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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與懷: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羅孚及其長子海星
何與懷: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羅孚及其長子海星
燕南園愛思想 何與懷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羅孚逝世:曾是白頭人送黑頭人


5月2日凌晨,羅孚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歲。許多人也許都有同感:一個讓人感嘆的大時代故事最終結束了。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見到羅老是在2002年12月5日。那次是他長子羅海星帶我到他家。臨近“九七”時,羅孚夫婦、海星及其子女離開香港移民美國,在舊金山生活了幾年,又先后重回香港,剛剛定居下來(海星子女則在美繼續求學)。見面之后,我便回悉尼,帶回羅老贈我的兩部書:《絲韋隨筆》和《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

第二年,10月下旬,羅孚由夫人和羅海星陪同應邀到悉尼旅游,這次我得以仔細端詳這位老人了。10月23日,我和悉尼文友習慣稱為“生公”的梁羽生先生及其夫人,以及當時《澳洲新報》總經理吳承歡先生,陪同他們,一行八人,到臥龍崗南天寺參訪并拜會住持滿信法師,接著趕到澳京堪培拉過夜,第二天參觀游覽國會大廈等勝地,到傍晚才盡興返回悉尼。一路上,我近距離細心觀察和欣賞羅老和生公的風采,聆聽他們談吐間所涉及的陳年逸事,真可謂勝讀十年書。

其后我在香港見過羅老幾次。最后一次見到羅老是2012年11月29日。我到他家拜訪,然后出來一起吃飯,那天除了羅孚夫人吳秀圣女士和兒媳周蜜蜜女士,還有他們兩對內地親友夫婦。出門前,羅老被小心地給穿好外套、圍上頸巾,扶上輪椅,由女傭推著,到餐廳后吃飯也需要女傭幫助。他整個時間都不說話,但似乎也在留心聽著我們說什么。最令我感動的,他還在送給我的《北京十年》扉頁上簽了字,字跡很小,可見眼睛還好。但飯尚未吃完,他似乎已經睡去,又由女傭先行推回家。我望著他慢慢遠去的背影,思緒萬千,一陣感慨。我不由得還想起他的長子——已于2010年1月14日凌晨病逝的羅海星。當時羅老是白頭人送黑頭人。


(二)“新武俠文學的催生婆”:見識梁羽生、金庸的伯樂


我曾在一篇文章說過,2003年10月那次悉尼旅游,我印象異常深刻的是,我們對生公畢恭畢敬,而生公對羅老則始終執后輩之禮。這很讓外人大惑不解,該知道羅老比生公不過只長三歲。

他們兩人這種關系要追朔到1949年夏天。當時,年紀輕輕的梁羽生(此時他用真名陳文統)考進了香港《大公報》,1952年2月升為副刊編輯,半年之后,又破格成為《大公報》社評委員會成員。這當然可謂年青得志,平步青云,但在報館與當時的羅孚相比,則是不可同日而語。羅孚1941年已進《大公報》,作為“大公晚報”的《新晚報》于1950年10月面世后不久,便成為該報的總編輯,后來又同時担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并為報館內不公開的共產黨組織的第一把手。正是羅孚,于1952年下半年把陳文統從《大公報》延攬到了《新晚報》。

也正是羅孚,催生了新式武俠小說。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成了轟動一時的大熱事件。羅孚于是靈機一動計上心頭:既然市民對比武打擂臺如此熱衷癡迷,何不趁此熱潮在報上連載一篇武俠小說以增加報紙銷路?羅孚此想自然,但他怎么首先想到讓梁羽生出手寫武俠小說而且一舉成名?這就可謂是慧眼識珍珠,的確是他作為伯樂的過人之處了。

梁羽生萬萬沒想到,這么一寫,后來竟寫了整整三十年。而且,羅孚看到梁首部武俠小說《龍虎斗京華》發表后大受歡迎,又找上梁推薦的同事金庸。結果,《龍虎斗京華》問世一年半之后,金庸的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也發表了。兩人以雙劍合璧之姿,壯大了武俠小說的聲勢,奠定了此種體裁的基礎。而羅孚,就這樣“靈機一動”,“異想天開”,促成了這一新武俠文學的誕生,為中國文學史增加了一個別開生面的篇章。有人想到羅孚有一個筆名叫作“柳蘇”,如用在此事,正應了那句老話:“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可以說,沒有羅孚,就沒有有金庸、梁羽生。羅孚也因之被戲稱為“新武俠文學的催生婆”。他也以羅孚式幽默在《香港人與事》文集中這樣回顧:“明知道他們不會武功,但他們寫出來的武功卻是人人愛看,而且看得入迷,廢寢忘餐。明知道那是假的,看得比真的還要認真。他們就是這樣以假哄人,編造假的武功,加上形形色色的包裝,騙了許多讀者,或騙了許多人成為讀者。”

