙感嘆說,比初寫還要費神。在《當代》發表后,獲得第一屆全國中篇小說獎。
  《驚心動魄的一幕》之后,《當代》還發表了路遙另外一部中篇《在困難的日子里》,是《當代》后任主編何啟治責編的。舊事重提,只是想說,路遙和《當代》的淵源其實深過平凹和《當代》,我真是沒有任何理由不去拜訪他。
沒去拜訪,沒別的原因,就只是我的個人性格。二十多年的編輯生涯中,從路遙開始,我從來就沒去拜訪任何已經著名的作家,從來沒有。從來不會為了約稿去拜訪著名作家。不是狂,是心理有缺陷。拜訪甚至糾纏著名作家,爭取他們賜稿,是編輯的基本功課。當時有四大美編之說,就是四個著名的美女編輯,在更加著名的作家面前,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還有一些不是美女,但堅韌執著超越美女。當時威震天下的天津作家蔣子龍,就曾經遭遇兩女編輯搶稿,猶豫不決之時,去了一趟衛生間,桌面上的手稿就被人搶走了。二十多年過去了,傳說也成了歷史,歷史也成了傳說。
在我去西安之前,就有文聯出版公司一位女編輯等在西安。她先去西安,是奔賈平凹的《浮躁》。不幸失手,沒爭過作家出版社。回到北京后,聽說路遙有新作,再奔西安。我到西安的時候,她已經苦等了一個多月。據孫見喜他們介紹,手不離香煙,一張臉籠罩在煙霧之中。那時候國家還不富強,創業階段,編輯沒現在好當,要搶稿,只能靠人情,甚至靠低三下四,死皮賴臉。想提密碼箱,現鈔成捆,不可能。傳說中的密碼箱搶稿,也太夸張了,而且是照江湖電影來夸張。這邊指頭蘸著白粉舌頭上一舔,然后點頭。那邊咔嚓開箱,滿眼鈔票。好,買賣成交。嚴格說,這種場面很少。有這種魄力和權力的編輯不多,即使是在傳說中,整個文壇,也就三兩位。遭遇過此等場面的作家,我能夠落實的,也就阿來。
  話說回來,無論是趁蔣子龍上廁所搶走手稿,還是把現金拍在阿來面前,從工作上說,都是很職業的編輯。競爭激烈,編輯難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就算有失個人尊嚴,那也是好編輯。所以,我說我從來不拜訪著名作家,更不會參與搶稿,不是自夸,更不是鄙視同行。恰恰相反,我對他們心懷敬佩。人家能夠忍辱負重,我做不到,做人我就沒人家堅韌。以工作論工作,我更是不合格的編輯,因為這使得我從業二十多年,都成資深老油子了,還從來沒拿到過著名作家的作品。不過,這倒有點《當代》風格。很多《當代》的讀者的感覺到,《當代》發年輕的不成名作者稿件多,發著名作家稿件,也不能說不多。關注無名作者,是《當代》的一貫傳統。對著名作家關心不夠,是我們這一屆編輯的缺點。說白了,我們這一屆編輯,沒有搶稿件的能力,作家一旦著名,有三兩個編輯簇擁,我們就知難而退了。
那次如果是主編副主編去了,他們會相互拜訪。以我當時的身份,不夠名家拜訪的資格。當時,陜西省作協有位副主席,外國文學方面修養很高,溫文爾雅的。我在西安的食宿,就是他安排的。是他告訴我,路遙新寫成了一部長篇,問我有沒有興趣看。我說,當然有興趣拜讀。記不起我當時激動沒有,現在想來,應該很激動。我去西安,原本只希望和陳澤順孫見喜趙伯濤他們聊出一兩篇中短篇,突然得到路遙的長篇小說,那不是天上掉餡兒餅?人家女編輯苦等了一個月,都沒給看,我剛下火車,就問有沒有興趣。我是應該欣喜若狂。
