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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前的歷史浪漫主義
車站前的歷史浪漫主義
東方歷史評論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

翻譯:索馬里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選自2015年2月出版的《東方歷史評論(第6輯)》




《到芬蘭車站》出版于1940年9月。對于一本探討俄國革命思想起源的書來說,那并不是一個理想的出版時機。一個月之前,在墨西哥,列昂·托洛茨基的頭部被一把冰斧鑿開。再之前一年,蘇聯和納粹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那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此前的五年里,以1934年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的被刺殺為開端,斯大林已經有組織地在蘇聯內部清算政治異己。而在這場大清洗之前,一場集體化的經濟運動導致了超過500萬人的死亡。到1940年時,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幻滅感在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心中已經非常牢固了。安德烈·紀德、喬治·奧威爾,還有約翰·多斯·帕索斯,都已經用一手的記錄材料揭露同時代共產主義運動的真相—紀德和多斯·帕索斯是在造訪俄國之后,而奧威爾的觀察則來自他的西班牙之行。《黨派評論》已經成為左翼反共群群體的陣地。


在這本書出版之時,威爾遜自己已經停止為蘇聯辯護的努力了。1935年,在開始寫《到芬蘭車站》的時候,他還試著說服多斯·帕索斯,斯大林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俄國的社會主義努力”。之后不久,威爾遜自己就去了俄國。他將這次旅行的日記,還有在美國旅行時的材料,編進標題尖銳的《在兩種民主間旅行》一書中。實際上,威爾遜必須對他的日記進行自我審查,以隱藏他目睹的那些恐怖和壓迫的跡象。到1938年時,他不再繼續偽裝了。“他們甚至都沒有一個初級的民主機構,在這個程度上,他們實際上比運動開始時還要糟糕。”他對一個朋友坦白,“他們只有被一架政治機器保證的極權統治。”他理解自己正在寫的這本書的含義。“我打算把《到芬蘭車站》收尾了,”1939年10月,他悲哀地告知路易斯·博根(Louise Bogan),“現在蘇聯即將吞并芬蘭了。”


《到芬蘭車站》由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Harcourt Brace)出版。截至1947年1月份,這本只賣出了4527本。1947年,雙日出版社(Doubleday)獲得了該書的版權,進行重印,但是銷量持續低迷。直到1953年成為安可出版社(Anchor)的第一本平裝書,這本書才為讀者所關注。安可出版社在1955年和1958年都重印了這本書。在1960年代,這本書的銷量都很可觀。然后是1972年,在威爾遜生命的最后一年,法勞·斯特勞斯·吉羅出版公司(FSG,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又推出了一個新版本,威爾遜在該書的引言中重新評價了自己對蘇聯共產主義運動的解讀。“我的這本書,”他解釋道,“從始至終都在假設,人類的發展已經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一場根本的突破已經發生,我們人類歷史中的一切將從此變得不同。我沒有看到任何征兆,能顯示蘇聯和斯大林會變成后來世界所了解的那樣。也因此,這本書應該被看做是對那些相信自己正在為‘一個更好的世界’努力的革命者們的基本可靠的記錄。”


這并非完全沒有難度。正如《到芬蘭車站》一書顯示的,在1930年代,威爾遜就已經知道在蘇聯上演的一切。問題不在于斯大林;問題在于列寧,也即這本書中的英雄,這本書將這個行動的人視為知識分子的一種理想模式。威爾遜承認他只能借助于那些被黨控制的出版物,來完成自己對列寧的描述。如威爾遜自己所言,他無法接觸到那些對列寧持有批判性的記錄。但這并非事實:杜登出版社(Dutton)早在1922年就出版過流亡者馬克·朗多·阿爾達諾夫(Mark Landau Aladanov)撰寫的《列寧》。列寧具有領袖的魅力,并且他能激起一種無私的人道主義。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政治家:“一桶人道主義的牛奶底部沉著一只死老鼠。”——1940年,納博科夫在讀了《到芬蘭車站》之后對威爾遜這樣解釋。在他為FSG的版本所作的引言里,威爾遜的筆觸匆匆掠過這只老鼠。在那引言里,他沒有進行深入剖析(雖然他在安可版的一篇附錄《1940年小結》中這樣做了。在別處重印時這篇文章被改成《30年代末的馬克思主義》,在該書的附錄E里也有收錄),但是斯大林時代的那些特征——實行恐怖行動、公開的審判,還有集中營——在俄國都發端于列寧。