羅孚不僅促使金庸、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大行其道,是他們走紅華語世界的幕后推手,后來,他還讓周作人的作品在多年沉埋之后重見天日,又以一篇《你一定要讀董橋》推動了中國大陸的董橋熱……作為香港著名的散文家、雜文家、詩人和文藝評論家,羅孚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直是半個多世紀香港文學和文化發展史的見證人和忠實的記錄者。

但羅孚不僅僅是一位報人、作家。1947年,他就參與了中共重慶地下黨理論刊物《反攻》的創辦和編輯工作,領導人正是當時還沒有被稱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調到香港參與《大公報》的復刊工作,并正式加入了中共,入黨介紹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歷史學者胡繩(一說林默涵)。中共接管大陸政權后,羅孚作為當時《大公報》唯一的黨員繼續留港從事宣傳和統戰工作。以后的幾十年,他一直置于中央主管僑務的廖承志的領導下,被廖公親昵地稱作“羅秀才”。而這位共黨“羅秀才”,隨著大時代的風云變幻,從此命運便舛駁沉浮,身不由己了。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甚至因為“美國間諜”一案,被北京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那天在臥龍崗南天寺,住持滿信法師贈送我們紀念星云大師弘法五十年的《云水三千》一書結緣,又請我們吃了一次豐盛美味的齋飯。席間大家談得很歡快,忽然我不知怎的竟然不揣冒昧向法師問起生死命運問題。后來回想起來,也許是潛意識里,我心有感觸,還不是因我自己,主要是想到羅老,還有他的長子羅海星。


(三)“生做毛主席的紅衛兵,死做毛主席的紅小鬼”:文革早期的羅海星


我多年以前就知道羅孚的大名,是因為海星的關系。

1964年7月,我從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畢業,被分配到廣州,以教師身份參與廣州外國語學院(今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籌建。1965年,建成后的廣外首次招生。當時首任黨委書記兼院長饒彰風曾任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長,也許是由于這個緣故吧,在大量的紅五類中,也招了幾位洋氣的香港學生,當然他們家庭背景均非一般。他們到來之前,我們一系(即英語系)的黨總支書記藍繼嫦就不止一次有點神秘兮兮地囑咐說,有一位新生很年輕帥氣,非常出色,是香港一位“重要的”統戰對象的兒子,要注意栽培。這位出色的新生就是羅海星,當然內地一般級別的干部不知道他的父親羅孚并非“統戰對象”而是肩負統戰“統戰對象”大任者,是比“統戰對象”高貴十倍的“革命干部”。

由于家庭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根正苗紅的羅海星雖然出生并成長于資本主義的香港,卻向往社會主義“革命”,一進校便馬上全身心熱切地接受紅色教育,不但讀書好,各項活動特別對他比較困難的勞動改造也異常積極,很快便加入共青團。自然,他向往革命的單純也讓他“進步”到文革狂熱中去。

1966年6月,文革被偉大統帥掀起,全國腥風血雨,黑浪滾滾,一陣高似一陣。廣外很快便停課鬧革命,分派文斗,進而武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的羅海星,自小崇毛,認為毛主席是帶領億萬民眾實現均富理想的偉大領袖。他響應最高指示,投身文革,參加一個稱之為“三三三兵團”的紅衛兵組織。這個“三三三兵團”戰斗力猛烈,而且非常奇特——在學院內是誓死保衛饒彰風的所謂“保皇派”,在社會上是威震四方的響當當的“造反派”(在廣外與其對立的組織是“東方紅”,它也很奇特——在社會上是非常活躍的“造反派”,在學院內卻與省委派來的、要打倒饒彰風的“工作隊”站在同一條戰線)。當然他們一切行動都貫穿著一條毫無疑義的統一的邏輯:生做毛主席的紅衛兵,死做毛主席的紅小鬼,就那么簡單,而且堅決。

