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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建:1950年華北地區的“割蛋”謠言
李若建:1950年華北地區的“割蛋”謠言
燕南園愛思想 李若建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50年7月間在中國華北地區的北部,突然爆發了所謂“割蛋”謠言,造成民間廣泛的恐慌。雖然此事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依然缺乏學術研究,而且現有的政府文獻和相關資料均將其簡單歸因為一.貫.道造謠破壞,事情的真相如何,有待進一步分析。

謠言本身是荒誕的,但是透過對謠言的分析,有幾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是謠言與文化傳統;二是民眾對政府宣傳的解讀,三是民間組織與政府的關系,等等。華北的“割蛋”謠言與華東的“毛人水怪”謠言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其差異,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這兩大謠言作比較分析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近年來網絡的普及,導致在網絡上不時有一些真假難分的信息傳播,也因此產生了認真研究謠言的需求。為什么有謠言?謠言產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人們為什么會相信謠言?人們為什么傳播謠言?雖然本文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卻可以為今后的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一、大規模謠言研究的視角


謠言是荒謬的,但是謠言不會是空穴來風。一般說來,大規模謠言的產生是社會變遷的產物,同時謠言也是一種民間話語。

(一)集體記憶的研究視角

集體記憶(collectivememory)是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最早提出的概念,但是他沒有留下關于集體記憶的明確定義。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在后人整理出版哈布瓦赫的《論集體記憶》的英譯本寫的序言中,根據哈布瓦赫的觀點提出“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這一定義。根據科塞的定義,本文把“過去”的范圍,具體化為兩方面內容:民間習俗、傳說。

因為一個完全脫離現實的謠言是無法讓人相信,也是無法傳播的,所以沒有一個謠言可以完全脫離現實。與謠言相關的社會現實是什么?這一個問題或許比謠言本身更加有研究價值。筆者曾經對1953—1954年涉及華東地區江蘇、安徽、山東三省的“毛人水怪”謠言作過研究,指出“毛人水怪”謠言爆發的主要原因是社會變遷過程中,一些事件激發了民間的集體記憶。對于1950年華北地區“割蛋”謠言,筆者也持同樣的觀點,并且在此觀點下,剖析這一謠言。

(二)民間話語的研究視角

戴維阿諾德在研究十九世紀末期印度瘟疫期間的謠言時指出,謠言是一種大眾話語的形式,這一觀點有相當的說服力。因為在民間話語沒有渠道得到正常表達的時候,謠言可能成為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在一個社會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重新調整,相當數量的利益損失者為了維護其利益,必然會通過某種形式發出他們的聲音。在這一過程中,把他們的聲音加載在謠言上,是一種常見的手法。

(三)研究的理論框架

根據上述的兩個研究視角,筆者認為1950年華北地區“割蛋”謠言的實質是:潛在的集體記憶與一些民間話語,構成了一種不安的氣氛,在一些突發事件的誘發下,同時在一些對新政權不滿分子的利用下,多因素結合起來所形成的。其研究框架如下圖所示:


二、謠言的內容與傳播


回顧謠言的內容與傳播過程,是探索謠言背后社會變遷的前提。然而今天已經很難找到對當年謠言客觀和清晰的記錄,因此本文只能用拼圖式的拼接方法,嘗試恢復當年的事實。

(一)謠言的內容

1、基本情節

根據各地的資料,大體上可以把謠言的主要內容復原如下:蘇聯要造原子彈,其原料(有的說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睪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宮、小孩的腸子。毛澤東答應供給蘇聯,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隊到全國各地割這些東西送給蘇聯。“割蛋”的人化裝成和尚、道士、商人、農夫,他們都經過專門訓練,能飛檐走壁,白天偵查,晚上動手。割一個女人的子宮,拿到蘇聯能換三塊現大洋。有的地方還傳說:割一個人的腸子,“以腸作證”,給12匹洋布。

關于“割蛋”人的描述,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政府背景,有的說法是“多是穿八路的那種黃衣服”。其次是外來性,“割蛋”人一般是外地人,這與明朝的“叫魂”、1953—1954年華東地區的“毛人水怪”謠言是相同的。

