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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是一個歷史的誤會——“語文”課程命名的文化背景新探
“語文”是一個歷史的誤會——“語文”課程命名的文化背景新探
燕南園愛思想 張毅     阅读简体中文版


當前的人們往往會引用呂叔湘先生1978年的那個說法說法:"有一位在里頭工作的同志提議說,我們叫他語文行不行?語也在里頭,文也在里頭。后來就決定用語文這個名稱了。"這種說法流傳甚久,讓人誤以為當時的命名出于偶然和隨意,所以許多人著文隱晦地批評了當時那種"無以名之"就"信手拈來"的做法。當時的命名真的那么不嚴肅嗎?這其中其實有著一種歷史的必然。

當我們求解我國社會母語課程命名的那段歷史的時候,有些疑問一直未能解開。為何獨有我國社會母語課程名稱中沒有民族或國別標識?葉圣陶先生解放前就強調過"國文和英文一樣,是語文學科",為何在1949年會將包括"國文"和"英文"等在內的上位概念"語文"用來給漢母語課程命名,并且像周揚、黎錦熙、胡愈之、胡繩、魏建功、呂叔湘等大家對"語文"這一課程名稱也居然集體認同并未提出異議呢?對于思維縝密、治學嚴謹的葉圣陶先生犯邏輯常識的錯誤是絕無可能的。那么,當時命名行為的背后一定有著另外一種群體的邏輯在發生著作用,是什么特殊的時代因素影響著葉老等1949年時潛在的思維邏輯?除了建國前后"國語"改"普通話"、"國民"改"人民"等的"去'國'化"的大的社會政治趨勢的因素外,另一種合理的解釋就是,那個時代的群體邏輯就是認為"國文"將向"英文"趨同,將成為一種與英語類同的使用拼音文字的語言。這在今人看來多少有些吊詭的思維卻著實代表了1940年代的一種集體潛意識。


一、拉丁化文字改革——20世紀上半葉漢語言文字建設的沖動


近代以來,救國圖強的一些知識精英往往把中國的國力式微和國民愚昧歸咎于教育,又把教育的落后歸咎于中國幾千年來的言文分離,于是致力于語文改革的言文一致運動由此而起。言文一致運動的第一個目標是白話戰勝文言,第二目標就是漢字改拉丁化新文字(開始是提倡用切音字--羅馬字)。第一個目標在20世紀上半葉已經實現,表現在母語教學上就是實現了普遍的白話文教學,這是我國母語教育發展史上的一次大變革。對于第二個目標的合理性盡管爭議很大,但總體來講,激進派占了上風。早在清末就有譚嗣同、吳稚暉和何鳳華等提出廢除漢字。民國時期,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蔡元培、魯迅等曾都歷數漢字之罪狀,認為漢字是封建的遺存和文化的落后因子,強烈主張廢除漢字。瞿秋白說:"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魯迅說:"漢文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這就是那個時代占據上風的聲音。

當時的語文改革者的一個主要主張就是要實現漢字的羅馬化、拉丁化,這種嘗試從1892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后。解放前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新文字運動正在高潮,1946年7月,上海《時代日報》副刊《語文周刊》發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對中國文字拼音化意見的信,回信的結果是百分之百的人贊成文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80%的人贊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1月11日《語文》又發表了倪海曙的《結束符號,建立文字!》,1947年2月20日,《香港新文字學會會報》新2號發表千家駒的題字:"新文字是掃除文盲的重要武器,是知識大眾化的橋梁。因此,凡愿知識為大眾享受的,無不贊成它。只有固執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少數人,才對新文字抱著仇視的態度。"