  稍微有點名氣的作家,都忌諱把稿子寄給編輯部,哪怕是寄給主編。通常他們會寫信或者電話(那會兒電話不普及,長途電話算奢侈品)告訴編輯部,問有沒有興趣。如果有興趣,能不能派編輯前來?寄給編輯部,雖然編輯說是賜稿,但寄的過程是投稿,總有點投靠的意思,感覺總有些屈尊。要是編輯上門,那是出版社和刊物來搶稿,至少是討稿。感覺大不一樣。這是在試探掂量。如果編輯不愿意上門,那說明出版社和刊物根本就不重視。既然你不看重我,我也就不需要投稿,自討沒趣了。誰都希望自己的心血交給看重它的人。這不是裝孫子,是自我保護。作品完稿的時候,是作家最脆弱的時候。辛辛苦苦,嘔心瀝血寫完,說是心力交瘁,一點不夸張。看著手稿,卻不知優劣,不知生死,不知成敗。茫然四顧,孑然一身。是作家都一樣。越著名越困難,越脆弱。小作者完稿之后,信封一裝,送郵局就是。有認識的編輯,寫上編輯大名;沒認識的編輯,寫上主編的大名;最普及的,寫上編輯部的大名。在信封右上角寫上郵資總付,一分錢郵費不花。你看得上,我高興。看不上,退稿給我,給我份手寫體的退稿信,我就當寶貝珍藏。總之,小作家投稿,沒有心理障礙。著名大作家就不一樣,他經不起退稿。丟不起這個人,比臉面更重要的,就像當媽的,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身體極度虛弱。一點風寒,就可能留下終生毛病。所以,我還得重申,這與作家人品無關,與裝腔作勢無關。每一個職業,每一個人群,都有自己的軟肋甚至死穴。作家的職業軟肋之一,就在完稿之時。
  《當代》的老編輯像劉茵、章仲鄂、何啟治、朱勝昌等,都是著名編輯,他們給我們的教導,都是要體諒作家,維護作家,幫助作家。《當代》這么多年,一沒美女編輯,二不趁人上廁所搶走手稿,三不提密碼箱拍現鈔,能夠發表那么多好作品,不是沒有道理的。
  路遙要是直接給秦老寫封信,《當代》會派一個老編輯,有可能是個副主編,領著我這個小編輯直陜西,直奔路遙家門。陳忠實的《白鹿原》寫好之后,就給《當代》去了信。以陳忠實當時的名氣,遠不如路遙。我記得大家在朝內大街166號掂量,都不敢抱期待,不認為陳忠實一定能夠寫出一部好的長篇來。但還是決定,派人奔赴西安。是為了拿到好稿,但不是為了賺錢。那時候《當代》發行量五六十萬冊,不考慮經營問題,內部管理也還是大鍋飯,沒有獎金差別。那些老編輯不管以什么方式組稿,都為的是編輯的榮譽感,比我們現在真的更崇高。
  那些年,作家的作品都是通過刊物產生影響,讀者還不習慣直接閱讀圖書,所以作家都尋求刊物發表。還有,作協那位副主席,是個好同志,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時,對路遙有極其充分的保護。他說,路遙新作沒給《十月》、《收獲》,也沒給《當代》的領導,是為了尋找知音。之所以問及我,是認為我會是路遙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說,路遙新作,是寫底層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遙相信我能夠理解,因為我也出身底層。尤其重要的是,路遙新作寫有煤礦生活,而我,恰好就是礦工子弟。路遙一生都在貧困中生活,陳澤順的《路遙生平》一文中講述了一件事,說路遙的窮,不是一般的窮,是窮得來沒內褲穿。他到了《延河》編輯部工作以后,有朋友去看他,他起床,不敢直接從被窩里爬起來。因為他光屁股,必須要在被窩里穿上長褲才能起床。我自己十幾歲就當民工,掄大錘,打炮眼,拉板車,抬石頭,什么苦都吃過。跟路遙也有的一比。都是苦孩子。這么一說,路遙把《平凡的世界》給我看,真是托對人了,你怎么會毀人家呢?
