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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 有情所累此生--弋舟小說論  《文學青年》弋舟專號
李德南: 有情所累此生--弋舟小說論 《文學青年》弋舟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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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網讀書頻道“文學青年”第14期:弋舟專號



關于弋舟

弋舟,1972年生,有大量長中短篇小說見于重要文學刊物,被選刊轉載并輯入年選;作品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當代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獲郁達夫小說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青年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多種獎項;著有長篇小說《跛足之年》《蝌蚪》《戰事》《春秋誤》《我們的踟躕》,長篇非虛構作品《我在這世上太孤獨》,隨筆集《從清晨到日暮》,小說集《我們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說》《劉曉東》等。


有情所累此生--弋舟小說論

李德南


在當下,“70后”文學已漸成氣象,不但寫作者眾多,風格也非常多樣,弋舟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總的來說,弋舟的寫作,可視為對人之存在困境或他所說的“幽暗的厄境”的探詢。他的中短篇小說,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并無清晰的時代背景,有意賡續由余華、蘇童、格非、北村等開創的先鋒小說傳統,注重形式和敘事實踐,追求文化和哲學意義上的深度。另一類,則把目光放在當下,通過相對簡單的情感故事去表現復雜的時代變遷和精神鏡像,達到以簡馭繁、以小見大的藝術效果。


幽暗的厄境


《時代醫生》、《橋》等小說,或可看作是弋舟的“先鋒寫作”的代表。《時代醫生》寫兩個剛畢業不久的眼科醫生,一男一女,第一次共同參與一臺手術,給一個患有輕微斜視的小男孩治療眼疾。手術后,這個同時患有嚴重肺癌的小男孩常常用手去捂自己的左眼,這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可能“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把本應該開在右眼的刀開在了左眼上。很快地,小男孩的病情急轉直下,體內迅速轉移的癌細胞使得他眼睛上的繃帶還沒有打開便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里。參與手術的男醫生最終也確認了一點:傷口的位置是正確的,手術并沒有發生意外。“男孩生前左右的動作,也許只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也許,只是牽拉后的眼外肌令他感到了左眼的不適……”說起來,這只是一場子虛烏有的事故,對這兩位醫生的影響卻非同小可。在事故的謎底并未完全揭開時,他們便陷入驚恐之中,覺得“整個世界一下子變得抽象了,全部凝聚成一股力量針對著他們那小小的心臟。”也正是這場事故,他們的關系變得復雜起來。他們成了情人,夫妻,后來又離了婚。子虛烏有的事故可以被澄清,那種“與生俱在的莫須有的恐懼”,卻再也無法一一摘除,他們也只能在恐懼的重負中生存。他們一生的幸與不幸,似乎都與此不無關聯。


《誰是拉飛馳》、《橋》、《鴿子》、《我主持圓通寺一個下午》等小說,也通過不同的故事和人物,承載了弋舟在文化和哲學層面的思考。這些作品具有某種超越的氣質,其傳播和接受,也不限于一時一地。


弋舟的寫作,大概經歷了一個由虛而實的過程。越是接近當前,寫實的色彩越重。《嫌疑人》、《天上的眼睛》、《我們的底牌》、《李選的踟躕》、《等深》等小說,便帶有鮮明的“新世紀”印記。在這一批作品中,弋舟對當今時代諸多問題的觀察,常常是以一九八零年代作為參照。在他或者是他小說中的人物看來,一九八零年代是一個充滿朝氣和活力的時代,一個充滿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時代,一個充滿詩意和激情的時代。一九八零年代末則是社會歷史的分界線。兩個時代雖然不無關聯,但彼此的精神狀況大不相同。在一九九零年代以后,社會已偏于務實,甚至是過于務實,以至于人們不再有任何真正有重量的精神追求。理想與浪漫,詩意和激情,都成了一種“剩余的”記憶。弋舟也有意于從不同階層的人與生活入手,來展現時代變遷的不同側面。


詩人、作家往往敏感于時代的變化。敏感的心性,敏銳的直覺,使得他們對時代的幽微轉折洞若觀火。《嫌疑人》正是以詩人作為主角。小說里的格桑原來是一位詩人,在西藏居住多年。“后來他離開了那塊遍地詩意的地方,回到生他養他的這塊盆地。生活在這塊盆地,格桑被抽絲剝繭般地還原,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標準的中年男人,有了醫療保險和住房公基金,有了亞健康和一個女兒,詩當然是不寫了……”整個故事,既是對一個詩人人生經歷的打量,也是對社會轉型的隱喻式書寫,暗含著對商業社會或消費社會的批判。《嫌疑人》帶有濃重的抒情氣息,而抒情在里面,不單是一種文學手法,更是一種生活態度。后者的衰亡,才是真正讓格桑感到難過的所在。