然而,《到芬蘭車站》即便不算偉大,它也是一本極其重要的書。它讓那個消逝的世界得以還魂。書寫歷史是一種需要有想象力的行為。很少有人會否認這一點,但不是所有人對其意義都有統一的認識。顯然,它并不意味著歷史學家可以篡改或隱瞞事實,因為那并不是有想象力,而是一種欺騙。書寫歷史的過程中,想象力的角色不是在于編造不在場的事物,而是去理解那些在場的東西。當你進行歷史研究時,有兩條看似陳腐的真理會逐漸顯得深刻。第一,你關于過去的認識—除了偶爾的一段有限的視頻記錄,或者那些奇怪的不可信的幸存者—全都來自那些書面的記錄。一堵印刷的墻,完全切斷了你和你將要描述的那個生命的關系。你不能觀察歷史事件,不能質疑歷史的參與者,你甚至無法知道那些未被寫下的大部分事情。那些已被寫下的東西也因此具有了某種虛假的重要性。一本回憶錄中的幾行,一小段被錄下來的對話,一封偶然被保存下來的信件,一本日記里記錄的事件,都變成重要的亮點—即使這些只是漂浮到水面的星星點點。歷史學家緊緊抓住它們,但是在它們下方,大量關于過去的殘骸沉默地沉在水底、遠離人們的視線。


第二個也許會打擊你的領悟,在某種程度上是第一條的反面,那就是你挖掘的材料越多,還原的碎片越多,對象本身會變得越難以捉摸。在面對一個歷史人物時,經常會基于少量的細節而建立起一種標準的傳記式闡釋:日記、信件、聽來的軼事、已有出版物里推定的自傳性的段落。圍繞著這些細節,建立一種心理學的描述,而經過循環論證(大多數的傳記作品里都是這樣),這種心理學描繪反過來又被用來闡釋這些細節。雖然,如果將觀察的范圍稍微放寬一點,或者再往下深挖一點,幾乎總有可能找到那些和標準解讀相悖的細節,或者說那些細節會通向一種完全不同的解讀,又或者它們之所以被忽略正是因為它們無法用來支撐任何首尾一貫的闡釋。經常,在那之下還有另一層細節,綿延不絕。在從事歷史研究時你需要的一個本能就是,知道何時該繼續挖掘材料;而另一個需要的本能就是知道何時應該停止。


你停下來是因為你覺得自己已經得到它了,這正是想象力變得關鍵的地方。一個成功的歷史(書寫)的標準和判斷一個小說是否成功一樣:意向的一致性。組成歷史的并不是事實或者過去的快照,而是故事,是雙眼用合適的速率組織出的事實。有時候小說家這樣解釋自己的作品:他們創造一個角色,將其放入一個情境之中,然后觀察這個角色會做什么。歷史也沒什么不同。當然,歷史學家創造的角色必須去做真實存在的人會做的事,但這一切能幾乎同時發生,是遵循一條神秘的路徑。在每一系列的新情境下,歷史學家所想象出來的“馬克思”一直在行動,就像真實的馬克思那樣。這也讓那些情境的描述獲得了一種可信度:那個角色和時代吻合。在人物前進時,他腳下的世界也隨之在演變。角色和風景都生動起來,而對他們行動的描述也產生了一種持續的意向,一種敘述。過去在呈現自身的同時,孕育出了一種情節。


看起來這似乎是對歷史寫作方式的富有想象力的解釋。但對于歷史被閱讀的方式來說,這種解釋并不奇怪。讀者期待一種平滑流暢的幻覺,并且他們會將這種幻覺投射到最靜態或者最無組織的文本上。一旦這種幻覺固定下來,他們就會稱贊歷史學家是讓過去還魂的人。沒有其他東西能有這樣的重要性,而且我們很難想象如果歷史學家自身一開始沒有這種幻覺的話,讀者如何能有這種體驗。對整體的直覺要先于各部分事實的積累。事實上,思維的運作沒有其他的方式。


