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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薦書   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
周六薦書 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德魯·吉爾平·福斯特

翻譯:孫宏哲 張聚國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在美國史學界,美國內戰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但是,對于戰爭中的“死亡”問題,人們卻鮮有關注。德魯•吉爾平•福斯特教授的著作《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譯林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因此而具有特殊的意義。該書從“死亡”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和評價內戰的意義和含義。從“死亡”這個冷僻的角度,研究內戰這個飽和的領域,且有如此深刻的見解,實不多見,也反映了美國內戰史學的新水準和趨向。


作者將目光聚焦在作為戰爭主體的普通人,以她杰出的分析與描述才能,探究了北部與南部美國民眾如何應對這一最具毀滅性的經歷。他們如何面對殺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難者,如何哀悼與紀念,如何幫助死難者的家人?這場戰爭如何影響了那些幸存者?……


以下文字選自該書第五章《接受:平民與哀悼之工作》。



比面對戰爭之肆虐更令人煎熬。——魯本·艾倫·皮爾遜


……


兩年后的春天,美國人又一次宣泄了他們的悲傷。只不過,這部分人同那些為杰克遜哀悼的南方白人極其不同。宗教熱忱與愛國主義,再次匯集在了一個象征著民眾希望與犧牲之人的悼念儀式上。在耶穌受難日,林肯死了。此時,距李將軍投降日尚不足一周;此時,戰爭的殺戮即將停止。林肯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也在很多方面象征著這場戰爭的一切損失。全國范圍的悲傷宣泄,象征著這場戰爭的巨大災難。正如一首廣受歡迎的歌曲歌詞所言,這是“一場全國范圍的葬禮”。林肯之死既是每個士兵的死亡,又是全體士兵的死亡,但它又起到了供民眾宣泄哀傷之外的作用。將林肯同基督進行對比,既沖擊心靈又不可避免。這些對比強化了人們對這場戰爭的神圣目的—它通過一人為眾人犧牲而實現—對信仰。在普羅維登斯的一場復活節布道上,公理會牧師倫納德·斯溫援引了基督教對救贖的敘述,以及林肯兩年前在葛底斯堡的原話:“一個人為人民而死,為的是整個國家不至滅亡。” 林肯之死既有著廣泛的超越物質世界的重要意義,又有著具體的國家層面的重要意義。它將美國的目的同上帝的旨意結合了起來。


總統的葬禮儀式確認并強化了他同美國人民的聯系。林肯的遺體被莊重地置于白宮的東廳。共有2.5 萬民眾列隊從他的開放靈柩前走過,瞻仰他的遺容。前往他那只有受到邀請才能參加的葬禮的有600 人,而悲痛欲絕的瑪麗·林肯未能出席。由士兵與顯要人物組成的送葬隊伍,陪同由六匹灰馬拉著的林肯靈車前往國會大廈。林肯的遺體被莊嚴地放在那里,供吊唁者前來瞻仰。在這個葬禮日,人們在全國范圍舉辦了各種悼念儀式:孟菲斯的兩萬人游行,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規模集會,拉爾夫·愛默生(Ralph Emerson )的馬薩諸塞州演講,以及— 據《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 )報道—在北方各州的“日常娛樂活動普遍停止,商業場所暫停營業”。


林肯的遺體隨后從國會大廈被運往了火車站。在那里,他將開始一段1700 英里的旅途,并被最終送往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與他的墳墓所在地。在途經的每一站—巴爾的摩、哈里斯堡、費城、紐約市、奧爾巴尼、布法羅、克利夫蘭、哥倫布、印第安納波利斯、芝加哥—哀悼者都對這位罹難的總統表達了敬意。在費城,他的遺體被置于獨立大廳中,人們排成三英里的長隊等待著瞻仰他的遺容。據《紐約先驅報》估計,在紐約市,約有75000 人陪伴著林肯的送葬隊行進,而十倍于此的民眾在路邊與房頂上觀看了這一儀式。無論在何處,美國黑人似乎都表現得尤其悲傷:黑人民眾在林肯送葬隊的路線旁哭泣,黑人士兵在陪伴林肯靈柩的游行隊伍中自豪前進,受過教育的黑人在非洲裔美國人媒體上發表詩歌與散文,而黑人牧師則在布道壇上大聲疾呼。紐約州特洛伊的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會牧師宣稱:“作為一個民族,我們黑人所感受到的喪親之痛,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強烈。我們已經學會了愛戴林肯先生……我們敬仰他,將他視作我們的大救星,將他視作我們的解放者。”


