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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陳兼:蘇聯的失敗能否避免
歷史 陳兼:蘇聯的失敗能否避免
燕南園愛思想     阅读简体中文版

幾年前,當我讀到《失敗的帝國》英文原著時便感到,這是一部恢弘大作。讀書時產生的,是一種心靈震撼。在我讀過的關于蘇聯及其解體歷史的著作 中,還沒有哪一本像這本書那樣,對蘇聯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和具體的歷史過程——以及位高權重的主要領導人在其中的個人作用——做過如此明晰、又如此具有深度 的分析和討論。書的寫作,就像祖博克其他論著一樣,是以扎實的檔案甄別研究為基礎的,并輔之以一系列屬于“批判口述史”(critical oral history)的訪談記錄的支持。書中處處閃現著思想的火花,透露出一種深邃的人文關懷。這種心靈震撼,在幾年后我讀到祖博克的另一本著作《日瓦戈的孩 子們:最后一代俄羅斯知識分子》(Zhivago's Children: The Last Russian Intelligentsia)時, 又再次閃現并更為強烈。祖博克自己,其實也是“日瓦戈的孩子們”——俄羅斯具有高度批判意識的知識分子群體——的一員。他是同時用大腦和心靈來解讀和講述 過去的故事的;他的歷史敘事的主人公中,也包括他自己。

《失敗的帝國》中譯本的譯筆很好,文字相當流暢(當然,書中一些表達還有進一步推敲改進之余地),看得出來,譯者和書的責編花了不少功夫。在今天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能夠認真地做好這件事,是不容易的。

書中仍有小疵。例如,第113頁,朝鮮二號人物樸憲永的名字被譯成了全然不相關的“樸洪瑛”,就是不應該的。其實,只要稍微多花一分功夫,這個 錯就不會出現。不過,我不想苛求譯者。我自己也做過譯書的事,深知此事不易。翻譯一本書,要不出錯是很難的,而要出錯則是很容易的,稍不留神就會發生。

  

“革命”和“帝國”的悖論

  

祖博克貫穿全書的討論,圍繞著他稱之為“革命-帝國”的框架而展開。

革命在二十世紀初年的俄羅斯發生,本身有過巨大的歷史正當性,其本質,則是對于走向現代性“替代性選擇”的追求。在《失敗的帝國》中,祖博克從 一種“歐洲視野”來看待問題,因而提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出現和發展,本質上是一種歐洲范圍現代性追求的變種,也是在西歐普遍成長起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模 式的“遠房表兄弟”。人們不必同意這種看法,但卻不能回避由此帶來的思考。

俄國的革命,確實曾經帶來過歷史的震蕩與轉折。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俄政權(1922年以后則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亦即蘇 聯),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根本上來看,它的產生,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的實踐中無法通過自身所擁有或能夠產生的手段,解決世界范圍 內現代化進程迅猛推進所帶來的種種基本問題——尤其是涉及公正、平等和正義的基本問題。蘇聯的出現,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是振聾發聵的,并通過國際共產 主義運動的擴展,對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統治提出了顛覆性的挑戰。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通過列寧和斯大林所領導的實踐,從書齋中的學問轉變為一種席卷世界的 實際運動時,人們再也不能將資本主義制度當做人類通向現代性的唯一可行之路了。這成為整個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本身深刻而廣泛的變革歷史的一個基本動因。肇始 于此的全球冷戰,不僅是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也是關于通往現代性的不同道路和選擇之間的競爭——是對不同“道路”和“選擇”本身在何種意義 和程度上更能夠改善自身的歷史性測試。

革命的理念和想象,為蘇維埃國家建設所提供的,是一種意在同近代以來出現的“民族國家”范式相對抗并取而代之的含有普遍性意義的新選擇。蘇聯的 名稱,同地域和民族沒有任何特定的關聯,有的只是基于革命想象的各加盟共和國的“自由結合”。俄羅斯是聯盟的最大成員和實際上的核心,但在聯盟的框架中, 同其他加盟共和國應該是平等的。從道理上來說,每一個加盟共和國既然是“自由”加入聯盟的,當然也可以自由地退出。構成這一切的底蘊和愿景的,是關于“世 界革命”的遐想——總有一天,革命會席卷天下,蘇維埃國家聯盟是要涵蓋世界的。