在《天上的眼睛》、《我們的底牌》里面,底層百姓成了小說的主角。時代的巨大變化,令格桑這樣的詩人黯然神傷,愁腸百結。而在小說里的小徐、曲兆壽等底層百姓的眼中,當今時代幾乎成了一只無情、兇悍的龐然大物,是需要予以肉搏的對象。他們的工作和身份,他們的尊嚴和價值,都可能輕而易舉地被剝奪。更為反諷的是,他們甚至只能靠不斷地降低自己,匍匐在地,靠無恥和耍賴,才可能贏得生存的權力。比較而言,《嫌疑人》依然有“抒情詩”的味道,《天上的眼睛》、《我們的底牌》則儼然成了“諷刺劇”。


對于不少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而言,他們所過的,則是“日復一日的平庸生活”,平淡和無聊成為人生的基本處境。《李選的踟躕》里的單親媽媽李選,正是在“閑極無聊”的時刻,突然想起自己的小同學曾鋮,開始和他有了若即若離的關系。他們的交往,處處透露著中產階級或小資的情調。當然,在這種平淡、平庸的生活的內里,也不乏壓力和危險。比如像李選和她的上司張立均之間,就被置入了諸多職場上的權力因素,讓她對張立均有一種依附與被依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對李選來說,這是一種無從擺脫的局面,她所能做的,只是嚴格地去遵守“世界已經約定俗成的那部分規則”。尤其是當李選的同事小蘇,因對李選有覬覦之心而被張立均解雇時,她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他的附庸。張立均能夠這樣“不由分說地”毀掉小蘇的生活,自然也能毀掉她的生活。


人生的“恥”與“罪”


在這兩年大受關注的中篇小說《等深》里,時代的變遷,被小說的敘事者劉曉東看作是造成“一代人的潰敗”的根源。這種潰敗,涉及社會建制與個人生活、物質與精神、道德與心靈等不同層面。這不單是對外部世界、對時代的批判和否定,也是自我生存感受的表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劉曉東,也包括弋舟其他小說中的敘事者,常常把自身也視為需要予以否定的對象。這些人物身上,往往有著濃重的恥感與罪感意識,帶有非常強烈的內省的精神。


從現代以來,很多中國作家都習慣于把文學看作是啟蒙與救亡的手段,重視文學的批判功能。然而有不少人,在試圖“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時,是把自我完全排除在外的。作家的潛在主體,在小說中只是審判者或受害者,不需要承担任何的罪與罚。而弋舟小說中的人物,除了“時時解剖別人”,也經常“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面對種種“幽暗的厄境”,他們常常充滿恥感和罪感。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


丸尾常喜在論述魯迅的著作中,曾把“恥”看作是一種包括“恥辱”、“慚愧”、“含羞”等不同形態的、意義相當寬泛的意識。“‘恥’是在自己之中兼具‘能夠看見的自己’與‘看人的自己’的意識。所謂‘看人的自己’,是指人給自身設定的典范或征象;而‘能夠看見的自己’,則是在這一典范或征象映照之下顯出否定性真相的‘現在的自己’,換言之,這是同典范或征象相背離的意識。人希望彌補這種背離、超越現在的自己,因而在這種深度的背離之前不能不表現出含有緊張的沉默。”也就是說,恥感,主要是指主體或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所建立起的一種道德自覺或倫理意識。對于種種可說或不可說的痛苦,可解或不可解的生命無常,種種令人驚恐的殘酷真相或價值淪陷,弋舟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會懷有濃厚的恥感--尤其是當上述的種種都指向自身的時候。


以恥感為基礎,弋舟小說中的人物,常常還有濃厚的罪感意識。這不單是指某人犯了法律意義上的罪,而還意味著,“我”具有道德意義或良知意義上的罪。他們會覺得,當前世界的種種惡與不幸,都與“我”脫不開關系,“我”是其中的參與者,甚至是根源。“我”對此負有責任,甚至是根本性的責任。因此,罪感也是一種共同犯罪的意識。


