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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江浙多名士,緣何愛“內斗”
【好文】江浙多名士,緣何愛“內斗”
南明行將滅亡時,王思任告訴逃亡的馬士英:“夫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也。”
觀察中國 劉仲敬     阅读简体中文版


編者按:


劉仲敬是武漢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民國紀事本末》被學者許紀霖贊為“讀過的人無不稱奇,可謂奇人奇書”。


今天,劉仲敬向“觀察中國”讀者熱情推薦好文一篇《自詡“中華文明選民”的江浙名士為何愛內斗》。


感謝學者劉仲敬對“觀察中國”的支持!







提示:浙江省,作為明清以來中國經濟最發達、文教最昌明的地區,擁有無數“開眼看世界”的人。然而,民國時期經過無數名士爭論的一次地方制憲嘗試,最后則因各種立場的分歧而告流產。



文/劉仲敬


南明行將滅亡時,王思任告訴逃亡的馬士英:

“夫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也。”


這話將華夏文明世界的驕傲和吳越精英團體的驕傲融為一體,暗示吳越士大夫在儒家文化圈內負有某種近乎“選民”的責任。這種期許并不僅僅限于浙人,王船山和朝鮮使者都懷疑二三其德、為敵前驅的豫魯殘民有沒有資格繼承孔子的衣缽,卻從來沒有人懷疑吳越士紳。


十九世紀末葉,1848年革命的精神以二三手形式傳入遠東。國民共同體建構的熱忱如火如荼,帶動了南明歷史的復活和重構,心態多多少少類似后來的“民國熱”。歷史神話服從認同政治的需要,而非實證主義的需要。


湯壽潛的同儕寧愿認同張蒼水和朱舜水,對后者既不更好也不更壞,對端方及其同儕卻是糟透了。不過也正是因為端方及其同儕的存在,國家主義與立憲主義這兩大流行思潮才不致于正面沖突。共同的敵人是多么寶貴,只有在他們不復存在以后才會充分顯示出來。


辛亥以前,吳越名士習慣于兼容兩種思潮。社會不以為怪,自己也不覺得有什么矛盾。吳越教育發達,經濟發達,報刊和社團發達,因此苦于精英過剩。紅人太多,粉絲明顯不夠用了。


在這種情況下,宣傳無論什么新思想,都可以理解為某種孔雀開屏式的炫耀和競爭,思想的具體內容反倒不那么重要。任何人想要厘清越人在清朝最后幾年成立的各種社團,就會面臨比博爾赫斯的巴比倫圖書館管理員更艱巨的任務。天知道他們組織了多少個名叫“國民”的團體,天知道“國民”這兩個字有多少種不同的含義。


國民似乎建立在遺民志士的光榮認同之上,排除了臣服清朝的可恥敗類;似乎建立在民權憲政的遠大前程之上,排除了抱殘守缺的頑固分子。某些名士,例如章炳麟,隨著自己心情的好壞和論敵的變化,在這兩種主流觀念之間來回跳躍。


其他非主流觀念千奇百怪,難于盡數。會稽人是不是主張開除其同鄉的國民資格,根據什么理由開除,復雜和混亂的程度,即使1905年的俄羅斯政治團體都難以望其項背。


R. Keith Schoppa宣稱:吳越是眾多小共同體的嵌套結構,紹興或寧波這樣的地方舞臺各有不同的精英互動模式。民初國家主義者和立憲主義者的分離,主要源于兩種精英的背景差異。


國家主義者向往的舞臺不在杭州,而在上海和北京。立憲主義者或聯邦主義者(Schoppa認為這兩者是一回事)的基地也不在杭州,而在他們本鄉的小共同體。


 

浙紳提出的憲法理論和憲法草案之多,為新舊國會和所有鄰省所不及,行憲的成績卻有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多少應該歸咎于杭州缺乏聚焦力量的現實。其他不論,甚至《自治法》的籌備會議都是由寓居上海的浙紳發起的。

 



盧永祥時代,杭州和上海的浙江憲法制定活動達到最高潮。各省紛紛響應,似乎越人通過聯省自治運動恢復了一度失落的輿論領導權。然而究其細故,情況卻不如表面上樂觀。從九九憲法到三色憲法,制憲的焦點已經轉移到前幾年的國家主義者(national Chekiangese)身上。


(注:盧永祥)


他們的名字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蔡元培、盧永祥、王正廷、朱慶瀾、呂公望、黃郛……他們和各地利益集團的關系,不會比梁啟超進步黨和(廣東)新會的關系更有機。


這些人之所以忽然變身為聯邦主義者,一是因為第一次法統重光失敗后,北京政治核心的潰敗;二是因為聯省自治運動已經具有全國性的重要性,配得上這批大佬的垂青。


真正具備有機性的土豪,離不開自己的業務,在這種大出風頭的時刻失去了話語權。他們像江蘇的省議員一樣,比較關心絲綢條例之類乏味的具體問題,卻不善于掌握政治話語的分寸。


法團聯合會一再杯葛憲法會議,多多少少反映了兩類精英的不同取向。用沃格林的術語說,越人的憲法會議和省議會缺乏連屬性。山西或廣西的鄉村小學校長和在鄉退伍軍官論學問和財產都比他們差得多,連屬性卻強過他們。


名士的階級本能不同于土豪,他們追求的歷史地位并不有賴于特定的地方共同體。他們缺乏俄國人所謂的有機性,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說他們豪而不土。歷史地位主要依靠文字紀錄,事情的成敗尚在其次。史可法在揚州和多鐸開戰之前,最關心的事情莫過于留下漂亮的文章。如果憲法學納入科舉,當時和現在的美國參議員不一定考得贏這些名士。


“民國之本位在省。中央不能治,則不如近而求之省自治。主權之原動力在人民,統治者不可恃,則不如退而訴之人民自決。此省憲問題所以為今日救亡之急務,亦即將來統一之初基也。省之憲法即為吾浙人行使主權之保證;省之制憲即為吾浙人表現意力之試驗。省憲之良否,吾浙人之休戚隨之;省憲之成否,吾浙人之榮辱視之。”


如果我們沒有計算一下這些偉人在十年以后投靠國民政府的比例和十五年以后接受共產主義的比例,或許能夠表現出更加得體的感動。


三色憲法從技術角度講,沒有辱沒越人精細的才智,卻因為當事人和歷史潮流的轉向,變成了某種既不能贊美又不能貶斥的尷尬存在,只適合歷史集郵愛好者珍藏把玩。對于缺乏有機性的名士而言,集郵冊大概確實是最適合他們德性的歸宿。



劉仲敬簽名書《民國紀事本末》

(文章來源:鳳凰新聞客戶端)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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