   副主席還有一席話,說路遙還有一些希望。如果《當代》要用,希望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全文一期發表;第二,頭條;第三,大號字體。苛刻嗎?不苛刻。有的作家還會有“一字不改”。和副主席談過之后,當天下午,在陜西作協的辦公室里,和路遙見了一面,寒暄了幾句,拿著路遙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興致勃勃拜讀。讀著讀著,興致沒了。沒錯,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萬字。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覺就是慢,就是羅嗦,那故事一點懸念也沒有,一點意外也沒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實在很難往下看。
  再經典的名著,我讀不下去,就堅決不讀。就跟吃東西一樣,你說鮑魚名貴,我吃著難吃,就堅決不吃。讀書跟吃飯一樣,是為自己享受,不是給別人看的。無獨有偶,后來陳忠實的《白鹿原》,我也沒讀下去。得了茅盾文學獎,我也沒再讀。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應該那么質樸,這本來就是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價值所在呀!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傷痕文學過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學,尋根文學,正流行現代主義。這么說吧,當時的中國人,饑餓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綠的。讀小說,都是如饑似渴,不僅要讀情感,還要讀新思想、新觀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時候的文學,肩負著思想啟蒙,文化復興的任務,不滿足讀者標新立異的渴求,就一無是處。那些所謂意識流的中篇,連標點符號都懶得打,存心不給人喘氣的時間。可我們那時候讀著就很來勁,那就是那個時代的閱讀節奏,排山倒海,鋪天蓋地。喘口氣都覺得浪費時間。這不是開脫,是檢討自己怎么會鑄成大錯。
   為了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住到煤礦,每天寫作通宵達旦,然后睡覺到下午。路遙有回憶文章的標題就叫做《早晨從中午開始》。寫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場。妻離子散沒有,嘔心瀝血的確。所以,我不可能對他說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只能對副主席說,《當代》積稿太多,很難滿足路遙的三點要求。
 出差前,我就知道,正發稿和待發的長篇不少。我例舉給你聽:張煒的《古船》、柯云路的《夜與晝》、陸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陽》,還有李杭育那部后來被封殺的長篇。以當時的眼光看,都比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證頭條和幾號大字,更不能保證全文一次刊登。路遙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這就不用說你看不下去了,還給路遙留了面子。嚴格說,不是我給路遙留面子,是路遙給我備好了臺階。很多著名作家提出過份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實現,而是特意給編輯退稿準備臺階。避免編輯難辦,大家難堪。要不然,只好說看不上,說不夠發表水平,那就太殘酷了。很多時候,表面過份,其實厚道。創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該是提過份要求的人。
  退稿的時候,如果是無名作家,我們肯定就再見面了,我一定會把我的感受如實地告訴他,希望對他有所幫助。路遙是著名作家,輪不到我幫助,他要不主動聽我的感受,我不會找上門去,自作多情。那位副主席希望我千萬要保密,對文壇保密,對陜西作家,尤其要保密。那是應該的,稿子被你一個小編輯隨手就退了,傳出去怎么也不好聽。
