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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 羅志田:《胡適傳》的緣起與寫作
學界 羅志田:《胡適傳》的緣起與寫作
燕南園愛思想 羅志田     阅读简体中文版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對同時代讀書人影響最大的有三位,分別是曾國藩(1811-1872)、梁啟超(1873-1929)和胡適(1891-1962)。能有幸寫其中一人的傳記,是非常榮幸的事。而其緣起,卻非常偶然。


寫作緣起


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四川大學任教不久,在一次向隗瀛濤老師請教時,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正主編一套“強國之夢”叢書。

出版社方面,是想以這套叢書去爭取獲獎,希望主編和作者的層次能比別的通俗讀物高一些。基于這樣的設想,策劃者先確定了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職稱的中青年作者,然后敦請隗老師担任主編。那時隗老師正主持著一個重點項目的研究,本無余力他顧。但出版社促請甚殷,而隗老師更多出于支持年輕人之意(相當一部分叢書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師門下,或長期追隨請教,有些人或也盼望有書出版可有助于升等),終于同意出山。

據我后來所知,出版社的立意是本著學術為現實服務的精神,想以這套書去爭取“五個一工程”獎,故定位為普及性的“通俗讀物”。策劃者原計劃在“強國之夢”之后續出一套“強國之路”叢書,以兩套書來共同表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才能強國”這一主題,以弘揚主旋律。據此設想,前一套書的撰寫對象即“做夢”者,而后者則為“走路”者(以中共革命家為主)。前者包括一些不那么“先進”的人物,藉以凸顯后來“走路”者的高明。

這一設想后來證明有些書生氣,至少兩套書沒有一起推出,使策劃者的想法未能清晰地表露出來。其后正因叢書包括了像胡適這樣不“先進”的人物,而又未對其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社科獎評委的強烈反對,直接影響了全套書獲任何獎的可能性。對此我個人負有直接的責任,因為胡適其人的“入選”,就是我提議的。

那時叢書似已“啟動”,隗老師把策劃者擬定的十位研究對象告訴我,并征詢我的看法。記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沒有曾國藩、梁啟超和胡適。我因少小失學,修養差而性魯直,即冒昧提出:論歷史作用,太平天國誠不可謂不大;但就對當時人的影響言,洪秀全恐怕還不如曾國藩(暫不論其“革命”與“反動”)。而近代最能影響其同時代人的,還有梁啟超和胡適,這三位最適合古人“知人”以“論世”的取徑,應列入研究對象。

我原不過順便說說而已,沒想到隗老師立刻予以鼓勵,后來洪秀全與另一人果被刪去,雖未曾加入曾國藩,卻增添了梁啟超和胡適。隗老師知道我寫過有關胡適的論文,即命我担任胡適一書的撰者。我雖讀過與胡適相關的多數材料,卻從無為其寫傳的思想準備,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師以胡適的“嘗試”精神勉勵我一試,并指出胡適列入這套書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義務”担任此書的寫作。就這樣,我成了該叢書作者隊伍中唯一由隗老師“提名”的作者(現在回想,原已約定的十位作者,有一兩位或只能轉寫他書,是有些遺憾的)。

隗老師既出任叢書主編,立刻強調叢書的學術性(實際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學人也只有寫出“學術著作”才有用)。但新的問題很快就產生出來了:一方面叢書主編與一些作者希望強調叢書的學術性,我自己便深知寫“通俗讀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學人特別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僅不具備寫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確實沒有這么多時間;若非學術叢書,自然不敢參加)。但在另一方面,學術水準似非“五個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獲獎為目的,顯然需要優先考慮其他的方面。編撰方的一部分人與出版方對此叢書的認知,其實已有較大的不同,而這一點不幸始終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出席了最后一次編作者與出版方的討論會。在那次會上隗老師仍強調這是一套學術叢書,而出版社則再次提出希望盡量“通俗”的意見;部分作者則以為,學術著作寫得好,也未必就影響銷路。對這套叢書的定位,各方其實都在各自表述,不過都比較婉轉。對各書“體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釋及使用多少注釋)是否要一致,也出現了不同意見。后經主編裁定,研究取向和“體例”由各書作者自定。

這是一個頗具今日中國文化特色的妥協結局:各方都覺得自己的觀點已說明白,并據此操作。結果是主編者按其所理解的編(包括寫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寫,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設想的那樣出。后來其中某書曾引起一些爭議,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對叢書的認知和定位去撰寫,有的可能是在提高與普及之間走鋼絲,有的也許根本就按“通俗讀物”的方式在寫。實際的情形是,這既非一套學術叢書,也不是一套通俗讀物(拙作即尚未達到通俗讀物應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只能就各書論各書。

