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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度孤獨為何會導致嚴重精神問題?
極度孤獨為何會導致嚴重精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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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易夏殤  來源|譯言網


兩個月的監禁生活使得薩拉·舒爾德(Sarah Shourd)的大腦開始衰退。她開始產生幻覺,常常聽到腳步聲、看到閃爍的光線。大部分時間,她都蜷縮在門邊,透過門上的一道縫隙聽外面的動靜。


那年夏天,三十二歲的薩拉和兩個朋友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地區(Kurdistan)的山里徒步旅行,之后他們迷路了,在伊拉克同伊朗接壤的邊境上被伊朗軍隊逮捕。他們被控間諜罪,被單獨拘禁在了伊朗首都德黑蘭(Tehran)的埃文(Evin)監獄里,每個人單獨一間囚室。她忍受了一萬個小時與世隔絕的生活,之后才得以釋放。這次經歷給她留下了諸多創傷,其中之一便是幻覺的出現。


“透過眼角的余光,我開始看見閃爍的光線,環顧四周卻發現什么都沒有。”2011年,她在《紐約時報》一篇文章中如此寫道。“在某個時刻,我聽到有人在尖叫,直到感到某個友善的獄卒把手放在我臉上,設法讓我清醒過來,才發現那尖叫聲是自己發出來的。”


我們偶爾都想一個人待著,為了避開要我們幫忙的同事或者喧囂的人群。但孤獨并不是這么簡單。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長期與社會隔離不是件好事,對人的精神造成的影響尤其惡劣。我們之所以會了解到這一點,不僅來源于像舒爾德這樣有過親身經歷的人所寫的報告,還來源于關于孤獨和感覺剝奪效應的心理學實驗,其中的一部分實驗由于被試表現出的極端且怪異的反應而被迫取消。那么為何當我們展現出真實一面的時候,大腦的反應會如此激烈,有什么方法可以加以阻止嗎?


身處監獄高墻里,人受到孤獨的戲弄,因此感到焦躁不安。(Flickr/Cyri)


我們起碼都知道孤獨對人的身體是有害的。長期處于孤獨狀態的人血壓偏高,更易感染疾病,還更易患上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俗稱老年癡呆癥)和癡呆癥。孤獨還會對人體一系列的日常機能造成損害,比如睡眠模式、注意力、邏輯和語言推理能力。這背后的機制尚不清楚,但已知的是社會隔離會導致極端的免疫系統反應——應激激素和炎癥的雙重爆發。這對我們的祖先而言也許沒什么危害,因為當時遠離人群要冒很大的安全風險,但對我們而言,結果大部分情況下都是有害的。


孤獨給人帶來的最深刻的一些影響還歷歷在目。首先,孤獨擾亂我們對時間的感知。最奇怪的效應之一就是那些長期生活在地下、不見天日的人覺得時間變慢了。1961年,法國地質學家邁克爾•斯佛爾(Michel Siffre)為了研究位于法國境內阿爾卑斯山的地下冰川,開始了為期兩周的探險活動。黑暗生活對人體生物學的影響令他心醉神迷,最終在那兒待了兩個月。他決定丟掉自己的手表,開始像動物一樣生活。后來,邁克爾跟他的研究團隊在陸地上開展計數時間的實驗,他們發現他花了五分鐘時間才數完他所認為的兩分鐘。


社會學家和洞穴愛好者毛里奇奧·蒙塔爾比尼(Maurizio Montalbini)也提出了類似的“時間變慢”模式。1933年,毛里奇奧在意大利靠近配扎羅(Pesaro)的一處地下洞穴里待了366天,這處洞穴原本是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為了模擬太空任務而設計的,毛里奇奧由此打破了他自己創下的世界記錄。回到地面上后,他以為只過了219天。他的醒睡周期幾乎延長了一倍。自那時起,研究人員就發現黑暗中的人們會逐漸適應48小時的周期:36小時的活動時間,之后是12小時的睡眠時間。其原因尚不明了。


邁克爾·斯佛爾在黑暗的地下待了九周后回到了地面上。之后,他都需要戴眼罩來保護眼睛。(Getty Images)


