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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劍濤:向左與向右——中國政治的價值選擇
任劍濤:向左與向右——中國政治的價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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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二十一世紀》2014年12月號

左”與“右”,是一個比較陳舊的政治學命題。對今日中國來講,這個陳舊的命題,已經被技術化的改革嚴重模糊化了。然而,對一個不曾完成政體選擇的國家而言,或者說對一個國家所無法回避的政治價值選擇來講,這個問題還有其不可以輕忽的意義。

現代意識形態史就是由左、中、右三派書寫的歷史。不過,當代意識形態的圖景顯得相當復雜。“中右”、“中左”已經成為極右、極左兩個極端之間的溫和化意識形態,并且構成民主政體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語境中的“左”,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意義上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以及中國的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毛左”);而中國的“右”,則基本上是指現代憲政民主的政治理念與制度安排。總的說來,在中國,中左與極左共享著“左派” 稱號,中右和極右共享著“右派”之名。

當今國際社會的政治氛圍,出現普遍的左轉傾向。從政治觀念上看,左翼意識形態以各種面目的反資本主義和不同版本的社會主義贏得不俗的反響。左派政黨登上國家權力的舞臺,推行左傾色彩鮮明的政策,甚至在政治制度上,也以反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聲稱建構平等的社會主義而引人注目。在生活模式上,左翼提倡一種反對權貴、傾向平民的態度,以同情弱者、改善民生為日常生活圖景,因而吸引社會公眾的關注。在全球左翼崛起之際,左轉的國際社會氛圍會對中國的政治氛圍發揮什么影響?

在中國,由于“不爭論”政策所推進的中性化改革很難超前行進,左派明確秉持一種意識形態清算的立場,因此左轉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社會政治事實。國際社會的政治氛圍與中國的政治決斷,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一般而言,人們將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劃為右轉的國家。這是因為中國明顯地以左派反感的市場經濟為改革導向,而且形成了貧富嚴重不均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形態。但是,執政黨的性質,注定了中國至少在國家形式結構上的左傾特質。而且,正是基于這樣的特質,也塑造出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寧左勿右”的精神氛圍。假如執政黨還在銳意推進改革,左右間的平衡關系還能巧妙得到維護,國家就不會以意識形態的左傾或右傾來呈現它的政治基本傾向。可是,一旦發展受阻,能夠成功拒斥意識形態之爭的“不爭論”政策,就很難讓社會真正安定下來。即便國家權力強力控制爭論各方,意識形態爭論還是會展開,而且會非常激烈。左派在這個時候總是會利用政黨國家的權力便利,扼制國家權力的左傾咽喉,將整個國家帶向左的方向,并且掀動社會意識領域的左傾競賽,將整個社會迅速帶向一個左轉的境地。我們起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描述和分析中國社會整體上的左轉:其一,中國社會氛圍的左轉;其二,中國思想界的整體左傾。

一 向左轉的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氛圍向左轉,是經濟升級換代困境促成的局面。在2008年以前,中國的發展由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派意識形態開道,將左右雙方約束在體制內,從而為市場經濟的推進提供了較為寬松的輿論環境。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模模糊糊的改革派意識形態不再能發揮引導作用。一方面,執政黨本身陷入了執政的膠著狀態,“四大考驗”(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與“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1]的同時浮現,使執政黨自身的內部整合變得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社會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對峙性解答所形成的不同政治主張,斷然分割成左右對立的不同社會思潮。

這樣的局面,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必然要遭遇的。原因很簡單,一個國家的發展主題從治窮演進到追求公平的時候,通常會遭遇發展困境。這種困境就是人們熟知的“轉型陷阱”。孫立平指出:“轉型陷阱最大的危險就是對新舊體制的這種組裝,以及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左右為難』,甚至為了解決弊端而實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組裝』的命運。”[2]正是由于“轉型陷阱”的出現,社會分裂、改革停滯、前途不明、爭論蜂起,才成為人們普遍感知的社會現實。一個左右為難、左右不是的改革處境,自然就會將一個具有共識的社會撕裂,變成斷裂開來的社會[3]。此時,所謂自由主義的效率追求與左翼激進主義的平等愿望之間,變得似乎更難協調。