 我在西安期間,還真有人不時問我一句:看路遙的稿子吧?那神情,有時會感覺古怪。路遙創作這部長篇,費時多年,應當是陜西文壇的一件大事,受大家關注很應該。可我的感覺是問及這事的作家都不看好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遙在《人生》之后,還能寫出更好的東西。要泄密出去,會有人幸災樂禍嗎?不會有這么嚴重。盡管到哪兒都會有文人相輕,到哪兒也都會有兔死狐悲,同病相憐。當時陜西有賈平凹和路遙兩桿旗幟。賈平凹鬼才橫溢,無人能學。路遙才氣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他和大多數陜西作家有相同的創作路數。他的成功和失敗都會對陜西作家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大家也不會盼著他失敗。
  陜西地處西北,遠離經濟文化中心,遠離改革開放前沿,不能得風氣之先。想要創新,不行;想要裝現代,不行;想要給讀者思想啟蒙,更不行。所以,那些年,陜西文壇面對新知識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個文壇,都感到自卑。八十年代中期,是現代主義橫行,現實主義自卑的時代。陜西恰好是現實主義最重要的陣地,也該承担起現實主義的自卑重担。一是在陜西文學最自卑的年代,二是在路遙最自卑脆弱的剛完稿時候,我那一退稿,的確很殘忍。
  可惜我一個毛頭小伙,愣頭青,哪兒有這么心細。我退完稿,出門逛街,看上一輛有鐵絲網還有轱轆的嬰兒床,向孫見喜他們借了錢,高高興興買到手,扛上火車,就去了成都。當時我閨女她媽身懷六甲,我正準備給我閨女當爹。
  回到《當代》,好像還有些得意,因為自己替領導化解了一道難題。那時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編是朱盛昌,我們叫他老朱。老朱只是輕描淡寫說:你應該把稿子帶回來,讓我們退稿。那樣,對作家也好些。老朱是個厚道人,不過,我還是捫心自問:我怎么忘了帶回北京,讓領導處理呢?這么著名的作家,我怎么就這么擅自處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長途電話回編輯部請示領導呢?路遙說是給我看,其實是給《當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當代》了呢?別的老同志,像劉茵、老何、老章他們,知道這事兒以后,也都提醒我,應該把稿件帶回來,讓領導退稿。在《當代》,提醒幾乎就是最高級別的批評了。我在《當代》錯誤不少,有些還是政治錯誤,連提醒都很少遭遇。《當代》的老同志,都習慣言傳身教。
《平凡的世界》的倒霉,還沒完。聽老同志的批評,我還感到點欣慰。老同志們批評的僅僅是退稿程序,沒有人說不該退,只是說不該由我退? 86年的文學期刊,包括四大名旦,都已經開始長達二十年的漫長衰退期。《花城》因為地處邊遠,危機感比《當代》《十月》《收獲》都強。他們的編輯的組稿愿望非常強烈,為作家提供的服務也特別周到。打個比方,他們常常把作家請到廣州,住當時最豪華的白天鵝賓館。不是住三天兩天,而是三月兩月,住里面寫小說。《花城》不擁天時,不占地利,只好努力尋求人和。當《花城》編輯,注定了一個命運:比《十月》《收獲》《當代》付出多,收獲少。無論他們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給他們的稿子,還多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有好稿子,作家還是要留在京滬,住白天鵝也不管用。作家不論個人性格如何,品行如何,在作品問題上,通常都是“勢利”的,就跟家長總恨不得把孩子的腦袋削尖了去鉆名牌學校一樣,作家也希望給自己的作品尋求更有影響力更有話語權的刊物。整個中國文學包括期刊,都開始了邊緣化進程,而地處邊緣地區的文學和期刊理所當然是在邊緣化的前站。正在經濟中心化的廣東也不例外。《花城》同行的努力,其實是在同邊緣化的命運抗爭。那些“勢利”的作家,應該是先于我們感覺到了《花城》的邊緣化命運。 
《花城》從《當代》得知路遙有長篇新作,他們的新任(副?)主編謝望新,立刻從北京飛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帶回廣東,很快就刊登。而且,很快就在北京舉辦作品研討會,雷厲風行,而且轟轟烈烈。那時候,《花城》和《當代》的關系很親近,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關系也親近。《平凡的世界》的研討會,就在我們社會議室開的。很多《當代》編輯都去了。我沒去,但不是沒好意思,多半是因為沒受到邀請。如果邀請到我們小編輯層次,會議室需要擴大兩倍。我記得散會之后,老何率先回到《當代》,見了我,第一句話是說,大家私下的評價不怎么高哇。聽了這話,我松了一口氣,還不止松一口氣,《花城》發表了這一部曲之后,居然就沒發表以后部分。后面部分居然就沒了音信,幾年以后,才在《黃河》上登出。《黃河》好像是山西文聯或者作協的,比《花城》還要邊緣啊。有傳說,在《黃河》上發表也不容易,也費了不少周折。對路遙,對《平凡的世界》,算不算落難?