因為出版社以通俗讀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給各書撰寫的時間相當短(出版社對學術研究所需的時間當然了解,若全無積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只有通俗讀物才可能在他們要求的短期內完成)。叢書交稿時,隗老師因其主持的重點項目已占去大部分時間,實無余力在短期內全部審閱各書,乃采取抽查方式。由于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參與者,且所居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當然也盡量考慮了所謂“可讀性”,仍基本是按照“學術著作”的要求寫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確認了自己所編的就是一套學術著作)。

叢書很快就出版了,由于各書體例不一,遵照隗老師的指示,這套書以單本的形式申請省社科獎。《胡適傳》被四川省歷史學會作為唯一的一等獎候選者上報,但在上一級評審時引起了爭議。據說有人提出,研究胡適這樣“落后”的人物,應對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該書不僅未批判,甚至沒有與胡適“劃清界限”。結果討論時從一等獎降到二等獎,再降到三等獎。此時隗老師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絕接受。

那情形,是另一位參與的前輩評委告訴我的,并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隗老師的“拍案而起”。那位評委自己也很詫異,以隗老師向不與上級作對的一貫風格,何以能有那樣的表現!的確,對那個年齡的學者來說,為一個剛出道的學者而冒與上級不保持一致的風險,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隗老師的作為雖然維持了學者和省歷史學會的尊嚴,但也直接斷送了那套叢書獲“五個一工程”獎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連申報都難,遑論獲獎)。我想,出版社和策劃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后有內部人士告訴我,其實先已內定,就是三等獎也不可能。據說隗老師拍案之后,有人念了一張紙條,表揚該書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筆也異常好;同時申明學術研究本無禁區,但這樣研究胡適,不宜由政府來承認云云(因為那是政府獎)。結果,那一年的省社科獎,歷史學科的一等獎竟然空缺,這在當年是相當罕見的。以今日的后見之明看,參與各方,從不同評委到主事者,其實也都盡量以其覺得合適的方式,表述了對學術的不同態度。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體會不到,也不過就在十多年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還有那樣多的禁忌。很多人可能也沒注意到,像我這樣連楊奎松兄都以為屬于“另類”(在奎松兄那里并非貶義)的學者,其實屢屢獲得隗老師的指導和支持。如今隗老師已駕歸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師或有不同的形象。我不知上面所說與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師的形象是否一致,這卻是我的親身經歷,也是我記憶中的隗老師。

就我個人而言,如果沒有隗瀛濤老師的鼓勵,要將我對胡適的一些看法較為系統地整理并表述出來就教于學界,恐怕還會是相當久遠的事。當時勉強成書,或有辱師教,現在也只能自己承担責任了。


人物與時代


盡管中國史書以紀傳體著稱于世,本書的傳主胡適卻一則說他“深深的感覺中國缺乏傳記的文學”,再則說“中國的傳記文學太不發達了”,甚至“可歌可泣的傳記,可說是絕對沒有”。他的意思或許是中國過去的傳記不夠“文學”,曾自撰《四十自述》以為文學性傳記的嘗試。卻不十分成功——僅其中第一章類似“小說式的文字”,從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學訓練深于文學訓練”,遂“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略帶諷刺意味的是,“還有許多朋友寫信”給他,說后寫的“比前一章更動人”。

其實文史本“不分家”,曾為法王路易九世作傳的勒高夫就認為,傳記比其他史學手段更能產生“真實效果”,故“與小說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較接近”。史家“憑借其對于資料和傳主所生活的時代的熟悉”對史料進行“剪接“,實即“剝掉這些文獻的外殼,讓帶動歷史現實的理念顯露出來”,從而展現“真實”。且文筆的感人,往往以生活為基礎,并因經歷的可分享而使讀者生“同情”。若敘事本以能“仿生”而生動感人,便無所謂文學與史學。歷史敘述的生動,或即以史學的思想邏輯為后盾,通過表述的嚴謹而展現。

然而傳記確實不容易寫,勒高夫便視歷史傳記為“歷史研究最困難的方式之一”。若寫已成“人物”之人,又比一般傳記更難。按梁啟超的界定,所謂“真人物”,必“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以后,而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這類人的“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于全社會”;其“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胡適就是這樣一個改變了歷史的“人物”,今人表述皆用所謂“白話文”,這一幾千年的巨變,便與胡適有著不可分的關聯。