1934年上海啟智書局《大眾語文論戰》、

1934年天馬書店《語文論戰的現階段》、

1937年新知書店《語文》月刊、

1948年華東新華書店總店《魯迅論中國語文改革》書影


在延安解放區,為了脫盲和普及文化,語文改革也十分活躍。瞿秋白、吳玉章等在20年代就積極參加了具有濃重理想主義色彩的世界語運動,并把世界語與漢字拉丁化的新文字運動結合起來,提出在國內使用拉丁語化新文字,在國際使用世界語的口號。1929年他們與前蘇聯的同志郭質生、龍果夫等寫成《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提出要根本廢除象形文字,以純粹的拼音文字來代替,嘗試創造適合國民脫盲需要的"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由于這種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標聲調、可以拼寫方言、分詞連寫等特點,簡單易學,在蘇區的掃盲運動中,曾有試用這種新文字掃除文盲的醞釀:1936年至1943年春在陜甘寧邊區曾先后兩次開展新文字掃盲運動,使拉丁化新文字在陜甘寧邊區得到推廣試驗。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0年延安成立新文字協會,組織緣起上署名的發起人有延安"五老"和茅盾、周揚等99人,贊助人有毛澤東、朱德、董純才等52人。同年秋,陜甘寧邊區教育廳與邊區新文字協會聯合創辦了《SIN WENZ BAO》(新文字報)。1941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了"新文字工作委員會"并宣布新文字與漢字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為《新文字報》題詞"切實推行,愈廣愈好"。雖然后來由于戰事,推行新文字的試驗被迫暫停,但這也為1949年建國前后重啟文字改革留下伏筆。解放區的教育趨向無疑影響到了除舊布新的新中國的漢母語教育。


二、共同的新文字推廣背景:1949年我國社會母語課程頂層設計者群體透視


我國社會母語課程更名為"語文"緣起于1949年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寫新的中小學教科書之時,教材改稱的建議經時任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葉圣陶和時任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和華北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副主任的胡繩以及時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等的集體同意,才確定下來。1950年1月,正在編寫國文教材的"國文組"改稱"語文組"。后來隨著《語文》教材的使用和《小學語文課程標準》的頒布,"語文"正式成為了新的課程名稱。

從文獻梳理可以看出兩點:一是新中國社會母語課程建設是先有教材名稱的擬定,后來才將教材名稱用作課程名稱;二是當時社會母語課程的頂層設計者解放前都有著提倡新文字或推廣世界語的背景:魏建功是漢字改革運動的先驅,1925年他就提出中國革命的成功便在于文字改革的努力,認為驅逐方塊鬼、建設新文字"是我們的時代的需要,是我們民族解放運動里一件大事"。葉圣陶解放前積極參加了推行新文字的活動:1934年,他就與陳望道、夏丐尊等共同發起"大眾語"運動,認為要徹底改革文體必須同時改革文字并提出了文字的拼音化問題;1935年,他與蔡元培、周揚、郭沫若、茅盾、胡繩、胡愈之、黎錦熙、魏建功、呂叔湘、徐特立等等688人聯名發表的《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中明確提出"使它(指'拉丁化新文字')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1947年3月,他又與魏建功一道又在支持新文字運動的中國語言學會內担任理事。而胡繩在30代積極參加了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機關刊編輯工作,在上海世界語者協會機關刊物《世界》任編輯,開展關于拉丁化新文字的宣傳和討論,并積極為當時的語文改革刊物《語文》月刊撰稿,且著有《新文字的理論和實踐》和《上海話新文字概論》等書。胡愈之是20世紀中國世界語運動的領袖,積極宣傳世界語并主張中國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此外還有一人不得不提,即對胡繩影響極大的葉籟士,葉胡二人在30年代曾一起宣傳拉丁化新文字,葉主編的《工人識字班用的拉丁化課本》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1948年他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編審科科長,并担任中華全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籌備委員……有著共同背景的這些人的語文改革思想無疑也影響到了新中國的語文建設。


三、歷史的聚焦:"語文"一詞嵌入我國社會母語課程的1949年8月


實行拉丁化語文改革是20世紀20--60年代的世界潮流。20世紀20年代,前蘇聯遠東地區的少數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語文改革運動。在前蘇聯的影響下,蒙古國把老蒙文改為拉丁化字母,后來又改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國,以拉丁化的越南語拼音文字為法定文字,廢除漢字;日本在1946年也啟動了漢字簡體化和拉丁化改革;1945年印度尼西亞獨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為法定文字;朝鮮和韓國在當時也改用了諺文拼音字母。中國始于20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也是受前蘇聯少數民族文字拉丁化運動的啟發而興起的。