羅海星那年只有十七歲。他和全國所有年輕人一樣,在胸前別著毛主席像章,肩上背著解放軍常用的那種綠色布背包,四處串聯批斗,心里想著自己多么富于正義感,多么富有革命精神。文革中,黨政部門癱瘓,革命小將透過閱讀“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通過獲取的中央文革小組暗中透露或正式傳達的消息,各自領會毛主席最高指示自行造反——以羅海星后來用粵語回憶的說法就是:“點做冇講明,各師各法。”羅海星曾和戰友們一起,想從廣州走到井岡山瑞金,重播“革命火種”(來到梅縣因當地爆發腦膜炎要停步)。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廣州紅衛兵紛紛響應毛主席的奪權號召。這樣一來便出現更加激烈的派系斗爭,廣州市的學生及其它各行各業都分為“旗派”和“總派”,初以水喉通、大刀、匕首之類對抗,接著到軍營搶奪武器,便用真槍實彈相互殺人了。文革中,羅海星還有一個“替毛主席找出敵人”令他深感自豪的任務:他以被審查干部的交代材料為線索,用他的紅衛兵特權到政府機關遍尋機密檔案。他不但逐一面見、查問過廣州不少地方高官,還踏遍陜北、新疆、內蒙以及東北各省。

羅海星記得很清楚的是他參與批斗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1966年一次在廣州東校場召開十萬人批斗大會,羅海星以及我們廣外許多師生也身處其中。趙紫陽不亢不卑,對各條非常刁難的問題回答得有理有利有節,相當鎮定,頭腦非常清晰。逼他自己喊“打倒三反分子趙紫陽”,他拒絕開口;退一步要他喊“打倒走資派趙紫陽”,他仍然拒絕;最后他只喊了一句“打倒趙紫陽”。他肯定心里這樣想:我既不是“三反分子”也不是“走資派”,卻事實上被你們打倒了。


(四)“被毛澤東騙了”:文革后期羅海星幡然悔過


上文提到,羅海星文革中面對面查問過廣州不少高官,其中一個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是紅軍老大姐。老大姐婢女出身,身世坎坷,看盡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和大地主的壓迫剝削,中共的出現令她滿懷希望。這位曾經參加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革命,想不到共產黨執政后她竟被打上一條“地方主義”的罪名。饒彰風任廣東省委統戰部長時也因“地方主義”這個罪名蒙冤。老大姐和其它老干部的種種故事慢慢使羅海星醒悟:他走遍全國參加審干,看到數不清的人紛紛倒下,到頭來發現它們并非敵人,絕大部份都是無辜者。事實讓他承認,所有審查批斗,幾乎都是強詞奪理,背后就是要“整人”。

據廣外一些師生回憶,羅海星文革中從來沒有打過人,他自己說是因為“過不了良心”。但他卻親眼看過不少被批斗者像狗一樣,彎腰跪地被打被吐口水,被一眾紅衛兵包括黃毛丫頭毫無人性折磨得死去活來,其情其景多年以后還是歷歷在目。其中饒彰風院長之死,最讓羅海星深感恐怖。

饒彰風被關禁審查后,經常被毒打,甚至三更半夜被押到野外,要自掘墓穴站在里邊接受批斗審問,三番幾次對他搞假槍斃,假活埋。饒死前那個晚上,同監人半夜聽見他的牢房傳出狠喝罵聲、拍打聲和最后一聲慘叫。這是1970年9月12日,在粵北樂昌監獄,饒彰風是年僅五十七歲。半年以后,無法隱瞞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要她同死去的丈夫劃清界線,而且還“約法三章”:不準外傳;不準告訴子女;不準告訴親友。數年后開棺驗尸,親屬發現饒的右鎖骨被打斷,左胸肋骨凌亂斷開,頭顱骨上有一個半邊帶齒半邊圓形的洞……本來毫無瓜葛的羅海星也因饒彰風受到牽連成為被批斗對象——只因他得悉饒彰風的問題后告訴在香港的父親,落得一個泄密罪名,結果被關四個月,重獲自由后,翌年被安排下農村鍛煉,一年后才分配工作。當然他這個經歷在那個年月不過是小事一樁。

羅海星經歷一場文革血紅洗禮,才看清年少時所崇拜的偉大領袖的真面目。他認識到,文革不過是中共的一場血腥的政治斗爭,毛澤東利用人性貪生怕死的弱點來達到個人絕對的極權統治的目的;而文革中所謂“人民力量”,實際只是毛澤東自我膨脹操控老百姓的恐怖手段。羅海星說:“老毛是梟雄,跟古代的獨裁皇帝沒有分別。一場文革令七百萬老百姓死亡,全為滿足他的一己私欲。”他無限慨嘆:年輕時實在太“左”,太易被煽動,紅衛兵都被毛澤東騙了。


(五)“兒子好漢父英雄”:羅孚全家總動員投身“香港文革”