由于分配正義歷來是左派極力張揚的話題,因此,在分配正義所包含的復雜含義未被公眾認知的情況下,人們很自然地不會關注起點平等、過程平等、機會平等,而僅僅去關注結果平等。一個對結果不平等嚴重不滿的社會,讓左派煽動家有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只要左派將貧富嚴重分化的驚人事實端上桌面,就足以具有煽動性。對此,道德主義要求顯得軟弱無力。國家領導人和官方宣傳機器試圖以道德情感打動社會,但權勢集團卻憑借對壟斷性資源的占有掠奪民眾的財富,這是一個多么鮮明的對比。

這種對比,足以催生整個社會的民粹主義思潮。這一催生過程,有來自正反兩個方面的動力。正的推動,是指人們對分配不公的譴責與對底層問題關注的高昂熱情,左派的“三農研究”是強大的推手。在權勢集團占據壟斷性資源的情形下,人們仇富、仇官的心理,本就在吞噬著殘缺不全的政治理性。一旦左派將這種不滿激發為亢奮不已的社會情緒的時候,它就會成為公眾發泄不滿的泄地水銀,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加之中國千百年來平均主義的道義原則主宰了民族的政治思維,同情弱者的道義傳統又主導了人們搶占道德高位的倫理神經,因此,當左派刻意激發公眾對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緒時,不僅社會很難設置預防嚴重分裂的堤壩,而且以公共利益名義侵害個人權益的做法會不可遏制地泛濫開來。至于反的推動,是指中國社會對民眾的輕蔑,以及在對民眾利益關懷不夠的情況下,導致民眾對自身力量的高看,從而對非理性的基層反抗運動產生誘導作用。

社會氛圍的左轉,不僅表現為左派的刻意渲染,而且還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造成的左傾回流。在當今中國,國家權力不由分說地拒斥立憲民主政治,同時致力于啟動中國傳統文化應對政治改革的停滯難題。千百年來中國沒有民主治理國家的經驗,在國家與社會二元化的古典時代,基層尋求的是自然秩序的和諧,高層追求的是絕對世襲的權力。皇權專制是一個制度事實,“打天下者坐天下”是權力的基本邏輯。不問權力來源的治道壓倒了追問權力來源的政道,結果完全發展不出民主政治。這樣的權力邏輯一直綿延下來,迄今未改。而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又恰恰是由國家帶動的發展,這又給國家壟斷性控制資源提供了理由。國家權力集權運作的體制,似乎就此獲得正當化的充分理由。

其實,中國的改革還需要向縱深處推進。在一個對專屬財產權利缺乏法律健全保障的國家,由國家絕對主導的經濟發展,一定會碰上產權不清晰對經濟持續發展的阻礙。國有壟斷企業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嚴重妨礙,已經是一個公認的事實。而國家對公民個人產權的隨意褫奪,對公民和國家長期致力的財產積累,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在經濟活動的激勵機制缺損的情況下冀望經濟的長期發展,無異于緣木求魚。1990年代以來持續的“國進民退”,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富裕的人群“用腳投票”,移民他方,則很好地顯示了人們對中國現存體制的棄取態度。國家權力當局今天還在津津樂道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推進超大型項目的“舉國體制”,這本身就是體制弊端難以克治的表現。

中國的國家權力當局之所以拒斥深度改革,固守體制現實,不僅是對國內局勢缺乏把握所導致,也是對國際壓力的左傾響應。今天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與1980年代啟動改革開放時期已經迥然有別。以往在中國致力治窮的情況下,西方發達國家和鄰國都樂觀其成,希望中國做到自給自足。但當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西方發達國家面臨一個強有力的市場競爭對手,自然需要采取既提防又合作的態度,鄰國對中國崛起的警惕就更是不在話下。國際壓力的驟然增長,使不太符合國際社會通行體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面臨巨大的壓力。如何維持自身體制不變,同時拓展國際空間,已經成為中國下一步發展的絕頂重要的課題。這使得國家權力當局很容易回到固化當下權力體制,拒斥融入國際社會的體制改革。左傾的政治傾向,就此塑就。