除此之外,斯佛爾和蒙塔爾比尼還表現出間歇性精神波動。但同二十世紀中期那些臭名昭著的感覺剝奪實驗中被試所表現出的極端反應相比,這些都算不了什么。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據說中國曾利用單獨拘禁的手段給那些在朝鮮戰爭中被俘的美國士兵洗腦。美國和加拿大政府也對此趨之若鶩,兩國的國防部門資助了一系列研究項目。時至今日,這些研究可能仍存在倫理上的爭議。


心理學家唐納德·赫布(Donald Hebb)在位于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醫學中心(McGill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開展了規模最大的一項研究。麥吉爾大學的研究人員付費邀請了一些志愿者——以大學生為主——讓他們在隔音小房間里單獨待上幾天甚至幾周,在此期間不得與任何人進行接觸。研究人員的目標在于將知覺刺激減少到最小,同時觀察被試在幾乎沒有任何事發生的情況下會做出何種反應。他們讓被試戴上半透明面罩、棉手套以及長度超出指尖的硬紙板做成的袖口,被試的感覺、視覺、聽覺和觸覺幾乎受到了剝奪。據《科學美國人》雜志(Scientific American)當時的報道,研究人員讓那些被試躺在U型泡沫枕頭上以減少噪音。另外,通過不斷制造出空調設備的“嗡嗡”聲來掩蓋一些微弱的聲音。


幾小時后,這些學生變得非常焦躁不安,開始渴望感覺刺激,開始自言自語、唱歌或背誦詩歌,試圖打破單調的氛圍。之后,許多人變得憂慮,情緒上很容易激動。他們的精神狀況也不好,在算數和詞匯聯想測試中都表現欠佳。


感覺剝奪會導致幻覺。有時候,人會看到幾何形狀或者一些光點,之后的景象會變得越來越奇怪。(Akuei/Flickr)


不過最壞的影響還是幻覺的產生。一開始,人會看到一些光點、線條或者形狀,漸漸地,會看到一些奇怪的場景,比如松鼠扛著布袋子跑過或者一排眼鏡穿過一條街道。他們無法控制眼前出現的景象,比如有個人一直看到狗,另一個人則總是看到嬰兒。


一些人還會經歷幻聽,比如聽到音樂盒或唱詩班的聲音。另一些人則會幻想某些觸覺,比如有一個人曾經感到自己被子彈射中手臂,另一個人則在伸出手碰到門把手的那一刻感到一種觸電的感覺。實驗結束后,這兩個人發現很難擺脫那種真實感,他們深信整個實驗房間是運動的,或者房間里的物體不斷地變換形狀和大小


痛苦的結局

研究人員本來打算花上幾周的時間來觀察這些被試,但被試在實驗過程中表現得太過痛苦,導致實驗中斷。很少有人能夠撐過兩天,更別提一個星期了。赫布在《美國心理學家》雜志(American Psychologist)中寫道:“這次實驗的結果令我們感到很不安…聽說世界的那一頭,中國人正對囚犯進行洗腦是一回事,而在我們自己的實驗室里,光是連續數日地剝奪那些健康大學生平常的視覺、聽覺和觸覺就已經擾亂了他們的精神狀況,這完全就是另一回事。”


2008年,臨床心理學家伊恩·羅賓斯(Ian Robbins)聯合英國廣播公司繼續開展了赫布的實驗,將六名志愿者單獨隔離在隔音房間里長達48小時,那里曾被用作核掩體(nuclear bunker)[2]。研究人員得出了類似的結果。被試在實驗過程中深受焦慮癥、極端情緒、妄想癥和其他嚴重精神問題的折磨。他們還產生了幻覺,比如看到五千只空牡蠣殼、蛇、斑馬、小汽車、上升的房間、蚊子以及在四周盤旋、轟鳴的戰斗機。


為何受到感覺剝奪的大腦會產生這些錯覺呢?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大腦中通常處理感知覺之類持續性任務的部分已經習慣于處理大批量的信息,諸如視覺、聽覺和其他環境線索。但在缺乏大量信息的情況下,羅賓斯如此說道:“各種神經系統對大腦中央處理器的輸入仍在進行,但輸入方式卻是無意義的。因此,不久之后,大腦便開始賦予這些神經系統意義,讓它們形成一種模式。”大腦根據一些片段創造出整個的景象。換而言之,大腦試圖通過已獲取的部分信號創造一個現實,不過最終創造出的只是一個虛幻的世界而已。