2、政治傾向

反.政府、反蘇聯是謠言的基本政治傾向。謠言明確說“割蛋”人是政府派來的。當政府派干部宣傳辟謠,又被說成是“共.產、.黨是為了欺騙麻痹你們,你若相信他,正好拿你開刀。”對于政府的辟謠解釋工作,群眾甚至基層干部,認為這是向他們放煙幕,搞欺騙。有的謠言說,因為“割蛋”人是政府派來的,是毛澤東的命令,所以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一看介紹信就放了。因為民間認為“割蛋”者執行的是毛澤東的命令,送政府也不管,所以民眾捉到被認為是“割蛋”的人就往死里打,一些無辜者因此被打死。

3、影響

謠言傳播之處,民眾高度恐慌。從各地的資料來看,民眾的反應基本一致:男人晚上上房站崗,婦女并房睡覺,不敢下地干活,行人不敢單獨走路。個別人因情緒緊張而幻視幻聽,往往在夜里聽見狗吠而驚惶失措,望見影子大驚失色,以致發生誤會。一處喊叫,全村響應,一村呼喊,鄰村震動。張家口地區在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這13天內,群眾無故亂喊相互驚擾即達166起。同期在北京市郊區,因為民眾恐慌割女人的乳房和小孩生殖器,僅一個400戶村民的村莊,就因謠言購買手電筒1000個,門戶緊閉,徹夜亮燈,每晚消耗點燈煤油25斤。民眾的恐慌情況與1953—1954年華東地區的“毛人水怪”謠言傳播時的情況,幾乎如出一轍。

4、平息

絕大部分的謠言是很難查到源頭的,因此一些人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由于政府明確把造謠者指向一貫道,一些道徒因此被捕和槍決。被槍決的還包含其他散布謠言的人,有商人因此被處死。

謠言爆發后,張家口地區的各級政府反應比較快,組織了武裝宣傳隊、武裝工作組,深入各地揭謠捕特,安定群眾情緒。1950年7月24日后連續發出十余道關于鎮壓匪特、追謠滅謠、穩定社會秩序、保護生產建設等命令、指示,并令各縣縣大隊以一連兵力分散配備,協助公安部門剿匪肅特。到8月下旬,各地先后共捕獲造謠、投毒、暗殺、施放毒彈者數百名,謠言基本平息。為了平息謠言,河北赤城縣組織民兵巡邏,對道會門、煙民、流氓、反動地主、富農及敵偽還鄉人員加強管制,強令他們白天生產,夜間集體住宿,不給他們留活動空隙。蔚縣縣委發出了《關于開展追謠加強剿匪反持工作的緊急指示》,縣區干部組成工作組深入各區宣傳,先后逮捕了首要分子17人。懷安縣逮捕了16人,處決了2人。

山西省應縣將一貫道的道首8人判處死刑,召開群眾大會,將犯人綁赴刑場,執行槍決。至此“割蛋”謠言才平息下來。山西省忻縣打擊和處理道首323名,其中處決32名,判處徒刑的137名,判處管制63名。山西省渾源縣1950年將一貫道道首薄某等3人鎮壓,平息了謠言。估計在平息謠言過程中被鎮壓者過百人。

(二)傳播

1、傳播的時間

據筆者所見到的資料,謠言的雛形是在1950年4月出現。在當時的綏遠省陶林縣(今天的察右中旗和察右后旗)主要道首聚會,散布說打臺灣“蘇聯做了三十萬膠皮人,需要人心、人眼、人蛋(指睪丸)”,“還要用人心、人眼、人蛋償還蘇聯的貸款”,“制造原子彈”,“凡移民都有割蛋的任務。掏心割蛋的都是侉子(指河北、山東人)干的,是毛主席派來的,都帶有政府命令。某村干部捉住兩個割蛋人、見有毛主席的命令,就放了”。這一謠言最遲到1950年9月還在北京市昌平縣傳播,在查出61名造謠者之后,到10月底才平息。

不過從各地資料的記載,謠言基本上集中在1950年7月間在各地突然爆發,與一般謠言有一個空間傳遞的過程明顯不同。特別是謠言的傳播地區是地廣人稀的華北北部地區,這種情況是非常奇特的。這個現象暗示著謠言突然爆發有兩種可能:一是有一個龐大的組織,策劃在同一時間點,同時散布謠言;二是,在發生謠言的地區,共同發生了某一件事情,這一事件,引發了民間的集體記憶。前者是政府對謠言爆發的解釋,認為是一貫道組織策劃了這一謠言。盡管這一解釋不無根據,但是一貫道是一個松散的、派系林立的宗教團體,雖然其成員在謠言傳播中起重要作用,但是不足以認定謠言傳播是一種有預謀和計劃的事情。再有,以當時的交通通訊條件,除了京(北京)包(包頭)鐵路沿線之外,大部分地區交通不便,很難想象會道門如何能夠短期內,讓謠言散布開。因此后一種解釋就應該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說謠言并不是精心策劃有預謀的結果,而是由一件在謠言傳播地區都共同發生的事件引起。

