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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在沉悶的空氣里,總得有人喊兩聲
江平:在沉悶的空氣里,總得有人喊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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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師就屬于這樣的脊梁,法治社會的建立,靠的也就是這樣的脊梁。如今,這位脊梁已經85歲了,他所希望的,是年輕一代的教授都能夠堅持法治的理念。但他又說,“這并不容易。”


共識君按:諸位周末好!又到了“周末侃論”時間,今天共識君給諸位推薦一篇速寫中國政法大學老校長江平先生的好文章。敬請賞析。


本文原載于《財經文摘》2014.12月刊。


2011年夏天,我騎車走了一趟川藏線,在路碑上看到一句永遠也忘不了的留言:“只向真理低頭!——向江平校長致敬。”那天中午,高原上的日光明媚得耀眼,同伴們把自行車停在路旁,席地而坐,開始吃東西或者拍照,我卻對著這塊路碑發了好長時間呆。彼時,我對江平知之甚少,非常好奇他有何等魔力,竟然能讓人把崇敬之情帶到這荒山野嶺。


從拉薩回來后,我認識了一位中國政法大學的畢業生,便跟他提及此事。他表現得毫不意外,自豪地告訴我:“江平是我們永遠的校長。”他說出這句話時的驕傲神情,很明顯地傳達了這樣一種信息:江平是一位讓人感到榮耀的校長。在那一刻,我突然心生嫉妒——為什么我就沒有這樣的校長?


這位朋友生于1987年,當江平于1988年被任命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時,他只有1歲。當他于2006年考入中國政法大學時,江平去位已有16年之久,除了偶爾聽一兩場江平的講座,他和江平并無任何交集。所以,我很難想象他對江平的這種感情。還沒等我問為什么,他就跟我講了一段故事。


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場運動中,當局面很緊張時,江平担心學生沖出校門后會發生流血事件,就在校門口堵學生。他對學生們說,我做校長的,要對你們的安全負責,要對你們的家長負責,你們要出去,就從我身上踩過去。


這故事聽得我唏噓不已,回來之后就趕緊查資料,知道了江平還曾和其他九位校長搞了個十校長簽名,公開發表聲明支持學生。當北京市委開會征求十校長意見時,江平說應該跟學生妥協。而時任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卻說,沒法退,一步都不能讓。


風波發生半年后,江平就被免職了。當時尚未滿30歲的賀衛方是見證者之一,他在當天的日記里,記下了江平在免職大會上做的演講。江平的最后一句話,是這樣說的:“總之,無論地位怎樣變化,無論從事哪種工作,我都將力求無愧于歷史,無愧于人民!”


所幸,一代又一代的法大學子都把江平當作“永遠的校長”,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江平在學生心中的地位。


2013年年初,我和同事去參加《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陳夏紅/著)的新書發布會。在等電梯時,一群人簇擁著江平向我們走來。他身材魁梧,頭上白發稀疏,淡淡的倒八字白眉,看上去倔強而威嚴。

在隨后的發布會上,每次記者提問完畢,陳夏紅都要湊到江平耳邊,大聲重復記者的問題,然后江平才作答。見此情景,我心有不忍,以至于后來從未動念要采訪他老人家。


江平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1951年,21歲的江平被派往蘇聯學習法律。1956年,他學成歸國,心情激動地高喊:“啊,祖國,我回來了!”卻不曾料到,厄運正等待著他。1957年,剛結婚一個禮拜,江平就被劃為右派,從“人民的陣營”被劃入“敵人的陣營”。一個月后,新婚妻子提出離婚,由于政治原因,江平只好同意。沒多久,他在西山勞動時,又被火車軋斷了一條小腿。妻離家破,腿斷身殘,為了堅強地活下去,他用座右銘——“困難只對怯懦者存在”——來激勵自己,“真正的強者,不是沒有眼淚,而是含著眼淚奔跑的人”。


江平的一生,是為中國法學貢獻的一生。他不僅在法學研究領域有諸多建樹,還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才。今年85歲高齡的他,還帶著博士生。更為重要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他為法治呼吁了30多年。他并不避諱“公知”的稱號,常以法學家的身份對公共事件發表看法。他尤為喜歡“吶喊”,曾有兩本書的書名都用了“吶喊”這個詞。


