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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劍鋒:從蘇軾評蔡襄書法論到其“尚法”思想
李劍鋒:從蘇軾評蔡襄書法論到其“尚法”思想
燕南園愛思想 李劍鋒     阅读简体中文版

啟功論蔡襄詩云:“矜持有態苦難舒,顏告題名逐字摹。可笑東坡饒世故,也隨座主譽君謨。”又云:“歐陽永叔于蔡書譽之于前,蘇東坡繼聲于后,至稱為宋朝第一,未免阿好。”

的確,蔡襄的地位在“宋四家”之中是最特殊的,也略顯尷尬,歷來聚訟最多,年紀最長而名列蘇、黃、米等晚生之后,以風格而論也很難被拉進“尚意”的陣營,更有人認為“宋四家”中本無蔡襄,所謂“蔡”者乃指蔡京,以京之奸佞不齒于士林,才姑以襄代之。這些說法由來已久,我們亦不必更費疑猜,本文所要論及的,首先是作為宋代書壇的領袖式人物蘇軾對于蔡襄書法的真實評價。

蘇軾對蔡襄書法的真實態度


作為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對于文化的貢獻是全面的,他不僅開啟了宋代金石學的熱潮,同時對于宋代書法的復興無疑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對于宋初書壇的凋敝感到痛心疾首,認為“書之廢莫甚于今”,因而振臂高呼,發出了宋人“尚意”的先聲。歐陽修于當世書法推重三人,蘇舜元、蘇舜欽兄弟和蔡襄,而歐公與蔡襄年紀相仿,志同道合,交誼甚篤,對蔡襄書法之推崇更是不遺余力,試引兩則:

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學稱盛矣。惟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為乎?將俗尚茍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向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于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為,動造精絕,世人多藏以為寶,而余得之尤多。

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

歐陽修要力挽書法之頹、力矯書法之弊,于是為世人樹立起一個榜樣,那就是蔡襄,蔡襄既能“筆有師法”,又能“惟意所為”,正符合歐公的書學主張。而縱觀當時的書壇,客觀地說,蔡襄也應是不二的人選,所以,應當承認蔡襄在北宋中期書法發展中的關鍵地位,歐陽修對他的推贊也并無過譽之嫌。

蘇軾作為歐陽修的學生,老師對自己的知遇和提拔自然是要心存感激的,并且他一生膺服其師的學問見識,相關言論俯拾皆在,那么,在對蔡襄書法的評價這個問題上,蘇軾到底是對老師觀點的隨聲附和呢,還是發自內心的推崇?這是一個有關蘇軾書學思想的深層次的問題。

蘇軾對于書法的集中論述,見于《東坡題跋》卷四。細查《東坡題跋》,我們發現,蔡襄是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人物,與蔡襄有關的題跋有十三則之多,其中多是對蔡襄書法的極力稱贊,言詞之懇切比之其師歐陽修有過之而無不及。略引數條: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論。……天資既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議,故特明之。

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為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

仆論書以君謨為當世第一,多以為不然,然仆終守此說也。

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

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而學亦至,當為本朝第一。

仆嘗論君謨書為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為不然。或謂君謨書為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外托勁險而中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世以李主為勁,則宜以君謨為弱也。

自君謨死后,筆法衰絕。

如此不厭其煩地反復重申,絕不應僅目為諳于世故的隨聲附和,更何況“(論者)多以為不然,然仆終守此說也”,語氣中已透露出捍衛己見的近乎固執的態度。

綜觀東坡論書,從不肯輕易盲從附和別人的意見,若涉及批評,雖口氣往往委婉,常顧左右而言他,但絕不至于作違心的虛譽,若是贊揚,也是恰到好處,斷無肉麻的吹捧,我們也不妨引證幾例。

《題〈遺教經〉》云:

仆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后傳刻之馀,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為師法。

顯然,蘇軾在這里并不贊成歐陽修“《遺教經》非逸少筆”的斷然之論,甚至有以其為真的傾向,但礙于情面沒有說破,作了“陽奉陰違”的處置,但至少說明蘇軾對于歐陽修的觀點并非一一不假思索地全盤肯定,而是保持了思想上的獨立。