2、傳播的區域

有一種說法是謠言波及山西、河北、陜西、山東等地區。但是目前筆者所見資料,這一謠言的傳播區域基本上是北到內蒙古包頭,南到北京,西到山西大同,東到天津,這一個范圍內(基本上是當年的綏遠、察哈爾兩省)。這一地區有幾個特點:

(1)大部分地區處于長城以北的塞外高寒區域,介于游牧與農耕的過渡地帶,并且是近代歷史中漢族大量遷入的地區之一。這些地區除了會道門勢力龐大之外,形形色色的越軌者人數眾多。1949年底察哈爾省全省有會道門50余種,道徒達20萬人。—貫道占80%。全省有流氓、慣愉、慣盜、娼妓、煙鬼等5.1萬人(1952年這一地區人口只有457萬人)。

(2)社會治安混亂,土匪活動猖獗。例如謠言傳播地區之一的山西省大同市周邊地區的匪患到1953年才基本平息。同時在和平解放后,一些起義后的國民黨軍隊叛變,成為流竄的匪幫,更加深這一地區的復雜性。

(3)會道門勢力大。民眾當中參加會道門的數量龐大,一貫道在五花八門的會道門中影響最大。

(4)共產黨的控制還不深入。這一地區大部分是和平解放的地區,以沒有經過大規模戰斗的和平解放區域為主。舊的社會結構還沒有受到嚴重沖擊,傳統性依然比較強。當年山西的官方文件中指出,在部分地區民兵嚴重不純。有民兵拱手供敵武器或參加反政府的暴動,有民兵組織搶劫。

本文把社會控制分成兩類:一類是由正式社會組織,如政府、軍隊、警察、宗族實行的社會控制,在本文中稱之為顯性社會控制;另一類由非正式社會組織,如會道門、土匪、黑社會實行的社會控制,本文稱之為隱性社會控制。從謠言傳播主要區域看,在過去大體上是一個隱性社會控制色彩濃厚的地區。在1950年夏天,雖然這一地區建立了新的政權,但是新政府還不能非常有效地控制社會,介于從隱性社會控制轉向顯性社會控制的過渡時期。

3、傳播者

謠言的主要傳播者是:會道門、土匪、小商販。

有資料說一貫道和其他道會門在京包鐵路沿線各縣進行破壞活動。他們以賣貨郎作掩護,走街串巷造謠煽動、恫嚇說出現了“怪人”有三丈多高,行走快如風,來時首先出現“火彈”,晚上可逾墻入院、進家入戶、“割雞”、“割蛋”、“倒腸子”等。由于這一地區相當多人是一貫道徒,因此賣貨郎與道徒的身份是很難區分的,不過從其他資料比照起來看,流動的商販對謠言的傳播是起了作用的。

有資料表明土匪也參與了裝神弄鬼的行列。據當時政府文件,在大同市周邊地區的匪特就是“在夜間,有的身穿黑衣裝狗爬行;有的頭戴防毒面具,聲稱豬神下界;有的反穿皮襖,胡嚎亂叫;有的涂臉持刀,嚇唬群眾。”

國民黨是否參與謠言的制造與傳播,沒有確切的資料。謠言盛行之際,曾有民兵抓住一名國民黨特務,據交代,與其一塊派回來的共有三組,他這一組共六人,分頭活動在張家口周圍農村,白天潛伏在莊稼地里,夜晚裝成狼、狗、熊等動物,并自備幾套獸皮,學著各種怪叫聲,制造緊張氣氛。不過僅憑這一記載不足以證實國民黨有計劃地參與此事,因為1950年初期,在華北北部地區,依然有不少國民黨的殘余人員,這些人可能參與了謠言的傳播,但是無法有組織地造謠。

