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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的中國人是歷史上最低賤的中國人。”此言不虛
“當今的中國人是歷史上最低賤的中國人。”此言不虛
葵花寶典     阅读简体中文版

論國民之人格


在江蘇揚州監獄曾發生過一件事。一個獄卒無故毆打一個犯人,犯人偷偷對獄卒說,你平時管理我教育我,我當你在工作,但你無故打我,就不是工作而是你我的私事,我現在不敢還手,但總有一天你會付出代價。兩三年后犯人出獄, 又過了幾天,獄警的孩子被吊死在監獄的門口。
(有人稱揚州沒有監獄,揚州的確沒有監獄,但有個揚州看守所。至于這個例子是真是假,作者如何得知的,我沒有能力證偽,揚州本地的網友或能查明真相的請說下。另,關于揚州看守所監獄的新聞鏈接:http://www.yzcetc.com/Yzcetc/showinfo/showinfo.aspx?infoid=f45aae36-530f-468b-9bb3-929d2df6de01&siteid=1&categoryNum=001001)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在現實生活中就沒了; 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就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里跪著。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幾乎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結石嬰兒,那些校車事故、動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那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為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監獄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風起云涌的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他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在我們面前。而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個原因,那就是沒有邊界沒有規則,也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經常來香港,每次來我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志,重點是看那些時事政治觀察家對大陸未來的預測和分析。在我看來,這些預測和分析都忽略了一點,就是中國大陸居民長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今天,也必然會影響中國的未來。這些人格中的第一種我稱之為“麻木人格”。民眾被剝奪了大多數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點也常認為是政府恩賜的,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很少人會去思考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搶了,就餓了;被人打了,就忍著;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著;老婆被捉去流產,那就哭著。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打醬油,閉著嘴做俯臥撐,連死都是閉著嘴死,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

我們知道,如果你單獨面對的是一個流氓,你惹不起還能躲。但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對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對他人的殘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的同情心指數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女孩慘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無一肯施予援手。其實這十八個人不僅只代表他們這十八個人,更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度不善良的群體。他們可以怒斥身邊的乞丐,也可以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于自己的親人的困難也極少給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不幸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殺的時候,這種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

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畫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說“嘿,該是我的就是我的”,沒爭過來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說“早知沒什么用,你折騰什么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說“活該,讓你折騰。”

我們知道,大作家喬治?奧威爾曾經寫過一本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溫斯頓?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亞曾經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于草地上,等他們把該做的都做了之后,溫斯頓對茱利亞說,“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茱莉亞說,“完全明白”,溫斯頓接著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他媽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個人都腐敗透頂”,茱莉亞回答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我們可以把這個看做是中國大陸人格的晚期階段,到了這個階段,人們會對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懷疑,甚至痛恨。他們會對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極大地懷疑和仇恨。到了這個階段,他們就不再麻木,相反,變得極為憤怒, 而且還會極為暴戾,一點點小事都會引起他的萬丈怒火,然后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而更為殘忍的是,他報復的對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體。

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作比方,我說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過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吳媽,連吳媽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幼兒園的孩子。其實這并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的屠童案就是一個明證。

我講的第二種人格,可以稱之為“事實接受障礙”,因為長期的蒙蔽,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水平,人們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駁。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腐敗沒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館,有各地的游客排著隊絡繹不絕地排著隊去瞻仰膜拜他的遺體。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公共汽車、出租車、私家車中,有不少司機會把毛澤東的照片像神像一樣掛在車前,祈求他的保佑與庇護。

在兩個月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于“大饑荒”的辯論。辯論的發起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的社長林治波,他認為在中國1959年到1962年的那場大饑荒壓根就沒發生過。而就是這個惡意的編造,這場辯論持續了大概半個多月,最保守的估計,有幾萬人參與了這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你可以很驚訝于其中的觀點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認為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只是一小撮壞人別有用心地編造;還有些人會認為饑荒確實發生過,但是是在極短的時間和極小的范圍之內,絕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疑,有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萬人坑在哪里?有人會問,這么大的災難,為什么從來沒見報紙和電視報道過,有人會問,既然中國曾餓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國為什么還要實行計劃生育,另外有一些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請問你家里餓死了幾個,有人會實際證明,我的家鄉雖然也很貧窮,從來沒聽說過有人還被餓死的。這些質問的固然是很荒謬,但是最荒謬的還是最后一個問題,有人問,既然他們沒飯吃,為什么還不吃肉。