  第三屆茅盾文學獎,是90年評,91年3月9號頒發的。那是評價最低的一屆茅盾文學獎。剛剛經歷1989年的政治風波,有關方面都很小心謹慎,比較起來,《平凡的世界》還是獲獎作品中最好的。我知道有一種傳說,說路遙得到的獎金遠不夠到北京的活動支出。注意這個傳說背后,其實是路遙的悲涼。要知道,路遙在生時候,所得稿費可以忽略不計,他是生活在貧困之中,根本不可能拿出什么活動經費。就算他真的拖著病體在北京活動過,也不是他的恥辱。要知道,別的作家活動茅盾文學獎,都不用自己掏錢,都由地方政府買單,一次活動經費要花好幾十萬。即使在謠傳中,路遙的所謂活動,也是微不足道,只能襯托出路遙的悲涼。
  實話說,當我聽見那些傳說的時候,我也是欣慰的。路遙就在那些傳說中突然去世了。路遙是死于肝病,陜西的朋友說起路遙,都嘆息他的心事重,他的病跟他壓抑的性格有關系,跟他的心情有關系,他的心情當然跟《平凡的世界》的遭遇有關系。
  路遙就這一部長篇,如同《白鹿原》耗盡了陳忠實畢生功力一樣,《平凡的世界》也耗盡了路遙畢生功力。《平凡的世界》一生坎坷,路遙沒法高興。假如我當初把稿子帶回《當代》,假如《當代》分兩期刊登,人民文學出版社自然會出書,自然會送選茅盾文學獎,同樣會得獎,而且不會有活動的傳說。就算要活動,也該是人文社出面。我不知道外界怎么傳說的,據我所知,人文社都不活動。這么說很難讓人相信,甚至會讓作家失望。但我敢保證,我們“周洪”成員――包括洪清波、腳印――參與責編的那些獲獎長篇,比如《塵埃落定》,比如《歷史的天空》,都沒有所謂活動。假如我當初把《平凡的世界》帶回北京,真有可能一帆風順,而且堂堂正正,路遙的創作心境和生活心境都會好得多。路遙和《平凡的世界》的命運是天定的。我老周也是受天意指使。說來很殘酷,上天給了《平凡的世界》轉機,但這個轉機卻是路遙的英年早逝。
  在路遙逝世之前,《平凡的世界》88年先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然后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廣播過,已經很火了。那是耳朵的感受,不能代表眼睛的感受。小說是寫給眼睛看的,要看作品在圖書市場的反應。因為路遙的去世,才帶動《平凡的世界》的銷售。當時,我還真有這樣的想法:人都死了,還不讓書火一把?問題是《平凡的世界》不止火一把,它成了長銷書。去年,我們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版權買到手,現在還時不時重印。
我感覺路遙的性格,是不善于和人交往那類,決定了他不會有很多朋友。《平凡的世界》的長銷,就不可能是文壇什么人兩肋插刀的結果,而只能是它本身的力量決定的。一部作品,顛沛流離,二十年以后還在走好,沒有力量能行嗎?我承認不承認,事實也擺在哪兒。而且,二十年前,我這個剛進北京不久的外省青年被路遙引為知己,那是路遙的誤會。但在今天,無數和我當年一樣的外省青年,真成了《平凡的世界》讀者,成了路遙的知己。坦白地說,《平凡的世界》已經成了外省和外地青年的經典讀本。前不久,出差去外地,在火車上坐了兩天,下決心帶了《平凡的世界》讀,突然發現,跟當年的感覺不一樣啊,不難看啊!當年改革開放,思想解放,文學的價值在于啟蒙。二十年過去了,文學啟蒙的任務也過去了,價值標準也不同了。現在的文學,注重體驗;現在的作家,有機會平等地講故事了;現在的讀者,有心情心平氣和地感受人物的命運了。作為編輯,退掉了茅盾文學獎,退掉了傳世經典,怎么說,也是錯誤,怎么開脫也沒用。當然,我也不后悔,后悔也沒用。我個人不可能超越時代,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得犯同樣的錯誤,不可能更改。當然,除了星移斗轉,時過境遷,我個人的閱讀習慣也順應了潮流。當年毛頭小伙,心浮氣燥,如饑似渴。現在老了,知道細嚼慢咽了。
《平凡的世界》最早的版本是1986年文聯出版公司的,責編是一個姓李的編輯,是那位在西安苦等了一月的女編輯,她后來寫有文章,說拿回到出版社以后,也還遭遇了不小的麻煩。領導也缺乏信心。領導知道《當代》和人文社曾經退稿,就更缺乏信心。當然沒有點名,她在文章中只說“一家很有影響的大刊物和大出版社”,真給留情面啊!
   還要補充一點,路遙是92年11月27號凌晨因肝病逝世,終年差16天43歲。這一點補充完畢,《平凡的世界》的故事就差不離了。我想應該做一個總結,我講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為了檢討。嚴格說,跟我個人得失無關,跟我自己的好惡也無關。有句古詩說:“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我就是那“爾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我的意思,我只是作為一個見證人,講述一部經典名著在文壇的命運。我們再重復一次故事的要點:一部經典名著,作家嘔心瀝血成稿之后,被一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伙沒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開始在文壇邊緣顛沛流離。好不容易獲得茅盾文學獎,還被傳說是活動的結果。好不容易暢銷,又被認為是死亡效應。等到它終于被文學史認可,作家本人早在黃泉路上了。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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