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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   鄭也夫:教育現狀是怎樣煉成的
教育學 鄭也夫:教育現狀是怎樣煉成的
燕南園愛思想 鄭也夫     阅读简体中文版

【簡介】

鄭也夫,社會學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曾任央視《實話實說》總策劃。近期著作:《吾國教育病理》,《科場現形記》。

  

蔣保信,共識網采訪部主任


獨生子女存在嚴重缺陷

蔣保信:現在的中國,從幼兒園到大學,學生基本上都以獨生子女為主。有人認為獨生子女在家都是備受寵愛的小皇帝,因此容易以自我為中心。但就我對身邊的獨生子女朋友(以及親人)的觀察而言,我并沒有發現這個問題,不過他們大多比較有個性,愛自由,我想這是好事。所以,我認為并沒有必要把獨生子女當做一個特殊群體來看待,因此在教育上也沒有必要做相應地調整。不知您認為如何?

鄭也夫:在中國獨生子女不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因為無論哪個年齡組的兒童或青少年,獨生子女都是多數,非獨生子女才是少數。要說獨生子女是特殊群體,那是跟國外的青少年比,或者跟我們那個年代的青少年比。

相比較而言,獨生子女容易自我中心,缺乏獨立性,我個人認為這是他們的嚴重缺陷。一個人成長時的第一課,不是老師教的,而是兄弟姐妹之間的摩擦、妥協、合作、互相幫助。這些課不是訴諸語言的,但毫無疑問,大家很小的時候都學會了,在一個家庭里,兄弟姐妹怎么能不互助,不相互妥協?但對于獨生子女而言,這堂課沒有了,他們沒有了這個童子功。他在家里是最弱小的,大家都會照顧他,都是別人給他,而不是他給別人,他怎么能學會讓步與合作?

蔣保信:但他上幼兒園時,也是跟很多小朋友一塊相處,難道就不能學會互助、妥協和謙讓?

鄭也夫:幼兒園教育不是第一步的教育,幼兒園也只是獨生子女的部分生存空間。在過去的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分割有限利益的時候,肯定要相互妥協。但在幼兒園,并沒有太多這樣的利益分割。

多數家長對子女的期待很荒誕

另一方面,在獨生子女家庭中,多數家長的期待是極不對頭的。即便是最愚笨的老太太,如果有一些雞蛋,她也不會把它們全都放在一個籃子里。但如果她只有一個雞蛋,她就會把它放在最好的籃子里。同樣的道理,因為現在的家長只有一個孩子,他們就完全不考慮孩子的興趣及潛力,無論如何也要他讀大學,認為大學是最好的籃子,這種情況是非常不妙的。一個孩子要不要接受高等教育,因人而異。有些孩子不愿意念大學,未必沒有其他才能,他可能擅長做推銷員或者干其他手藝活,這并不需要讀很多書,不需要學高等代數,但他也能過得很好。每一種工作,都是跟一種人匹配的,有的人適合讀康德,有的人就不適合,但不適合讀康德的人未必不能成才。

古人說"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能因為大家都說這條路好,就讓所有的孩子都走這條路,這是荒誕的。

我堅決反對軍訓,主張服兵役

蔣保信:您曾提出用服兵役來解決獨生子女的教育弊端,因為這對學生的意志力和社交能力都有好處。但在部隊服兵役講的是服從,這會不會從另一個方面扼殺學生們的創造力?