在《錦瑟》中,京劇團的琴師“老張”曾因為自己年老而依然有性欲、甚至忍不住去嫖娼而感到羞恥。在他的外孫女林彬殺害導師家的保姆秦美之后,這種恥感便上升為罪感。老張覺得,正是因為自己的荒唐舉止,林彬才會去殺人,這是根本原因。“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老天給了我最嚴厲的處罚,他把一頭老公羊犯下的錯加在了一頭無辜的羊身上。”雖然后來的事實證明,林彬殺人和老張并無直接的聯系,但這種“恥”與“罪”的意識,對老張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正是通過這種恥感和罪感,使得他徹底地逼視個人的靈魂與自我。也正是因為這種切身的恥感和罪感,小說里的另一個人物,也就是林彬的博士生導師“張老”,在目睹了秦美那“混世的陰謀與卑劣的詭計”之后,會在心里生出悲憫和寬恕。也正是因為這種恥感和罪感,使得他在獲悉林彬殺人時,引發了直接的救贖行為,希望能替林彬頂罪。他們的心靈告白,都帶有懺悔的意味。


有情的敘述


弋舟的小說,之所以有這么多關于“恥”與“罪”的表達,與他信仰基督教不無關系。有論者也早已指出,“弋舟的作品帶有明顯的基督教文化精神。但是,他絕不像有些作家那樣圖解教義,而是借助宗教文化把他對人生、人性的思索引向縱深。他對犯罪的反復書寫,深層里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對人性的不信任感和對生命原罪的深刻體認,而宗教文化還在某種程度上賦予他自覺的宿命意識和深沉的悲憫情懷。”(翟文鋮語)這是對弋舟小說非常有洞見的分析。我覺得有必要在此基礎上繼續闡發的是:為了讓“恥”和“罪”的意識更符合中國人的實際人生,為了能借此更好地勘探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弋舟往往會以“情”作為書寫的重心。


弋舟筆下的人物,很少一開口就談教義,也并非都有宗教信仰,可是他們對于親人、朋友和愛人,往往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他們被各種困境所包圍,經常有一種找不到出路的痛苦,讓他們覺得更不堪的是,身邊的很多親朋好友也在“幽暗的厄境”中。《跛足之年》中的馬領,能接受自己活得如此痛苦,卻一心讓自己的妹妹馬袖活得幸福。《錦瑟》中的“老張”,也是因為自己的外孫女殺了人,加倍地放大了自己所該承担的罪與罚。


除了親情,愛情也是弋舟小說中的人物所念茲在茲的。在《李選的踟躕》中,弋舟曾圍繞著“情”,“結合著‘愛’的圖景”,認為我們所生活的時代“是一個‘非誠勿擾’的時代,是一個電視相親秀盛行的時代,是一個男男女女可以大大方方在屏幕上以香車寶馬為資本來定義愛情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交換,空前地成為了愛情約定俗成的第一要義,理直氣壯,速成又速朽著一樁又一樁的愛情。”在這樣一個講究實利,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許多人難以再“葆有磊落的愛意”,也“不再具備契闊的深情”,李選和曾鋮也因此愛得踟躕,直到跌入絕境,才多了一份決絕。對于弋舟小說中的人物而言,正是因為有這無法割舍、難以忘懷的“情”,他們此生此世,才活得特別累,“恥”和“罪”的意識也才會一直在心頭盤旋。他們的體驗和遭遇,也許正好印證了一個說法:“無緣何生斯世,有情所累此生。”


這種以“情”為核心的書寫,顯然是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生有著深入了解才能做出的安排。按照李澤厚的觀點,中國文化的主體是一種樂感文化,缺乏對彼岸世界的信仰,著力于肯定此生此世的價值,以身心幸福地在這個世界中生活作為理想和目的。“情本體”又是樂感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說,我們最終是以“情”,以家國情、親情、友情、愛情等等作為人生的最終實在和根本。也只有經由“情”這一載體,經由這種對西方宗教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弋舟筆下那些人物的“恥”與“罪”,才真正令我們覺得痛徹,動容。借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固然活在絕望中,但也不乏微弱的希望;他們有卑微的一面,但是也不乏尊嚴;他們未必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但是也常常展示出一種令人欽佩的教養和舉止。他們都是有道德感的、莊重的人,弋舟的寫作,也是一種莊重的寫作。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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