1966、1967那兩年,革命小將羅海星在廣州沖鋒陷陣之時,父親羅孚在香港亦熱血沸騰,親自出馬,毫不遜色。作為一名老黨員一名老資格文化戰士,羅孚黨性組織性極強,多年來,在寫作和組織新聞報道中從來極力宣傳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內地一場接著一場的政治運動如思想改造、反右派、大躍進等等,不管造成多么惡劣的后果,不管國際輿論如何惡評如潮,只因是毛主席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羅孚便百般辯護百般美化,并與對方(其中包括曾為部下同屬左派陣營后來自創《明報》成為論敵的金庸)展開激烈論戰,有時可謂“左氣逼人”。現在是偉大領袖親自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羅孚響應更不在人后了。當時,香港逐步淪為武斗“英帝”的橋頭堡,并于1967年演變成了一場所謂“反英抗暴”斗爭。羅孚是《大公報》報社斗爭委員會執行小組組長,是二線的其中一個“頭頭”,但在整個“反英抗暴”斗爭中,實際上都是站在“第一線”。他們緊跟當時北京的“極左”政治主旋律起舞,寧“左”勿“右”,甚或更“左”一步,結果斗爭行動最后發展到惡名昭著的“真假菠蘿陣”的地步——在香港到處安置真假炸彈(香港人俗稱炸彈為“菠蘿”)。這個行動贏得左派頭子的贊賞,認為是一項重大的發明創造,為未來世界性的城市斗爭增加了一項新的武器新的戰術。

羅孚本人狂熱到“全家總動員”。他不僅鼓勵他的兩個只有十來歲的兒子海曼和海沙參加“戰斗隊”,發傳單,放假“菠蘿”,甚至連自己都親自上陣,以示以身作則。羅孚和他的左派同志完全漠視香港無辜市民在街頭被炸死,對幾乎天天從兩廣西江漂流到香港海域的一具具五花大綁的浮尸也無動于衷。他們對毛主席堅信不移,相信他的世界革命的鬼話,什么為了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死人的事便難以避免,而且是值得的。這是香港百年來政治歷史上重要的也是丑惡的一筆,其后果眾所周知。這場斗爭被稱為“香港文革”,港英政府則稱之為“六七暴動”,雖然為港英制造麻煩于一時,卻讓己方損失巨大,元氣大傷。在七個月里,有五十多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接近五千人被捕。到了1967年底,斗爭已無以為繼。此時,香港經濟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資金大量外流,整個香港形勢岌岌可危。“真假菠蘿陣”在此次“反英抗暴”斗爭中是最失香港人心之舉。

羅孚和他一幫香港左派文化界報業界朋友,個個具有出眾才華,在五、六十年代也曾開創相當不錯的局面,但香港左派這一下等于自絕于港人。就說報業吧,六七暴動前占了報章三成銷量的左報,不可避免地由興盛走向蕭條。這一群過去多年來盡忠報國、不惜舍身取義的左派精英,在變幻莫測的政治環境的捉弄下,變得人人自危,或投機取巧,或沉默寡言,或隨波逐流,也有出走投敵的。

羅孚實為一個文質彬彬的文人,卻也曾有過一段如此匪夷所思的狂熱舉動,這正應了很多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的觀察和分析:海外某些愛國人士左起來比國內左派還要左。不過,幸好,這畢竟不是羅孚的常態,不是他為人的風格。后來,他曾用八個字形容那段瘋狂歲月時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


(六)從紅到發紫的高臺打落成了“美國間諜”:羅孚蒙冤被判十年徒刑


過了“瘋狂的六十年代”,對羅孚來說,卻因緣際會地迎來了“火紅的七十年代”。

1949年中共接管大陸政權以后,外交孤立,香港的地位顯得非常特殊,成為了中國對外統戰工作的重要基地,其中《大公報》更是中共對外宣傳戰線的關鍵點。1969年中蘇關系惡化以后,中國外交策略出現變化,北京積極與美國緩和關系,羅孚作為編輯部有份量人物里唯一直屬港澳工委的黨員,又有在香港新聞界打滾多年而收取的人脈廣人緣佳的優勢,便逐步被委以重任,從香港的報人、文化人,延伸至國家安全部領導下,參與對臺對美的統戰、情報工作。為了報效國家,羅孚開始加強和臺、美人士密切接觸。

例如,他在1971年,通過和前云南省主席龍云七子龍繩德的合作,最早促成組建北美華人學者訪華團。這個“北美第一團”,是與當時海外“保釣運動”有關系的。“保釣運動”背后,有好幾十位積極參與者,后來大多成了非常著名的人物。

