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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最愛讀方術   李零
什么人最愛讀方術 李零
中華書局1912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什么人最愛讀方術

= 李零 =





我寫過十本書(不算與人合作的書),《中國方術考》和《中國方術續考》是我的兩本代表作。我不夸張地說,用考古材料填補空白,系統總結中國早期的方術知識(主要是戰國秦漢的方術知識,或道教、佛教以前的方術知識),這是第一部。


前兩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當客座教授,湊巧,李澤厚先生也在那里,他很重視我的研究,問我下一步有何打算。他希望我能擴大戰果,最好是三考、四考,不斷寫下去。我很感謝他的鼓勵,但自己的想法卻是趕緊收攤。因為,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就方術談方術(自有他人,何必是我),而是另開局面,把它后面的東西,更高層次的東西,再發掘一下。


我很感謝中華書局,他們愿意給我出新版。借這個機會,我想在前面講幾句話,跟讀者交流一下,讓他們知道,我說的另開局面是什么意思。

我想說一下方術的讀者,即什么人最愛讀方術。然后,就這個話題,說說我為什么要研究方術。


方術,于《漢志》六類,本來是屬于它的后三類。它的前三類是六藝、諸子、詩賦,屬于人文,后三類是兵書、數術、方技,屬于技術。方術就是數術、方技的統稱。技術在當時還是學術之半,有一定地位。但漢以后,隋以來,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數術、方技只是子部底下的一個小分支,地位就不行了。讀者,除了專門干這行,在司天監和太醫院中供職的所謂“疇人”者流,只有閭巷賣卜的江湖術士和窮鄉僻壤的愚夫愚婦。正經讀書人,沒有人要讀它。


可我偏偏要讀這類書。人家不讀,我反而讀。


現代讀者,情況又如何呢?就我所知,主要是四種人。


第一種,是有信仰需求,迷信超自然,并活學活用的讀者。正如剛才所說,他們才是方術最基本的讀者群,最鐵桿的讀者群,古往今來長盛不衰的讀者群。他們讀方術,主要興奮點有兩個,一是算命,二是看病。我的書,本來不是為這批讀者寫,但寫信打電話,屁股后面追,熱心讀者是這種人。有些單位請我演講,聽眾提問,也離不開這兩大主題。我一再解釋說,算命有地攤,看病有醫院,這兩樣,千萬別找我,我可不是干這個的——但我必須承認,方術本來就是干這個的。


第二種,是研究科技史的。這類讀者,是近代才有。他們是到方術中尋找科學,屬于沙里淘金。這不但提高了方術研究的層次,還可以和李約瑟先生的研究實行“國際接軌”。過去,研究古代,政治口號是“古為今用”。怎么用?典型說法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精華取出來,糟粕當然就不要了。原來的知識系統是什么樣,他們不關心,淘金后的沙子更不用說。他們和第一類讀者正好相反。前者關心的是沙子,他們關心的是金子。但金沙沒有淘出,原來也是沙子。沙子比金子,更能反映全貌。光有這類研究也不行。這種人是專家,已經形成專門的研究隊伍,但比起前者,人數少得多。


第三種,是我的同行。他們本來是學考古或古文字的,因為出土發現,這種東西越來越多,抓耳撓腮讀不懂,才急用先學。我原來的出發點也是如此。中國方術,現在的知識,中國近代化以前的知識,主要是宋以來的知識。宋代以前,早期的知識,主要靠考古發現,一是簡帛文獻中的材料,二是敦煌文獻中的材料,三是其他有關的出土實物。這些發現,主要是近百年的發現,特別是近30年的發現,說是新知識,也是老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新發現的老知識。它們和宋以來的知識,其實是一脈相承。港臺有一種偏見,我不同意。他們說,大陸的人文學科都不行,只有考古,一枝獨秀。他們說的“獨秀”,其實是發現,不是學科。發現是托祖宗的福。我的同行我知道,眼界、見識和水平,哪里就比別人高?這種人,數量更少,掰著手指,都算得過來。


第四種,是把方術當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資料看,特別是當宗教史的資料看。上面已經指出,方術這個混沌,既和科學技術有關,也和宗教迷信有關,但歸根結底,還是和后者關系更大。我不信教,但信教是普遍的文化現象。最近,電視上說,調查表明,即使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全世界,無論用什么標準統計,信教的人都是多數,他們寧肯相信宗教領袖,也絕不相信政治家。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中西對比,這個代表多數的想法,誰也不能忽視。迷方術,信宗教,人很多,但把方術當宗教史研究,人很少。關心這個問題,幾乎等于零。





研究方術,我是作者,也是讀者,而且首先是讀者。上面四種,我算哪一種?主要是后面兩種。第一種,我是外道。第二種,我是外行。第三種,和我的專業知識沾一點邊,但嚴格講,就算這一種,也是非常邊緣的研究,要叫行里人說,也不是玩意兒。我覺得,奇奇怪怪的術語,密密麻麻的圖表,還有數不清的藥方,本來就很枯燥,如果研究來研究去,只是為復原而復原,為前兩種讀者找材料,就沒勁了(我是說,對我沒勁,不是說別人)。第四種,我更關心,但對誰都是難題,對誰都是空白,我也好,別人也好,誰都是外行。


我經常說,學術有專攻,但問題是沒有學科的,就像復雜的手術,必須請專家會診。但專家如果不來會診呢?


