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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訪華接待工作幕后瑣記
尼克松訪華接待工作幕后瑣記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陳徒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思想轉彎


1971年夏秋之際,中美兩國政府確定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意向,消息傳出,立即轟動全世界。在世人驚奇萬分的同時,中共高層更覺棘手的是,在高調反帝幾十年后,怎么能讓黨內各級干部及廣大民眾的頭腦及時轉彎,接受“美帝國主義頭子”即將來到北京這樣匪夷所思的嚴酷事實。


從當年冬季開始,一直到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到達北京,中方先后開展了三個階段的尼克松訪華內部教育活動,下發多種學習材料,組織宣講活動,努力平撫黨內外的思想強震和巨大疑慮。


高層為此次宣講活動定義為“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教育”,最早下發的是《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緊跟著的是外交部、北京市委印發的有關教育材料,學習的目的在于:“希望廣大干部群眾對于尼克松為什么要來中國、我們為什么要讓尼克松來等問題有進一步認識,解決一些糊涂思想,提高執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自覺性。”(見外交部材料)在1972年春節前后,對事態進展頗為担憂的北京市委幾次下達指示,要求加快學習進展,號召革命群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盡最大的力量”。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交談長達五個小時之久,后來形成了只供傳達的官方簡本《談話紀要》,并擇要刊發于《參考消息》。此次談話被中央指定為基層群眾需要反復學習、解開疑惑的主要材料之一。毛在講話中幾次強調,尼克松是自己主動要求到中國訪問的,中方是被動接受的。這樣充滿優越感的表態,排遣了民眾的思想惶恐和焦慮,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外交政策上的難堪,顯示中方強大示人、不可藐視的主體一面,倒看出美國人的幾分狼狽和焦急。


毛說:“(尼克松)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有發表,守秘密啊。他對于波蘭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來當面談。”“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愿意在北京或華盛頓當面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開,又是說這種消息非常機密。”他很明確地表態:“為什么要讓右派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


斯諾問:“主席愿意見他(尼克松)嗎?”毛回答了一段事后聞名全國的著名語錄:“我說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憑著高度專一的領袖權威和不可置疑的解釋權,他詼諧輕松、舉重若輕的語態,很好地化解了國內民眾的困惑,反而讓民眾頗為受用和自傲。那時中方還一如既往地在越南、柬埔寨、拉美等熱點問題上保持反美的理論姿態,這也從側面舒緩了“尼克松訪華”對社會層面的壓迫感。


當時周恩來也多次在內部講話中引到臺灣問題,言語之間給人們的印象,似乎尼克松來京是為了解決臺灣統一問題。這多少淡化了干部群眾對尼克松之行的惡感,逐漸減弱了群眾最初的震驚程度。但是,無論如何,形勢突然轉彎的思想后果,還是很嚴重的,不少單位上報了群眾在學習活動中自發提出的疑問,有的單位多達一百多條,充滿了對“美帝頭子”突然來京的疑惑和本能排斥。市委宣傳部門及基層單位黨委無力全盤解答,只能籠統地表態說,“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提問題,找答案,自我教育。”


接待方針


周恩來作為主事者,在前景險惡不測、極左思潮泛濫的政治大局下,深知接待工作的超級難度和復雜性,他只能謹慎從事,異常小心。1971年12月初,他以中性的標準制定接待尼克松的總方針:“不冷不熱,不亢不卑,待之以禮,不強加于人。”他強調,對尼克松總統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無產階級的原則、作風和嚴格的紀律,一切事情有條不紊,實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認真辦好。對外宣傳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過頭。(《周恩來傳》,p2062)


隨著到訪日子的臨近,重大責任慢慢下移到基層,整個京城也隨即呈現躁動、緊張的局勢。1972年2月10日、17日,市委連續兩次下達關于進一步搞好接待準備工作的指示,迅速傳達到各局、區縣,希望在尼克松到達以前逐一落實各項工作。2月17、18日,市革委會副主任萬里、楊壽山等人率隊分頭檢查17個重點參觀工廠和6個游覽單位,著重在參觀路線、安全保衛、環境衛生以及解說詞等方面一一把關,提出了從未有過的高標準。2月18日市委負責人吳德親自來到北京工藝美術工廠,在廠區逐一檢查重點部位,并在現場指示市委人員再傳口信,要求各單位堅決把接待任務完成好,保證外賓在本單位不出問題。