羅孚還透過時任《星島日報》編輯曹聚仁,與臺灣文化界重量級人士、儒學大師徐復觀建立良好關系。在中共領導心目中,徐復觀是國民黨內最了解中共的人之一,有人甚至認為他是國民黨的情報頭子。

羅孚當時和美國在香港的新聞處保持定期的聯系;并不止一次接受美新處邀請赴美訪問。

他還與不少當年在香港大學學習的美國和日本的外交官或學者認識、交往,這些人的身份都并非一般。

……等等,等等。羅孚這時縱橫于香港文化界、學術界,為中共統戰與宣傳拼命工作;而北美的學術界、臺灣的新聞界,甚至美國、日本駐港的官員,也都找他溝通和開拓與大陸來往的管道。羅孚當時風頭一時無兩。

香港收藏家、羅孚好友許禮平年前有一篇文章《霧里看花說羅孚》,說他印象里羅孚“溫文爾雅,謙和謹慎,學養高,城府深,從不疾言厲色,永遠微絲細眼,幽默笑談。概而言之,是一介極具親和力的書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迂腐無能的臭老九,而是很有辦法的文人,連些雞毛蒜皮的瑣屑事,都能處理得好。”羅孚憑其“極具親和力的書生”形象,又有可以把事情“處理得好”的能力,便很容易獲得熟識和不熟識的人特別是文化人的好感和信任。有人說過,國民黨搞海外工作的人,沒有一個可以達到羅孚一半程度的;而對共產黨來說,其形象經過羅孚的“過濾”,給人印象好了很多。徐復觀在晚年的時候,還多次表示,他非常欣賞羅孚的人品、學問、文章,甚至說如果共產黨人都像羅孚那樣,中國就有救了。總之,這個火紅的七十年代里,統戰工作占了羅孚一半的時間和精力,北京中央調查部的領導也開始重視他的工作。那是羅孚“紅到發紫”的時候。

誰知突然晴天霹靂。1982年5月1日,在廣州陪同親戚游玩的羅孚突然被召回北京“開會”,下機后立即扣查關禁,一年后被栽上“美國間諜”罪,判處十年徒刑。此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宗中美間諜案,當年在香港乃至整個華人新聞界和文化界引起軒然大波。然而,非常蹊蹺的是,判刑后雖然一直到1993年滿刑后才能離京返港,卻未坐一日監牢,住在公家提供的三居室公寓里,還發給不菲的生活費,每天派廚子做很好的飯菜,并可以在北京范圍自由活動、與朋友交往……等等——完全可以借用如今時興的“休假式”來形容其“服刑”生活。


(七)羅海雷做了哥哥未作之事:寫出了他們父親的一生


本文有關羅孚種種往事,特別是他“美國間諜”一案,多是從羅海星的弟弟海雷一部大書中獲知的。

過去十多年,我幾乎每年都到香港,每次到港都會找羅海星以及廣州外語學院的老同事餐聚。而每次和海星談天時除了關心他的身體外都會談到他的父親,表示希望有關羅孚一生的資料能夠問世。

早在2002年第一次見到羅老后,我就向海星探問,你父親有寫回憶錄的可能嗎?我說,你父親是香港地位很高的報人,又是卓越的作家、評論家,而且又肩負中共的統戰工作,交游非常廣闊,在長達六、七十年的歲月里,經歷數不清的大大小小事件,這一切,可謂波瀾起伏,豐富多彩,特別是他一生中最重大也最引起國際矚目的“美國間諜”一案,如果不記錄下來,不向世人“交代”一下,實在太可惜了,似乎也不應該。海星回答是:絕無可能。他父親從來沒有這個寫作計劃,也不可能有,他一向行事低調,這是他的性格,而寫回憶錄多少與他性格不合。至于所謂“美國間諜”一事,他回港后更守口如瓶了,不論誰問他都只是輕輕一笑,很少作答,采取“不打聽,不回應,不討論”的三不鴕鳥政策。家里幾個兄弟姐妹,連母親在內,大家對此事還是“一頭霧水”。我還是不止一次對海星說,不管怎樣,能挖出多少算多少,你父親不寫最好你來寫,你是長子,比較起來,對父親的工作和所接觸的各方人物了解最多,自身經歷亦算豐富,文字功夫又不錯。但海星總是對我的話不以為然,也許他覺得此事難度太高,他知難而退;也許他覺得自己畢竟是坐過牢的人,担心難以客觀中立,或別人看來不夠客觀中立,讓父親傳記蒙受污損;也許他已經感覺出弟弟海雷完全可以勝任,可以寫得更好。后來海星在2005年查出患了血癌,寫作之事自然就不再提了。萬分慶幸的是,羅老的小兒子海雷有興趣了。2009年春節回港度假時,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計劃和父母商量。海雷建議三條辦法:一是父親自己寫;二是海雷寫,父母再補充;三是海雷自由創作,但對外仍然聲稱是父親授權的。對羅老來說,第一條不可能,第三條不愿意,那就只好協商走中間路線了。于是,2009年下半年,海雷每次回港都和大哥一起討論如何“整”這部書。海星后來于2010年1月初不幸離世,就在出殯前兩天,海雷把握這個時機,問父親關于“美國間諜”的事,希望父親給歷史與家人一個交代,這次,羅老終于“開口”了。這樣,世人也就得到一部四百七十九頁的大著:《我的父親羅孚──一個報人、“間諜”和作家的故事》,由香港天地圖書于2011年7月出版。2012年我到羅家拜訪的時候,羅老夫婦送我《北京十年》的同時,也把這部書送給我,是2011年10月第三版。