但歷史的力量比任何想象都更為強大。蘇聯的國家建設從一開始又是在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文化、疆域、人民和其他許多遺產的歷史環境中發生并發展 的。蘇俄在革命中產生,但在自身戰略和政策的制定中,在堅持“革命”名義的同時,面對著由強權政治統治并對蘇俄高度敵對的外部世界,往往在不經意間,帝國 的遺產便成為國家建設的參照和資源。如果說,在列寧時期,關于“世界革命”的遐想依然在蘇俄 / 蘇聯政策制定中多少還占有一席之地的話,那么,在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關于“革命”的想象越來越被“帝國”遺產的巨大陰影所籠罩,蘇聯的 國家建設也越來越落入“帝國”的俗套。對此,祖博克在《失敗的帝國》中作了詳盡及透徹的描述:斯大林將“革命”話語和具有“帝國”特質的實踐糅合在一起; 隨著他權力的鞏固,蘇聯也成了一個披著“革命”的外衣,卻保留“帝國”的內瓤的怪物。

在蘇維埃國家這一蛻變的過程中,斯大林的作用至關重要。身為格魯吉亞人的斯大林,在權力政治上有著超乎尋常的閱讀和駕馭能力,對于俄羅斯帝國也 有著一種發自內心的贊嘆。當他終于通過慘烈的黨內斗爭登上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寶座時,情不自禁地便將在蘇聯重建并擴展俄羅斯帝國大業當作自己的歷史使命;同 時,這也是他自己以少數民族出身卻能登上并保持蘇聯最高領袖地位的生存之道。

但從一個更為基本的層面來看,蘇聯之所以出現上述蛻變,一個深層次原因在于,“革命”想象在構建并支撐蘇維埃國家合法性敘述時,存在著致命缺 陷。以“革命”想象及相關敘事為基礎的蘇維埃國家的合法性敘述,固然曾為它帶來了一種帶有“超越性質”的普遍性意義,也曾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但同時也面臨 著繞不過去的種種根本性悖論的挑戰。作為“加盟共和國自由結合”產物的蘇聯,卻難以取代現實中人們仍然以民族、地域、歷史、文化和宗教為基本參照的國家認 同。更何況,革命的憧憬和想象,有著明顯的烏托邦性質,因而難以面對并經受住普通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持久的日常生活經驗的考驗,也就難以產生持久性的 動員效應。

在蘇聯的歷史上, “革命”的名義從沒有被拋棄,但從最高領導者到普通人,越到后來它就越失去了最初曾有過的理想主義特質以及人們對于它的“內在”認同和接受。這仍然是一個 “革命”和“帝國”的“混合物”。就其合法性敘述的邏輯而言,革命和帝國本來應當是相互否定的;但在蘇聯國家建設的具體進程中,“革命”越來越成為“帝 國”的遮羞布。當冷戰時期到來時,在蘇聯內外政策中,在“革命”言辭的掩飾下,蘇聯“帝國”充分繼承了帝國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的功能。蘇聯任何對外的強勢 行動,都成了對內加強管控的理由及后果。自斯大林時期開始發生的所有這一切,不斷抽去曾經構成蘇聯“帝國”合法性表述底蘊的“革命”層面的普遍性意義,使 得它在面對來自冷戰后期自身不斷獲得改善的國際資本主義的挑戰時,越來越陷入守勢。

  

赫魯曉夫難以超越的困局

  

在蘇聯歷史上,赫魯曉夫恐怕是僅次于戈爾巴喬夫的最具爭議性的人物。赫魯曉夫推行“非斯大林化”的最大問題,并不在于是否有必要走出這一步——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如何走出這一步,以及在走出這一步后有怎樣的后續步驟和長遠考慮。在這些方面,赫魯曉夫極為勇敢——簡直勇敢到了魯莽的程 度;但同時,他又極為膚淺——有時甚至膚淺得令人瞠目結舌。