又,《跋錢君倚書〈遺教經〉》云: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書,蓋讱云。

這是蘇軾有名的一段書論,往往被當作其“以人論書”的證據。然而拋開此點,若單就對錢君倚書法的評論而言,其實這未嘗不是東坡先生避實而就虛的曲筆,因為我們通觀整則題跋便可明白,從書法本體而言,錢君倚的書法并無多少高妙可言,用“仁者其言也讱”的托詞轉移視線,實在是既不用違心拔高,又不至于得罪人的做法了。

又,《跋歐陽文忠公書》、《題歐陽帖》、《跋劉景文歐公帖》三則: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干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后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裕如也。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為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沖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跡也。……

以上三段文字直接評論歐陽修的書法,若以師生之情論,蘇軾更應該做的是對歐公的書法大加贊揚,大書特書,甚至推為“本朝第一”,但看這幾段話,似乎僅止于禮節性的贊美,從其風神態度、人品性情著筆,避開了對其真實書法水平的評論。由此可見,即便對其師歐陽修本人的書法,蘇軾也并沒有任意拔高、夸大溢美,他又有何必要因為迎合歐陽修的論調而去對蔡襄大加褒詞呢?

以上的論述,我想大概可以解決第一個問題,那就是蘇軾極力推崇蔡襄書法為“本朝第一”,這確是出于其對蔡襄書法的獨到認識和心悅誠服,而不是出于對其師歐陽修的尊重而隨聲附和的泛泛之論。明乎此,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探討。

蘇軾推崇蔡襄書法原因試析


蔡襄的書法,在北宋中期為一代大家,這自然毋庸置疑,但我們把他放到歷史的維度中考察,就會發現他并不屬于通常所說的宋代“尚意”精神的代表。蔡襄書法的特點仍在于重視法度,他的行草書取法二王,楷書取法顏真卿,整體風格典正嫻雅、矜莊妍美,但在風格的獨造和性情的抒發上則略顯遜色。據載,“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晝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這種斤斤求好的創作心態,與后來的“尚意”書家們所標榜的“點畫信手煩推求”的瀟灑率意的確判若兩途。后來的書法大家如黃庭堅、米芾等,對于蔡襄雖也算敬重,但態度總不免有所保留,黃庭堅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處。”米芾亦云:“蔡襄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繁花。”試推二人之意,似亦認為蔡襄書法猶如張懷瓘評右軍書所謂“有女郎才,無丈夫氣”,這大概也是蘇軾所云“或謂君謨書為弱”的所指。這種看法應該是蘇黃時代的人對于蔡書的一種有代表性的認知,所以才有了蘇軾對于“仆嘗論君謨書為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為不然”的慨嘆。

蘇軾推蔡書為“本朝第一”,其理由何在呢?從蘇軾的言論來看,這首先是因為蔡襄的書法有法度,能夠成為學書者的楷則。東坡自己說得很明白:“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天資高固然是成為優秀書家的必要條件,但篤學之功更是必不可少。在蘇軾看來,蔡襄最可貴之處正在于他系統出色地繼承了前代優秀書家的法乳,特別是接續了二王和顏真卿的正脈,使書法回歸到典正儒雅、法度完備的正途上來,而這正是從五代到宋初的書法所最欠缺的地方。蘇軾《跋陳隱居書》云:“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為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這里,蘇軾引用的典故很能說明問題,《后漢書•馬援列傳》載:“兄子嚴、敦并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在蘇軾看來,蔡襄正像龍伯高一樣,是最可楷法的人,他“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儀表堂堂、莊重謹嚴,書法學蔡襄就如同說話先學“莊語”而不至失態。蘇軾將蔡襄推立為學書者的榜樣,正說明了他對書法法度的重視。