不僅如此,子貢早就說過,君子之過,就像“日月之食”,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對胡適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學、史學、文學、教育、政治等眾多領域,足見其在近代影響的廣泛。從他二十多歲“暴得大名”開始,胡適一生都是新聞媒體注意的對象。他完全符合梁啟超界定的“真人物”,亦即子貢所說的“君子”。

但正因此,胡適也是學術界一個久有爭議而很難處理的題目:前些年是貶多于褒,后來則褒多于貶。趨勢雖然明顯,但仍存歧義。20世紀90年代后,胡適研究在大陸漸成熱點,論著日多,海外亦不少。各家雖仍有爭議,關于胡適的許多具體的方方面面,卻又已漸有論定的意味,這就更增加了寫胡適的困難。

歷史表述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本無限曲折。胡適一生講話寫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淺顯,也以此著稱于世。然而這位最希望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嘆謂,許多他細心用力的文章,卻不為世人所注意;而隨意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別人選的《胡適文選》后說:“你們都不讀我的書,你們不知道應該怎樣選,還是讓我自己想想看。”選他文章的人當然是愿意并認真讀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適看來,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與讀者的關系,到老也還是有心栽花花不開。

這當然有讀者一面的原因,從前述胡適寫《自述》的嘗試便可知,他本以為讀者會喜歡“小說式的文字”,卻有“許多朋友”認為,他按照“謹嚴的歷史敘述”方法所寫的,反“更動人”。而胡適自身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如胡適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說,他“在不同的場合,對不同的聽眾,說不同的話”。與晚年胡適過從較多的唐德剛先生以為,胡適說話“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圍內,他又是“有啥說啥”。

這是唐先生積多年與胡適接觸經驗的甘苦之言。正因此,對胡適所說的話,就不能全從字面看,而必須仔細分析,才可以從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說啥”的真意。胡適一生都非常重視“一致”,主張一個人應言行一致、今昔一致,為此而不惜調整一些與個人相關的記錄。但人是生活在社會之中的,尤其成為“人物”的人,很少能不受時代和周圍環境的影響,真正做到今昔的“一致”。中國古人早就主張“多聞闕疑”,或許歷史傳記與文學傳記不同之處,就是能夠“懂得尊重因資料匱乏而留下的缺損和空白”,不去“設法填補打碎了一個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統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斷和不連貫之處”。而且,如勒高夫所說,在歷史傳記這個“極端困難的領域里”,恰隱伏著“變動中的歷史的研究方法”,因為“歷史的變動在傳記中也許比在別的地方更加清晰”。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個時代可能因為某個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個人也可能因為時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時代被弘揚的過程中表述自己。孟子早就提出“論世”以“知人”的方法,反過來,也可“知人”以“論世”(對任何人物的研究,必對其所處的時代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雙向處理孟子的“知人論世”方法,有助于對歷史人物及其時代的共同了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為,“生活決定意識”。基于此的觀察方法,是“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離群索居和固定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故陶孟和強調:“一個人生在世上,必定與他生存的環境有相互的影響,有無限的關系。”要了解一個歷史人物,“萬不可以把他所處的時勢并他所處的環境拋開”。而且這時勢環境是立體的,是“過去的生活積久的結果”,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

今日若要研究胡適的時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適本人,則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卻為人冷落的篇章。且兩者就像“知人”與“論世”的關系一樣,本是互補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適本人及其不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為世所知和不為世所知的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適那個時代;同時,也只有在盡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適所處時代之后,才能進一步領會胡適身處特定時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陳寅恪語),以期“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胡適語)。

這中間文本(胡適自己)和語境(胡適所處時代)的微妙互動關系,是本書試圖著力之處。本書初版后,不少讀者注意到其與很多傳記的寫法不同,如一開始就專辟一章來討論傳主所處的“語境”,便曾使一些評論者感到不習慣。其實為已成歷史“人物”者寫傳,常不得不如是。勒高夫為路易九世作傳,便“經常中斷對他生平的敘述”,以交代“他在不同時期中所遇到的那些問題”。他謙稱“這些不同時期各有其標志,它們令歷史學家感到困難”,而自己“試圖把這些困難的性質交代清楚”。實際就是他對這些時代“標志”的理解與其他史家不同,故不能不“中斷”對傳主的敘述以說明其時代。