某種意義上來看,赫魯曉夫的解凍,作為一種政治決定,是做了一件斯大林本來在二戰結束后應該做、但決不可能做也沒有做的事情。在《失敗的帝國》 中,祖博克描述了二戰結局對于蘇聯人精神及生活的巨大正面影響。在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摧毀的關于“革命”的信仰和信念,又獲得了某種新的生命,但 很快,這種思想的蠕動便被斯大林最后年代的禁錮性的高壓政策所扼殺。言路基本關閉,蘇聯知識思想界陷于一片沉寂之中。

斯大林之死,帶來了蘇聯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推動并實現大轉變的歷史責任落到了赫魯曉夫這一代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領導人身上。赫魯曉夫沒有在 挑戰和機會面前卻步。他根據自己對蘇聯當時情勢(包括人們普遍向往改變的情緒)的閱讀,同時也為了給他自己登上并保持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創造合法性,在 蘇共二十大上啟動了“非斯大林化”的歷史性進程。在這一點上,他功不可沒,歷史也會銘記他。

然而,他所釋放出來的,是一個連他自己后來也被嚇壞了的“魔獸”。冰雪融化后產生的洶涌洪流,沖垮了赫魯曉夫和他的同志們在心目中為“解凍”設 置的界限。尤其是,由“非斯大林化”所釋放出來的思想界解凍后的巨大能量和沖擊,在完全無法理解其中所包括的前所未有的契機的領導者的眼中,卻成了對黨和 國家本身的致命威脅。赫魯曉夫和他的同事的應對之道,是重新拿起他們曾試圖唾棄的斯大林主義的武器,對一切超越他們自身理解能力的意見,統統予以噤聲乃至 鎮壓。

其實,在后斯大林時代的一班領導人中,赫魯曉夫也許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但他卻仍然沒有能夠把事情做好。這里,固然有他自己性格和背景上的因 素。但更為重要及根本的,卻在于制度層面的原因。歸根結底,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是思想的貧乏,尤其是掌握了黨政大權的赫魯曉夫及其他蘇聯領導人在思想上的極 端貧乏。他們是在斯大林的極權統治下登上高位,并在慘烈的不斷“清洗”中幸存下來的一代人。即便他們曾經有過關于社會主義宏大事業的熱情和憧憬,也必須在 克里姆林宮日復一日的“宮廷政治”中生存下來的嚴酷現實和日常經驗中,被消磨殆盡了。他們的政治智慧,則被擠壓并蛻變為首先為“生存哲學”所主導的犬儒意 識。赫魯曉夫能夠成為后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不是因為他在思想深度和遠大政治規劃上比他的同志更為杰出,而只是因為他的粗魯和狡猾以及對于高層政 治力量對比的無與倫比的閱讀能力,讓他獲得了一種具有“即時性質”的高層政治對峙中的優勢地位。他走不遠,是不奇怪的。

  

中蘇分裂的巨大沖擊

  

如果說,我對祖博克此書有什么失望之處的話,那就是,書中關于中蘇從結盟走向分裂及其同冷戰走向結束的進程——也是蘇聯帝國走向失敗的過程——的分析和討論,是太過簡約了。

我以為,他應當將更多的關注和筆墨用到中蘇分裂對冷戰歷史演進的巨大影響上來。祖博克的應對,用的是一種堵住我的口的辦法。一次碰到時,他說:“陳兼,這件事你已經做過了,而且做得很好,還要我花大篇幅來做嗎?”