全書分為十二章節:桂林“羅秀才”初露頭角、黑暗的日子、革命的年代、冷戰初期的香港、看不見的戰線、瘋狂的六十年代、火紅的七十年代、羈留北京十年、重返香港、文化人的故事、書畫收藏、觀察與反思。書前有羅孚親自撰寫的“代序”,羅海雷寫了“后記”,除此之外,還有十七份附件,內容也非常吸引人。此書寫作非常嚴謹,據說前后一共易稿十五次,羅海雷搜集了多方面數據,羅孚親自核對,尤其是對于書中提及的人,力戒出現紕繆。羅海雷表示,書中全是真實故事,記述父親幾十年的浮沉,以及他在三次人生關鍵轉折期間的真實感情;又以《大公報》作為主線,兼及描述1949年后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港澳工作的軼事、秘聞和謎團,以及改革開放后北京文藝界朋友與父親交往的人和事。整個分析涉及具體的人和事,也介紹宏觀的形勢和局面。特別是,此書首次將羅孚“美國間諜”案的來龍去脈、有關人士全盤托出,成為此宗事件發生后首次詳細記載的文獻。作者既有真憑實據,又有歷史視野,整本書所呈現的歷史圖象,立體、多元,交織著不同歷史人物的言行思想、組織規范、政治博奕和歷史限制,映襯出一個中國革命知識分子與他的朋友在大時代身受的酸甜苦辣與無奈。

羅海雷這部書榮獲佳評,被列入《亞洲周刊》2011年非小說類十大好書之一。海雷說:“這榮譽的得來更多是表明了大家對父親的支持與關心,是公道在人心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只可惜,羅海星活不到看見弟弟這部佳著的出版。


(八)“星沉南海,愁聽風雪悼英魂”:羅海星不幸病逝


正當羅海雷埋頭撰寫他的書稿的時候,死神不知不覺中慢慢靠近他的哥哥。

2009年8月,我月初從悉尼經香港到內地,月底又從內地經香港回悉尼,兩次停留都找了海星聚談。他一切看來都好,情緒也不錯,第一次夫人周密密作陪,點了完全吃不完的一桌肴饌點心,第二次除周密密外,還有羅老夫婦,以及海星的幾位朋友。不料,兩個月之后,10月中,海星染上H1N1甲型流感,在病房隔離五天后康復,但11月底又因肺炎入住瑪麗醫院,一度入住深切治療病房,被鼻飼插喉,醫院下達病危通知。海星始終有斗志與病魔決斗,竟然逐步康復,而后學習呼吸,學習走路。2010年1月10日,醫院下達可以出院通知,不過醫生發現他的凝血度還較弱,要更換藥品后再出院,誰知翌日又開始體溫上升,原以為可以回家過六十一歲生日,卻在14日零點24分去世了。13日下午,半昏迷中的羅海星顯得相當平靜。這天晚上,他母親、妻子、兒女都陪伴在側,八十九歲的父親當時也堅持要去醫院,但家人担心他承受不住沒有讓去。當醫務人員整理好海星的遺體時,親人們圍拢在病床周圍,母親用手不停地撫摸海星的臉頰,愛子之情,喪子之痛,難以形容。周蜜蜜說,海星應該很安慰了。