實際上,從職權來分,北京市只負責尼克松隨行人員參觀工廠、商店、游覽景點及社會層面的安全問題,重點接待單位約有二十家左右。2月17日晚上,市委、市革委會負責人吳德、楊壽山和市公安局長劉傳新把相關單位負責人叫到市里,再三強調:“這是一項極為光榮、重要的政治任務,要討論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實際演習,做到人人心中有底。”結果各基層單位負責人回去后,又在第二天清晨匆促召開干部會議,傳達市委的工作精神。市里的高壓態度致使基層單位“草木皆兵”,如履薄冰,不得不高調表示:“天天檢查,天天抓落實,直到尼克松走,確保不發生任何問題。”(見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藝美術工廠黨總支《關于尼克松訪華準備工作匯報》)


為慎重起見,在尼克松訪華前一個月,市委又臨時補充一批工廠參觀點作為備選。按市里的要求,各接待單位紛紛成立以黨委(或支部)書記為主的十人領導小組,下設思想教育、政治環境、安全保衛、衛生防病、接待服務等工作機構。各車間也相應成立了3至5人的接待班子。僅以北京市第二通用機械廠為例,全廠各級接待隊伍人員多達130名,還特地舉辦學習班,專門學習毛主席的有關教導,對相關工作事宜進行反復研究,逐條落實。(見工廠簡報語)


作為外事接待大戶,北京工藝美術工廠黨總支對參觀線路、環境布置格外重視,多次排演外賓接待保衛的具體過程,通過模擬來驗證有否漏洞,明確每位保衛人員的分工和位置。2月19日晚上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再次對與會者進行組織紀律性教育,讓大家充分認識到搞好這次接待是保衛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一場斗爭,要求做到“四不”:不圍觀,不隔窗觀望,不在廠內、樓道內外來回走動,不離開生產崗位。(見工作簡報語)


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是把這“四不”作為紀律條例下發各單位的,明確指出這是市委部署工作的一部分。當時中國與外界基本隔絕,基層單位很少能看見外國人的身影,能見到美國總統的隨行人員,工人屆時難免會好奇地圍觀,前顛后跑。面對這種可以預見的細節,高層人士覺得有礙國家政治形象和人民精神面貌,因此不得不處處設防,以嚴苛的紀律來加以控制。工藝美術工廠等單位還提出,職工要真正從始至終做到“四個顯示”,即“顯示出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變化和精神面貌,顯示出社會主義的道德風尚,顯示出中國工人嚴格的組織紀律性,顯示出我們有條不紊、按計劃辦事的工作作風。”(見1972年2月19日北京工藝美術工廠黨總支《關于尼克松訪華準備工作匯報》)


每逢重大事件來臨,基層單位總會習慣性地拿出類似“四顯示”的表態性言論,讓它們充斥各種簡報匯報之中,以滿足上級焦慮的維穩需求。各單位的工作表面上有所松動,甚至還略顯輕松,其實還是被板結凝重的內部氣氛所彌漫。尤其遇到“尼克松訪華”這種不告而來、異常的外交事件,官方在臺面上對美帝國主義的說法、判斷沒有徹底改觀,只是策略性的應變和最高層的謀劃,對黨內和民眾根本沒有交待領袖的真實想法,政策界限不分明,各級干部無從了解事變的要領,頭腦陷于混沌茫然之中,只能靠著熟悉的老調和慣性窮于應付。