這話其實不對。我做得最多的,是從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角度——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從毛澤東推動并實行“革命后革命”的宏大政治、社會與人心改造計劃的角度——來看待中蘇分裂何以會發生的歷史動因的。對于蘇聯方面的原因,我很少涉及。

中國共產黨革命于1949年獲得勝利,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帶來的巨大的推動效應,是不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的。斯大林曾經對毛澤東及中共是否 “真正的共產黨人”持有疑問。但在1950年中國入朝參戰后,這一點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朝鮮戰爭期間,蘇聯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軍事及其他援助。到戰爭后 期,蘇聯的援助越來越轉向對于中國本身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現代化進程的大力支持。1952年夏秋之際,周恩來率領一個龐大的中國代表團訪蘇,獲得了斯大林對 支援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全面承諾。周回國之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聞訊大喜,在毛的促動下,中共中央決定,將原定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 改為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從斯大林后期到赫魯曉夫執政后的頭五年,中蘇關系中發生了世界歷史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從一個國 家(蘇聯)到另一個國家(中國)的現代化 / 工業化“大轉移”。蘇聯所基于的,當然有國家利益層面的考慮——同中國的結盟,將大大加強蘇聯在同整個資本主義西方對抗中的實力地位。但同時,這種“國家 利益”的界定中,也受到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亦即“革命”理念——的深刻滲透。

從祖博克書中的敘述來看,赫魯曉夫這一班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領導人對對中國的全面援助,曾經是充滿熱情與信心的。中蘇戰略同盟關系也在上世紀五 十年代中期進入了“黃金時代”。然而,從五十年代中后期起,毛澤東卻給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中蘇關系開始出現嚴重的裂痕。毛澤東向莫斯 科提出挑戰時,眼中盯著的是國際共運領導權誰屬的問題,但使用的武器,卻帶有對普通中國人極具感召力和說服力的愛國主義色彩。1958年,在蘇聯在中國海 岸建設長波電臺以及中蘇建立聯合艦隊的問題上,毛澤東一下子就把兩個盟國之間軍事合作的問題,提高到蘇聯侵犯中國國家主權的高度,嚴厲指責赫魯曉夫對中國 搞大國沙文主義。這一行動由中國這個當時蘇聯最大和最重要的盟友發起,一下子就撕下了蘇聯帝國的“革命”外衣。此后,中蘇之間爆發意識形態大論戰,毛澤東 始終堅持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批判,當他把“反修防修”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聯系起來時,尤其是如此。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毛澤東 正式給蘇聯扣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也徹底抽去了蘇聯在其自身合法性敘述中給“革命”及其普遍性意義留下任何空間的可能性。這對整個國際共運的沖擊 是巨大的,模糊了冷戰不僅是大國之間的軍事與戰略對抗、更是不同制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的特質,也在實際上改變了全球冷戰最后二十年間的走向。

對于上述這一切,祖博克在書中只是有所討論,卻沒有展開,更沒有深入下去——而以他的大手筆,本來是應該也可以這么做的。這是令我失望的地方。

  

勃列日涅夫時代“失去的機會”

  

祖博克書中,最值得注意的章節之一,是關于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敘述和討論。一向以來,學界都將這一時期看作“停滯的時期”。從一般意義上來說,這并沒有錯。祖博克亦未對此提出異議。但在史事敘述中,他把勃列日涅夫寫活了。

勃列日涅夫是想把事情做好的,而且,他也并非沒有信念和理念。在祖博克關于勃列日涅夫的描述中,最引人入勝并發人深省的,是他對勃列日涅夫的 “山頂寶鑒”信仰——要不惜代價避免與美國的戰爭——的強調和描述。為此,勃列日涅夫真是費勁心思,不遺余力。也正是在這里,他展現出了自己作為國務活動 家的最為精彩的一面。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在1970年代蘇美兩國在限制戰略核武器問題上達成協議時,達到了最高點。

然而,從此后的歷史發展來看,勃列日涅夫在戰略軍備控制上的建樹所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蘇聯帝國命運所產生的影響——卻是曇花一現的。尤其到 了勃列日涅夫后期,他本人垂垂老矣。恰恰在此時,面對著一系列的“機會”和挑戰,蘇聯走出了包括入侵阿富汗在內的一步步錯棋和險棋,其結果,則是使得蘇聯 帝國越來越深地落入了過度擴張的陷阱。