江平之所以不停地吶喊,是想在形勢惡劣的情況下,去呼吁另一種聲音,“于沉悶的空氣里,總得有人喊兩聲吧。”


2014年11月7日上午,在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的開幕式上,江平再次發出了強有力的聲音。十八屆四中全會把“依法治國”提到了更高的層次,確立了“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和“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的理念。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


但“依憲治國”和“憲政”到底是什么關系?江平說,憲法是靜態,憲政是動態的,依照憲法來治國理政是憲政的一個基本含義,所有的黨政機關都必須遵守一條鐵律,那就是憲法至上,違反憲法的錯誤行為都應該摒棄。臺上的江平聲如洪鐘,臺下掌聲雷動。


下午,江平作為評議嘉賓,出席了“司法體制改革與法治中國建設”分論壇。這個分論壇上半場的主持人是徐昕,下半場的主持人是王建勛,我是他們的學術助理。按照事先的設計,由于江平是大會開幕式的演講嘉賓,我們就沒有安排他在分論壇做主要發言了。但我們一致認為,江平作為德高望重的法學界泰斗參加分論壇,理應請他做總結發言。


上半場快要結束時,江平發言了,他說:“司法改革的關鍵,是讓每一個具體的人,能夠從法院判決的案件中,感受到正義”。但在下半場即將結束時,主持人照例請江平做總結,卻被他拒絕了。從下午兩點到六點,整整四個小時,江平一直安靜地傾聽諸位學者的發言,自己說話的時間不足五分鐘。


第二天,我和幾位媒體同行在江平所住的房間里,對他做了一個聯合采訪。窗外是一望無際的大海,隱隱約約能聽到海浪的聲音。采訪的前一天晚上,陪同江平參會的《領導者》主編李文子對我說,提問可以尖銳點。


我問:“由于四中全會的決定過于強調黨的領導,有外媒說這是中國法治的一次倒退,您怎么看這個評價?”


江平說:“我不贊成外媒籠統地把四中全會說成是倒退。依法治國的中心思想是否遭到破壞,關鍵不在于強調不強調黨的領導,而在于強調什么樣的領導。”


“問題是,如果沒有獨立的司法,肯定不會有公正的司法。那么,如何處理黨的領導和司法獨立的關系?”


“我們強調黨的領導是沒問題的,但應該強調黨在政治上的領導,而不應當強調黨對于法治的具體領導。如果黨要干預司法的具體業務,那肯定是錯誤的。”


我仍窮追不舍,問道:“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治理這個術語開始興起,有人担憂法治會淪為治理的技術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因為可能會缺少對治理者本身的規馴和約束。不知道您是否有這樣的担憂呢?”


“這個問題有意思”,這一次,江平笑了。“可能會有人把現在的法治,理解為治理的技術。如果真正要實現法治,那就離不開我們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實現對治理者本身的規馴和約束,就是對黨的權力進行約束,這個是很深層次的問題。”


對于四中全會,江平不認為是退步,但同樣也不像有些人那樣認為是一次里程碑式的進步。他還是和以前一樣,認為中國法治的建設,往往是進兩步退一步。法治的進步,只能靠一步一步積累。


新京報的一位女記者也參加過“司法體制改革與法治中國建設”分論壇,很敏感地注意到了江平拒絕做總結的細節。這一次,她不失時機地問了個為什么。


江平說:“在學術界,大家都是平等的,有不同觀點也是很正常,應該互相尊重。你老讓我做總結性的發言,我就不愿意說了。我也是一個普通的老師,況且現在的思想在很多地方比年輕人落后了,不愿意老是給出一種結論性的意見。”


2014年,江平最大的變化,是住進了老年公寓。“當然,我的地位還沒有變,仍然是學校終身教授,工作還很多、很忙,邀請我講話的也很多。但是總的來說,還是感覺到自己是行將退出歷史舞臺的人了,這是歷史規律吧。”


2009年,賀衛方曾為江平的八十華誕而作下長文,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需要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師就屬于這樣的脊梁,法治社會的建立,靠的也就是這樣的脊梁。如今,這位脊梁已經85歲了,他所希望的,是年輕一代的教授都能夠堅持法治的理念。但他又說,“這并不容易。”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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