在國際政治中,一切左傾政治力量還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他們的假想敵都是美國。美國是一個公開張揚自己國家利益的國度,但這并不是左派仇視美國的原因。美國之所以被左派仇視,是因為美國被他們想象為國際社會右派勢力的總保護傘。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是一切旨在顛覆左派國家政權者的總后臺。對今天的中國來說,美國已經從曾經的國家典范,墮化為祛魅的對象,成為國家權力致力消解的顛覆性力量。

直白地講,中美雙方外交、軍事利益的沖突,都不是根本的沖突;雙方對對方所奉行的政治體制的疑懼,才是沖突與對立的根源。雙方的政治體制都有令對方覺得具顛覆性的傾向,也都有令對方不太放心的體制擴張力,而不管哪一種體制釋放出能量,都自然對對方具有顛覆性。中國是當今世界左翼政治的代表國家,尤其是以國家資本主義直接推動經濟發展的模式,與美國幾乎是由市場力量推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直接的對抗性。這種對抗性,上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的歷史,下啟究竟由誰主導世界的未來政治局面。因此,沖突必不可免。而當下中國處在弱者的守勢,美國處在強者的攻勢,中國對自己左翼政治體制的堅定維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國東聯俄羅斯、南連拉美,制衡美國,構成世界左右翼政治對壘的新局面。而美國重返亞洲,牽制中國,也就成為其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政策。這從內外兩個方向上塑就了中國的左傾政治風格。

二 向左轉的中國思想界

與中國社會和政治氛圍的明顯左轉相伴隨,中國思想界出現的左傾現象同樣引人矚目。當代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網絡時代。網絡左派的力量聚集,是中國日常政治左轉的一個顯著標志。當人們宣稱今天中國社會有一個與官方思想界不同的民間思想界之時,民間左派的匯集之地“烏有之鄉”網站就不可不提。“烏有之鄉”是中國的一個極左網站,表達內容和方式屬于典型的文革思維、文革語言、文革表達、文革做派以及文革靈魂[4]。人們有理由佩服“烏有之鄉”的作者與讀者,他們對現實有著一種堅忍不拔的指責與批評。在某種意義上,在一個合宜的政治體制之下,極左思維有其存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對于一個健全的現代社會而言,左翼的批判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精神健康力量。不過,作為中國左轉的標本,“烏有之鄉”主張在經濟上重新恢復國有計劃經濟,在政治上恢復政黨一元化領導的體制,在文化上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正統路線。他們拒斥1978年以來所謂中共的“修正主義”路線,堅持1978年之前正統的毛澤東思想。“烏有之鄉”這類左派主張,扼制住了政黨國家意識形態的咽喉,使政黨國家沒有反抗能力。這也是中國左轉容易、改革很難的原因:左傾力量與國家體制是同構的。

此外,學術界的“極左派”與“新左派”已經混合為一體。以“第二次思想解放”命名的“新左派”學術探究,其實就是要對中共主導的改革開放進行清算,以走出所謂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迷思為鵠的。他們的思想資源,當然是國際學術界的左傾思想。誠如其中一位較早表達這類理念的學者崔之元所坦陳的,“二十一世紀,是需要新思想的世紀。冷戰時代的舊的概念范疇,已經不能滿足中國和世界的需要。時代呼喚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中國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一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我們可以從『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和『批判法學』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啟發;然后,以中國深厚的土壤為基礎,將中國已經出現的一些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萌芽培育、壯大起來。”[5]這樣的主張,形式上看上去并無不妥。但當這樣的學術見解透過大詞(grandnarratives)呈現其政策走向的時候,真實意味就凸現出來:那就是要拒斥發達國家已經刻畫出來的完整現代化藍圖,而另辟蹊徑,闖出一條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不過就是他們所心儀的文革做派與當下公平要求的奇怪結合體。這樣的結合體,首先是顛覆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模式的典范意義,其次則力圖樹立起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范本。就前者講,他們對美國的批判堪稱開路嘗試;就后者論,他們對“重慶模式”的推崇可謂透入現實的努力。