處在這樣的國際語文改革大潮流中,也是出于普及文化教育的現實需要,新中國成立前的1949年5月,黎錦熙聯名葉圣陶等多名語文學家建議成立文字改革研究會,以重啟40年代始于延安的語文改革工作。1949年8月25日,受黎錦熙、葉圣陶等人之托,"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致信毛澤東,對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提出漢字應改成拉丁化拼音文字在全國重點地區試行。同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葉圣陶出任"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編審出版委員會主任", 魏建功任常任理事。該協會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提倡中國文字改革,并且研究和試驗中國文字改革方法。協會自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了幾百種漢語新文字改革和推行方案。后來該會又改稱"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國家語委前身),葉圣陶、呂叔湘等身居其職。

就是在1949 年8 月,時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的葉圣陶著手編寫新的中小學漢母語課本時,將"語文"一詞寫入《中學語文科課程標準(草稿)》中,這一事件被認為標志著"語文"成為當時母語課程頂層設計者對母語課程名稱的選擇。

歷史往往是許多復雜的事件一起造就的,歷史不能假設,許多事件及其方向,成就了歷史的必然。文化教育的普及需要語文改革,而語文改革也是為了普及文化教育。有理由相信在1949年這一年,包括葉圣陶在內的我國社會母語課程頂層設計者選擇"語文"作為我國漢母語課程的名稱時,潛在的思維邏輯就是:"既然(漢語文)改革終點是拼音化,漢字只是過渡性臨時性的語言,不合理據似乎也無關緊要";反正世界語文都將向著拉丁化方向發展,社會母語課程名稱中民族標識的有無也就無關緊要了。可以認為,將我國社會母語課程命名為"語文",既是吳稚暉、錢玄同、蔡元培、魯迅、瞿秋白、吳玉章等人文字改革思想在漢母語學科建設上的體現,也是當時世界語烏托邦和拉丁化語文改革潮流大背景的時代印記,同時也是對解放區大眾化語文教育取向(主要指啟用新文字的準備)的一脈相承的體現。因為也只有這樣解釋,才能理解為何深諳"國文和英文一樣,是語文學科"學理的葉圣陶等人在1949年會將包括"國文"和"英文"等在內的上位概念"語文"用來給我國社會母語課程命名。


四、漢字拼音化的歷史終結:1985年


當然語文拉丁化之路并未像1949年時吳玉章等激進者設想的那樣通暢,"北方話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字"或"新文字")的社會使用范圍十分有限,僅在50年代的東北鐵路電報,解放軍海軍的手旗、燈號、無線電通訊和部分教科書、字詞典等出現過。1950年6月,毛澤東對以吳玉章等人"認為漢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來代替"的看法不予贊同,強調"搞文字改革不要脫離實際",應該"首先進行漢字的簡化"。1953年毛澤東又指出:"文字改革工作關系到幾萬萬人,不可操切從事"后來,國家語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實際上就轉移到落實簡化字方案和推廣普通話上了。這樣的背景再加上前蘇聯俄語和文學分科的影響,就為1956年中學漢語、文學分科教學時"漢語"并未改稱"語言"創造了條件,但可惜那場改革在1958年初就匆匆收場。

由于歷史的局限,學界將漢字普遍視作是落后事物的看法一致延續到上世紀80年代。對母語課程建設影響非常大的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到了80年代仍然認為:"漢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會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語體文配合工業化社會加民主政治";漢字書法"這一項藝術注定了要衰落",漢字"現在通行的老宋體(其實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實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國印書的a,b,c,d,有時候還倒真有很美的字體呢"。正像韓軍先生說的那樣,"自建國以來,語言學界和語言學家對語文教育的干預遠遠超過文學界和文學家的干預",連著名的語言學家對漢字的態度也是如此,當時背景下就當然無人會主張要讓母語課程姓"漢"或"國"了,而對漢字書寫教育的強調就更無從談起了。