2月4日,羅海星在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出殯,舉行告別儀式,遺體隨后移運火葬場火化。按照海星遺愿,骨灰撒落大海。他生前曾說,他的名字叫海星,他也歡喜大海,有一天死后希望骨灰撒落大海,塵歸塵,海歸海……



(九)義薄云天,無怨無悔:羅海星參與“黃雀行動”不惜自我犧牲


編者按:此處有刪節。



(十)羅孚父子的悲劇宿命: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愛國苦戀的寫照


羅海星的一生,也像他父親一樣,是他們那幾代一生心系國家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宿命的縮影,在在現出他們那些人的“愛國苦戀”的心路歷程。

那是藏在心靈最深處那一絲揮之不去也難以厘清的思緒和情懷。

羅海雷在父親和長兄身上,看到他們對于國家都有這種特殊感情。他們本來都是共產黨培養的優秀人才,本來都堅信黨的主義。羅孚自青年起幾十年來就為共產黨積極工作;兒子羅海星十六到三十歲在大陸,讀書,參加共青團,參加紅衛兵,下鄉,成為國家干部,并加入共產黨,到八九年還在交黨費,結果都先后進了這個黨的牢房。父子同命,遭遇逆境,但兩人也一樣,從沒半句怨言。問及父兄對中共的感情,羅海雷也思索良久。他隨后坦言:“像我爸曾說,已被共產黨抄魷魚了,他們還怎會有忠心可言?經過一生人的轉折歷煉,他們倆對共產黨的感情都錯綜復雜,只能說,對于祖國,還是剩存著揮不去的苦戀吧。”

這里,再談談羅孚“美國間諜”案。

羅海雷在他的書中特別舉出早年被指為中國第一冤案的潘漢年案。羅孚案比較起來,不啻是潘漢年案的“山寨版”。羅海雷說,中共陶醉于自己的組織能力,不斷審查自己人的忠誠,如果說這在戰爭時期還有些理由,但是到主政時,卻沒有民主法治的制度,黨內權力高度集中,還往往輕信以“左”投機的小人誣告,這樣的審查結果,不但害了人民,也害了自己人,傷透人心。

羅孚“美國間諜”案雖判十年徒刑,卻未進監獄。這讓人們不由得認為,中共當局最后也知道自己“擺了烏龍”,但礙于面子,只好將羅孚“軟禁”——一方面在權爭中必須判他刑期,另方面也明知他無罪而予以寬待。許禮平在他的《霧里看花說羅孚》一文中說:“偉大的、光榮的之后,還有正確的,死不認錯,也就正確了。要保持黨的一貫正確,只好委屈羅公,請羅公配合,假戲真做……”真是誰也沒有“司法公正”這個概念!

北京著名文化人邵燕祥以“一個悲劇的存在”形容之。他認為羅孚這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左派文人的悲劇宿命。這是從屈原時就已有之的“忠而見疑”的傳統悲劇。天真的人,以為自己一心為公,忠心耿耿,遵紀守法,馴順有加,不知道已陷入“三人成虎”的怪圈。做了多少工作,有多少功勞都沒有用,要整你時就是要整你。這又是古來士大夫“憂讒畏譏”的傳統悲劇。這四個字是范仲淹寫在《岳陽樓記》里的。當時的“讒”和“譏”,有不少還是當皇帝面對當事人的指責,不全是“密折”即小報告(或稱告密),然共同點是不實之詞。不實之詞一旦蒙蔽上聰,后果可以致命。這也往往是做事越多,“問題”越多了。這種種因人治而發生的負面人際關系,又由于繼續訴諸人治而無法治環境和法律機制的調節,不可避免地釀成一出出悲劇。

著名劇作家、上海戲劇家協會前副主席沙葉新在其微博上有一段文字,如此描寫羅孚一案:“羅孚,香港資深報人,文采風流,待人淳厚,統戰之功卓著。82年騙至北京被捕,罪名美國間諜。失去自由十年。最后不了了之。近有《羅孚文集》出版,羅海雷有《我的父親羅孚》問世,皆道及這冤案。王元化說:‘我黨冤枉自己人真叫厲害,冤獄遍于國中。’為我黨辦事者常無好下場,蒙冤者累累,屈死者多多。”

這又是一個中共吞噬革命之子的故事,一個讓人感嘆的大時代故事。羅海雷說:“我看到一位革命者的心路歷程。父親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下,從一位文化界人士,兼負起對臺對美的統戰任務,這是整個時代的產物,也是‘機緣巧合’,獲得了很多榮譽,卻也因此引起內部有人妒忌,密告中央,結果根據多方面分析推斷,北京有人保他,卻可能是更高層的已發話了,便產生這樣的結果。但是他這么多年來一直沒有怨氣,還是很平靜。”

“機緣巧合”,“歷史獨特環境的產物”,是羅海雷談論他這本著作時喜歡采用的詞句。他說,這也是他父親看人看事看自己的態度。


(十一)迎來文學創作高峰:羅孚“臨安”北京十年,焉知非福?