勃列日涅夫的主要失誤之處在哪里?祖博克認為,在于他對國內挑戰的應對上的錯誤——對此,我完全同意。關鍵的問題確實仍然在國內。勃列日涅夫出 任蘇共總書記時,包括許多記者、作家、學者以及科學家在內的蘇聯知識分子群體盡管受到壓制,但“解凍”的各種效應早已發酵擴展,自由思維的暗流非但沒有被 真正鎮壓下去,反而更加洶涌。事實上,甚至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思想最為僵化與停滯的年月里,蘇聯知識界也再沒有重新回到斯大林時代那種高度封閉的狀況去。但 勃列日涅夫在國際上追求同美國及西方緩和的同時,在國內卻實行了對“異見分子”實行強力壓制的做法。也正是在他執政時期,后斯大林時期曾一度被削弱的克格 勃的“國內安全”功能重新獲得極大的加強。

在勃列日涅夫這一代的蘇聯領導人看來,對蘇聯國家與制度形成最大“思想威脅”的“持不同政見者”,不僅包括那些指望用西方資本主義思想與意識形 態來“改造”蘇聯、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變色”的知識分子,也包括那些其實真誠地希望通過糾正蘇聯制度的各種深刻弊病來改善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蘇聯 國家安全機器也參與了對這些知識分子的壓制乃至鎮壓。其結果,不僅使得蘇聯國家本身失去了從他們的批判性意見中汲取改善自身的思想資源,也使得這些知識分 子在自身理想破滅的同時,在同國家的關系中日益成為“他者”。

但是,政權與制度合法性的問題,決不是一個依靠國家(即便是一個“強國家”)所掌握的強力和強制手段便能夠得到解決的問題。在歷史上,真正具有 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識分子,是從來不會允許自己的批判性思維屈從于國家的強制力量的。在曾經充滿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精神的“革命年代”中成長起來的蘇 聯知識分子身上,這一點也許表現得更為突出。到頭來,蘇聯國家與制度本來便已經處于危機之中的合法性基礎,也因此陷入了更為深刻的危機。

此時,全球冷戰越來越成為一種對峙雙方“比試內功”的競爭,但勃列日涅夫卻見不及此。而在國際關系實際運作的層面,直到勃列日涅夫末年,蘇聯似 乎還常常會使人產生一種它仍處于“攻勢”的印象(美國干涉越戰的失敗使得這種印象變得更為強烈),但處于蘇聯國家與社會深層次的內在矛盾卻在不斷發展。從 表面上看,蘇聯似乎仍然是一個“硬”實力巨大的超級大國;但它向美國及其他西方大國占據主導地位的現存國際體系與體制提出持久及有效挑戰的“軟”實力,卻 在實際上大大下降了。

  

戈爾巴喬夫和蘇聯帝國的崩潰

  

《失敗的帝國》最精彩的部分,是關于戈爾巴喬夫的入木三分的描述和探討。

在歷屆蘇聯領導人中,戈爾巴喬夫應當屬于“異數”之類。他是第一位沒有親身經歷過十月革命及革命后的動蕩歲月,而是在二次大戰后的和平歲月中成 長起來的蘇聯領導人。從個人背景來看,戈爾巴喬夫似乎并不具備領導一場不僅將改變蘇聯的命運也將改變世界歷史走向的大變革的基本素質:他長期從事地方工 作,并沒有建立在第一手經驗之上的對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他在蘇共黨內也并沒有太深厚的組織根基,從表面上看缺乏推行大規模變革的政治力量基礎。戈爾巴喬夫 被選擇担任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角色,從本質來看,正是蘇聯政權與制度所面臨危機的深刻性的表現。