第三種人格可以稱之為“奴仆人格”。正如魯迅所言,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沒有那么多時代,只有兩個時代,就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終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現在的奴隸大多認為自己不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體,忠于國家忠于黨,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作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為被他們視為天敵。他們往往會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情都必須是跟愛國這兩個字發生關系才有意義:他們學習是為了國家,他們工作是為了國家,他們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他們保護視力也是為了國家,甚至連衣食住行跟性愛也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其實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和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有許多人都隨時準備捐軀。

在最近發生的釣魚島事件或黃巖島事件的領土爭端中,你會發現有那么多人會說“如果要去死的話,我愿意去死”。其實事情還沒那么嚴重,在正常的國家,民主自由和人權斗士不錯的詞,但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這樣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得乖張暴戾,成為所謂的“暴徒人格”。

在這些暴徒看來,世界上大多數的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任何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人,那就是恥辱,相反,如果一個中國男人找了一個外國女人而如果是外國妓女那就是最好,他們就認為這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只一次聽這些愛國憤青們描述他們的理想,說“發財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滿腔怒火全部發泄到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

這些人會公開鼓吹戰爭,會經常叫囔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會要打你”。甚至有人會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送原子彈,然后運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內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輸入幾個字“原子彈炸東京”,看看會出來多少結果,同上述的話語和表現中,你們很容易就聽到殘忍的意味。

在本質意義上,現在的這群愛國憤青跟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是一個團體,沒有本質的區別:他們同樣的盲目,也同樣的憤怒,有著殘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極不穩定。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這種傾向都應該被視為危險的事物,但是在中國大陸,政府長期縱容和玩弄他們的憤怒,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有幾個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這群人為主體,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如果條件時機成熟,這團火焰足以摧毀一切。

第四種我稱之為“委屈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這里,法律常常形同虛設,權力隨時都有可能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幾乎沒有什么界限。幾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言行。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其實不僅僅適用于官員,也適用于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慘淡經營當中,有許多部門和機構都會對它發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稅務、消防、治安、衛生防疫,任何一種權利都有可能讓它關門,任何一次代辦都有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的驅使之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利益當中,出現了大量的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拼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轉移財產,甚至是拼命地揮霍,感覺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諺語,“被大火燒掉的明天”。

這種不安全感還是本來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我們在這中國內地坐飛機,常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在飛機上,常常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飛機還沒有停穩,立即就有人站起來打開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開車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其他車輛不顧死活地擠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隊,就總是有人走捷徑,鉆孔當,破壞規則。

這種不安全同時也加劇了人際關系的緊張,人們之間很少會有彼此信任、徹底敞開心懷的情況,按常常的情況是,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在很多時候都是個神話,更多的情況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甚至是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人格其中有個人素質的原因,更多的還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性教育,黨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屬性,人。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担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國大陸,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么而吃苦,當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幾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這中間有無數的災難,也有無數的痛苦,糟蹋了無數人的青春,甚至是毀了無數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還有無數人在為他們所受的苦難辯護,在給那些吃苦的人辯護,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會見到這樣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與損害做辯護,找理由,甚至他們會為自己所受到的損害而歡呼和鼓掌。在大陸前幾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講得就是知青生活,這首歌曾經傳唱一時,很多人都會唱。

在中國大陸,“犧牲”也常常被作為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犧牲的本意其實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是在號召人們犧牲。公廁木桶的漏水了,怎么辦?把自己它撈起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里失散了,怎么辦?犧牲自己,去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謬。

我沒有找最近的圖片,這是一張過去的圖片,現在是和平年代呀,你號召別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處?這些并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未停止,它的遺毒也從未真正地肅清,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也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耳邊,它就在我們身邊。在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學的孔慶東教授學習。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三媽“文體,所以,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話說出來。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代中國大陸政府幾乎沒有停止要求人們去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落馬、東窗事發之前,都曾經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也就越厲害。其實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并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往往就是他的掠奪。一家公司,如果號召他的員工無私奉獻,其潛臺詞就是,你多吃點苦,多干點活,我少給你一點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號,召它的人民去無私奉獻,其實無異于赤裸裸地公開掠奪。

有人會問,難道一個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的是,一個社會固然需要那種甘于付出,見義勇為的行為, 但同時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這兩者有先后關系,即限定契約后談奉獻,無契約怎么奉獻,無自由也不奉獻。

在報紙上、電視上,我們也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有人住上了早就該住上的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就該領到的救濟金、撫恤金,于是就眼含熱淚說“感謝政府”。我們沒有理由去批評說這些話的人,我們只應該去譴責那些坦然無愧去接受這些感謝的話的人。你的納稅人活得這樣艱難,你的納稅人活得連飯都吃不上,你還有什么臉接受他們的感謝?