林肯的遺體于5 月3 日抵達斯普林菲爾德。在那時,尸體防腐技術的缺陷已顯露出來,他的面龐呈現出一種扭曲變形、幾乎是古怪的容貌。但直至5 月4 日,宏大的悼念活動才偃旗息鼓。四年多前,林肯離開斯普林菲爾德前往華盛頓;在這一天,他魂歸故里,又被安葬在了斯普林菲爾德郊外的橡樹嶺公墓。一首為這場最后的儀式而作的贊美詩哀唱道:


壯哉!他所為之犧牲的事業,愿他得到永生。


林肯之死包含了國家得到救贖、獲得永生的希望。但像杰克遜之死一樣,林肯的逝世也具有諷刺意味,凸顯了人類力量的有限,甚至是徒勞。在南部邦聯幾近鼎盛時,杰克遜死去了;而林肯則在聯邦已勝券在握時慘遭暗殺。


在林肯遇刺后幾周內,沃爾特·惠特曼寫了三首悼念林肯的詩,皆是關于這個國家之哀痛的沉思錄。在寫于林肯葬禮當天的《今日宿營地靜悄悄》* 一詩中,惠特曼以人民之一員的身份帶領士兵哀悼“我們親愛的司令”,并敦促自己所熱愛的平民同自己一起為他歌頌:


歌唱我們對他的敬愛—因為你,是個宿營者,

你懂得這種敬愛。


在他們把棺木入葬時,

唱吧……

表表士兵們的沉重心情。


《啊,船長!我的船長!》一詩寫于幾個月后的1865 年夏,這首詩再一次將公眾的悲傷作為主題。如文學學者海倫·文德勒(Helen Vendler)所解釋,這是“一首有意寫就的民主主義、平民主義詩歌”,為適應平民口味兒加入了韻律與重疊句。惠特曼的作品不太使用節奏與韻腳,因而《啊,船長!我的船長!》或許是他的詩歌中最容易記住和背誦的一首了。這是惠特曼以一個年輕水手的口吻寫成的“民主主義風格”的挽歌。這一次,他不再為全體士兵抑或普遍的悲傷代言,而是表達了一個人的極度哀痛,描繪了構成集體損失的個體苦痛。


在這里,啊,船長!親愛的父親!

請把你的頭枕靠著這只手臂!

在甲板這地方真像是一場夢,

你已倒下,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在1865 年這組詩的第三首《最近紫丁香在院前開放的時候》中,惠特曼以自己的口吻,描寫了自己努力接受林肯之死的經歷。這首詩并未明確提及總統的遇刺;詩人似乎感到沒有必要指明這場發生在紫丁香最近一次盛開時的悲劇,因為這已眾所周知。林肯的靈柩被“日夜兼程”地運回故鄉,沿途的人們有著共同的哀悼經歷。像一連串照片一樣,這首詩捕捉下了這一共同經歷,將1700 英里的送葬里程呈現在了具有持久視覺沖擊力的場景之中:


棺木在大街小巷中穿行,

日夜頂著那使大地昏暗的巨幅烏云,

···········

長長的、彎彎曲曲前進的隊伍,黑夜的火炬,

已經點燃了的無數火把,像沉默的大海似的人臉和未曾脫帽的人頭,

這里是等待著的接靈站,那正在到來的棺木和那些陰沉的臉龐,

徹夜是哀歌,升騰而起的是千萬人的雄壯而莊嚴的聲音……


在這首詩中,惠特曼沒有援用基督教那令人寬慰的靈魂不朽信條,也沒有提及當時風行的耶穌受難日與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意象。


《紫丁香》一詩暗示道,人在死了之后,除了進入自然界的新陳代謝外,并無來生的希望。對于惠特曼而言,如他在另一首詩中所言,一個人的不朽在于:大地母親吸收了他的肉體與血液,而“幾個世紀后”,它們將呈現在“看不見的地面和青草的精髓和香味”之中。《紫丁香》一詩并不認同基督教將死亡重新定義為生命那令人寬慰的信念,而是如文德勒所言,包含有“接受而不否認死亡標志著生命徹底結束的價值”。然而對于那些仍舊活著的哀悼者而言,死亡卻并不意味著徹底結束。