鄭也夫:我是堅決反對軍訓的人,軍訓那種形式主義是很無聊的,時間長度也不夠。我主張的是適齡青年去服兵役,讓每個青年都融入部隊,而不是像軍訓那樣從部隊請個教官置身于學生當中。

服兵役不會扼殺學生的創造力,而我們現在的教育對學生創造力的扼殺才是最嚴重的。為什么?我們的教育要求學生在智力勞動中齊步走,給你規定標準答案,動不動就要你沒完沒了地復習,這對創造力的毀傷是最大的,也是我最反對的。但相對來說,服兵役不是一個純粹的智力勞動,它是綜合性的。一個學生在自己的黃金時間段離開學校一陣子,到社會中去生活,是不要緊的,回來后也不會很耽擱學校的學習,因為社會生活是不扼殺創造力的。在純粹的智力勞動中,不應該有嚴格的紀律,也不應有標準答案和反復的復習。但如果是做綜合性的事情,那無所謂。

高等教育永遠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蔣保信:您曾說教育是現代社會最大的意識形態,而我們中國人希望孩子受到好教育的心理尤其強烈,您對此似乎是持批判態度的。重視教育有什么不對嗎?

鄭也夫:一種觀點很流行,甚囂塵上,可以管它叫意識形態。在當今全世界范圍內,教育都成為了意識形態,只不過在中國這個問題更嚴重。很多人認為存在著這樣一種關系,一個國家的教育越發達,越多的青少年上了大學,這個國家的經濟就越發達。我認為這是胡說八道,什么事情都有一個度,過猶不及。社會是要講分工的,社會的人才應該是多樣性的,而不是說越多的青少年讀大學,這個國家就越好。我前面說了,有的人不愿意或沒有能力讀大學,他讀不懂高數和康德,這并不說明他沒有能力,他可能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車工,也可能是個非常優秀的推銷員。一個人打球打得像喬丹那樣好,他為什么一定讀大學呢?社會的分工是很細的,能研究出最好的手機的人,在社會上占的比例連1%都不到,你研究不出來,跟著用就行了。

教育要多元化,絕不能讓高等教育把越來越多的青少年裹挾進來,教育要呈現多樣性。

蔣保信:這是不是跟我們一直強調"知識就是力量"有關系?我們對知識似乎有一種盲目崇拜。

鄭也夫:孤立地說,"知識就是力量",也沒錯。培根說這句話的時候,也并沒有直接針對教育。但知識不等于能力,學校應該培養人們的能力,還要培養人的情商。即使知識就是力量,也不能單純地給學生塞知識,那會把人學死的。

高強度的復習摧毀人的創造力

蔣保信:您曾說中國出不了諾獎的原因是復習太多,特別是在高三一年,學生都接觸不到任何新知識,這好比讓千里馬拉一年磨,然后千里馬就被廢了。我并不認同您的觀點。第一,一匹真正的千里馬就算拉一年磨,也還是千里馬。老三屆和下鄉的知青在青春期所遭受的摧殘不可謂不慘,但后來不也人才輩出嗎?第二,就我個人的體驗而言,我覺得通過高三一年的復習,我才把高中的知識有了更深入和系統的認知,所以這并不是壞事;同時我也并不認為高考會讓人厭學,田方萌即是一例。第三,中國出不了諾獎,問題可能并不是出自于基礎教育(或者基礎教育的問題只是一小部分),而是出自于大學教育。日本的基礎教育跟我們差不多,但他們為什么能出諾獎?

鄭也夫:說高強度的復習會摧毀人的創造力,我是有根據的。我自認為自己是有點創造力的人,但我很懼怕復習,我很懼怕反復地看一樣枯燥的東西,我覺得這對我的整個精神狀況都是一種很大的摧毀。我雖然自認為小有創造力,但只是個小人物,那我們再來看大人物的故事。愛因斯坦曾經歷過一次必要的考試復習,復習完了之后,他好幾個月都沒緩過勁來,都不能進入正常的學習。或許少數人的例子還不能說明問題,那我們就看看美國硅谷創意群體的作風,他們工作時連西裝領帶都不愿意穿,他們必須得讓自己在身心都非常愜意的狀態下,才能從事創造性的智力勞動。假如讓他們像白領一樣,過一種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把自己擱在一個格子里,每天必須穿西服打領帶,他們肯定會發傻。

反復的復習,會讓人的大腦處于一種厭煩沉悶的狀態。相反,當他學習新東西時,新的知識會對人有一種強烈的刺激,人會勃發出很大的興趣來接納新知識,思考它是怎么回事。但人在復習的時候,不會有這么大的興趣。