這就是為什么歷史研究是經驗主義的,而歷史寫作則需要想象力。我們閱讀歷史是為了獲得信息,但是我們需要這些信息的目的是——答案有點吊詭:我們需要這些信息,是為了獲得理解這些信息的能力。在某一時刻,我們需要事實的外殼裂開,去感覺自己也置身于那個時刻。“和我說說你吧,”某個聚會上的一個陌生人說。你可以復述自己的簡歷,但是你真正想表達的,以及陌生人(假設他的興趣是單純的)真正想了解的,是你到底是個什么樣子的人。你希望(假設你的興趣是單純的)你可以打開自己的精神世界,讓她可以窺見其內部。信息本身無法做到這一點。一種直覺—關于馬克思、普魯斯特,或者格特魯德·斯泰因,抑或是某條后現代風格街道上的一個普通人應該是什么樣子、他們是如何思考或者世界在他們眼里看起來是什么樣子—抵得上一千條事實。因為當我們擁有這種直覺,每件事實都變得可感知。某種殘存的實證主義讓事實和直覺顯得對立:實在的事實對立于主觀的同理心。這背后其實有某種優先次序。直覺的認識—一種關于我們不能在場、體驗的那個世界的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感覺—正是我們尋求的那種知識。它是歷史工作中真正積極的東西。


威爾遜有一種天賦,能觸摸到他喜歡的那些作家的內核(對于他不喜歡的那些人,他則沒有這樣的天賦)。我想,和他同時代的唯一一個能與他媲美的美國批評家,是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進入某個歷史時刻內部,是一件更難的事情。在《阿克瑟爾的城堡》(Axel’s Castle)一書中,威爾遜嘗試建立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描述;在《愛國者之血》(Patriotic Gore)中,他嘗試敘述內戰之后的美國文化。每本書都成功地超越了它的每一部分內容。這是因為威爾遜像一個記者那樣厭惡大觀念。復雜化是一個記者的天敵,威爾遜喜歡那些很棒的、低概念的隱喻:《阿克瑟爾的城堡》里文學形式的鐘擺理論;《創傷與神弓》(The Wound and the Bow)中藝術創造的創傷理論;還有《愛國者之血》中歷史的“海蛞蝓”理論(即體型更大的動物吞食體型較小的)。這些前提謀殺了上下文,因為它們將一切都簡化成相同的、單一視角的闡釋。《在阿克瑟爾的城堡》中,威爾遜能夠深入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的世界,在《愛國者之血》里他也觸摸到了林肯和荷馬的內核,但是這些書讀起來更像是一組肖像,而非一種敘述。


《到芬蘭車站》是另外一種東西。很明顯,威爾遜非常興奮于找到這本書看似擁有的、有著自然角度的主題,而他的興奮也傳染給了讀者。并不奇怪的是,這本書的標題是受伍爾夫的《到燈塔去》的啟發。威爾遜將這本書視為一個故事,他致力于實現一個故事所具有的懸念。即使當你已經知道《到芬蘭車站》中的角色死于何處,你還是會很渴望自己去發現他們在何處死亡。這本書的情節足夠簡單:布爾喬亞革命傳統的衰落,社會主義革命的興起,還有共產主義的勝利。威爾遜排除了那些會讓故事復雜化的元素:比如在英國、法國和德國持續存在的非共產主義式社會主義運動的典范;還有俄國政治中的自由主義傳統(納博科夫的父親就屬于這一派);還有很少被提到的孟什維克的成功與失敗。當然,如果這本書是現在寫就的話,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思想當中邪惡的部分,這些大多是威爾遜文本中的潛臺詞,會指引故事的角度和方向,那么這個故事就會落腳在西伯利亞或者柏林,而非芬蘭火車站。