誠如前述,美國是一個毫不掩飾地為國家利益張目的國家,這本身無可厚非。在一個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界定的世界體系中,民族國家是國際政治的行為主體[6]。國際政治當然是要追求秩序的,民族國家之間的討價還價,是形成這一秩序的前提條件。美國是這一世界體系中的一員,當然要追求本身的國家利益。但這樣一個超級大國,也被別的國家作為效仿對象。它之所以值得模仿,不僅是因為它在物質力量上的無可匹敵,更是因為它在價值世界方面值得追求。不過,一旦一個國家發愿這么做,被想象的世界超級大國就必須具有這樣的國家特質;否則,發愿模仿超級大國的國家中人,就會陷入失望之中,反而對自己試圖效仿的超級大國加以不留情面的攻擊。中國的新左派和后來的極左派,就是這么對待他們心儀的美國楷模的。本來他們對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心懷敬畏,但結果卻發現這個國家的實際狀態似乎與他們的想象相差太遠,于是便不遺余力以“祛魅”的名義對之進行顛覆。這是左派貌似理性實則情緒化的思維的典型寫照。

有論者指出[7]:

不錯,許多由西方學者提出的理論的確對我們認識中國與世界具有啟發意義。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看似精巧、新潮的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模型往往帶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和不可避免的盲點。由于這些偏見和盲點的存在,這些理論模型很可能變成了束縛研究者手腳的緊身衣和遮蔽他們視野的有色鏡。雖然我們中國政治學者生于本土,對本土有深情的關懷和切身的了解,西方政治學潛移默化的影響之大,恐怕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如果不進行有意識的反省,我們往往會不自覺地以西方政治學之“是”為是,以西方政治學之“非”為非。什么叫文化霸權?讓人在渾然不覺中變成附庸便是文化霸權法力的證據。愿意向西方學習是好的,但是一味盲目接受西方的理論卻可能窒息自己的創造潛力。

這段話說得很有道理,但將這種旨在“祛魅”的話語放置到論者祛魅之后確立的“創造性”話語中來看,恐怕就不得不為他設置的左傾知識立場感嘆一番。論者對文革中造反群眾行為屬于理性選擇的斷言、中國式民主就是實質民主的論定、公民社會屬于新自由主義神話的說辭,已經夠震撼人心了[8]。他將剛剛草創的重慶平均主義模式稱之為“社會主義3.0版本”,并強調“重慶正在實踐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各個階段的發展中都具有連續性”[9],這就一下子呈現了論者對西方祛魅的現實政治意圖——那不過是為了實現論者自己正當化中國政治左轉的意圖而進行的一種前期性清場而已,而且這種正當化已經到了一個不顧政策周期,盲目將某種政策意圖作為政策結果對待的反學理地步了。對此,我們只能在價值絕對先行而不顧其余的角度予以善意理解。

左派表達自己的政治基本理念時,必然借助政治領袖人物,表達個人崇拜的政治基因。左派學者的重慶聚集,不僅僅是奉命而行、奉命寫作,而且凸顯了他們對權勢的依附。有論者指出:“左派的思想資源在重慶匯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極大聲勢,這在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地方發展和思想界,均是極其罕見的現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學術的新左,首次在重慶的旗幟下匯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擋之勢。”[10]據此,“反美”和“崇毛” 這兩個左派文化基因混成一個明確觀念:在毛澤東式的建國方案中落定自己的國家理念。誠如論者所言[11]:

百年共和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兩個明顯的內傷,一個是身體上的,一個是精神上的。身體上的內傷是,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因真假共和之爭陷入分裂迄今還沒有統一。誰在阻擾中國的統一?美國!美國阻擾中國統一依持的是什么理念?不過是讓西澤的“分而治之”披上了普世觀念的外衣。精神上的內傷則來自毛澤東為了讓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占據黑格爾的世界歷史哲學的最后階段,以至于如今知識人對這位國父的評價極為分裂,要么恨得不行,要么愛得不行——“文革”的精神遺產是激進啟蒙觀念導致的中國人的精神內戰。哪個民族國家的國父會是這樣的呢?想到這點,我心里就難受。

基于這樣的判斷,“國父論”順勢出臺:沒有毛澤東這個讓孫中山差了十萬八千里的共和建國之父,中國的共和建國似乎就絕無希望。但問題在于,中國的共和建國至今并未竟功。這種登頂左派政治頌詞之巔的“國父論”,實在與中國的現代建國狀況相去甚遠,何止十萬八千里。它不過象征著左派言說者為自己留下的驚人言論尺度而已。

三 左右之間:價值選擇、事實認知與問題導向

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左轉的國際氛圍和左轉的社會情景之中,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導致這一局面的原因是復雜的,但經由前面的分析,人們可以知曉,引發中國偏離改革開放軌道的明顯左轉,是中國缺乏改革愿景、埋首經濟發展的功利化取向必然的結果。從中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現象來看,“摸著石頭過河”的試探性改革,一定會導致兩種與這一愿望悖反的狀態:一是“只摸石頭不過河”的眼前功利取向,二是“摸到石頭不過河” 的權力自保心態。這兩種狀況都屬于前述“轉型陷阱”的表現。

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處境,早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種評價認為改革開放早就在1980年代后期中斷、夭折。這種評價,是從改革的結構性推進而言的。確實,近二十余年,中國的改革已經從結構化改革大步后退,很少見到1980年代那樣大開大合的重大改革手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查漏補缺、小步慢跑,是1990年代以來以改革命名的政策調適留給人們的印象。就“改革早已停滯、終結或夭折論”,吳國光曾從八個方面給出理據:(1)意識形態陷入自我維護的狀態;(2)對文革的反思發生歷史回流;(3)一切以穩定為導向且犧牲改革的政治定位;(4)經濟領域的體制改革已然淡出;(5)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走進死胡同;(6)對外開放價值大打折扣;(7)改革的正當性已經喪失;(8)改革的戰略圖謀已經退場[12]。這樣的總結歸納,自然是仁智各見的,但中國的改革開放,從1990年代始確實氣勢漸衰,很難作為執政黨聚集統治合法性資源的強有力手段了。其中,左派勢力重回中國社會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場所,正是改革終結的一個顯著標志。

另一種評價認為中國改革不是停滯,而是步入“深水區”,因此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局面中,必須首先坐實改革的頂層設計,才能往下推進改革。這些論者指出,此前中國的改革啃的都是軟骨頭,即將展開的改革必須啃的都是硬骨頭。因此,進展緩慢,情有可原;收效低微,實屬正常。李佐君為此列出了中國改革將要啃的幾塊硬骨頭:(1)損害部分人既得利益的政府體制改革;(2)落實民權限制官權的憲政改革;(3)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改革;(4)壟斷行業改革;(5)資源產權和價格改革。但恰恰在中國改革步入深水區的時候,改革的動力減弱了,改革的阻力增大了,改革的復雜性加大了,改革的不確定性增加了[13]。論者沒有言明改革阻力,但很顯然,權力的自辯與新、老左派的合謀,是改革難以涉入深水區最重要的原因。

曾經對改革開放發揮巨大作用的“思想解放”,早就有偃旗息鼓之勢。近年來,阻止思想解放的權力與左派思潮的力量已經合流。左派曾經的可愛之處在于,他們總是對現實持一種極端憤懣的態度,總是將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總是有一種自己是底層群眾代表的道德高尚感,總是認定必須借助革命的手段才能徹底改變令人難以忍受的現實。但這種可愛切入現實之中,常常就走樣為對實際生活的強制性階級分析,以怨恨心態觀察一切,以救世主的心境看待社會下層,以無條件反對資本主義、贊同社會主義矯正現實。他們中的極左部分,一直以一種不斷革命的毛澤東文革式思維看待中國問題,不愿意對革命遺產進行清理,更不用說以超越革命的方式繼承革命旨在追求自由、平等的現代精髓。固步自封、權貴思維,構成了老左派的基本思想品格。