蔣保信:我想要表達的意思是,高三一年的復習,危害沒那么大,至少不足以摧毀一個天才。

鄭也夫:首先,中國的學生不只是在高三這一年復習,他在此前做的復習就比國外學生多得多。第二,高三這一年,正好是學生的黃金年齡,這一年復習對他們的摧毀是極其嚴重的。當然,不管在哪個年齡段,無論在十七八歲,還是在八九歲,復習對人的傷害都是不得了的,但這是內傷,不容易看出來。

中國人得不了諾貝爾(科學)獎,是一個現實,我認為這跟中國學生復習太多有關,這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非常致命的一個原因。人絕不可以老復習,在小學、中學老復習的學生,到了大學,干勁就都沒有了。我在北大接觸到大面積的同學,他們對學習并沒有一種瘋狂的興趣,為什么?因為中學階段的教育導致了他們一定程度的厭學。

美國中學生極少復習過第二遍

我年輕的時候,學習時會有非常旺盛的興趣和動力。我看美國的學生也是這樣的。我有一個外甥在美國,他是普通的公立學校畢業的,大學上了哈佛。他回國探親時,我教他下五子棋,他學起來興趣大極了,很快就鉆進去了,幾天下來就能敗我。他在美國讀中學的時候,沒有一門功課復習過兩遍,學一遍溫習一遍就完事了。他媽媽逼著他復習兩遍,他會把桌子掀了,說你干嗎要我復習兩遍?我在班里已經考的很好了。他媽媽說你沒考滿分。他說,我為什么要考滿分?以后遇到問題,我翻翻書就可以把問題解決,我為什么把它記得一點也不差?我考試可以得85份以上了,你為什么還要折磨我?他媽媽也就再不折騰他了。我外甥在美國念的小學和中學,一共讀了12年,沒有任何一門課復習過第二遍,因此他學習動力非常旺盛,從來就沒覺得學習是一件枯燥的事,最后順順當當地上了哈佛。

我外甥之所以有這種狀態,是因為他在整個智力勞動當中,從來沒有做過枯燥的事情。對于每次智力勞動,他都是睜大眼睛,特別好奇,學習的動力非常旺盛。而在中國,學生會感到學習真他媽沒勁,復習沒完沒了的,而且即便你都考了95分了,人家還非得讓你受挫,說這個題目你怎么做錯了呢?

不應為了進名校,而把學習異化

蔣保信:我們這個社會,從學生到家長,幾乎都有名校崇拜情結,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我有個北大畢業的朋友說,高中時有個老師跟她說"考上北大和考上湖南大學可是大不一樣的,即便你找個男朋友也是北大的",她說人畢竟是社會化的動物,上了名校至少可以有一些很好的"關系"。您怎么看中國人的名校情結?

鄭也夫:我沒有過名校崇拜情結,也沒有上過任何一所名校,只是后來到了北大教書。

蔣保信:但社會上很多人是有這種名校情結的。

鄭也夫:我不好評價。但如果上好大學是為了建立有利的社會關系,這是很功利、很世俗的。如果你從事的是創造性勞動,這其實是靠單打獨斗的,你個人沒有創造力,拉幫結派也沒有用,幫派并不能幫你在物理學上有突破,也不能幫你解決其他智力和學術上的難題。當然,如果你從事政治或商業活動,拉幫結派互通有無,對你是有幫助的。但如果你上了頂級高校,就為了拉幫結派,那你就太沒理想了。頂級的高等學校都非常重視培養創造力的人,美國的頂尖大學都是為了培養領袖的。如果你真是一個領袖,你會最在乎是否有很豐富的人脈嗎?你的能力可以幫你建立人脈。