戈爾巴喬夫沒有想過“好死”,但絕對不想“賴活”。戈爾巴喬夫就職后,當他將注意力集中到國際事務上來時,很快便意識到,同美國的核競爭決不是 “有吸引力的選擇”;要從根本上使蘇聯及其制度與體制得到改善與加強,便“只有通過對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實行嚴肅的改革”。比之他的前輩,曾經多次 到西方國家訪問的戈爾巴喬夫還意識到,從根本上來說,改革所要解決的是蘇聯國家和制度所面臨的合法性挑戰問題。正是這一意愿,成為戈爾巴喬夫所設想的“制 度與體制改革”的邏輯出發點。

戈爾巴喬夫的最初計劃,是要通過對知識分子和其他黨內改革力量的動員,實現對社會主義的“激進的重新界定”,使得蘇聯的國家及制度煥發出新的活 力。為此,他在百忙之中重新通讀了列寧的著作(尤其是精讀了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有關著作)。他曾說,他所希望開創的是這樣一種局面:“共產黨仍然要起 到保護人民不致受到資本主義市場侵害的作用,但與此同時,個人的創造性和私人之間的競爭應當受到鼓勵。” 戈爾巴喬夫關于改革的許多看法以及相關的設計,則來自于集合在他周圍的一群“出類拔萃的知識分子及改革思想家”。他們大都是在蘇聯政權與制度合法性危機已 日益顯露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并大都相信,只有通過一種由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克服這種危機。他們接過了來自下層的種種變革的要求,通過戈爾巴喬夫 所掌握的政治權力將之轉變為變革的計劃與實踐,從而使得“自上而下的革命”開始實體化了。

戈爾巴喬夫錯在哪里?他在哪里走上了岔路?祖博克將戈爾巴喬夫與美國總統威爾遜和印度圣雄甘地相比較,他們都是“救世”以及創造出全新規范宏大 愿景,卻都不是成功的國務活動家。戈爾巴喬夫最大的失策,在于他對“革新”作為一種實際的政治改造和社會乃至文化變革進程所必然出現的種種具體問題及挑戰 的忽視。根本的問題不在于愿景本身,而在于在具體路徑選擇和實行中的一系列致命失誤。

盡管戈爾巴喬夫提倡“新思維”,但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斯大林時代的產物。他的執政行為,也帶上了斯大林時代的諸多印記。這在他在高層政治層面的“一言堂”的領導風格中也顯示出來。戈爾巴喬夫雖然鼓吹公開性,但在實踐中,他的“公開性”卻存在著巨大的局限性。

這里,出現了一種悖論現象:大肆鼓吹“公開性”的戈爾巴喬夫,在決策及其實行的層面,卻沒有多少“公開性”而言。在這一點上,戈爾巴喬夫在很多 方面同斯大林居然有相像之處。最重大的決策,往往由戈周圍的一個很小的圈子做出,并在未加討論及試驗的情況下,就匆忙付諸實施。他關于變革思想和計劃,從 來沒有在領導層內部獲得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共識,也沒有同他希望為之服務的千百萬普通蘇聯民眾形成共識。到頭來,在政治的實際運作中,最初的轟動效應過后, “公開性”越來越淪為一句口號。它不僅同仍然掌握著蘇聯黨和國家機器實際運作的干部和官僚無關,也越來越同“沉默的多數”無關。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 在一些關鍵性的層面,卻是極為封閉的。

使問題變得更為嚴重的是,戈爾巴喬夫沒有把經濟搞好。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計劃未能扭轉蘇聯經濟停滯不前的趨勢,而普通人希望由經濟改善而得益的期望值卻不斷上升。改革面臨的局面,越來越帶上潛在的爆炸性。