三、相關的集體記憶與民間話語


謠言的產生是建立在相關的集體記憶之上的,而謠言的內容則滲入了當時的民間話語。同時,因為謠言爆發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加劇了謠言的擴散與影響。

(一)相關的集體記憶

大規模的謠言往往是一種集體記憶的重構,1950年華北地區“割蛋”謠言就是建立在生殖器崇拜的基礎上的。生殖器崇拜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在許多民族中均可以找到其事例。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有關生殖器崇拜的資料更加豐富。把與“割蛋”謠言有關的內容總結起來,大體上有以下幾類:

1、作為懲罚

因為生.殖.器是重要的器官,因此以閹割生殖器為手段的宮刑是中國的傳統酷刑之一。雖然真正的宮刑并不太多,但是西漢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遭受宮刑是廣為人知的事實,加劇了民間對閹.割生殖器的恐懼。

2、作為晉升

金庸的武俠小說《笑傲江湖》中有幾個角色為了練成超級武功,自己割除了生殖器。盡管小說是虛構的,但是在現實中并非沒有這種事情。一貫道徒中有人把“割蛋”作為升天的條件,并且自宮。山西天鎮縣曾有一道首為升天而自宮,結果當然是升不了天的。在鎮反運動中,這位道首原擬定判處死刑,上級認為:被告割去自己雙蛋,顯系迷信思想濃所致;這類人不但殺之不好,判徒刑似亦不必,留下這樣一個人作個活的標幟,好說服一些人。因此可不判罪,教育釋放,并以之作為宣傳教育材料。結果保住性命。這種宣傳可以讓民眾對一貫道產生反感,同時也會增加民眾對自宮的神秘感。

3、作為謀利

從歷史的角度看,與“割蛋”類似的謠言早已有之,并且與外國人聯系起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四川省就有傳說,有人割男女生.殖器、乳.頭、胎兒賣與西藥房轉賣外國人,作造藥之用,并因此引起民間恐慌。

甘肅省蘭州市1950年3、4月間,有謠言說,“毛主.席與蘇聯商定,要用10萬兒童與蘇聯交換軍火”。一時各小學上學兒童驟減。在謠言煽動下,4月29日四五百名群眾游行,壞人乘機高呼“da/倒/解.放/軍”、“打/dao/共產/黨”口號。雖然沒有證據說蘭州的謠言與割蛋謠言有直接聯系,但是利用人或者人體與前蘇聯交換東西,在這一點上是類似的。

1950年華北地區“割蛋”謠言后,還有1951年山東的沂水與臨朐兩縣流傳過“扒窯子”(掘墓)的謠言,時間長達3年之久。主要內容是:“沂水縣有個專門扒窯子的組織,行動很神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小”,“他們把死人的眼睛、膝蓋、生.殖器摘去,賣給國家制一種藥,而且在100只眼睛中必須摻一只活人眼,才有靈性”,并且認為“政府保護扒窯子的”。

1953~1954年在山東、江蘇、安徽局部地區大規模爆發了“毛人水怪”(也稱為“毛人水鬼”)的謠言,主要是說:有一種傷害人的怪物(毛人水怪),會傷害和割除人體的生殖.器官,并用于給前蘇聯制造原子彈。這一謠言稱得上是當代中國最大的謠.言之一,謠言傳播范圍跨越了三省,涉及幾十個縣,上千萬人口,從謠言的大規模爆發到結束延續的時間超過一年,有過百人因此喪命,上千人為此被捕。

雖然沒有證據說明上述幾個謠言有直接的傳承關系,但是其核心內容是類似的,就是割取生.殖器可以謀取利益。除了割取生殖器謀利的傳說之外,用小孩子謀利也是一種傳統傳說,在歷史上甚至于引發騷亂。“割蛋”、“毛人水怪”水怪等謠言中,受害者都包含兒童。

4、作為謀生

當太監是中國社會底層的一種謀生方式,華北地區是清朝宮廷太監的主要來源地。成為太監的前提是閹割男性.生殖器,因此“割蛋”行為是華北地區民間比較熟悉的行為。其實,除了閹割人之外,中國民間廣泛存在閹割家畜和家禽的傳統,有一些人以此為業,因此“割蛋”行為是民間熟悉的謀生技巧。