但是今天我們并不將《到芬蘭車站》看做一本關于俄國革命的書。并不是標題的允諾吸引了我們,我們的興趣其實在于副標題—“一項關于歷史寫作和表演的研究”。歷史才是威爾遜著作中真實的主題,他成功激起的也是它想要相信的—就如維柯、米什萊、傅立葉、圣西門、黑格爾,還有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都信仰的—歷史掌握著通向生命意義的密鑰。盡管他錯誤地認識了列寧的性格,也錯誤認識了資本主義的未來,但在為1972年版寫引言時,威爾遜還是有理由辯稱:他的書建立了“一種關于當革命者以‘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名義行動時,他們所思所想的基本可信的記錄”。他對格拉克斯·貝巴夫、歐文、費迪南·拉薩爾、巴枯寧等人的肖像(雖然這些人物的觀念在1940年代已經顯得遙遠),有那種內在特性:它們呈現了人們如何針對自身的環境思考。W. H. 奧登曾經寫過,一個試圖在溺水時救出自己的人是一個智者,因為他一直在思考他的境況。在威爾遜的故事里,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自己快要溺水,而這種確信沒有讓他們通向恐慌或者絕望,而是通向思考。當他們正面臨沉沒:1848年之后他們關于社會正義的夢想一遍遍地被摧毀,就像1789年之后人們對于兄弟友愛和社會平等的夢想被拿破侖摧毀一樣。這種悲愴是他們故事的一部分,威爾遜知道這一點。如果他將列寧描述成拿破侖昔日的樣子—如果他把列寧對于社會主義的背叛描述成是在重復拿破侖對于人權的背叛的話—他就會賦予這個故事正確的軌跡。


他無法讓自己做到這一點。威爾遜之所以如此成功地喚起對歷史的信仰,是因為當他冒出想寫《到芬蘭車站》的念頭時—他記得是在大蕭條時期的某天,他當時在紐約東五十大道上散步—是因為他自己也信仰這一點。威爾遜對于馬克思主義有種本能的批判—他不信任這種理論—他自己也從來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他也認為歷史本身有一種設計,而大蕭條本身則是這種大設計的語境里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個事件。它是已經被長久預言過的資本主義秩序的崩塌。除了作為觀察19世紀的一面窗戶之外,《到芬蘭車站》的價值還在于它是1930年代的一件犀利的作品:在那個年代,很多人認為(世界也給他們提供了這樣想的很多理由)歷史是一個你可以選擇站在正確的一邊或者錯誤一邊的東西。這種想法和信仰沒什么不同,對于很多人而言,馬克思就是這種理念的先知。


和19世紀下半葉北大西洋地區的很多藝術、政治和哲學運動一樣—比如實用主義、唯美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也是對現代性、對工業化城市化、以律法化官僚化的統治和文化的逐漸同質化為標志的全球經濟的一種回應。對于這些發展,每個國家、每個國家內部的不同群體的反應都是不同的,因為每個國家和群體是被不同事件驅使進入現代性的,它們也必須借助各自不同的傳統來理解正在發生的一切。馬克思是1840年代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巴枯寧、波德萊爾、福樓拜、瓦格納還有朱塞佩·馬志尼也是。他們都被1848年歐洲革命的承諾和失敗所塑造。他們夢想世界將會產生轉折,而之前早在法國大革命時世界就曾經試過轉彎,一切都會不同了;當他們醒過來時,舊的秩序仍在那里—看起來,在很多方面更為保守、平庸。這就是福樓拜在《情感教育》里所寫的一代人的故事,這也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里那個著名的段落提到的:“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則是鬧劇。”在之后的幾十年里,北大西洋地區的國家(包括因內戰進入現代的美國)經歷了有時被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變革—通過不斷提高的技術和生產力,完成了現代化的進程。


所有這些人物都作出回應的現代性給人的感覺如何呢?“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些文字寫于1848年革命的前夜。當然,它們來自《共產黨宣言》—“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