我看見了戰斗后的尸體,成千上萬,

···········

他們已完全安息了,他們已不再痛苦,

活著的卻留下來忍受著痛苦,做母親的在痛苦,

妻子孩兒和那心事重重的伙伴在痛苦,

余下的軍隊在痛苦。


在他的1865 年林肯組詩中,沃爾特·惠特曼不僅是刻畫死亡之詩人,也是描寫幸存、描寫未死者所經受的苦難之詩人。他在這場戰爭中自始至終也一直如此。惠特曼的作品代表著文化領域的哀悼之工作:它代表整個民族進行哀悼;在這三首詩中,它為這個國家所愛戴的領袖哀悼。然而,正如他在《紫丁香》一詩中所言,他“不是為你,不是只為一個人”哀悼。他是為內戰全部死難者哀悼—為“南方與北方全部死去士兵之遺骸”哀悼,為那些“在我生前永遠追隨我、不拋棄我”的“無數死者之幽靈”哀悼。失去,但又并未失去;不存,而又永遠存在。這些死難者,這些不斷向哀悼者與幸存者提出要求的不朽幽靈,在惠特曼的眼中,成為了這場戰爭的意義與遺產。林肯只不過是他們中的最佳典型。


在內戰中,大量士兵死于遙遠他鄉,死時無人照料。他們在故鄉的親人因而也無法參加他們的葬禮。公眾紀念杰克遜與林肯時所舉辦的壯麗哀悼活動,或許以某種程度充當了平民無法參加的葬禮之替代物。埋骨戰場的眾多士兵,只得到了牧師與他們飽受折磨的戰友所可能給予的關照;而如我們在上文所見,數萬人在入葬時連身份都沒有得到確認,也沒有得到葬禮。不過,那些有幸找到親人尸體并將之運回故鄉的家庭,則為他們的死者舉行了紀念儀式。各自家庭的社會地位、現實環境以及宗教信仰不盡相同,他們的儀式也因而有異。瑪麗·切斯納特談到,在南卡羅來納州,送葬隊伍的哀樂聲似乎從未停過。在梅森—狄克遜線的另一側,許多小社區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佛蒙特州多塞特的采石場曾為葛底斯堡提供了數千塊墓碑。在這個小鎮,共有144 人參加了志愿兵,其中28 人死亡。多塞特的葬禮似乎永不停息。有時,當一個有著許多當地人的部隊損失慘重時,這里的葬禮還會出現扎堆現象。在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全城總人口25000 人中有4227 人參加了戰爭,其中398 人死亡。楠塔基特每周只能從本土收到三次通信。一艘汽船如果帶去了傷亡消息,其桅桿就會降半旗,而守候汽船抵達的居民,則會在它靠岸之前便泣不成聲。楠塔基特約6000 居民中有73 人死于這場戰爭,僅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一役中,便有8 人死去、13 人負傷。在這場戰役中,楠塔基特人利安德·阿利中尉陣亡。在遺體北運之前,他的一位指揮官花錢為他做了防腐處理。將近兩周后,阿利的遺體被運抵故鄉。“數百人”前去造訪他母親的住所,以瞻仰他的遺容。為了紀念他,學校關門,商店停業;鄰里街坊聚集起來舉行了“感人的葬禮”,并列隊前往遙遠的一位論派公墓。


在南部邦聯,長老會牧師克拉克·斯圖爾特將時間分別奉獻給了弗吉尼亞州的醫院與他的南卡羅來納州故鄉。在南卡羅來納州,他遍訪喪親家庭,并為那些被從戰場上運回的遇難士兵主持葬禮。在日記中,他記下了自己為每場葬禮挑選的《圣經》語句。“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遇難的羅伯特·赫拉姆斯而做的葬禮布道,《約翰福音》第14 章第18 句”,他1863 年1 月18 日的日記寫道。“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里來”,這是句尤其能恰如其分地描繪這位巡回牧師的經文。


一場葬禮無論簡樸還是奢華,牧師布道大多居于其核心地位。它們的一個關鍵作用便是提供慰藉。然而,除了減輕哀悼者的悲傷之外,這種演說也旨在幫助哀悼者理解他們的悲傷。葬禮布道通常試圖定義死者生與死的意義,這種努力似乎不可避免包括對死亡本質的思考。在北方與南方,許多戰時布道以及由它們衍生出的悼詞與祭文,都被印刷成冊,規格從僅有幾頁的小冊子,到旨在作為死者之豐碑與對生者之勸誡的全尺寸八開本不等。它們幾乎無一例外明確利用了那些宣告士兵死亡的悼唁信中的細節,以便對一個人的生平及其重要意義形成更為正式的、更具有自覺意識的敘述。例如在為約翰·W. 格里芬—一位死于1864 年的年輕的南部邦聯牧師—所作的葬禮布道中,L.H. 布蘭頓引用了關于格里芬臨終遺言的報道,并得出了令人寬慰的判斷:格里芬的“臨終見證,正是他的基督教教友與上帝的教會所期望的”。


