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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人物】曾彥修:一生不整人的那個人去了
【周末人物】曾彥修:一生不整人的那個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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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彥修在晚年反思時認為是自己的幸事:“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曾彥修:一生不整人的那個人去了

作者 | 徐慶全

3月2日上午,經過搶救,曾彥修再一次脫離危險。我們剛要出發去看老人家,被告知,他剛經過搶救,不準任何人探視。我們只好作罷。但在回家的路上,杜導正一直有種不祥的預感——如果今天不見見老人家,恐怕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于是,他命令司機掉轉車頭,硬闖醫院,費盡周折終于面見了曾老。

曾彥修戴著氧氣面罩,面色尚好,眼睛還是明亮的,依舊清晰。92歲的杜導正緊緊握著他的手,不忍松開,兩人的眼睛都有點濕潤了。

3月3日早上6點,我接到了曾彥修的秘書馬立國的短信:“曾彥修同志于2015年3月3日4點43分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

96歲的曾彥修魂歸道山,雖然意料之中,但仍然覺得很悲傷。

他的《平生六記》完成后,時年109歲的周有光為他題寫了四個字:良知未泯。在多災多難、政治運動不斷的20世紀,他“一生未整人”的人格風范,實屬罕見。

微覺此生未整人

曾彥修學生時代向往革命,奔赴延安接受洗禮,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49年后,他隨軍南下,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第一任社長。1954年3月調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辭海編輯所做編務工作。1978年夏調京。后任人民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1983年申請退休。

2011年,在與曾老的一次閑談中得知,年過90歲的他要開始寫回憶錄。2014年6月,這部名為《平生六記》的回憶錄出版。

何為“平生六記”?拿到贈書后才知道,老人不是完整地回顧一生所走過的道路,而是記敘了親歷的六次政治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三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派斗爭和四清運動,是為“六記”。

讀完全書,我非常感慨。在我所讀到的知識分子、老干部的回憶錄中,一講到歷次政治運動,基本上都是講自己被整被迫害的歷史。少數有反思精神的人,還會寫出自己整別人的行為。總之,不會超出整人、被整的敘事形式。曾彥修這本書,卻擺脫了這種敘事形式。從書中可以看出,他在可控的范圍內,盡力做到不整人,甚至在狂飆式的運動中,致力于為他人辯冤白謗。

在《平生六記》開篇中,他寫道:“在我一生經過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則是:一切按具體情況處理。明知其錯的我絕不干。為此要付出多大代價,我無條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會有例外的,唯獨有一件事情,我以為絕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而在《九十自勵》詩中,他曾寫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陸定一很欣賞他的人格,曾借于謙之詩贈他: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從鎮反到四清

1951年,他担任廣州《南方日報》社長。這時正是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時期。作為報社負責人,他必須按照上級黨委的指示,為鎮反大造輿論。但在一次鎮反行動中,他發現處決的人犯有140多名,他有些含糊了。在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是解放前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廣州解放后從香港公開回來的。這樣的人也要處決,究竟是怎么回事?帶著這樣的疑問,他仔細查看了這140多人的罪名,基本上都只有籠統一句話:“一貫反動,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他為此深夜向葉劍英匯報。最后,葉劍英拍板,第二天停止執行,重新整理罪狀。

三反運動,即所謂“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當時把運動對象稱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運動。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在高度評價這個運動的意義的同時,也承認“許多地方和部門曾發生過火斗爭的偏差”。

曾彥修所在的《南方日報》,曾經在頭版頭條報道了兩只落馬的大“老虎”——《南方日報》副社長楊奇和華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羅明。曾彥修說:“我一看這些‘老虎’,嚇了一跳。他們怎么可能會在進城之后,就立刻變成貪污分子呢?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參加革命早么?他們中有哪一個不是經歷過多年苦斗,不惜犧牲生命來干革命的呢?有些人還經歷過幾年艱苦危險的游擊戰爭鍛煉的,怎么一進城幾天就變成貪污分子呢?……我從根本上不相信會有此等事情。”

結果,什么問題也沒有查出來。羅明、楊奇獲得了半正式的平反。

此后,曾彥修調到北京,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1954年,毛澤東發動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進而開始對胡適思想進行全國性的大規模批判運動。運動結束后,由曾彥修負責,編輯出版了八本《胡適思想批判》。但是,作為責任編輯,他居然一篇文章都沒有看完。

記得有一次與他閑談時,我談到了這八本書。他說:“我為什么身為編輯卻一篇文章也未翻讀過?原因也很簡單,這些文字讓人讀不下去,多為強詞奪理的批判語言。還有,批判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我實實在在不知這句話錯在哪里?”

在《平生六記》中他寫道:“胡適的威望大體上是越批越高,因為過去不知道胡適為何人的人,現在也知道了。”他沒有跟風,用沉默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尊嚴。

1955年,由反胡風發展而成的肅反運動開始。各單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統一布置,成立了“五人小組”,領導運動。作為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的曾彥修担任了五人小組的組長。

當其他單位紛紛匯報肅反運動成果的時候,曾彥修所領導的肅反“五人小組”做到了“不但沒有增加一個有問題的人,反而是給一批人解除了疑問”。

讓曾彥修自豪的是,人民出版社內部肅反(即未公開動員,未號召檢舉自首等)中,在強烈的壓力下,他們仍然十分肯定地為出版界的杰出人物——戴文葆做出了完全沒有政治歷史問題的肯定結論。

戴文葆是上面戴帽下來的“特嫌”。在幾個月以前,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就已經兩次向王子野和曾彥修打了招呼。運動中,戴文葆當然成了重點審查對象。曾彥修找戴本人深談了三次,心中有了底,知道這個所謂“特嫌”問題并不能成立。他一再派人出去調查,終于找到了足以否定戴文葆“特嫌”的過硬鐵證。