蔣保信:不過,如果進了名校,身邊的同學大多數是很優秀的,有個很好的氛圍,大家相互激發,對個人的發展的確是有利的。

鄭也夫:這么說還靠點譜,但是也不應該為了進名校,而把自己的整個學習都變得異化了,上名校肯定是第二位、第三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還是讓自己健康地發育,你要是為了進名校而累得吐血,進了名校以后又厭學,你也就快廢了,因為早就受了內傷。如果你在中學階段的學習很愉快,不會累得吐血,上大學后也不厭學,哪怕你考上的第一所大學不是最好的大學,但因為你學習的積極性是很旺盛的,日后也是會有前途的。

填報志愿時要選擇院系,絕對的中國特色

蔣保信:博雅教育這個概念不僅在中國逐漸流行,并且也有不少大學在實踐這個理念。但在大學才開始博雅教育是否為時已晚?我聽北大的朋友說,北大元培學院被"譽"為最爛的學院之一,學生接受的是所謂的通識教育,但競爭不過那些接受專業教育的學生。如果中國真要開展博雅教育,您有什么建議?

鄭也夫:我們在高考填報志愿時,還要選擇院系,這是很荒誕的。考大學的時候,應該是不報院系,只報大學。我不知道美國所有大學的做法,但我知道美國的好大學是這樣的,連文理都不報。在哈佛大學,學生從大三才開始定專業,在前兩年你愿意學什么就學什么,文理所有的課你隨便選。

多數青少年在初期的時候,認識不到自己的興趣所在,所以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大面積地接觸各種學科。當然也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興趣,比如有些人酷愛數學,有些人酷愛戲劇。但大多數人,因為早年沒有過多的接觸,要到很晚才知道自己喜歡什么。他們在18歲填報高考志愿時,都比較糾結,不知道報什么。

高考報志愿的時候,不應該讓學生先選專業,只要讓他選個大學就好了。進入大學后,再讓他廣泛地聽課,什么課都可以學,一門課他喜歡不喜歡,是不是他的興趣所在,他得試一試才知道,然后再確定要不要把它當作自己的專業,得有這么個過程。但在我們這,專業在報考志愿時就定了,然后就造成很多問題,你想換專業,還不太好實現,所以我們在這方面應該要有徹底的改變。

如果我們到大三才定專業,那你此前的學習,以及大學提供的課程,肯定是文理兼顧的。對于那些很早就有偏向的人,比如喜歡數學,或者特別喜歡戲劇,也不要緊,學校也能提供你這樣的課程。但我相信多數人還是需要一定時間去廣泛接觸各類知識,最后才能確定自己的方向。一個人只有干符合自己興趣的事情,才能干得很好。

學生不能老補短板,要把長板搞上去

蔣保信:現在有些大學生很功利,為了有一個好看的成績單以便順利出國或者保研,就策略性地選修容易得高分的課程,甚至還走歪門邪道跟老師搞好關系。您怎么看待這樣的學生?

鄭也夫:我不想評價這些學生,任何學校都有一個學生文化,簡單來說,就是希望付出少得分高,學生必然會和學校、制度以及老師博弈。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制度設計好,只有這樣,學生才不會有這種不良的路徑選擇。

蔣保信:所以問題不在于學生,而在于制度?

鄭也夫:毫無疑問,主要是制度的問題。但那樣的學生能不能被國外大學錄取,能不能得逞,其實也很難說。你雖然把成績弄得很好,但你發展得很片面,在面試時能不能行很難說。

蔣保信:人家不只看分數。

鄭也夫:他們也看分數,但不是孤立地看分數。實際上,一個學生要想對得起自己的前途,對得起自己的能力發育,肯定不能老是補自己的短板,要揚長避短,要把長板搞上去。我們現在的制度,包括保研,要看學生的總分和綜合分,學生只能把短板補齊,要伺候不感興趣的課程。對于學生的能力發育來說,這種策略是錯誤的。要發育能力,你應該揚長,這個長板是你以后的生存之道,短板其實是次要的。但學生為了保研,為了總分高,只能去補短板,這是制度安排,多數人不會跟制度對著干。

老師為什么這么糟糕?因為制度

蔣保信:我認為中國教育的問題,還不僅僅是制度的問題,老師也要承担很大的責任。在這個有問題的制度下,老師仍有很大的可作為的空間,仍然能夠既做好學問又帶好學生,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比如人文學科,其實并不需要多少科研經費,即便不申報國家課題,一個潛心學問的學者也能夠做出好的學問來,比如高華。至于帶不好學生,所謂的課題壓力和學生人數眾多其實是借口。不知您怎么看?

