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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曉群:那張舊書單,那些關于書的理想
俞曉群:那張舊書單,那些關于書的理想
鳳凰讀書     阅读简体中文版


此處“書單”,是指人們為了選書而開列的書目。由于選書的目的不同,書單又有“讀者書單”與“編者書單”之分。一般說來,前者的目的是為自己閱讀所用;后者卻是為別人閱讀提供可以選擇的書目。所以后者的含義更復雜,更豐富,它集文化、商業、投資、個人好惡、群體熱點等多重因素于一體,具有很強的預判性與風險性。出版人終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么?條分縷析,就是在找尋那一張所謂好書單——


王云五的大書單


王云五先生早年讀原版《大英百科全書》,邊學英文,邊學知識。受此影響,他也成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尤其擅長遴選、分類圖書目錄。他發明“四角號碼詞典”和“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即是明證。


王先生開書單,堪稱“世界第一書狂”。上世紀三十年代,他組織“萬有文庫”,在幾年的時間里,推出兩集四千多種圖書,數目之大,被當時的《紐約時報》稱為“世界上最大規模、最具野心的文庫”,稱贊他“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商務印書館“日出一書”的方針,也是王先生提出來的。


遍覽王云五先生為商務印書館開列大批書單,其中最讓我敬佩的是“中國文化史叢書”。此叢書擬出版八十種,實出四十一種,有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陳登原《中國田賦史》、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鄧云特(鄧拓)《中國救荒史》、顧頡剛《中國疆域沿革史》、胡樸安《中國文字史》和《中國訓詁學史》、王庸《中國地理學史》、李長傅《中國殖民史》、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陳東原《中國生活史》、陳顧遠《中國婚姻史》、李儼《中國算學史》和白壽彝《中國交通史》等。直到今天,這些書還在再版,還是某些學科領域的必讀書或里程碑。


由此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終結果應有一個歸納,就是要總結出一部有關學科的概論來,這種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劃分出文學、哲學、經濟、藝術等十個門類,包括四十三個書目:《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中國繪畫史》、《中國小說史》、《中國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說:“假如有一天這四十來種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們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將大為改觀。”以此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似乎“英雄所見略同”,但“頂天立地式”的大學者,卻再難像王先生那樣,聚合得那樣整齊。


胡喬木為“漢譯名著”開的書單


一九八二年,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創立八十五周年,編印“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第一輯五十種。陳原先生派人送給胡喬木先生一套。一年后,胡先生見到陳先生,談到這套書,說了一些很具體的編寫意見。陳原先生將談話內容整理出來,送給胡先生看。胡先生改后返回,遂成一“書單”。


——古典名著,世有定評,為數不多,應盡量把內容重要而未譯出者列入規劃;(他談話時列舉的例是希臘羅馬的名著,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普魯達克。他說已譯出的校訂譯文,盡量能精確表達愿意;他說這方面做出選擇不難,因為評論多。)


——從文藝復興到十月革命這個時期(主要為十八、十九世紀)的著作,品種較多,宜選譯學術性較強,對當時社會發展起過作用的著作,也可選譯一些學術性雖不強,但資料豐富的著作;(他列了一串十八、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上升期輩出的西方哲人,他說這個名單和著作比古典時期多多了,所以要精心選譯;他說起過作用的是指起過積極作用的,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并且舉了幾部書的例子,大都是被目為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若干名著。)


——本世紀(二十世紀)西方和日本(東方)各派學術著作,為數更多,選譯更要著重學術性;其中一些在政治上對我極為不利的著作,如確要譯,不要列入名著,并應考慮發行方式;其中有些可出單行本,也要考慮發行問題,不列入名著;(談話時他特別提出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此書早年出版(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七年重印)時沒有引起轟動,但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世界起了一股熱潮,評介研究這部“小說”。他說這部書很反動,徹頭徹尾反共的,作為知己知彼用,可以譯出,但絕不能讓它到處傳播。)


——要注意選譯一些大學問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羅素的書譯出不少,還應譯出他的三卷本《數學原理》);