左派中的學界群體,以西方新左派的辭藻將自己裝點起來,以突破西方現代價值理念與制度的魅惑為自己的學術標示,以肯定中國社會主義的獨特創新性為自己的論述要領,從而將其左派的政治主張與保守的權貴立場混合起來,“論證”老左派試圖正當化而不得的斯大林式、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方案的正當性,認定那才是中國的未來,才是中國的希望;而匯入現代主流的價值和制度,則成為斷送中國前程的異端主張。

新、老左派一旦匯流,便成為一種誓死抱住革命遺產不放、拒斥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以對洶涌群情的助長呈現自己堅定捍衛民權的左派風格。其實,新、老左派大都以此作為自己維護既定國家權力體系的巧妙方式,既拒斥執政黨進行的現代導向的改革,又堵塞人民主權真正坐實的通道。這其實是一種拒斥革命性改革以消弭矛盾、引發新一波激進革命的失責之想。

對今天的中國來講,左右對峙的價值局面,都可能引發劇烈的社會震蕩,導致浩大的社會革命,并在革命中將左、右的偏執主張融合為一。分析起來,“左”的革命是一種將中國重新推向持續的社會動蕩的主張。這樣的革命偏執,表面上顯得非常正確,尤其扼制住了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咽喉,因而具有一種勢不可擋的政治正確的力量。但這確實是一種足以將中國執掌國家權力的政黨組織推到風口浪尖的危險主張。由于執政黨對這一傾向的警覺性較低,容易引為同調,因此左的革命對人心與社會政治秩序的危害之大,不容易為人所察覺;即便察覺,本屬左翼的執政黨也處在反抗無力的尷尬境地。因為以改革矯正極左政策的執政黨取向,總是被極左的反改革所占居的左傾高位所統攝。從極左一端發出的聲音,其所具有的左翼正當性資源,遠遠比傾向改革的社會主義左派,要聲震屋瓦、富有氣勢得多。以極左制中左,乃是左翼政治史上從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右”的革命則是一種英雄式的改弦更張,是對既定結構進行全幅調整,斷然推陳出新的革命形式。說右的革命是一場“革命”,其實有些牽強,因為其結果跟左的激進革命沒有什么兩樣。右翼革命的國家建構,還是很難落定到現代國家立憲民主的平臺上。在一個國家的法治化導向的改革很難推進的時候,右的權威主義革命理念,很容易被人以高企的希望隆重推出。近期還魂的新權威主義,可以被視為右的革命呼吁的典型理念。蕭功秦認為,近期中國已經呈現了“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這樣的新權威主義,是一種導向現代建國目標的權威主義,是正式到來的新權威主義的黃金時代之標志[14]:

通俗地說,新權威主義者就是鐵腕改革派。他既反對左的保守勢力,也反對右的西化自由派勢力,新權威主義主張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用鐵腕進行漸進市場經濟改革,最終實現市場經濟現代化與向民主政治軟著陸。凡是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具有“延時功能”,也就是說,在保持穩定的一定時間內,為改革爭取時間,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只有通過解決矛盾,才能使連鎖性的社會爆炸才會逐漸被消解。當新權威主義下的社會經濟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中等收入階層逐漸增加,深層次社會矛盾漸次解決,極端主義與革命思潮就失去了社會基礎,薄殼效應就可以避免。到水到渠成時,那時中國的民主化的時代就會到來了。