最終,當戈爾巴喬夫所推動的改革達到了既不為蘇聯體制內的保守派所能容忍、又日益失去體制內外更為激進的改革派或革命派支持的地步時,在改革過 程中積累起來的種種矛盾都通過1991年8月由保守派發動的政變爆發出來。政變失敗了,但這并不是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路線的勝利。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聯盟”的根基出現了動搖。在蘇聯七十年的歷史發展中,關于“聯盟”合法性的闡述——一種以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愿景為基本訴求的闡述——實際上從來便沒有得到過所有加盟共和國人民普遍的“內在認同”。同時,“聯盟”闡述對于“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的 形式上的承認,也從來便同聯盟的實際構成和運作受到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俄羅斯政治權力的全面控制的現實,存在著高度的內在緊張。隨著戈爾巴喬夫所倡導的改革 進程越來越陷入危機,長期受到壓制的種種否定聯盟的聲音和力量被釋放出來,并日益溢出了戈爾巴喬夫和蘇共領導層能夠控制的范圍。聯盟的最薄弱的環節之一 ——蘇聯在蘇德戰爭前夕通過大國間的強權交易和赤裸裸的武力吞并的波羅的海三國——出現了分離主義的強大聲音,觸發并加劇了各加盟共和國同蘇維埃聯邦的分 離現象。

在這一趨勢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之間的對立,以及與之相關的“蘇聯”和“俄羅斯”之間的對立和分離。到頭來,給蘇聯的存 在以最后的致命一擊的,正是葉利欽。在1991年8月政變后的幾個月間,俄羅斯從蘇聯中分離出來、蘇維埃聯盟實際被架空的過程中,葉利欽開始取代戈爾巴喬 夫,并宣稱,他將為俄羅斯帶來一場“政治制度革命”與“財產革命”相結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普通俄國民眾在這場“自上而下革命”中更多的不是直 接參與者,而成了旁觀者——盡管他們在諸如1991年8月政變這樣的轉折關頭的卷入對事態的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1991年底,當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瓦解時,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全球范圍內的冷戰,也正式走向結束。戈爾巴喬夫在不經意之中,“謀殺”了蘇聯。但就其深層次原因而 言,在對抗和競爭中,蘇聯和蘇聯帝國并不是被自己的對手在真槍實彈的戰場上所擊倒的,而是由于自身的內在缺陷和自己在實踐中的一再失誤,才最終倒下的。問 題的根子仍然在于,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失去的機會”及留下的后遺癥。

戈爾巴喬夫——在某種意義上,也包括葉利欽——還給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歐洲和世界留下了復雜和充滿挑戰性的遺產。后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曾決心 要進入由美國和西方居于主導地位的現存國際體系和體制。但問題在于,正如祖博克所指出,即便要進入這個體系并成為其中的一員,也是需要在國內外諸多層面 (例如,在北約“東擴”限制問題上)“討價還價”并達成相應的、有束縛力的協議的。但戈爾巴喬夫卻沒有這么做。在歷史上留下的遺憾,總是要由后來者“埋 單”。

  

是否曾有路?路在何方?

  

歷史從來就熱衷于同人們開玩笑。俄羅斯及蘇聯歷史的發展,繞了一個大圈子之后,在很多方面似乎又回到了革命發生前的原點。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在 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政治與社會的空前動蕩之后,以葉利欽向普京的轉變為契機,重新走上了富國強兵的重建之路。“革命”早已死去,帝國也不復存在,但“帝 國”的信念及相關政策實踐,卻成為后蘇聯時期,尤其是普京執政后內外政策制定及合法性攫取的最為重要的參照和源泉。但在二十一世紀,從長遠看,這還走得通 嗎?

如果一定要問,蘇聯帝國失敗最根本的教訓在哪里?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在我看來,那應該是,在探討一條新路,而路的開端似乎呈現在人們面前時,在還來得及的時候,蘇聯大廈的守護者卻沒有從廣開言路開始做起,來尋求真正具有超越性意義、可能也走得通的新路。

歸根結底,大時代需要大思想。而大思想是不可能在封閉、壓抑以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和討論的環境中產生的。政治權力——不管多么巨大的政治權 力——都不會產生大智慧。斯大林以下,以克格勃為代表的國家警察力量對公共知識領域的強行進入,從根本上阻隔了正常的言路,更使得所有人——包括國家本身 和反對派在內——都不能不把對方視為“異己”,而全然無法通過心平氣和并具有互啟性質的交流和對話,來尋求關于未來發展及變革之路的“根本性共識”。


文章來源: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4-11-30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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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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