1964~1965年,曾彥修在上海一個大中型印刷廠參加了“四清”運動。他經辦了十個案子。涉及到的三十來個人,他參與了每一個人的全部審查過程,起草了所有的結論。

當時的政治氣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但曾彥修不但沒在本來毫無問題的人身上“清”出問題來,而且對于以往被誣陷為有問題的人,他努力為他們脫罪、洗冤。

最后查清了,被認為或被懷疑有大小政治問題的三十來個人,一個人也沒有稱得上問題的問題。比如,查明一個被懷疑當過漢奸警察局長的人僅僅是同名同姓之人;查明一個被認為漢奸的人其實是受組織指派的兩面村長;查明一個戴著雙重反動帽子的“反革命資本家”原來是一個舍命掩護過地下黨員的人。

自劃右派

我初識曾彥修時,杜導正就跟我說,1957年反右時,作為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曾彥修,為了保全人民出版社,把自己劃為了右派來湊“百分比”。

這確實不同尋常。從歷史上說,他是延安時代的老革命,根紅;從職務說,他是“反右五人領導小組”的組長。那時節,自保是正常的,但他卻自己去湊那個“百分比”,這是我無論如何難以想象的,令我肅然起敬。此后,在與曾彥修閑聊時,我常常有意識地把話題引到反右上來,但他總是不接茬。

《平生六記》“前記”里,曾彥修寫道:“我從未對任何人說過1957年我劃右派一字。”現在之所以寫出來,是因為2012年10月出版的戴文葆紀念冊《光輝曲折的編輯生涯》里,有文章提到了此事。

1957年,人民出版社的反右搞得冷冷清清,沒有揪出一個具體的右派,被認為是虛張聲勢。上面催要右派名單,催得很緊。

曾彥修擬了一個三四人的右派名單,他自己名列其中。五人小組開會討論了幾次,王子野、陳原、周保昌、譚吐都不贊同把他劃成右派,事情一直定不下來。

他說,事情擺在這里。“久無動靜是上面在觀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們也會被拖進去。這里,除陳原同志外都是老‘運動員’,親身經歷很多。全國轟轟烈烈,我們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點單位,這預示著什么?暴風雨前的暫時沉寂啊!一旦一個‘反黨集團’下來,整個單位就成粉末了。”譚吐說:“那就照彥修說的辦理吧,不然,未來確是可能更嚴重。”五人小組通過了名單。

就這樣,曾彥修成了一名右派分子。

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的正題是《曾彥修蛻化變質了》,引題是《黨內也有右派分子》。

曾彥修自己分析說,精心選擇他做“黑狀元”是有道理的。論革命資歷,他不新不老;論職位、級別,他不高不低;論名氣,他不名不默;論名聲,他不好不壞。“從這里出了一個右派,可見右派到處都是。”


▲曾彥修

報道抓住他的一句言論大做文章。在世界知識出版社的一次座談會上,曾彥修引用了杜甫的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來表明,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時容易受到腐蝕。據說,康生對這兩句詩特別反感,用紅鉛筆在《簡報》上劃上了杠杠,批示:“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

對于自劃右派,曾彥修在晚年反思時認為是自己的幸事:“像1957年那樣九十級地震式的反右派運動,沒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這樣被提前一點反了右從而免掉了我去發號施令去打他人為‘右派’,其實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他說:“我可以一百次罵我自己是烏龜王八蛋,但我決不會說一次別人是小狗、小貓。”

這條界限,他一生從未逾越。

主持譯介國外叢書

1979年,右派問題改正后,曾彥修調回人民出版社,任總編輯。

此時,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作為老出版人,曾彥修認為,出版界要順應思想解放的潮流,要放眼看世界,多出一點啟發民智的開明書籍。

曾彥修是接受馬克思主義信仰一路走來的。因此,一開始工作,他就致力于多出版一些介紹外國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學說特別是有關社會主義的種種理論和做法的翻譯書籍。說到底,他是想重新做一點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啟蒙工作,打破30年來鐵桶式的閉關鎖國狀態,把中斷了30年的外國情況介紹到中國來。

1980年3月25日,曾彥修致信于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王惠德、國家出版局局長陳翰伯,建議共同發起,在全國譯印此類書籍。

3月31日,陳翰伯即復信表示贊同:“惠德、光遠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來未曾開展此項工作。建議把此件送陳原同志一閱。我希望在七月開會。”

此后,曾彥修開始牽頭進行籌備工作,成立由中聯部七局、中聯部蘇東研究所、外交部東歐司、中央編譯局、北京圖書館、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組成的工作小組,人民出版社也新成立了一個國際政治編輯室來專門負責此事。

7月,初選的譯書目錄和簡介的油印本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國際政治編輯室即以本室名義,報送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和總書記胡耀邦,征求意見。三天后,胡耀邦即直接復信給該編輯室:“我贊成翻譯一些現代社會主義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資產階級關于社會學的一些名著。現在我們這方面的知識貧乏的驚人。我不知道全國是否有十來個人認真讀了十來本這樣的著作。沒有這一條,談什么探索新理論?”

根據總書記的批示,曾彥修將很大精力投入到這套叢書來。從1980年到1983年,三年間,出版了大批關于國外政治、經濟、思想的譯介書籍,總稱為“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有“新黃皮書”之稱,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

人們在追溯80年代的思想潮流的時候,往往會想到“走向未來”等叢書,其實這套書才是源頭。面對各種壓力,一向平和的曾彥修,表現出了少有的剛毅。

老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熟知曾彥修,他曾書贈于謙的《石灰吟》給曾留念: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本文選自《中國新聞周刊》2015年第9期,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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