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么偉大的光榮的永不犯錯的組織,他的權力應該是我們分給他的,他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就相當于我們的保安員或者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干凈,我們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師那樣含著熱淚感謝他們嗎?那不是他們應該做的嗎?我不是要歧視清潔工,但還是想說,如果有一個清潔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地去愛他,你就應該這么說,“我可以罵臟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應該這么說,“什么愛不愛的,先把地掃干凈再說”。

關于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馬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 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餓,而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餓。我們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荷包里掏出來的,所以要時刻查他們的賬。如果清潔工買一把掃把要花幾萬塊,那就應該說他是貪污,如果清潔工,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表,用你的錢,那就應該說他是腐敗,如果有清潔工, 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幾萬塊一瓶的茅臺,抽幾百元的香煙,那其實我們每個納稅人都應該這樣去想,換做是你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有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要依靠民間力量,而只有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大陸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事實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勞,或者說是他放棄管制的功勞。三十年代的歷史證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領域,都表現出勃勃的生機。比如說家電行業,放棄了對家電的管制之后,在幾年之內,中國的家電行業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幾乎還取得了優勢。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多都一派死氣沉沉。

我們可以想一想,為什么中國的電影這么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么中國的電視劇這么難看?因為電視劇管制;為什么當代中國少有文學上的杰作?因為文化管制,文化審查。我們還可以問,為什么當代中國的足球,尤其是男足這么臭?原因很簡單,因為有一個足協。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往往會聽取批評意見, 即使不情愿,也會強迫自己做出謙虛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往往會只喜歡歌功頌德,甚至有時候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種政府的統治之下,負面新聞往往都會被屏蔽、遮掩。

事實上,我覺得負面新聞本身就有問題,把那些壞事說出來,這本身就并不是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行為,糟糕的結果報道出來,只會讓人們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爭相效仿。

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學到什么有用知識,而“小悅悅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因為的。在這里,我要說,真正的愛國者,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困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與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創傷和疤痕,要愛那些苦難的日子、悲慘的日子,以及苦難和悲慘的日子。

剛才提到的喬治?奧威爾,還曾經參加過1938年的西班牙戰爭。他在戰場上担任狙擊手,有一天早上,他端著槍,在自己的陣營里,從敵方戰壕里走出一個士兵,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小便,奧威爾本來可以一槍將他射殺,但他猶豫了很久還是放棄了。事后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么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你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摳著扳機?”這就是奧威爾很有名的反問,這也是我認為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

在這里,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們負有職責, 但是還是能偶爾想起奧威爾這個反問,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也會有所要求,但是還是請你珍惜,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正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良心、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嫉恨于你。你所做的不過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懷中。

在江蘇揚州監獄曾經有過一處真實的慘劇。有一個獄卒無辜地毆打某一個犯人,犯人們覺得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但這位犯人卻有著不一樣的性格,他偷偷對這個獄卒說,你平時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當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當你是為了國家,但現在你無緣無故地打我,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間的私事,我現在不敢還手,但是你記住,總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大約兩三年之后,這個犯人出獄了, 又過了幾天,那個獄警的孩子,被吊死在這個監獄的門口。我也同樣痛恨這樣的暴戾,但是這樣來說,每位體制中人,為體制工作的人,都應該在其中吸取教訓。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一個猛獸橫行的世界, 即使你權傾一時,也不會擁有絕對的長久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被攔截的就是自己。現在我們知道,在那些被攔截的上訪者中, 不僅有貧民,也有官員,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還有很高級的官員,有的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曰:如秋水長天。

在我想來,所謂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現代公民;而慈悲和清涼,指的就是我們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會問,良心多少錢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說這些東西,真的沒什么用,但它卻是我們人之為人的根本意義,也是我們區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在很多時候都會顯得不夠精明。

但越是狂熱的年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尊嚴和體面。我們活在一個騰圖遮天的時代,政治很臟,經濟很臟,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該如秋水長天,但長期放在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臟,而且還是極為脆弱。

在中國大陸,我們去郵寄易碎物品的時候,服務人員會在外面印一個紅色的紅杯子印記。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這樣一只“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他如此珍貴,卻有如此脆弱,應該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凈。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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