保衛工作


治安保衛工作成了接待尼克松訪華的重中之重,市委在此問題上非常強硬,提出幾項剛性要求:“對五類分子和其他危險人物逐個做了安排,嚴格控制和防范。參觀沿線的各種隱患,都采取了預防措施。對易燃、易爆、劇毒等物品,進行了普遍檢查,訂了保管、使用制度,預防意外情況發生。保衛人員進行了具體分工,各負專責,確保絕對安全。”(見1972年2月22日《市革委會工交城建組致吳德、吳忠、丁國鈺》)為此,公安部門已提前向各系統下達“冬防”安全保衛工作的指示,力爭在尼克松來訪前在安保上萬無一失。


在工業各系統中,以從事民族工藝生產為主的市二輕局是外事接待較為集中的重點部門。據簡報稱,局黨委先后召開五次保衛工作會議,逐項研究并做了細致的布置。局黨委還下文強調,要百倍警惕,決不讓階級敵人有可乘之隙。經過各單位匯總,確定二輕全系統共有“九種人”(包括地富反壞右)489人,對其中表現不好的30人需要嚴加把控,采取留廠專人負責看管的措施,要組織監改小組,對懷疑對象早晚安排勞動,加強管教,不給其破壞時機。


吳德等市委領導特別指示,在尼克松訪華期間,嚴格城區、單位出入管理,對生產需要增替的設備、產品,在可能的范圍內均要提前配置。為此,各單位都要提前備貨,盡量讓外地人員在此期間少進入城區相關區域。譬如料器廠原來每天都有外地來人取料,廠領導對外來人員的政治情況不太了解,因此決定在20日前將七天外加工材料一次發完,在尼克松來華期間不再發貨,以此堵塞可能出現的安保漏洞。(見1972年2月20日北京二輕局黨委致市委、市革委會《關于我局系統接待尼克松準備工作落實情況報告》)


實際上,到了1971年尼克松準備來華之際,經過“文革”以來幾番“清理階級隊伍”,“過濾”了城區蕪雜、可疑的人口,大大提高了首都市民的紅色凈化度。據1968年11月市革委會《關于清理階級隊伍情況的報告》,截至11月13日,全市揪出的各類階級敵人已達80100人,其中叛徒3927人,特務4761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3207人,現行反革命分子9993人,新挖出的五類分子14435人,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27566人,其他壞分子14320人。


轉年2月20日,市革委會上送中央的報告中稱:“到2月底,全市(清理階級隊伍)已揪出9.9萬人……已定案的1.5萬人中,其中定為敵我矛盾的,占已經定案總數的54%。”定案人中有一半以上確定為敵我矛盾,結案處理時會格外加重。1970年12月開展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12月24日市革委會向中央報送的《關于“一打三反”運動的情況報告》披露,全市又挖出各類反革命分子、壞分子5002人。市委高層確信,通過這么幾次定點定時的運動式清理,已在全市范圍內基本摸清了“各類階級敵人”的狀況,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已發揮到極致,目標中的各類敵對分子基本上不敢輕舉妄動。


那幾年間,市里還數次進行規模很大的治安大清查,往往會出動公安干警、衛戍部隊和街道積極分子二三十萬人次,沿街盤查,深入住戶,每次都能查出有疑問人員數千人,按政治輕重的情況一般能收容其中的三分之一。


為了確保尼克松訪華過程不出差錯,北京衛戍區和各區公安分局還派出專業人員,深入到各接待單位進行崗位與任務的預習,也就是訓練治保骨干“散落”在群眾中發揮作用。市第二通用機械廠抽調65名可靠的治保工人散布在參觀沿線,安排三百多人在車間班組的不同部位定時巡查。該廠通過摸底,早已列出各類問題人員192名,對五類分子和精神病患者作了重點安排,讓他們屆時有工作任務在身,無法有空隙離崗。


尼克松是1970年代初第一位到訪的西方國家元首,中方安保工作尚在摸索之中,防范嚴苛,又因經驗缺乏而略嫌拘謹。到了1973年9月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時,政治保衛的內部規格更為嚴厲和細化,甚至明確提到:“對帝修反的間諜、特務和五類分子,加強偵察、控制。”(見1973年9月11日市委簡報56號)