鄭也夫:你這句話很正確,沒有人敢反駁。老師沒有一點責任嗎?肯定有。但是,制度的問題更大。

蔣保信:如果學校里有很多好老師,肯定會彌補一些制度上的缺陷。

鄭也夫:彌補不了多少。比如在高中,一個好的老師想按照自己的路子辦學,學校恐怕得把他開了,家長也會不樂意,因大家都要伺候學生的高考。

蔣保信:但在大學里,老師能夠發揮的空間很大。

鄭也夫:在大學里面,一個好老師當然會有一點作用。但在保研這樣的問題上,學校要看總分,學生為了保研還得伺候他不太喜歡的弱項。你當老師的,對他有一點感召力,這是沒錯的,但你也不能委屈他,讓他最后保不成研了。我們當然不能忽視老師的作用,但制度的力量太大了。

蔣保信:我們都希望學生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理念",但如果我們的老師自己做不到這一點,怎么能教出這樣的學生?好多大學老師都人浮于事,也是很功利的。

鄭也夫:老師的功利跟學生的功利,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函數。大家都只能在現有制度下去博弈,去討生存,所以制度是決定性的。老師要是都很好,對學生當然有好處。但老師為什么這么糟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制度的原因。

中國糟糕的教育,是全社會的共謀

蔣保信:我有個朋友的女兒在上幼兒園,因為在課堂上話很多,結果被老師批評,回來后很傷心。朋友說從幼兒園開始,學校就開始規訓孩子,但又沒辦法,如果家長有想法,又會和學校的教育有沖突,所以也沒法改變。而有趣的是,我前兩年曾看過關于馬小平老師的報道,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中學語文老師,在課堂上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引導學生讀很多課外書。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很多家長的抗議,因為這并不能幫助學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績。您怎么看這兩種現象?在教育改革上,家長和學校好像是互為障礙的,應該怎么辦?

鄭也夫:這兩個案例說明,中國教育現在變得這么糟,是政府、學校和家長共謀的結果。

很多家長是對教育的認識是非常功利的,學生不是有句口頭禪嗎:"家長皆禍害"。家長確實是禍害,跟學校一塊欺負學生。因為只有一個孩子,家長就專橫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孩子身上,這個孩子不愛學習,或者說沒有學習潛力,但他在社會可以做別的事情,比如做汽車修理工,做廚師,社會也需要這些角色,但家長都認為這不應該是自家孩子的選擇,他應該上大學。不行就復讀,哪怕上個三本也好,都是這樣的。

我們剛才不是說教育是中國最大的意識形態嘛,都以為上了大學一切就都好了,家長是這個意識形態的締造者之一。家長加入這個共謀,從幼兒園就開始了。老師說為了幼兒更好的發育,這時候不要讓他學算術,也不要學認字,幼兒園的教師明白幼兒教育該怎么教,但家長不干,還跟幼兒園打架,你們為什么不教識字?我們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我不客氣地說,像你們這樣的SB,你們的孩子注定是要輸在起跑線上的。因為小孩子從小就不能這么教育,在孩子那么小的時候,你就開始摧殘他,搞填鴨式的教學,逼著他做超負荷的功課。即使你的孩子在幼兒園時期打敗了別的孩子,小學上的是重點小學,然后又上了好一點的中學,但長大了肯定也是個廢物,即便考上了北大也還是個廢物。我在北大教書這么多年,見了很多的學生,他們學習上沒有動力,不可能有遠大的前途。