對我們而言,這類精神狀況也許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方面,我們都知道其他靈長類動物在隔離狀態下都不是很穩定。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針對恒河猴開展的實驗。哈洛觀察到,這些猴子在經過30天的隔離生活后,仍然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一年后,徹底失去了“交流”能力,無法進行任何形式的互動。(類似的社交能力喪失在人身上也有所反映,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從羅馬尼亞孤兒院中營救出來的孩子們。自出生起,這些孩子幾乎就被徹底剝奪了親密的社會接觸,其后的成長過程中表現出嚴重的行為問題和依戀問題。)


也許我們有時候渴望孤獨,但從長期來看,孤獨對我們的身心有害。(Getty Images)


另一方面,我們主要通過和他人的接觸從情緒狀態中獲取意義。生物學家認為人類情感之所以會進化是因為早期人類受益于群居生活,而情感有助于增進彼此間的合作。情感的首要功能是促進社交。要是沒有人能夠緩解我們那些害怕、氣憤、焦慮以及難過的情緒抑或幫助我們認清這些情緒的存在是否恰當,那么過不了多久,這些情緒就會導致自我認知扭曲、感覺喪失或者嚴重的沖動行為。這些后果似乎是我們難以承受的。掌管我們社會生活的系統同時也能壓垮我們。


就拿如今美國那些警戒度最高的監獄里關押的兩萬五千名囚犯來說吧。來自加利福尼亞伯克利市賴特研究所(Wright Institute)的法醫精神病學家特里·庫珀爾斯(Terry Kupers)在采訪了成千上萬名這樣的囚犯后得出了以下結論:這些囚犯在與社會隔離的情況下,沒辦法測試他們自身的情緒或者那些幻想是否恰當。這是其中許多人遭受焦慮癥、妄想癥和強迫癥折磨的原因之一。來自美國圣克魯斯鎮(Santa Cruz)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心理學家克雷格·哈尼(Craig Haney)同時也是一位研究美國囚犯精神健康的首席權威專家,他認為一些囚犯之所以會故意挑起同獄卒間的野蠻對峙,僅僅是為了重新確認自身的存在感,也就是說,為了不忘記自己的身份。


應對措施

然而,社會隔離不總是有害的。一些人具備更強的應對能力嗎?通過訓練能夠抵抗最壞的影響嗎?對此,科學家們所得出的肯定結論還不多,不過我們起碼可以吸取那些在社會隔離中表現正常抑或有過掙扎的人的經驗。


舒爾德在伊朗遭受監禁的那段時期,可以說她屬于那些應對能力最差的人的行列,因為她的遭遇完全是突發狀況。對于有著同樣遭遇的其他人來說,世界頃刻間被顛覆,他們對此表現得無可奈何——緘默不語抑或無法咬緊牙關堅持到情況好轉的那天,因而,他們無法從中獲取到任何意義。但他們總得從當下的困境中找出些意義來,或者從精神上把他們自己從每一天的現實當中抽離出來。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


曾任伊拉克首席核問題顧問的侯賽因·沙赫里斯塔尼(Hussain Al-Shahristani)[3]卻做到了。他出于道德原因拒絕了當時伊拉克總統薩達姆針對共同開發核武器的合作提議,因此遭到虐待并被關入巴格達附近的阿布格拉布監獄(Abu Ghraib)。在長達十年的單獨拘禁生活中,他沉浸在了抽象的世界中,努力解決自己所創造出的數學問題,從而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如今,他是伊拉克能源部門副部長。醫學領域學者和翻譯伊迪絲·博恩(Edith Bone)在二戰結束后,曾被匈牙利共產主義政府拘禁長達七年,在這期間,她采取了和侯賽因類似的應對方法。她把過期面包做成了一個算盤的樣子,利用這個算盤來計算她對自己所擅長的六種語言所記得的詞匯。


一些人認為服役經歷也許能夠防止社會隔離給人帶來最壞的影響。(Thinkstock)


假如你是某個軍事組織成員,這樣的經歷對你也許更容易承受。曾救助過一些人質并為其提供過咨詢服務的精神科咨詢醫師凱羅·弗萊徹(Keron Fletcher)自述說,他曾服役于英國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在此期間接受了模擬拘禁和審問演習,使得他后來能夠很好地應對淪為敵軍戰俘所帶來的打擊。“這些訓練教會你基本的應對方法,”他說道,“另外,你還知道你的戰友會拼了命把你救出來。我想軍人不大會感到無助或者絕望。帶著無助和絕望生活是很可怕的事,它們會消磨你的斗志,蠶食你的應對能力。”