“善終”是幸存者能夠進行哀悼的基本條件。他們以遇難士兵的臨終遺言與最后一刻為基礎,對他的整個生平進行更為宏觀的評估。同前線寄出的悼唁信相比,印刷成冊的葬禮布道詞經過更多深思熟慮,文字更加優美文雅,旨在發放給更廣大的讀者,而不僅僅是死難士兵的近親或能夠參加他葬禮的人。那逝去的生命,那士兵的死亡,不再單單屬于死者個人與他的家庭,它同樣要為整個社區,甚至整個國家所理解、所擁有。如同以它為中心的儀式,葬禮布道是一座由文字而非花崗巖筑成的紀念碑;像“善終”本身一樣,它試圖確保死亡并不是一個終結,并不是死者獨自采取的一個孤立行為,而是精神與社會不朽的基石、永生及永恒記憶的基礎。


在多納爾森堡肺部被子彈射穿的弗吉尼亞州人達布尼·卡爾·哈里森,據說曾低聲細語道:“不要緊!我非常情愿死去。”對于為達布尼撰寫生平簡介的威廉·詹姆斯·霍格牧師來說,這句話成為了達布尼像基督徒一樣獻身、模仿救世主本人死去的十分重要的訊息:無論天父放在他手中的那杯痛苦悲傷之水多么苦澀,他都會一邊喝一邊說道:“不要緊。”霍格所敘述的達布尼的整個生平,成為了死亡這個最后關鍵時刻的序曲。出生在安息日的哈里森,如今又死在了安息日,“他的一生首尾皆與主日相連”。



人們感到如此眾多年輕短暫的生命被浪費了,是毫無意義的。而葬禮布道則為人們講述了一個走向既定目標的人生軌跡。故事的結局表明,死亡永遠都不是過早的,而總是遵循上帝的旨意準確地發生在適當的時間。這給人們帶來了一種慰藉。紐約州的一則布道聲稱:“缺衣少食的孩子會表現出虔誠,而一個資深的基督徒也會在死亡問題上順從上帝—死亡,一種簡潔的神秘的世俗終結。世上所需做的事全部都已被做完,似乎每件事都被分配給了人類所經歷過的最長時間。”菲利普·斯勞特牧師在倫道夫·費爾法克斯的生平中發現了敘事的連續性,而這一連續性在費爾法克斯英勇獻身之前是不明顯的。斯勞特指出,這位死去的南部邦聯士兵一直是個好孩子,他總是聽他媽媽的話;在14 歲生日時,他要了本《圣經》作為生日禮物;他將一本《新約全書》帶進了戰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戰役中,他被一顆炮彈擊中,瞬間殞命。在斯勞特看來,他生命的見證,表明他在生前無法親口清晰表達的救贖愿望一定能夠實現。正如羅伯特·達布尼在為約翰·桑頓中校所作的悼詞中所解釋的,“他雖然死了,但他卻”通過“他那虔誠的一生……說明了一切”。死難者從上帝那里帶來了一條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自身便是那一信息。正如達布尼在紀念“石墻”杰克遜的布道中所清晰闡述的:“我們死去的英雄是上帝對我們的布道,是他那被肉體化了的規勸,是他那被具體化了的講演。”