新權威主義對中國陷入革命窘境的高度警惕性,成為它與左派吁求革命的主張在形式上最鮮明的區別。它旨在化解革命,但這種寄希望于國家當權人物的權威主義思路,本身就是一種它所反對的極右激進主義主張。在某種意義上講,今天中國反左防右的聚焦點,就是化解革命。右派指望新權威登高而招,落定現代國家體制,走的是英雄一人革命的路徑。相對于左派的群眾革命運動而言,自然是一種代價較小的革命形式。不過,它與左派的革命吁求相比較而言,致力化解革命成為它的標志性旗幟。

確實,化解革命,成為中國還可以言說改革的前提條件。在全球范圍的左轉趨勢中,告別革命,已經成為革命時代未曾清晰畫出界限的中左與極左在和平時代的分水嶺。在1950年代,隨著發達國家中的左派對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拒斥,中左以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形式,從極左陣營中分化出來,成為左派政治最具有號召力的組織形式。這樣的社會主義形式,不再以腥風血雨的暴力革命為先導,而以議會斗爭爭取執政機會;不再以公民起碼的物化生存權利為革命目的,而以福利社會的建構為追求;不再以對抗政治為政治參與的特殊形式,而以政治合作為社會參與的目的寄托。這樣的左派政治立場,相對于列寧—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而言,更為重視的是限制市場的囂張跋扈,推崇政府的公平調節。他們所期待的是,不為資本主義的牟利吁求所主宰,而為公正公平的生活而努力。他們也存在下層情結,但已經放棄了以暴力革命的手段解放下層群眾的道德傲慢,轉而致力尋求一種憲政體制內的矯正力量,來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因此,極左的暴力革命,演進到中左的“同意的革命”——即“通過同意實行有秩序統治”[15]。正如拉斯基(Harold J. Laski)所說:“假使我們希望來一次同意的革命,那么現在就是采取行動的大好時機。革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重新開辟日益增長的福利的前景;因此就要設法維護我們文明社會里的那些民主過程,并且用這些過程所包含的價值來與我們的敵人企圖強加于人的新秩序對抗。”[16]

相對于流行于中國現代社會的“暴力革命”觀念而言,“同意的革命”乃是一種反對革命的主張,但確實是一種矯正偏執的暴力革命的貼近性主張。無疑,對于一個崇尚革命的政黨及其理論主張而言,斷然告別革命話語是十分艱難的。這是所謂“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支持的斷言。革命黨走出革命的最好出路,就是貼近革命話語以消解革命危機。這樣不僅坐實了它早先掀動革命以實現公平、正義的革命目的,又讓其走出崇尚暴力、完全無法實現掀動革命的目的之尷尬。

就當下的針對性來講,對執政黨而言,化解革命需要首先化解自己對革命的偏執情緒。一個革命黨如何演進為一個執政黨,是其必須處理的重大政治主題。最好的出路,當然不是跳到自己的對立面,直接坐實反革命的立憲自發秩序;而是以“同意的革命”作為觀念先導,消解暴力革命的潛在危機,從極左轉向中左,在左派光譜中確定自己的政治位置,從而上有階梯、下有臺階,以一種類似英國“光榮革命”的方式,一方面兌現早先革命承諾的人民當家作主目標,另一方面為自己掌握可能是長期性、也可能是周期性的執政權奠定基礎。這需要鄧小平所說的“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精神。

扭轉執政黨長期偏執的革命價值理念,將斯大林主義的僵化社會主義模式送進歷史博物館,引入適應現代后革命狀態注定的民主社會主義理念,可能是中國告別極左,坐實中左,從而贏得廣泛的治理國家認同的出路之一。民主社會主義究竟是不是中國曾經的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的替代性、解套性的思路,曾經引發中國思想界的廣泛爭論。主張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斯大林主義解套的學者如謝韜認為,只有為社會主義楔入民主要素,社會主義才有出路[17]: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份,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沖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這些論者強調“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8]。這自然激起了以旺盛斗志捍衛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左派人士的憤慨。他們以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的論述、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論斷,作為反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據[19]。