在前現代社會里,生命的目的在生命一開始就已經被賦予了:一代人所做的事情,只是為了他們的下一代人也能做同樣的事情。那些日常的風俗和生存習慣之中,都有內在的意義,因為他們都繼承自過去,因此也就值得復制。這種觀念不是讓世界前進,而只是循環。在現代社會里,生命的初始并不擁有任何目的,人們認為生命的目的是要被創造、被發現的。族群風俗和行為習慣的延續,不再是人們存在的主要目的。他們的觀念不再想要重復,而是去改變,去推動世界向前。日常的行為習慣不再有任何內在的意義,因為這些習慣被認為是偶然的、有時限的。這就是為什么在現代社會里,死亡是一個大禁忌,一種荒謬的事,或是一個人所能想象的最壞的事情。因為在生命行將結束之時,人們無法回顧過去,無法確知自己完成了他們出生時即被設定的那個目標。這種認識永遠高懸在頭頂,在地平線之上的某個地方。而現代社會卻無法知道從長遠來看,在生命的過程中哪些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無法知道從長遠來看哪種行為會變得讓人尊敬。死亡帶來的唯一確定的認識就是,每個人所處時代的價值、一個人賴以為生的那些價值,都是可以被抹去的。


馬克思主義賦予了現代性某種意義。它說,不管你是否有意,每個個體都在一個有模型、目標和軌跡的戲劇里扮演一種角色,而現代性原來只是那場戲劇中的一幕。歷史的變化并不是隨機的。它是由階級矛盾導致的;它服從于一種內在的邏輯;它也指向一個終點,那就是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馬克思主義的創立正是基于對社會正義的要求,但是這種要求也許可以采取很多種形式。它的深層魅力在于對意義的發現,這種意義在于人類可能參與歷史本身。當威爾遜為1972年版的《到芬蘭車站》作引言時,他解釋說寫作這本書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即“關鍵的一步已經踏出,一種根本的突破已經產生了,這就是他所指的信仰”。


將生命的意義指向未來,將每個個體想象為一個大的進程中不完備的元素之一,這種行為在19世紀絕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在《共產黨宣言》出版十一年后出版的《物種起源》(這本書也為馬克思所推崇)一書里,宇宙也是為偶然和變化所統治的。但是赫伯特·斯賓塞,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在達爾文的理論里發現了一種目的論,一種關于變化的理論闡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將個體描述為種族臻于完美的進程中有限的參與者。根據他們對達爾文的解讀,個體的失敗或者成功并不是任意的;它是自然進行“揀選”過程中的副產品。


當然,馬克思背后的思想家并不是達爾文,而是黑格爾。黑格爾是威爾遜寫作這本書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難。“我最大的障礙,我發現,在處理所有這些問題時我缺乏德國哲學的基礎。”1937年,他向他在普林斯頓求學時的老師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坦白,“辨證唯物主義,是對德國唯心主義傳統的逆反,但也是從后者內部發展出來的;你必須得知道從康德以降的每個人,才能為它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我之前從來沒有研究過德國哲學,也無法忍受它。現在我正艱難地完成書稿里的那一部分。”他從沒有讓這一部分得到很好的理解。


辯證法是威爾遜會條件反射般避免的高理論概念。而同時,他也從來不是一個會很快向自己的任何一種無知屈服的人,在《到芬蘭車站》中,他花了一章節來解釋,辯證法基本上是一種信仰的神話(揭露報道中的一種有特色的行為)。威爾遜不知道自己所談論的是什么。在“辯證法的神話”一章的開頭,威爾遜用兩段文字來解釋這個術語—“正—反—合”—并不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這是費希特的辯證法。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將他們的方法命名為“辯證唯物主義”。這個術語是喬治·普列漢諾夫發明的,在馬克思去世之后是普列漢諾夫將馬克思主義引介到俄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他們的方法稱為“歷史唯物主義”。