這些印刷成冊的葬禮布道詞與傳記所紀念的士兵,通常是些有著相當重要性的人物。他們的家庭有足夠財力,來贊助印刷這樣的紀念物品。他們幾乎都是軍官。這些士兵顯然無法代表內戰軍隊中的廣大平民士兵。這些普通士兵的死亡,是由一封封由戰友執筆、攜帶著一條條具體死訊的私人悼唁信報告的。然而,這些努力應對死亡并詮釋其涵義的優美詳盡的印刷品,代表了更多無法被付梓的這類布道詞。擁有特權者試圖通過印刷布道詞來完成的文化、情感、精神與思想方面的工作,也是普通家庭的哀悼者同樣需要進行的—即便他們缺乏足夠的財力來印刷書籍與小冊子,以供一個多世紀后的歷史學者們研究。在這些數不盡的歷史沉寂之下,普通美國人也在努力應對他們的損失。如何哀悼常常是需要學習的事情,而教授這些課程也是葬禮布道的工作。一北一南兩位牧師的演說,充當了關于悲傷與安慰的入門書,清晰闡明了對于我們今天所謂“失去心理學”的普遍理解,以及解釋和緩解悲傷的方式。在上紐約州一場為詹姆斯·M. 格林中校—他曾死在南卡羅來納州的莫里斯島上,身份未得到確認,也無人認領—舉辦的葬禮中,查爾斯·西摩·魯賓遜(Charles Seymour Robinson )提醒哀悼者:“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會幫助你們。”上帝仁慈地規定,經過“數月和數年”的時間,“突然降臨的痛苦的猛烈打擊”會逐漸緩解。他承認,喪親者總會感到自己的損失,也總會滿懷深情地想起逝去者。但是,魯賓遜使他們確信:“你們將逐漸能夠平靜看待這些悲傷的日子。”魯賓遜列出了三個具體的慰藉來源。他宣稱:“愛國主義將前來幫助你們減輕哀傷。這些時刻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他使聽眾確信,幾年后,當他們回顧往事時,他們將自豪地講述自己死去的親人為國捐軀的故事。第二個寬慰來源是他人的同情。他強調,有人分担的哀悼,是更輕松的哀悼。最后,也“最為重要的是,福音所帶來的崇高希望將是對你的一個慰藉”。


像耶穌基督一樣,這位慘遭屠戮的士兵也會復活。魯賓遜為格林那悲傷的親友提供了時間、國家、社會與上帝這些治愈創傷的力量。


在南部,田納西州的約瑟夫·克羅斯選擇在丹尼爾·多納爾森(Daniel Donelson )將軍的葬禮上做題為“論悲傷”的演說。他首先使哀悼者確信,悲傷并非罪惡。“淚水中不含罪惡,如果它們不是絕望之淚。感受我們的損失并不是犯罪……宗教,”他解釋道,“并不會毀滅人性,而只是調整人性;宗教也不抹去悲傷,而只是使悲傷圣潔。”在他看來,基督教信仰與人類心理深深地交織在一起,二者相輔相成,互相滋養。為了構建悲傷的歷史并證實悲傷的合法性,克羅斯列舉了《圣經》上的哀悼者:為薩拉哀悼的亞伯拉罕,為雅各哀悼的約瑟,以及為約拿單哀悼的大衛。克羅斯意識到,承認自己的悲傷是接受死亡現實的關鍵一步。在面對損失之時,忍受痛苦而非否認、抑制自己的痛苦,這很重要。克羅斯警告道:“那些對苦痛不敏感的人,將永遠被禁錮在罪惡中。”幸存者一定要感受“痛苦的突然打擊”。后被我們21 世紀的人稱作“情感宣泄”的事情,在克羅斯看來是重要的:“悲傷一定要有出氣孔,否則它會損害內心……如果哀悼本身便是對自身的一種解脫,那么,不允許一個人通過哀悼來緩解傷痛便是殘忍的。”像魯賓遜一樣,也像弗洛伊德一樣,克羅斯將哀悼理解為一個過程。他向他的會眾允諾,他們將走過悲傷,一定程度上恢復到原來的狀態。還同魯賓遜相似的是,克羅斯也認為共同的苦難是一個慰藉:“悲傷需要同情,憐憫勝于勸告……同情將悲傷一分為二,為哀悼者減輕了一半重荷。”



但克羅斯卻對“過度悲傷”表示担憂。他問道:“那么,悲傷的合理界限在哪里?”他假定,如果一個人的悲傷使他無法察覺到上帝“余下的仁慈”,那么他的悲傷便是犯罪。事情總會朝壞的方向發展。如果一個人的悲傷使這位哀悼者忘記了他人所遭受的痛苦,抑或變得“對公眾福祉漠不關心”,忽視了自己對他人以及對自身健康的責任,那么他的悲傷便是過度的。他再一次指出,如果一個人的悲傷使他忽略了上帝的旨意與寬慰,那么他的悲傷便是“過度的,因而也是有罪的”。像魯賓遜一樣,克羅斯也指出,“哀悼的時間”是有限的,它有著一個最終結局,即便那“內在的悲傷……可能會比外在的表現持續的時間更長”。喪親者一定要努力減輕他們的悲傷,仔細聆聽友誼與宗教所提供的慰藉。