另外一點,是蘇軾書法審美觀與蔡襄書法實踐的契合。蔡襄書法的取法路徑十分清晰:行草書學晉人,尤其是二王,楷書學顏魯公,而晉人與魯公,也正是蘇軾所極力推崇的對象。書學晉人,幾乎是宋代書家的共識,他們對晉人韻致的向往常常溢于言表,如歐陽修曾言:“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蘇軾對晉人的學習更是身體力行,《西樓蘇帖》中刻有他臨摹王羲之的《漢時講堂帖》和桓溫的《蜀平帖》,這使我們直觀地看到了他追摹晉人的痕跡。《東坡題跋》中《跋桓元子書》亦記:“‘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仆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按,與《西樓蘇帖》所刻文字略有出入)對桓溫的尺牘臨習尚如此之勤,何況其所愛之右軍者乎?其《題王逸少帖》寫道“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澹豐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鳥一掃空。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恖恖”,更不惜將張旭、懷素一并大加貶斥,而以反襯右軍書法無可比擬的高妙境界。蘇軾對于顏真卿的推崇更是人盡皆知的,他的著名的論斷“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直將魯公推到了書史頂峰的位置。從蘇軾的楷書作品如《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等,也不難看出他于魯公楷法用功之深。他為何如此推重顏真卿呢?其實道理也正同于他對蔡襄的推重,除了受到顏氏忠義正直的人格力量的感召這種道德感情因素之外,正由于顏書的法度完備,也即在蘇軾看來,顏真卿書法是人品與技法的高度完美的統一,是士大夫書法的典范。此外,顏真卿還是富于創新精神的書家,在二王之外別構一體,為書法帶來了新的面貌風格,所謂“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正是因為對書法史的認識和取向的契合,蘇軾對于蔡襄書法的高度認同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尚法——蘇軾書學思想的另一面


作為“尚意”書風的開創者和領袖,蘇軾的書學思想最常被提及的是任情適意的一面,而這一思想傾向集中體現在他的詩歌《石蒼舒醉墨堂》里,茲俱錄于下: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夸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于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胡為議論獨見假,只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

其中的“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甚至被后人當作是“尚意”書風的宣言。但這是否能如實全面地反映蘇軾的書學思想呢?我想這是一個還需要認真考察的問題。《石蒼舒醉墨堂》作為一首詩歌,需要我們以審慎的態度來對待,要知詩歌是富于浪漫和夸張的,詩人可能因為一時的豪氣而放言作驚人之語,有時不免感性甚至偏激,這是詩歌抒情性的需要,但我們若將它一一坐實就未免拘泥了。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蘇軾并不是一味主張“不學”、“無法”的,相反,他所主張的“尚意”是“尚法”基礎上的“尚意”,否則就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對法度的推崇正是蘇軾標榜蔡襄的深層動因。

蘇軾《題二王書》云: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與《石蒼舒醉墨堂》中那個藐視法度的主人公完全不同的蘇東坡,他在這里把“積學”、“功力”強調到了一個極致。這會不會是東坡早年學書的真實寫照呢?我想是極有可能的,前面曾提到,一件桓溫的尺牘他就臨寫了數百遍,更何況那些經典的法書,如二王、顏真卿的作品,說“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也未必是夸張。看蘇軾早期的作品,如《治平帖》等,筆法精到、體勢遒媚,充分展現了他的學古功力。蘇軾自云“醉中亦能作小楷”,沒有精深的功夫,這也是絕做不到的。

又,《跋黃魯直草書》云:

“草書只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為過(按,曹寶麟認為此‘過’字可能為‘得’字之訛)之。魯直書。”去病穿域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即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這一段中蘇、黃二人借同一個歷史人物發出了不同的書學觀點,體現了二人思想上的差異。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見《漢書•霍去病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黃庭堅借霍去病之語認為古法可以不學,倒頗有點“我書意造本無法”的意思。其實黃庭堅未嘗不學,其自云:“予學草書三十馀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大約他正是自覺被周越之法所累,所以才以一種過來人的口吻感嘆不如不學法,只要“得筆”即可。“穿域蹋鞠”,亦見《漢書•霍去病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士兵食不果腹,而霍去病還自顧著游戲作樂,這當然是犯了兵家大忌,蘇軾認為這正緣于其不學古兵法之過,由此引申到書法,則古法不可不學。同是“尚意”書風的主將,在這里黃庭堅的思想顯然是有偏頗的,而把此段看作是師生間的對話,則這無疑是蘇軾對黃庭堅的點撥和矯正。另有《跋山谷草書》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按,指黃庭堅)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于黔安亦云。”在肯定其創新精神的背后,是否也有蘇軾對黃庭堅草書無古人法的委婉批評呢?