科學進步是改變歷史的強大力量。希望廢除漢字的取向一直到1983年王永民被稱作"不亞于活字印刷術"的五筆字型輸入法突破了漢字輸入電腦速度和效率的"瓶頸"以后才發生了根本逆轉。長達幾乎一個世紀的國人的漢字自卑情結終于解開。1985年,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的漢字拉丁化、拼音化運動事實上至此畫上了句號。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以及漢語信息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國人揚眉吐氣,廢除漢字的舉動在今天早已被視為隔世迷狂,鮮有提及。然而,為廢除漢字以便將來走拉丁化、拼音化道路所埋歷史伏筆的"語文"名稱卻"因為走得太遠, 早已忘記了回家的路",就像一個潛伏了多年卻早已被拋棄了的臥底一樣無所歸依。


五、"國語"歸來: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運用課程的學科歸正


當今,"全球化"已經成為表征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關鍵詞,中華民族已經無可避免地要主動迎接全球化浪潮的挑戰:一方面要融入全球社會,一方面又要繼續完成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在完成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中,全體社會成員的民族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顯得非常重要,而作為承担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學任務的漢母語課程在受教育者的民族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方面必須有所作為。以"語文"作為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運用課程(即社會母語課程)的名稱,無"國"則有大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課程建設上的泛化和虛化。

如上所述,我國社會母語課程民族身份印記的缺失實質上是20世紀西學東漸中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國人在文化上的不自信的表現。事實表明,近一個世紀的漢字拉丁化、拼音化的路子行不通。隨著漢字的優勢在信息時代重新被認識,漢字在中華文明基因傳承中的重要作用被更多地理解,以及全球孔子學院遍地開花形勢的發展,我們將迎來漢語文的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語言強國必須熔鑄民族之魂,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運用課程更名"國語"(除國語課外,另設獨立的文學課程)將成為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運用課程民族化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里程碑。

更名是我國社會母語課程建設的守正創新之舉,有利于社會母語教育擺脫長期以來的無謂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爭,改變長期以來社會母語課程的面貌模糊和負載過多(多目標實際上是無目標)的弊端,從而更好地完成祖國語言文字教學的主任務,以造就未來我國社會母語教學和社會母語課程建設的大國氣象。

更名"國語",有助于考試測評的科學化和明晰化。社會母語考試測評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應試者運用社會母語的綜合能力,但是長期以來我國高考和中考語文考試一定程度上存在藏貓貓似的神秘化和不明晰化取向,"游戲規則"未明,給一線日常社會母語教學者帶來了很大困擾。不得不承認,考試在當前確實是"基礎語文教育"的指揮棒。更名有利于中小學母語能力考試測評在積極借鑒"漢語能力測試"的方式和經驗的基礎上,向著更加科學化和明晰化的方向發展。

更名"國語",有助于加強教師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提高國語教學職業的準入門檻,強化國語教師的社會母語專業意識,夯實國語教師的語言文字功底,并促使教師真正形成對于語言文字終身學習的職業理念。

更名"國語"有利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推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范漢字" ,第三條規定:"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范漢字",第十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漢語文課程教授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運用課程理應體現國家法律意志,而且責無旁貸。

更名也將有助于學習者的"社會母語"(北師大王寧語)意識的自覺,亦即在富贍奧美、凝練精準、充滿詩意的典范國語的學習中,感受國語文的語音、文字、語詞、篇章之美,揣摩和發現國語思維的特點和語言運用的規律,蘊積語料,操練語言,涵養精神,改變目前普遍存在的漢字書寫能力退化和語言應用能力下降(如寫作中詞匯貧乏、語言直白而缺少韻味,冗雜啰嗦而表達模糊)的問題,也有助于學習者抵御來自外界的社會漢語"草率化、朦朧化、粗鄙化、游戲化、碎片化"趨向的不良影響,正視"現代漢語世界里的弱化、腐化、痞化、畸化"的語言危機,共同面對來自強勢英語和網絡用語的沖擊,共同參與更具表現活力的既具有優雅風格和詩性特質,又具有能夠體現智性思維與科學建構的"量化陳述能力"的理想國語的當代生成,推動國語現代性歷史進程,以確保全球化時代我國社會母語的安全。

"語言是人的家園"(海德格爾語)。我國國家語言文字運用課程更名"國語"適得其所,有助于強化未來公民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牢固學習者與自身文明傳統的聯系,從而為振興以社會母語為載體的民族文化,提高中華文化的軟實力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原載于華東師大《基礎教育》(CSSCI核心擴展)2014年第2期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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