所以,中國糟糕的教育,是全社會的共謀。政府的政策有問題,學校的管理有問題,家長則是配合政府和學校逼迫學生,最后導致整個中華民族培養不出有創造力的人才。

中國教育病入膏肓,短期無解

蔣保信:有些家長其實不想參與這種共謀,但也無能為力。

鄭也夫:問題嚴峻就在這兒。家長中有積極配合的,也還有被迫不得不上陣的。就說高考吧,"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它不僅把所有學生都席卷了進來,還把明白的家長和不明白的家長,以及明白的老師和不明白的老師,全都裹挾進來了,這就是制度的力量。不然你不是找死嗎?跟自己過不去,準備上差一點的大學,或者不上大學?聽說你這孩子到了高三還喜歡詩歌,你有病啊?是不是?

所以,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換了在美國,高三學生就可以喜歡詩歌,并不耽誤什么。

蔣保信:還可以加分。

鄭也夫:還不是一個孤立的可以加分的事。在美國你想要進哈佛,SAT考試的成績也要很高,這是一個重要的參照,但人家不單單比這一項,你還要給學校寫一個陳述,談談你曾參與過的校園生活和社會生活,加入什么NGO組織等等。我外甥為什么能進哈佛?因為他在學校課堂之外的活動,也很出彩,比如他是學校的樂隊指揮,這個就是很厲害的一點。雖然沒有一個正式的評比,但這肯定說明他有能力。在美國,人家挑一個人,要看很多的參量。但在我們這,只看分數,你多一分就能把一批人擠掉。哈佛大學雖然也看SAT考試成績,但你比人家多兩分,最后錄取誰還很難說,因為還要看其他參量和指標。

蔣保信:我們在招生的時候,把多樣性的參量和指標納入進來,也是可以的啊。

鄭也夫:可以不了。我們不能保證學校老師的公心,如果大家都知道當樂隊指揮可以作為錄取的一個參量,家長就要花錢給孩子買個樂隊指揮當了,我給學校兩萬塊錢,讓我的孩子當一個月指揮行不行?在我們這兒,社會的良心大大的壞了,全社會都是腐敗的,學校里行賄的現象多了去了。現在高考錄取只看分數,只要保證現場不能作弊,還是比較公平的。但為了這個公平,我們犧牲了多方面的考量。再比如推薦信。外國的中學校長經常給學生寫推薦信,這是很重要的參量。但在我們這兒,推薦信首先就得作廢,因為我們的推薦信都是胡扯,把每個學生都說成是最好的學生。如果你以社會活動作為參量,那也可以作假,人家有錢有關系,就可以讓自己的孩子在這個社團當領袖,在那個社團當領袖,最后把社團也弄得烏七八糟。我們社會的良心已經壞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早勝出,贏在起跑線上,這是非常荒誕的。