四、導火索:被誤讀的政治宣傳


1950年華北的“割蛋”謠言與1953~1954年間華東地區的“毛人水怪”謠言在內容、民間的反應上非常類似,但是最大的差別是在傳播速度上。華北的“割蛋”謠言遍及內蒙古、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其中大部分地區人煙稀少,但是幾乎同時爆發。華東地區的“毛人水怪”謠言傳播范圍有江蘇、安徽、山東三省,先在治淮工地爆發,然后在淮河流域擴散,最后進入長江流域,時間跨度近一年。“毛人水怪”謠言傳播地區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謠言傳播速度反而比“割蛋”謠言慢許多,這是一個值得深入分析的現象,并且有助于了解謠言真相。

根據“割蛋”謠言在廣泛地區基本同時爆發的情況,筆者認為應該是有一件在這些地區同時發生的事情,引發了民間的不安氣氛,形成了突如其來的謠言。是什么事情變成了導火索?筆者認為當時發生的兩件政治事件可能是導火索。

第一件事應該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訪問蘇聯。實際上由于乘坐火車花費的時間長和在一些地方停留,毛澤東是1949年12月6日動身,195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離開北京的時間接近4個月。毛澤東訪問期間,中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其他協定,開創了兩國關系的蜜月。傳統的中國,是沒有國家元首出訪的,因此毛澤東的長時間出訪,在民間引起種種猜疑也不足為奇。在前面提到甘肅蘭州的用小孩換軍火與“割蛋”兩個謠言,其內容均涉及中蘇之間的利益交換,民間對元首出訪和條約的解讀,如果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曲解,很容易演變為離奇的謠言。

第二件事就是一次被遺忘的簽名運動,這一事件的影響可能更加重要。

1950年3月中旬,世界擁護和平大會的斯德哥爾摩會議發出呼吁,要求世界各國普遍發動一次和平簽名運動,接著在東歐共產黨國家這一運動迅速開展。這一運動是冷戰時期東西方兩個陣營之間的宣傳角力,因此中國政府也比較積極響應了這一運動。

同年4月28日,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發出通告,要求全國工人、農民、軍人、學生、婦女、文藝工作者、機關工作者,普遍地參加簽名。5月14日,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委員會在首都中山公園隆重舉行保衛世界和平宣言簽名運動大會。該委員會主席郭沫若在大會上講了話,北京市副市長張友漁號召200萬市民,不分性別、年齡、職業、宗教,全部發動起來參加簽名運動。和平呼吁書的內容是:

我們要求:無條件禁止原子武器用作大規模毀滅人民的工具,并建立嚴格的國際管制,以確保這一決定的執行。我們認為:任何第一個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任何其他國家的政府,就是戰爭罪犯。我們導召全世界人民在這個呼吁書上簽名。

第二天,就是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開展和平簽名運動”的社論。緊接著全國各地普遍進行了“擁護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簽名運動,簽名成為政治運動,浙江省磐安縣的情況是由縣委宣傳部作為政治任務下達,要求達到農村30%人口簽名,小市鎮60%人口簽名的目標,估計全國各地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在一些農村地區簽名人口比重高得驚人,如山東德州地區簽名占全區總人口58%。甘肅慶陽地區的比重更加高得離奇,達到總人口的80%。如此高的簽名比重,只能說明兩點,一是數據有假,二是絕大部分人是在稀里糊涂中簽名的。爆發謠言的地區之一的河北省張家口地區張北縣,有的簽名是用舉手就算數了,可能因為如此,當地簽名人口占總人口的75%。

在“割蛋”謠言傳播地區的簽名運動也如火如荼進行。綏遠歸綏市(呼和浩特,當年城市人口約11萬人)各界人民熱烈地響應了簽名號召,自5月19日起至5月底止,該市簽名人數已達3.5萬人。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地區康北縣,是爆發謠言的地區之一,1950年5月就開始簽名運動,簽字人口達5萬人,約占總人口的40%。簽名運動就是“割蛋”謠言爆發的前夕的一件政治大事。

1950年謠言爆發地區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如何,今天不得而知。但是有人估計1949年中國人口中80%是文盲,還有人估計1949年河北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占80%以上。從謠言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來說,這一地區的教育水平應該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如果用其他地區的資料來推測,可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山東省臨沭縣是1953年流傳“毛人水怪”謠言的地區之一,1950年這一個縣文盲占總人口的98%,半文盲占1.4%,識1000字至高級小學程度的占0.58%。另外1950年8月內蒙古人民政府發出指示,決定對全區失業的知識分子統一登記,通過教育后,加以錄用,為自治區建設事業服務。知識分子的標準是高小文化以上者。雖然爆發“割蛋”謠言地區人口教育程度未必如此之低,但是可以說好不了多少。根據上面的資料,筆者推斷1950年謠言爆發地區(北京與天津除外),文盲人口占成年人的比重應在90%左右,甚至于更加高一些。