在這個領域里,我們的尷尬局面是,很多問題,都是搞的人不懂,懂的人不搞。


我用外行研究內行,用內行研究外行,自亂家法,原因在這里。


沒有辦法呀。


最后,我想說點題外話,但卻是題內之義。


中國有方術,外國也有,前些年,我在法國高等實驗學校(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宗教學系當客座教授,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帶我看過法國的日書,并向我介紹過歐洲的方術門類。他說,中國的方術比他們的方術更發達。


人家對我們很敬重,我們不能太狂妄。


我們要知道,歐洲傳教士來華傳教,他們是靠科學來傳教。科學雖不等于方術,但在文化比較的譜系上,其位置卻是對應于巫術和方術。他們的術,古代不如我們,但現代比我們發達。在科學的面前,我們的方術像巫術。


還有,我們要承認,在大教代小教方面,在宗教大一統方面,他們比我們走得更遠,宗教的地位更突出,遠比國家更能支配一切。中國的教沒有這種地位,再大也大不過國家,撐死了也只是三教之一。更何況,大教之下,還有數不清的小教。即使大教,也是大雜燴,比西方有更多的小教特點。


我們是國強教弱,他們是教強國弱。


中國的宗教不發達(利瑪竇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沒有像西方那樣籠蓋一切,這是好事還是壞事,現在頗有爭論,我看未必是壞事,特別是把眼光放得遠一點。


中國早期宗教,方士和儒生是兩股力。這兩股力,在中國歷史上各有變形,各有遺產。方士的遺產在道教,儒生的遺產在取仕。前者的優勢是信仰,后者的優勢是政治。但儒生在信仰上爭霸權,與道爭,與釋爭,可謂經久不息。今天,作為體用之爭的延續,作為國粹與西化之爭的延續,也有這類沖動。有人甲午不服氣,庚子不服氣,倒也罷了,辛亥、五四,氣也理不順。他們覺得,師夷長技以制夷,如果只學船堅炮利或議會政治,那是沒有學到根本,夷也有道,是他們的教,故死乞白賴,非給咱們中國立個教。立什么教?不信洋教信什么?現現成成,當然是儒教了。道教不行,政治去勢,無為無為了兩千年,自然沒它什么事。


立教之說,久已不行,如今又成新時髦(有幾個錢,氣就粗了)。誰都趕來湊熱鬧,我覺得十分無聊。


先秦的孔夫子,不管政治觀點多保守,他是一位社會批評家,和人家老子、墨子平起平坐的批評家。他這一生,累累若喪家之犬,無權無勢,從來不承認自己是圣人。漢以來,唐以來,宋以來,孔子不斷被圣化,地位越來越高,兩千年吹捧,是他想都想不到的。但就是這么吹,他也還沒有被拔高到耶穌那樣的教主地位,時人以為可惜。我看,沒什么不好。現在的學者,說是弘揚中國文化,其實是糟蹋中國文化。他們把一切中國文化都裝進儒家的瓶子里,表面是大,其實是小。再把孔子弄成教,就更加可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豈是儒家二字所能概之。就算講儒家,又何必舍本而逐末?


吾愛孔夫子,乃先秦的孔夫子,活著的孔夫子,真正的孔夫子,而非后人吹捧為大成至圣先師,政治化和神學化的孔夫子,更不是那個還在幻想之中,有如救世主的孔夫子(不但能救中國,還能救全世界)。


去圣乃得真孔子,還俗才有新文化。


這是解放孔子。


五四運動批過孔,時人譏為太過火。但我說,就算過火,它把孔大圣人請下神壇,有什么不好?現在批五四,蔣介石的批評,海外和港臺的批評,大陸知識精英“倒霉看反面”的批評,根子是反共,專吃革命后悔藥。蔣介石說,五四導致赤化,當即遭到胡適反駁。這樣批五四,難道不過火?


五四的遺產很多,當然可以批評。但有一點,它是批不倒,也改不了。這就是,孔子再偉大,也甭想回到大成至圣先師的地位,因為依托的東西沒有了,制度的東西沒有了,就像把皇上請回來(偽滿是最后的嘗試,日本人的嘗試),或自己當皇上(袁世凱),那是不可能了。


從今以后,我們才豁然開朗,任何整理國故者,只有超越中國遺產之上,跳出中國遺產之外,用世界眼光,重新審視這批遺產,才有資格講話。

中國的新文學之路和新史學之路,都走的是五四之路。大陸這邊是這樣,臺灣搬去的傳統也是這樣(如史語所)。其文化定位要遠勝于當年的國粹論,也遠勝于如今的新儒家。


啟蒙并不是立孔為教的鬧劇,中國文化也不是弘揚民族的道具。


我這么看。



2005年10月4日寫于北京南線閣甲39號院

摘編自《中國方術正考》新版前言,篇名為編者加



(統籌:啟正 編輯:松露)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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