臨戰狀態


到了1972年2月,北京全城進入了臨戰狀態。接待單位開始全力打掃自己區域內的廠區、室內衛生,參與人員之多為歷年少見,各單位紛紛報告稱“面貌大有改觀”。2月20日,市第二通用機械廠黨委向市革委會外事組上報說,全廠抽出近千名人員突擊衛生環境,動員34輛汽車、兩部鏟車、兩臺推土機、50輛大馬車以及數十輛電瓶車、手推車等運輸工具參戰,共清理運走積土兩千余立方米,就地平整積土五百多立方米。(見廠黨委《關于接待尼克松隨行人員準備情況的報告》)


有意思的是,在尼克松到訪前的一個星期內,各接待單位突然整建車間里的更衣室,理由是不合規格,建筑材料過于簡陋,有礙觀瞻。北京不少工廠的更衣室多是建設中利用剩余物資隨意搭建的,樣子破舊,這次市里下令予以全部撤除,重新翻建。有的車間男女更衣室整修后的面積共達八百多平方米,寬敞而又整潔,工人們借此享受外事帶來的福利。


市外事組此時收到基層大量的匯報材料,譬如說沙發、地毯、桌椅等都已布置好,供電線路作了幾次檢查,室溫始終保持在22、23度左右等等。市里領導也特意叮囑道,接待人員的衣著盡量穿得干凈,女同志盡量穿花衣服。同時,市革委會根據最新的上級精神,派人對主要街道上的畫像、語錄牌、標語口號等作了調整和更新,并指示建設部門對外賓可能到達的街道的門窗、墻壁、廁所等,抓緊進行簡易的粉刷和修整。


從尼克松、田中角榮相繼訪華,一直到1973年秋季法國蓬皮杜來京,這一連串重磅人物的訪問都給北京的社會層面帶來許多細微的變化,官方有了改進諸項工作、彌補市容不足的動力,原有的一些簡陋、湊合方法因此得以改善,整個城市的服務功能在調節之后明顯有了良好的提升。


市民的副食供應由此得到切實的保障,商店中的食品、農產品比以往大大豐富,副食品的售賣方式在很短的時間內有了難得的改觀。譬如水產公司規定變質有味的魚不準上市,對質量太次的小帶魚不準投放市場,零售店禁止出售凍盤里邊夾雜的壞魚。


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市革委會財貿組推廣西單菜市場大肉帶毛、帶血、帶泥、帶土和痘肉“五不賣”的經驗,人們所不喜的不雅外觀的大肉就此難以擺上案板。過去副食店是用敞篷汽車運送大肉,承受塵土灑落,此情景難免會為外賓觀察到。副食部門當即決定在尼克松來京前夕,以領導、職工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方式,突擊改制帆布篷汽車,限令在2月20日全市八十余部運肉敞車全部篷蓋化,并規定苫蓋不嚴,司機不準開車。


存在多年的副食店小吃店的衛生問題也終于擺在財貿組的工作議程里,譬如生魚、生肉和糕點柜臺的部位挨得很近、小吃店臟亂差擁擠不堪等等,都是顧客意見很大,多年未得解決的。市里一聲令下,副食部門緊急開會商討,決定迅速在全市范圍內做出調整。最生硬的一條決定是,為了避免外賓在公園見到亂扔的雞骨、魚刺,市里強令除了頤和園聽鸝館、北海公園仿膳食堂和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外,所有公園里的其他飯館不再經營炒菜。


有趣的是,商業副食部門重點關照了尼克松隨行人員及記者所住的飯店及周圍的商店,陳列了品種齊全的名特商品,制造琳瑯滿目的觀感,隨時銷售,隨時補充,一直供應到貴賓離京。


尼克松訪華只有短短的幾天時間,中方卻因國家形象、外交觀瞻的政治面子需求,吹皺了一池原本封閉的靜水,深深地觸動了京城的方方面面,帶來了某些改變的機遇和可能。這是尼克松本人在來華前萬萬想象不到的,相信他當時對這些中國國情特別是基層狀況的了解也是遠遠不夠的。


(本文原載《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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