——要注意選譯一些經典型的通俗科學著作,特別是大專家寫的通俗著作(例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淺說》)。(陳先生寫道:這條是我寫信時加上去的,想借此請教他;他對這一條特別注了幾行字:“該書只講狹義相對論,且因……(我在初中時即讀了),可出版,但似不宜列入名著。”)


葛兆光等為“國學叢書”開書單


一九八九年底,遼寧教育出版社“國學叢書”樹幟。我為這套書專門成立一個編輯部,請來三位高人:葛兆光、王炎和馮統一先生,請他們幫助選書。他們首先撰寫“編輯旨趣”:“華夏學術向以博大精深著稱于世。降及近代,國家民族多難,祖國學術文化得以一脈未墜,全賴有學見之前輩學人參酌新知,發奮研治。‘國學叢書’愿承繼前賢未竟志業,融匯近代以降國學研究成果,以深入淺出形式,介紹國學基礎知識,展現傳統學術固有風貌及其在當代世界學術中之價值意義,期以成為高層次普及讀物。”他們開出的第一批書單包括:《國學今論》、《天學真原》、《讖緯論略》、《岐黃醫道》、《漢字說略》和《宋明理學》等。還有幾本書目,當時作者未能寫出,包括《佛典常談》(陳世強)和《舊學新知》(陳平原、夏曉紅)、《載道以外的文字》(鐘叔河)。


記得一九九五年,葛兆光先生與我討論“國學叢書”的后續作品,他提出一些冷僻的題目,諸如《中國歷代植物志研究》、《四裔志書研究》、《近代鄉紳與城市地主的互動》和《近代中國民間信仰中的經濟倫理》等,找不到名家執筆,只好作罷。


金克木的“人物書單”


金克木先生寫《少年時》,其中有一篇文章《史學老話》,僅千把字。他以人為線索,為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八年間,中國學術的流變,列出二十個主線。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章炳麟—黃侃—劉師培:是古非今,以今傍古;蔡元培—胡適—馮友蘭:移外為今,欲外體中用,結果仍是中體外用。下面還有傅斯年、顧頡剛、李濟、夏鼐、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唐蘭、陳寅恪、錢穆、馬建忠、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王力、馮承鈞、向達、陳垣、湯用彤、許地山、魯迅、鄭振鐸、王國維、吳梅、李儼、錢寶琮等數十人。金先生一一點明他們的專長與學旨,按照這樣的路徑步入浩如煙海的國學領域,以人索書,以書知理,自然會產生“航標燈”的感覺。


林道群的“牛津書單”及其他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傳真,談到幾部牛津辭典的翻譯工作。牛津大學出版社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他們的書不但精美,還多不勝數。比如,我們談的音樂類圖書,道群兄一下子列了一大堆目錄,那才是名副其實的“如數家珍”。其中有:《牛津流行音樂辭典》、《簡明牛津音樂辭典》、《牛津最新音樂辭典》、《牛津藝術辭典》、《牛津歌劇辭典》、《爵士樂》、《協奏曲》、《交響樂》和《牛津紅酒辭典》。


同年五月十三日,林道群先生傳來“牛津藝術史”第一批十一種書目,包括:《當代設計》、《攝影》、《中國藝術》、《歐洲藝術》、《意大利的藝術與社會》、《美國建筑》、《當代雕塑》、《拉丁美洲藝術》、《古希臘藝術》、《羅馬帝國與基督降世》和《藝術史的藝術》等。他在信中說:“成本投資其實不會很大,因為主要是文字,彩色圖片占的篇幅不會太大。仍走我們兩方合資的老路。”還有一套《Reading Tree》。來信的結尾處,道群兄又寫道:“前天沈公來電傳,說吳彬怪他現在不理‘書趣文叢’。我剛才給他建議十本港臺的佳作,且也傳給你們一閱:李歐梵《狐貍洞話語》;劉紹銘《偷窺天國》;思果《功夫在詩外》;羅浮《燕山詩話》;梁秉鈞《越界書評》;黃繼持《重讀魯迅》;古蒼梧《書想戲夢》;陳輝揚《夢影錄》;黃子平《邊緣閱讀》;鄭樹森《張愛玲的世界》。”


節選自俞曉群《那一張舊書單》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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