告別革命的思維有其正當性,因此它成為中國思想界為中國政治僵局解困的趨同性思路。早在1990年代,李澤厚等人就以“告別革命”來申述二十世紀中國出路的看法。他們指出,革命那樣的風云激蕩、電閃雷鳴,解決不了它承諾解決的問題。相反,改良倒是可以實現這樣的目的:“革命可說是一種能量消耗,而改良則是一種能量積累,積少成多,積小成大。看來似慢,其實更快。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解決,就是積累。”[20]可惜的是,這種有利于執政黨長久執政、更有利于國家落定在穩定的秩序平臺上的主張,一開始就被傾向于既成權力的人們所斷然拒絕[21]。

在吁求改良的開明聲音受到推崇革命的保守主張明顯抑制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以一種更為柔性的說法,來激發執政集團內部的睿識之士認識清楚中國的現實處境,于是,“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命題順勢而出,引起社會的廣泛反響[22]:

中國今天已經具有了這樣的“流血革命”的形勢嗎?的確可以慶幸還不像是全面具備。但也已經出現了一些危機的征兆:例如社會對權力腐敗的憤怒、乃至對官員和富人的仇視;政府的公信力出現危機;利益分配的結構已經相當固化,社會兩極分化,垂直流動的正常渠道越來越被阻塞;新媒體帶來的廣泛信息使人們對政治的期望值普遍提升,甚至包括統治者自己也覺得不能完全照原樣一樣統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又政治改革幾乎趨于停擺,政治理性在有些地方有所倒退;社會和知識界在政治改革的方向和主導價值觀上也陷入分裂,社會上出現一種戾氣,人們越來越不耐煩和不安,一部分人的生活還相當艱難,還有一部分人遇到不公卻無處申訴和處理等等。如果這些危機因素不斷累積起來而不能以改革來緩解,再加上那〔哪〕一天突然經濟發展也開始停滯、甚至爆發全面的金融危機、或者還加上出現天災和外患,就有可能猝不及防地產生如上所述的“革命”。

改革的遲滯甚至是停頓,已經有效醞釀了革命的種子;而且,這樣的革命不是秉持一種追求公平、正義理念的現代政治革命,即便這種革命,也已經給人類造成了難以平復的創傷。蘊蓄著爭勝中國改革力量的革命,乃是一種發泄不滿情緒的暴力宣泄行動,缺乏現代價值引導,也沒有制度重建理念,甚至完全缺少追求滿意生活的最低革命要求。如果中國的改革戰勝不了這樣的革命,這場革命將是人類歷史空前的暴力發泄災難。就此而言,凸顯化解革命的優先性,應當成為左轉氛圍中論道中國出路的共識。

以對改革的有效籌劃,凸顯化解革命的優先性,需要強調幾個基本結論:第一,對不斷革命的惡性循環,必須有一個嚴肅的認知;對當下中國革命的危險性累積,一定要有所警覺;一定要拒斥左派人士關于“如果中國今天不回到毛澤東那種時代,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趨勢性斷定。第二,要強調解決中國問題之道,就是進行深度改革。一方面,有效限制政黨與國家權力的胡作非為,真正將政黨與國家權力限定在法律之下,以分權制衡的體制,將權力體系嚴格地約束起來;另一方面,以有效改革化解個體與國家關系的緊張、個體與社會關系的緊張、民族與民族關系的緊張、民族與國家關系的緊張,明確確立憲政愛國主義的國家整合方式;再一方面,以有效改革化解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對峙,坐實社會自治,扶持公民組織,以國家與社會的健康互動,讓權利主體之間展開理性博弈。第三,強調人民同意基礎上的政治穩定,拒斥以高昂的“維穩”經費強制維持穩定的國家運行方式,真正落實平民共和原則,以此維護國家認同。

在今天眾說紛紜的價值論說當中,穩住現代價值的基本立場,確立現代價值對國家發展的理性引導,拒斥極左價值誘惑,化解左傾革命風險,已經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怎樣從眾說紛紜的左傾價值世界突圍,克制住從晚清以來到今天國家發展的左傾定勢,已然是涉及國家前途與命運的重大決斷。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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