寫實與寫意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還原其本相,但究竟何為本相或真相,其實不太說得清楚。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強,以為通過所謂“科學”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對象到超過其本人的程度。對此我有些存疑。蓋不論什么外在內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識真面目的可能,每個人大概還是自己最了解本人。正因為其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觀努力(或謂遮掩)。研究者能從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難得;進而能對研究對象有所謂“同情之了解”,尤大不易。若云認識其人超過本人,多少有些“以不知為不有”(傅斯年語)的傾向,或不過凸顯研究者的大膽敢言而已。進而言之,對歷史人物“真相”的把握捕捉,還有一個“形似”還是“神似”的問題。兩者之中,后者更難,即王安石所謂“丹青難寫是精神”也。然而不論“形似”還是“神似”,都僅到“似”的程度;能似,就不簡單。對史學來說,重建出的人物究竟是否“似”尚難判斷,遑論所謂“真”。在這一前提下,或不妨嘗試先尋求呈現歷史人物的豐富面相,即盡量重建傳主已確立形象之余的部分;若能于固定的典型“象征”之外,“旁采史實人情,以為參證”,以“見之于行事”的方式寫實亦兼寫意,重構出傳主人生經歷的豐富,說不定反因此而趨于接近其“本相”。

聞一多在寫杜甫時曾說:

數千年來的祖宗,我們聽見過他們的名字;他們生平的梗概,我們仿佛也知道一點;但是他們的容貌、聲音,他們的性情、思想,他們心靈中的種種隱秘——歡樂和悲哀,神圣的企望,莊嚴的憤慨,以及可笑亦復可愛的弱點或怪癖……我們全是茫然。我們要追念,追念的對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標是什么?要崇拜,向誰施禮?

由于“看不見祖宗的肖像,便將夢魂中迷離恍惚的,捕風捉影,摹擬出來,聊當瞻拜的對象——那也是沒有辦法的慰情的辦法”。所以,他所描繪的詩人杜甫,雖不敢說“這是真正的杜甫”,卻可以說是他“個人想象中的‘詩圣’”。

這是一個重要的見解。一方面,往昔的追憶需要一個可知可見的具象,否則難以寄托;另一方面,很多時候我們仰慕和崇拜的憑藉,其實只是一個想象的摹擬物。中國古人對此有很深入的思考,所以不重偶像(此用其本義),而多以牌位表出,是很典型的“寫意”。但后來終抵擋不住人情的需索(或也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漸出現畫像雕塑一類“寫實”之物,現已基本取牌位而代之了。然而恰因“寫實”物品多系晚出,反蘊涵著較多的想象,未必就比“寫意”的牌位更接近實在。

有時候,“寫實”之物甚至真如聞先生所說,不過是捕捉夢魂中迷離恍惚的影子而已。《夢溪筆談》曾記唐明皇夢鐘馗捉鬼,命畫工吳道子圖之,道子“恍若有睹,立筆圖訖以進”,居然極肖明皇夢中所見,“上大悅,勞之百金”。這就是一個捕夢捉影的“實例”,其作品究竟算是“寫實”還是“寫意”,還真需要費心斟酌。惟夢不易說,說即難免癡人之譏。偏向科學者如胡適,就以為做夢都有生活的經驗作底子;則明皇所謂“卿與朕同夢”,或其作底子的“生活經驗”相近乎?

過去的思想史研究或受哲學史影響,似偏于理智,而相對忽略情和感的部分。思想家的傳記也相類。其實人的苦與樂,人對自然和他人的感知、感受、甚至感應,都是古人特別重視的,在既存研究中卻顯薄弱;或因“研究”須嚴謹,而將研究對象“納入”一種理智體系,遂“被”理性化了。其實我們思想史中很多人物的情感都很豐富,其感性的表現往往被壓抑而不顯,似還有伸展的余地。

今日科技的力量給史家以極大的幫助,胡適的容貌、聲音都有記錄而可親近,但是他的性情、思想和“心靈中的種種隱秘”,仍不能不據史料和想象以重建。本書無意全面地重新詮釋胡適及其時代,不過重建一些過去較少為人注意的史實,希望能為認識和詮釋胡適其人及其時代,做些微的補充。

胡適自己曾提出,寫人物傳不能細大不捐,“當著重‘剪裁’,當抓住‘傳主’的最大事業、最要主張、最熱鬧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來書寫。其余的細碎瑣事,必須有“可以描寫或渲染‘傳主’的功用”,才能存留。本書即以此為目標,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并為了接近傳主想要清楚淺顯的風格,盡量寫得流暢些。一些繁雜的分析和史事考證,或已另文陳述,或當獨立探索,在本書中就適當簡化了。至于再現了多少他的“歡樂和悲哀,神圣的企望,莊嚴的憤慨,以及可笑亦復可愛的弱點”,就要請讀者諸君看了下文后予以指教了。


(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羅志田著,社科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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