一個人最后行不行,要到后來才知道。就像培養一個足球運動員,要到他二十二、三歲的時候,才能看出來他是不是有價值的球星。但我們在早期就殺雞取卵,最后把一代人全毀了。

蔣保信:這么說起來,中國的教育好像是無解了,好悲觀。

鄭也夫:在短期內是極難改變的。誰要是能開個方子,在短期內就把教育病治好了,那肯定不是大病。復雜的病癥不是馬上能治好的,在短期內是無解的。

教育的問題牽扯到很多社會因素,剛才咱們說到行賄、腐敗、拉關系等,這些東西無孔不入,極其嚴重。你錄取的時候重視什么,人家就在什么地方下功夫。

高校早就不是凈土

蔣保信:不管我們社會怎么糟糕,高校作為一片凈土,老師應該帶頭形成一個好的風氣。

鄭也夫:高校什么時候是凈土了?高校早就不是凈土了。

蔣保信:但它至少應該成為一片凈土。

鄭也夫:我有一次給官僚們上課,批評官場腐敗,有一個低級公務員就舉手跟我爭論,下課了還拽著我不走。他說你對官場腐敗的譴責,打倒了一大片,實際上中低級的官員,特別是低級官員,根本沒有什么腐敗的權力和機會,除了跟著吃頓飯,什么都沒有。他還說當官的貪污了,還有被抓的風險,但你們當老師的腐敗了卻沒有風險。你們這兒有大量的課題費,做研究需要這么多錢嗎?我不查你這些錢怎么花的,就問問你一個課題需要這么多錢嗎?比如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課題,能拿100萬經費。這樣的研究,不就是需要一批圖書文獻嗎?還需要到馬克思故居考察去?無論如何,也不需要100萬,這額度就是荒誕的。如果你把高校當凈土,你的期望太高了,他們都是腐敗分子。

如果說應該,那官員都應該是清官,社會上應該的事還有很多。

蔣保信:聽老師說,在大學里花錢也是不容易的。

鄭也夫:花錢當然不容易,比如到年底突擊花錢,很累的,光吃又吃不掉,瓜分的話還可能會出事。

蔣保信:只好巧立名目。

鄭也夫:很多教師申請課題、伺候課題,都很累,最后還要造一些垃圾作品。但垃圾作品也是作品,要弄出一個30萬字的垃圾作品,容易嗎?好不容易弄出來,還要想著怎么把錢洗到自己的錢包里,這些都是很累的事情。有的老師干這樣的事情,一干就是20年,這個人還有救嗎?你跟他說大學是凈土,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是對牛彈琴,胡扯。

我主張取消課題制

蔣保信:如果說教育改革要先從老師的自我革命開始,在目前的環境一下,老師們可以做一些哪方面的轉變?

鄭也夫:我還是主張取消課題制度,不應該有這些東西來吊老師們的胃口。一個老師被課題腐蝕了,耗費了大量精力,還談什么教育?我沒有申請過一分課題費。

蔣保信:遺憾的是像您這樣的老師太少了。如果我們有更多像你這樣的老師,不跟這個有弊病的體制玩,那我們的教育會不會是另外一種狀態?

鄭也夫:你只是說如果,如果這樣,那當然好。但你何以讓這樣的老師多起來?你有沒有辦法?這是比較費勁的,或者說你只有順其自然,但這就不叫有辦法了。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取消這些課題費制度,讓老師們不受它的誘惑,只受研究興趣的牽引。我們有些老師本來是有研究興趣的,但后來讓錢給扭轉上了別的道。

蔣保信:被腐蝕了。

鄭也夫:我們要先把壞的制度去掉,好的怎么生長,那是以后的事情。

不同時代的學習拼盤肯定是不一樣的

蔣保信:民國時期的有很多現在被奉為大師的人,比如胡適和蕭公權,他們都是在十五六歲之前,就熟讀了四書五經,打下了很好的國文功底。這對現在的教育有什么借鑒意義?您認為中國的教育是否應該繼承一些中國古典文化的遺產?應該怎樣繼承?

鄭也夫:在不同的時代,比如那1900年和2000年比較,年輕人所吸收的知識組合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現在的新學增加了很多,你能不學嗎?在胡適那個年代,10歲孩子的學習內容里古典文化占的比重肯定要比現在的十齡童大,因為那時沒現在這么多的新學。

隨著時代向前發展,在年輕人的知識拼盤里,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化所占的比重肯定會慢慢減少,這是肯定的。每個十年、二十年,世界上都會有一些新東西出來,你都要學習。比如現在你能不學電腦嗎?咱們就背唐詩,不學電腦了,開什么玩笑?不學電腦,還能在這社會上混嗎?

一個好的社會,孩子們的知識拼盤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國學多一點,有的人電腦知識多一點,不一樣就好,不要搞得大家都一樣。

師生間要結長線關系,唯有復興師徒制

蔣保信:您曾說,師徒制將在世界范圍內復興,但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您為什么這么說?