美國參議院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了軍事思維模式所賦予的心理承受能力。他在越戰中淪為戰俘長達五年半,在這期間,他始終沒有向審訊他的人低頭,相反,審訊令他更為堅強。不過,針對兩年的拘禁生活,他如此說道:“與世隔絕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它摧毀你的精神,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虐待更能削弱你的反抗意志…絕望這個強大的敵人很快會接踵而至。”


極端現實

研究人們如何應對社會隔離的心理學家們從那些獨自出行的探險者和登山者身上學到了很多。許多探險人士都缺乏和人的接觸——盡管出于自愿,自然風光本身能夠有效地替代人的陪伴,使他們不再沉浸于內心世界,轉而沉浸在壯麗的周圍景色中。挪威卑爾根大學(University of Bergen)心理學家格羅·桑達爾(Gro Sandal)采訪了許多探險人士,詢問他們是如何應對那些極端環境的。之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用轉移注意力的方式來克服他們所處的現實是一種常見的應對機制。“這給他們帶來更多安全感,使他們不那么孤獨。”


一個類似的心理學機制能夠用來解釋為何那些因遭遇海難而被困孤島的水手有時會在腦中幻想出同伴,以此減輕孤獨感——他們正是因此而聞名于世的。這聽上去就像精神失常,不過也有可能是一種應對的辦法。水手埃倫·麥克阿瑟(Ellen MacArthur)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她在2005年那次破紀錄的單人環球航行中將她的三體帆船命名為“莫比”(Mobi)。在航行過程中,她發電子郵件給她的支持團隊,郵件落款是“愛你們的埃倫和莫比”。在她的公共賬號上,則用了“我們”,而不是“我”。


水手們善于將無生命之物擬人化以此抵抗孤獨的能力是為人所熟知的。(Thinkstock)


孤獨具有在擊垮一個人的同時,舉起另一個人的力量。伯納德·摩特歇(Bernard Moitessier)和唐納德·克勞赫斯特(Donald Crowhurst)的故事是這方面最好的證明。這兩位都參與了1968年《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所舉辦的環球帆船競賽。比賽規定第一位不停歇地獨自完成環球航行的水手將獲得冠軍獎杯。比賽進行到第313天的時候,由羅賓·諾克斯·約翰斯頓(Robin Knox-Johnston)摘得桂冠,其余的八位參賽選手都沒能堅持到最后。他似乎很享受獨自待在船上的時光,不過他可比不上法國人摩特歇。摩特歇是個苦行僧式的人,他在甲板上練瑜伽,把芝士喂給飛過身旁的海鷗吃。他發現一個人的航行如此愉悅,以至于只要一想到回歸文明世界,就感到厭惡。雖然有很大的獲勝機會,但他最終還是放棄了比賽,繼續在海上航行,直到又穿越了大半個地球才在塔希提島(Tahiti,又稱“大溪地”)上岸。“我不停地航行是因為在海上我感到很開心,”他說,“又或許是想拯救自己的靈魂。”


相反,克勞赫斯特在一開始的時候就遇到了麻煩。他沒有充分準備便離開了英國,向海關提交了假報告,說他打算穿越南部海域,但實際上,他從未離開大西洋。在南美洲沿海漫步目的地飄流了幾個月后,他變得越來越孤獨、抑郁,最后回到了船艙里,把他對航行的幻想化作了兩萬五千字喋喋不休的哲學論文,之后跳海自盡。他的尸體至今未被發現。

我們從這些關于忍耐和絕望的故事中能夠學到什么呢?很明顯的一點是:在隔絕人際交往的情況下,通常我們的精神力量會倒退很多。正如英國作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所說的那樣:很多情況下,孤獨都可能是“所有的不幸疊加在了一起”。然而,另外一種更為積極向上的評價似乎同樣有道理:即使我們孤獨一人,也還是有可能找到同這個世界的聯系,找到自身之外的慰藉。做好準備,保持不屈的精神會有所幫助。不過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想象的力量,這力量能夠推倒監獄的高墻,穿透地下的冰川,創造出虛構的同伴與我們同行。


本文摘自邁克爾·邦德所著《他人的力量》(The Power of Others)一書——由“一個世界”出版社發行(Oneworld Publications)。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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