盡管如此,他們都是黑格爾主義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他們研究哲學時的方法之一。他們還致力于這個概念的推斷—比如,將其推演到生物學和微積分上—這一點,威爾遜并沒有錯誤地進行嘲諷。但是將辯證法視作一種歷史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最強烈的元素。每一種社會結構,(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里)都存在著物質基礎和意識形態上層結構的關聯,而這種關聯的運作也是辨證式的:經過分析,它們彼此之間是準-獨立的關系,但同時彼此也是完全疊置的;因為它們都是一個時空整體的兩方面,亦是從這個整體中抽象出來的。在每一個意識形態構造里,都有一個對立面,一種關于統治階級的信仰系統的消極圖景,因為信仰系統是基于它們壓抑、驅逐和忽略的東西才得以建立的。從某種角度說,外部—被壓抑的被驅逐的—定義了內部。每一種范式也包含了它自身毀滅的種子,正在抵達的極限狀況開始瓦解整體的結構。你不需要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就可以這么想。這只是做歷史批判時一種有效的方法而已。


威爾遜并不熱衷辯證主義思想—在他所有關于馬克思主義的作品里他一直在嘲弄“辯證主義”—這部分是因為辯證思考并不是美國知識分子自然而然會做的事情。約翰·杜威是少有能這樣思考的人,而杜威被訓練成一個黑格爾主義者。美國的批評家更傾向于一種二元的分析:贊成或是否定,高級或者低級,有益或是有害。他們很難發現大部分的文化產品同時都會有幾種效果。甚至他們更難發現,文化系統里的每一個元素都和其他所有的元素牽連著,每一個元素的價值也是被其他元素決定—因此改變某個元素等于改變了所有的元素。和威爾遜一樣,他們壓倒性的沖動就是去孤立、簡化。讓《到芬蘭車站》從威爾遜的其他作品中脫穎而出的原因在于,它將歷史呈現為個體能動性和社會變革的一種相互作用。還有,不管威爾遜渴望什么意圖什么,這本書確實揭露了馬克思主義就包含了自身毀滅的種子。就像卡萊爾、狄更斯或者《地下室手記》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馬克思也是一個偉大的仇恨者。威爾遜看到了這個,而且他提出了解釋。在某種程度上,他認為這也許是一種人格特征。



威爾遜身上充分具備美國批評界最好的那部分。他是一個懷疑論者。在他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他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二次啟蒙運動的哲學家。他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在很多方面,他自己也是一個屬于18世紀的人(在后半生他也喜歡這樣稱呼自己)。洞穿別人的幻象和對抽象觀念的懷疑,是這種人物具有的某部分姿態。經驗主義和常識—休謨和約翰遜,記者和批評家—都是威爾遜需要的哲學。馬克思主義一半是理論,一半是實踐。而威爾遜最推崇的是其中實踐的部分:人們痛苦承受著工業資本主義帶來的各種狀況,必須為他們做些什么。他將這種理論視為用觀念刺激行動的有趣案例。


威爾遜理解馬克思《資本論》一書中最關鍵的缺陷:價值的勞動力理論,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才預言了資本主義的崩潰。馬克思已經假設了—在這點上他絕不是打破舊習的人,因為這種觀念也為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所持有—一個商品的價格是由其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勞動力決定的。這種解釋給馬克思提供(他“確實”發明)了“剩余價值的”概念,它代表了制造者的利潤,也是“被攫取的勞動”。正如馬克思之后的經濟學家所指出的,一個商品的價格或者價值,同時也很正當地由需求決定。買家會哄抬一件稀有商品的價格,而不管其中需要的人類勞動是多么的少。當然,勞動者想要拿回他們勞動力的價值;但沒有人會制造無人問津的產品。但是勞動力和需求只是決定價格的兩個主要因素。“事實是,”威爾遜寫道,“所有的這些理論都是不完備的:真實的價格是由比這些公式復雜得多的情況決定的,而心理因素也讓價格更為復雜,盡管經濟學家從來不將其考慮進去。”但威爾遜仍然認為馬克思認識到現代生活的病癥,并且富有勇氣地剖析這些癥狀,從認知上來說,書里關于《資本論》的章節是全書最敏銳的。