魯賓遜為他的會眾提供了慰藉與幫助之源泉,而克羅斯的安慰中則包含了一系列警示;二者都認為,在經歷了哀悼之工作后,人們那因失去親人而產生的巨大痛苦,將逐漸消退。


一些哀悼者明確地記錄下了他們抑制悲傷的努力,這表明他們敏銳而自覺地意識到了魯賓遜* 與克羅斯所描繪的哀悼過程。1863 年3 月,納撒尼爾·鮑迪奇在弗吉尼亞州遇難。他的父親亨利·鮑迪奇仔細地記錄下了自己失去兒子的經歷:從他獲得兒子受傷消息時的身體反應—“我心如刀絞”,到那最終將他從痛苦世界中解放出來的寬慰。


一聽到納撒尼爾的死訊,鮑迪奇便“徹底崩潰了”。然而,他寫道:“幾乎是立即,這樣一個損失的神圣影響便開始逐漸支配我的思想……我認為,這是他可以為之獻身的最崇高的事業了。”納特的戰友告訴鮑迪奇,納特“十分勇敢,直至最后一刻都意識清晰”。鮑迪奇因而使自己確信,納特已確確實實死于“善終”,且在受傷后的三天中,他已反復表明他的基督教信仰與赴死的意愿。納撒尼爾當然是“愉快地死去的”, 他的一名戰友請這位父親確信。鮑迪奇欣然接受了“死亡之藝術”所提供的,以及魯賓遜所給出的慰藉。他向妻子解釋說,納特之死讓他更加篤信靈魂不朽的信條,而這些會在他面對喪親之痛時支撐著他。納特死去僅一天后,鮑迪奇便從弗吉尼亞州寫信,表示他決心“在盡可能短的耽擱后”,便“重返生活(哦!在納特死后,那該有多乏味!),重返我的日常工作”。這些話恰恰展示出了他所面對的困難:以清醒的頭腦努力恢復理性的自我控制,并快速恢復那被強大的空虛感和喪親之痛等情緒—這些情緒損害了他的理性意圖—打斷了的正常生活。


對于那突然到來的巨大悲傷,鮑迪奇并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在弗吉尼亞州找回納特尸體時,他試圖“躲著”他人,以免別人看到了自己那無法掩蓋的情感。他認為自己“不適合見任何人”,并為自己“缺乏男子漢氣概”而感到難過。悲傷暗含了失去控制與軟弱,它似乎挑戰并削弱了男子漢氣概。男人們會發現,承認自己的悲傷并發自內心地哀痛,這對于他們而言是尤其困難的事。



當鮑迪奇在宗教信仰與愛國主義中找到的慰藉不足以減輕他的痛苦時,他似乎為無法抑制自己的悲傷而感到不知所措。他坦承,淚水是“我忠實的朋友”,“我的心幾乎要碎了”。但是,他問道:“我為什么要抱怨呢?”對于納特來說,沒有什么生活比他所經歷的生活“更崇高”了,也沒有哪種死亡比他的死亡“更偉大”了。他還能企盼什么呢?但這一想法還不夠。“我只想再多看他一眼,再多聽他講一句話。”鮑迪奇感覺,有幾個月,“苦痛的折磨……會全力向我襲來,我起初的悲傷也會因而卷土重來”。在上帝與國家這樣“振奮人心的理念”中尋求避難是徒勞無益的。悲傷如此強烈,以致他根本無法立即回到日常生活與工作中。“有幾個月,我有時根本無法工作。”