在這么一個高度文盲的地區,讓根本不知核武器是什么東西的廣大民眾簽名反對使用原子彈,非常容易讓老百姓產生誤解。特別是“彈”、“蛋”諧音,而且美國與蘇聯分別是當時兩個擁有原子彈的國家,在民眾心目中都是“洋人”,把原子彈、生殖器的“蛋”、外國、這幾個概念聯系起來也不足為奇了。同時,這場簽名運動本身就是從蘇聯和東歐國家那里傳來的東西,民眾把蘇聯與“割蛋”進一步聯系起來也可以理解。

由于簽名運動實質是一種“政治秀”,過后沒有多少人去關注,所以今天已經看不到當年廣大農村的簽名運動是如何進行的,甚至于絕大多數地方志中,對此都不記載。但是大規模的簽名運動,對當年的民眾是一種陌生的東西,為什么簽名,簽名有什么作用,簽名與民間的畫押(或者按手印,對于文盲居多地區,按手印多于簽名)有什么不同,恐怕當年沒有人向民眾,特別是向農民說清楚,其實也不可能說清楚,因此民眾對簽名抱有懷疑態度是完全可能的。當時如果有人把簽名與制造原子彈聯系起來,然后互相傳播,這就可以誕生謠言。大量民眾剛剛經過一場莫名其妙的簽名運動,疑惑的心態很容易接受這種謠言并加以傳播。

因此華北地區“割蛋”謠言的導火索就是這場在政府統一部署下,各地同時鋪開的政治宣傳運動。在不安的社會氣氛中,民眾用自己的集體記憶對政治宣傳作了重新解讀,這就是謠言產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讓許多人會相信謠言的社會基礎。


五、點燃導火索的一貫道


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有一部分人得到利益,也有一些人利益受損,筆者在其他論文中把這些利益受損者稱為“社會變革的受沖擊者”,在本文中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在當年農村,一貫道的主要成員、地主、富農都是屬于“社會變革的受沖擊者”,他們不同程度存在著對新政權的敵視,也有一些人進行過不同程度的反抗。因此,他們也容易被認為是對新政權不利事件的制造者。

至今為止,筆者所見的資料幾乎都把造謠的矛頭指向一貫道。關于一貫道制造謠言的資料很多,不過大多數都屬于一貫道徒如何傳播謠言,缺少關于謠言起點的資料。例如一些道徒利用謠言,進一步制造緊張恐怖氣氛,用棉花球蘸上煤油或麻油,捆在麻雀腿上,在夜深人靜時,將棉花球點著,讓麻雀亂飛;或用麻紙、棉花卷上磷磺,在夜間突然竄到住戶院內,把磷磺卷點燃,冒出火光,并在點火處放上特制的小白人、小黑人。群眾不明真相,以為是怪物,愈感恐慌。除此之外,他們還用麻紙畫上鬼怪臉譜,平時揣在身上,如在野外遇到婦女小孩,就把畫好的臉譜戴在頭上,發出種種怪叫,進行恐嚇。

在謠言的主要傳播地區之一的呼和浩特,有一則記載說,當年一貫道骨干分子買通匪徒,秘密殺害行人,開膛破肚,割掉生殖器。然后造謠說:“共產黨政府雇來侉子,挖心割蛋抖腸子。”不過是否一貫道買兇殺人,有待更多的佐證。當年這一地區社會治安不好,土匪,甚至還有政治土匪,還比較活躍,如謠言傳播地區之一的河北懷安縣在當時應有一些流散的舊軍官和地方上的人組織起“冀熱察人民反共自衛軍第三路軍”搶劫傷人。很可能事實是,確實有一些匪徒搶劫殺人,手段殘忍,產生一些恐慌性傳說。而這些傳說被人有意或者無意地渲染傳播。這些人當中,不乏對新政權懷有敵意的一貫道道徒。