就如同他為歷史有某種意義這樣的觀念所吸引,威爾遜也對歷史的實體化也很謹慎,他將這個看作馬克思主義特有的觀念,在托洛茨基一章中他重點譴責了這種觀念。“然后,歷史,”在巴枯寧那一章的結尾他描述了這種傾向,“就是在某個特定時期有著確定觀點的一種存在。它擁有一種禁止上訴的道德……知道這一點—就是說,知道我們是‘正確的’—我們就會允許自己夸張或者簡化。”在《托洛茨基將自己和歷史視為同一》那一章節中,威爾遜描繪了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后,托洛茨基對孟什維克的演講,他告訴他們,“你們是值得同情的被孤立的個體。他們破產了,你們的角色也到頭了。到你們從今往后將屬于的地方—歷史的垃圾桶—里去吧!”威爾遜溫和地觀察道:“有時候,這些被扔棄到歷史垃圾桶里的東西會變得有價值—這些東西在日后會被重新找回。從斯大林蘇聯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今日托洛茨基的位置;托洛茨基也一定會舍棄他之前的假設,即認為一個孤立的個體肯定會同情易卜生的《全民公敵》里,斯多克芒醫生所信仰的‘最強大的個人正是那個最孤立的人’。”這也是威爾遜在馬克思的思想中觀察到、并且為之欽佩,同時也希望自己帶著正義感思考自己時所感受到的某種東西。


《到芬蘭車站》中,威爾遜對托洛茨基持續的蔑視有點讓人吃驚,考慮到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早期威爾遜認識的很多作家,尤其是《黨派評論》的那些人,都是或者曾經都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但這就是典型的威爾遜。威爾遜甚至是那些常規異見者的異見者。1932年,他曾經推舉共產黨候選人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競選總統,同一年他還簽署了一份聲明,號召“由有階級意識的勞動者組成臨時專政……作為廢除建立在物質財富基礎上的階級制度的必要手段”。但是當這份宣言正在廣泛傳播、搜集簽名時,他又認真地指出這份宣言的草擬并沒有和共產黨合作,對后者也沒有太多的認識。即使當他在寫《到芬蘭車站》時,他也在和共產黨員和《新共和》還有其他地方的同路人爭辯,相應的,他也嘗到了和他們爭辯的惡果。一個人越能想到威爾遜剛愎的本能和他對系統的厭惡,就越會覺得他用了八年的時間來完成這本書—他需要學習德語和俄語—的努力非同凡響了。也許最后我們可以解釋說,威爾遜是個作家。他覺得自己有一個好故事要講,對于一個作家而言,這個理由通常就足夠了。


他的這種倔強,或者可以解釋,為什么和與他同時代的很多其他美國知識分子相比(卡津和威爾遜在這點上又很相似),威爾遜沒有反叛自己年輕時候認同的政治。在1950年代,他宣布脫離與共產主義和蘇聯的關系,但是他也沒有變成一個反共產主義的十字軍戰士。他后來的一本書,《冷戰和收入稅》就是對反共產主義運動和美國外交政策的抨擊,這本書是如此的不節制,以至于事實上它被看做一本反美國的書。在威爾遜出版這本書之后,他開始著手創立“美國七星詩社”—這個項目現在被看成美國的圖書館。他選擇以自己的方式來愛國。尤其讓人吃驚的是,《冷戰和收入稅》表明威爾遜從寫作中獲得的收入是多么的微薄。威爾遜的使命感是如此緊迫,來不及估量自己產生的影響。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十年,他在維爾福利特(Wellfleet)和塔爾科特維爾(Talcottville)之間穿梭往返,除了他當時在寫的故事之外—俄羅斯作家、南北戰爭時期的文學、死海手卷—他幾乎對一切都漠不關心。威爾遜不再信任歷史,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他變得像自己在《到芬蘭車站》里寫到的那些偉大的流亡者一樣—米什萊、圣西門,尤其是馬克思本人—在亂成一團的家里不停地寫作,他的書只能賣出很少的幾本,他的妻子生著病,他的孩子在他身上爬來爬去,收房租的人就在門口,而他的內在視線全神貫注地聚焦于歷史—每種意識形態的政妓。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1972):《到芬蘭車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2月。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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