鮑迪奇發現,一首題為《我的孩子》的詩恰恰反映了他那時的情感。


這首詩的作者是約翰·皮爾龐特(John Pierpont)。他是鮑迪奇的朋友、一名一位論派牧師,同鮑迪奇一樣也是個廢奴主義者。鮑迪奇寫道,這首詩“比我用散文更好地講述了我不斷思念我那當兵的兒子的故事”; 它代表了魯賓遜與克羅斯所建議的那種分担悲傷,它也講述了一個從苦難、從死亡那里得到救贖的故事。像鮑迪奇一樣,這位詩人無法相信—無法“接受”—這個兒子的死亡。“我不能讓他死!”這首詩的第一行宣布。詩人仿佛看見了兒子那“閃著金光的美麗頭發”,聽到了他的腳步,期盼著他的歸來。然而,“他不在那兒!”同一心想再見到兒子的鮑迪奇一樣,詩人最終接受了孩子已不在了的事實。他因而可以提出一個能減輕他痛苦的問題:“他現在在哪里?”在詩歌的結尾處,詩人最終確信,“我們皆向主而生!”,我們都將“在靈魂的國度”中重逢,“在天堂中,我們將發現—他就在那兒!”承認兒子的現世死亡,是否認他在另一國度中的死亡—也即振奮人心地確信他還在另一個地方活著—的第一步。在鮑迪奇前往“希望而非哀痛”之路上,皮爾龐特的詩助了他一臂之力。



在從精神上努力應對納特之死的同時,鮑迪奇也采取了一些世俗的行動,來表達并緩解自己的悲傷,并確保納特在自己的記憶中繼續存在。他安排人為納特的遺體做防腐處理,以便“在我回到波士頓時”,納特那同樣需要慰藉的母親、未婚妻、兄弟姐妹與朋友“可以看到他”,他也因而能夠使參加納特葬禮的幾十名哀悼者分担自己的悲傷。“你并沒有失去他”,詹姆斯·弗里曼·克拉克牧師的布道寬慰他道;他“沒有死,而是在更高境界中生活”;他“只是在帷幕的另一側”,在那里,“他說……我等著你們”。


除了為兒子舉行正式的宗教儀式之外,鮑迪奇還設計了他自己的一套悼念儀式。他用納特未婚妻送給納特的一枚戒指以及一顆“從他沾有血跡的內衣上剪下的騎兵徽章”制成了一個護身符,并將這個護身符固定在自己的手表上:“我相信它將一直掛在那里,直至我死去。” 鮑迪奇還為納特位于奧本山公墓的墳冢設計了納特生命的另一個象征物—用石頭制作了一個和納特的劍一模一樣的石劍,作為他的紀念碑。鮑迪奇滿腦子都是死去的兒子,他沒有辦法克服這一情況,于是便將悲痛轉變為了令自己感到慰藉的活動。他編輯了一些精美的紀念冊與剪貼簿,“整理了一些信件、日記等”,來追蹤納特從出生到死亡的軌跡,“解說他那年輕可愛的生命”。直到1869 年,鮑迪奇才完成了這項工程浩大且能治愈他的心靈創傷的工作。“這是個美好的工作。它讓我超脫了自己。”應對納特的死亡,需要鮑迪奇超越自我,改變自我。


亨利·鮑迪奇采取了另外一個行動,來緩解自己內心的痛苦,并紀念自己的兒子。他滿腦子都是納特,但這最終促使他—如他自己所言—“超脫了自己”,擺脫悲傷,以便能再次投入他的改革事業:在去世前,納特被長時間遺棄在戰場上,沒有得到醫治,鮑迪奇借此大力宣傳,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并促使聯邦部隊提供覆蓋全面的救護車服務。這一目標在內戰的最后一年得以實現。鮑迪奇將納特的苦難轉化為了對他人的拯救。


在21 世紀,仍在思索著死亡對生活之影響的美國人,經常會援用“終結”之概念—也即希望親人辭世對生活的擾亂可以畫上一個句號。然而,內戰時期的美國人卻不曾企盼這樣的解脫。對數十萬美國人而言,失蹤親人的未知命運造成了“由不確定所帶來的可怕空白”,且永遠也無法獲得關于他們的消息來填補這一空白。即便有些人得到了關于親人的確切消息,或更好一點,因見到了他們的遺體與墳墓繼而感到寬慰,但對于他們而言,哀悼也不會輕易結束,或有一個期限。在余生中,許多喪親者等待著與走在前面的親人在天堂重逢。妻子們、父母們、孩子們以及兄弟姐妹們,都努力適應著那些重新定義他們生命的新身份—遺孀、孤兒與失去子女者。他們將自己的損失帶入了紀念舉措之中。這些紀念舉措既源于又滋育著廣泛共有的悲傷,一直持續到下一個世紀。


但是,如果這種令人悲痛欲絕的損失無法被否認,如果人們“接受”它了、承認它了,那么,人們便不得不對它給出解釋。內戰的大屠殺需要人們為死亡賦予意義。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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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憲政專家民主理論大師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新與古典文化研究大家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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