毫無疑問,面臨著被取締命運的一貫道對新政權是充滿敵意的,因此一貫道徒在傳播謠言上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不過,以一貫道這么一個松散的組織,要在人煙稀少的大范圍內,同步制造出這么一個謠言,可能性不大。而且至今也沒有見到官方公布的一貫道高層如何策劃謠言的證據。

筆者見到有一則資料說,1950年4月陶林縣(今天的內蒙古察右中旗)各處的主要道首到集寧聚會,散布“割蛋”謠言。這是關于謠言的最早記錄,也符合各地關于謠言最早從內蒙古地區傳出的記載。如果這一資料是完全可信的話,謠言的起源確實和一貫道有關,問題是1950年5~6月間再沒有見到關于謠言的記載,因此對此資料的時間是否準確,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由于一貫道在謠言傳播地區人數眾多,一個傳播謠言的普通農民,在傳播謠言時可以被當成村民,也可以被認為是道徒,取決于別人的主觀判斷。當一貫道作為一個敵視新政權組織時,這種判斷可能更加傾向于認為是道徒,也因此夸大了一貫道在謠言傳播過程中的作用。無論如何,一貫道在謠言的形成與傳播中是起重要作用的。如果說簽名運動是一根導火索,那么一貫道的一些成員就是點燃那根導火索的人。當然也可能是別的會道門成員,因為在傳播謠言的成員中也有其他會道門的人。


六、討論


最后提出兩點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么導致外來的恐慌。

從前面的分析中,大體上對謠言的產生原因、過程可以有一個輪廓性的了解,希望今后學術界對此有更多的研究。在研究中,筆者有一些困惑,也借此提出討論。就是從歷史上看,中國漢族聚集地區有關巫術恐慌有一個特點,就是外來性。這種外來性的特點就是實施巫術的人是外來的。從歷史上的“拍魂”到本文所研究的“割蛋”,再到后來的“毛人水怪”,無不如此。這與西方巫術的內在性(西方的巫婆多為本社區人)正好相反。

在謠言傳播過程中,被作為“割蛋”者而被打死的基本上是外來人。河北宣化一名乞丐被村民們認定是“割蛋”的,將其捉拿捆綁吊打,活活打死。甚至有下鄉檢查水利設施的國家干部被當成“割蛋”者,被活埋。山西省陽原縣有在地里看瓜的人、外出找小孩子的人被民眾打死。不少外省的行路小商,只要口音不對,就有被扣押和打死的危險。在烏蘭察布盟就有7名外地商人被活活打死。

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就是傳統社區對外來人員的不信任。事實上,當年發生在謠言傳播地區的搶劫案件的犯罪人員多為無一定住所、流竄的人員,這不能不進一步加深了本地居民對外來者的懷疑和不信任。不過這種解釋并沒有太強的說服力,因為西方中世紀燒女巫時代的社區,也是傳統的社區。事實應如何得到更加合理的解讀,有待深入探討。

不過對外來人員的不信任,甚至于擴展到對自己所屬群體之外人員的成員的不信任,由此產生一些失真,甚至于轉變為謠言,這種情況今天也依然沒有消失。

第二個問題是“割蛋”與“毛人水怪”謠言之間有何關系。

“割蛋”與“毛人水怪”兩個謠言,主要的內容相似,并且在傳播空間上比較接近,時間上相隔三年左右,由此可能引發兩個謠言之間是否有聯系的想象。不過筆者認為目前沒有見到支持兩個謠言之間有聯系的證據。首先是兩個謠言傳播區域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空間距離,雖然謠言傳播區域的河北省與山東省相鄰,但是河北省的南部與山東省北部均沒有見到傳播謠言的記載,因此很難說“毛人水怪”與“割蛋”謠言有聯系。其次是“割蛋”謠言發生在1950年夏天,“毛人水怪”則發生在1953年夏天,時間間隔也不算太短。

不能排除有一種可能,就是一個或者說一群人,在華北北部地區聽說“割蛋”謠言后回到華東地區,在1953年初有意無意的治淮水利工地上再說起這件事,結合淮河水系的現實,因此演變成“毛人水怪”謠言。當然還有另外的可能,就是割生殖器的事實與傳說,本身就是民間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在某些特定的環境下,這種記憶會被激活傳播。事實真相如何,也許今后可能搞清楚,也可能永遠是個謎。

2015-08-23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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