鄭也夫:北大附中現在的改革,就是取消班主任制,改成導師制。導師帶的人,不都是同一個年級的,比如我要帶九個人,那高一、高二、高三各有三個人,導師和學生締結三年的長久關系。導師對學生要負長遠責任,而不是光挑學生雞零狗碎的小毛病,比如今天遲到了,或者上課又跟同學交頭接耳了,導師找學生這些小毛病。從學生的角度來看,他們也很愿意向導師求助,請導師幫他們做人生規劃。導師制就是師徒制,師生之間要締結長線關系,不要老結短線關系。

因慕課出現,人類教育將有大變

蔣保信:有人認為慕課的出現是一場教育革命,它能讓人隨時隨地學到很多精美課程。不知您怎么看?在您看來,越來越發達的網絡科技將為教育帶來怎樣的改變?

鄭也夫:慕課的出現,當然是一場大革命。傳統的學校教育出現了諸多問題,一直有人企圖跳出學校,比如有家長對小學教育特別不滿意,就讓自己的孩子退學,然后和其他幾個家庭組織在一塊來教育孩子。在美國,退出學校而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差不多占到3%到5%,這個比重很不小了,這反映了人們對學校教育的懷疑。而慕課出現以后,學校教育面臨的挑戰就更大了,這幾股力量逼著學校也要做出改變。不僅如此,整個人類的教育制度,也因為慕課的來臨,而要做出一個比較徹底的重組,在將來的十年、二十年里應該會有比較大的變革。

現在學校采取的年級制,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它貫穿的是工業邏輯,把學習弄成了按部就班的流水線。制造螺絲釘,可以按流水線走,最后造出來的產品完全一樣。但人跟人是不一樣的,所以要因材施教。人怎么可以按年級制來學習呢?大家一塊學數學,進度能一樣嗎?或者你跟賈平凹一個班,一起學文學,你們的進度能一樣嗎?不可能一樣的,根本也不應該一樣。但學校教育、近代教育差不多是隨著工業革命一塊走過來的,它貫徹的工業革命的流水線邏輯。現在不能按這個邏輯辦教育了,慕課出現后,教育會有很大的變化。

蔣保信:會讓學生更有個性。

鄭也夫:對。

若我作教育決策人,突破口是職業教育

蔣保信:如果由您來主導中國的教育改革,您會從哪兒改起?

鄭也夫:我想從職業教育這兒入手。

蔣保信:還是為了分流是嗎?

鄭也夫:一是為了分流,二是想努力把職業教育搞得有聲有色,讓接受職業教育的人都有一技之長,同時還讓他們在這兒玩的高興,有極其豐富的文體生活,有很高的情商。職業教育做好之后,就能吸引一部分人不參加高考,緩解那些參加高考的人的壓力。

社會上有很多的角色,有很多的社會工作并不需要學太多的書本知識,比如你做推銷員、廚師或者車工,需要在學校里學很多東西嗎?當然不需要。那你年輕的時候,需要的是玩得很高興,愛打球的打球,愛唱歌的唱歌,開發好自己的情商。

我們要辦一些好的職業學校,給每個人一項很扎實技能,然后有個就業直通車直接供他們就業。但我們迷信上大學,迷信學校的教育,這其實是嚴重的誤區。

蔣保信:現在稍微有錢點的家庭,要么讓自己的孩子在國內上私立中學,要么讓孩子從小學或者高中就出國留學。而經濟條件差一點的家庭,他們的孩子就只能在國內接受這一套有弊病的應試教育。這之間存在著一種撕裂,您怎么看這種現象,以及可能帶來的后果?

鄭也夫:私立學校該辦還得辦。而且有了私立學校,才可以讓權勢階層較少影響公立學校的公正,而公立學校就應該努力把教育搞得更公正。

(本文系《同舟共進》雜志特約專訪,刪節版曾刊載于《同舟共進》2015年第3期,題為《鄭也夫:教育現狀是怎樣煉成的》。此為未經刪節的原題原稿。)


文章轉載自共識網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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