《書唐氏六家書后》云:

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按,指張旭)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39)

學書須先有楷法,循序漸進,由真而行,由行而草,書法才能根基扎實,這也是蘇軾一再重申的觀點,如前引《跋陳隱居書》:“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由上述,我們清楚地看到了蘇軾書學思想的另一面——“尚法”精神。他真實的思想并非像他在詩里說的那樣“茍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而是強調學書要有“積學之功”,需要經過長期艱苦的技法訓練;要從古人處取法,化前人法度為己有;要循序漸進,先學成楷則,再放筆行草。從蘇軾個人的書法實踐來看,也體現出了他這一方面的書學思想。黃庭堅云:“東坡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圓而姿媚有馀。中年喜臨寫顏尚書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晚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可見他一生都在從前人處汲取養分,學古以開新,他的書法雖然有很強的個人風格,但又時時透露出古人的法度和神韻,這也正是他能夠成為一代宗匠的根基所在。

我們說蘇軾的書學思想中包含著很強的“尚法”精神,但并不是說其書學思想的全部或主要內容就是“尚法”,若要這樣理解,那顯然也是一種矯枉過正。實際上“尚法”與“尚意”在蘇軾的書學思想中是辯證統一的,本文之所以要特別指出其中“尚法”的一面,是因為這一面長期處于被遮蔽、被忽視的狀態,這種情況不僅存在于當代,其實幾乎從蘇軾生活的時代就已然如此。“尚意”書風從“宋四家”(準確地說是三家)以后逐漸走向末流,就是因為后來的書家們沒有真正領會“尚意”的精神,忽視了其深層所包含的“尚法”精神。南宋的朱熹批評“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其實字不是被蘇、黃寫壞了,而是因為后來的學書者沒有能夠深入全面地領會蘇、黃,特別是蘇軾的書學思想,導致一味放縱刻露。所以,應該全面地把握蘇軾的書學思想。其書學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就是蘇軾自己的那句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反過來說,就是“新意”之中應有“法度”,“豪放”之外應有“妙理”,若不重視“法度”、“妙理”,而一味求“新意”、“豪放”,則勢必會誤入歧途。蘇軾《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為百家法規,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于繩墨之外矣。”在蘇軾看來,即便智永恪守右軍舊法,刻意不求新意、不求變態,但其實他的字仍然是有新意、有變態的,也就是說新意與變態已經內蘊于法度之中了。

“尚法”與“尚意”,在蘇軾的書學思想中實際上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尚法”是根基,是必要的技法訓練,而“尚意”是書法境界的升華,是由技進道的過程,當學成楷則之后,還需要忘懷楷則,使法度內化為一種為表情達意服務的“習慣無意識”,從而才能真正做到心手雙暢,在書寫中作逍遙之游。蘇軾《跋王鞏所收藏真書》謂“(懷素)為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于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論述的正是這樣一種境界。這種境界實際上正體現了“尚意”的精神,也就是一種心理上極度放松的創作狀態。這里可再引一段話作為印證,《題魯公書草》云:“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猶未免也。”“瓦注賢于黃金”語出《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這就是說書法創作要有輕松的心態,才能讓法度和神采同時流注于筆端,得到自然的呈現。顏真卿《爭座位帖》的創作狀態就是蘇軾認為的最佳狀態,真正是“點畫信手”、“無意于佳乃佳”了,但不要忘記,這是以深湛的功力作為支撐的。

所以,蘇軾的書學思想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既有“尚意”的一面,同時也有“尚法”的一面,二者辯證統一,“尚法”是作為“尚意”的基礎條件而存在的,如果割裂了二者的關系,就會造成誤讀,而這種誤讀確又是在歷史中長期存在的。


文章轉載自《文藝研究》(京)2012年12期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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