自1982年5月起,羅孚在北京蟄居了十年。這期間,羅孚成了“專職”的作家,也迎來了自己創作的高峰。他寫了《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游》等書,描繪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壇的畫卷。他寫下了二十余萬字的散文和隨筆,見諸大陸和香港的報刊。他還讀詩、寫詩、解詩,自己寫了幾十首舊體詩,編輯了聶紺弩的詩集和葉靈鳳的三大卷《讀書隨筆》,寫了《燕山詩話》。

返港之后,從1993年至1995年間,羅孚在香港報刊上以《島居雜談》《島居新語》《偽自由語》等為欄目繼續寫了大量的散文隨筆。特別是,他在香港《聯合報》上連載《北京十年》,共有六百九十六篇,現已出書兩部。這些文字敘述他自己的生活、創作歷程和內心活動,并結合文壇的舊事新事,抒發自己的感想。其中記錄最多的,就是羅孚在北京時期與文壇人物的往來。在他的筆下,有冰心、夏衍、聶紺弩、沈從文、常任俠、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吳祖光新鳳霞夫婦、黃苗子郁風夫婦、丁聰沈峻夫婦、樓適夷、舒蕪、范用、蕭乾、周而復、啟功、王世襄、黃永玉、劉賓雁……等等如雷貫耳的大名,也有他家的小保姆這等的小人物,當然還有人們都知的大人物的不被人知的事。羅孚在《北京十年》“前言”中,自謂此書“舊聞新抄,不妨當野史讀,野史可能比正史更為真實,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記,只見于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澤東詩諷赫魯曉夫,并非偽作;潘漢年夫婦骨灰終遷葬于八寶山,官方無言。正史失真,令人興嘆。”此書篇什發表時,正是以其“真實”、“趣味”、“野史”在海內外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

例如改名事。羅孚被“假釋”時,當局好心將他改名為“史林安”。有人把“林”字寫錯了,成了“史臨安”,錯打正著,不就是臨時安排么?羅孚卻想到“臨安”就是古時杭州偏安之地的名字,而自己曾經用過“史復”作筆名,便“附庸風雅”請人刻了一方圖章:“臨安史復”。羅孚還打趣說有人錯得厲害,寫成“史靈安”,居然要他永遠安息,而始作俑者是他老朋友“風婆子”郁風……這些風趣的文字,來自《北京十年》的第二篇,此書第一篇更以“阿Q”自我調侃……從這些喜怒笑罵皆成文章的篇什大可看出羅孚在北京十年的生活及其情趣。十年間,他游走于社會,與北京的文史、藝術界諸多友人重敘契闊,詩酒唱和。聶紺弩1982年寫給羅孚的《步和史復見贈》曰:“落日燕山吊子之,魯公應賞此情癡。千年絕塞千山雪,一樹梅花一首詩。月滿庭除花睡處,日航天海酒醒時。古今中外誰詩好?你不知兮我不知。”真是活靈活現描畫出他們當時相處的情景。羅孚在北京的軟禁地有畫家華君武相贈的一幅畫,上面題字“上不必驕奢,下遺無須悲愴”,這就是羅孚的心境。正如他在《燕山詩話》自序中說,“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詩的日子,不是日子過得像詩;而是頗有閑暇讀詩。”許多人說,能把這樣的假釋日子,過出詩意,也算是羅孚的生活功力了。參透人生的羅孚,早已不計較名利得失,樂天知命,隨遇而安。他在人生如日中天之際,經歷沉重打擊,能處變不驚,沉著應付過去;后來在身體健康備受各種病魔侵襲時,也有幸能處理得當,力挺過來,好好地活著,不然也活不到如此高壽。也正是因為羅孚具有這樣不凡的生活功力,具有“曾經滄海客,又賞獅山云”的淡定,才會在逆境中迎來文學創作高峰。

更重要的是,羅孚在逆境中開始反思和檢討自己的過去。在編輯自己的散文集時,他坦率地承認他早年很多文章不忍卒讀。1988年,在《感慨萬千》(此文收入《絲韋卷》,作為代前言)一文中,他說:

“……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案如山,無地自容。最要命的是,當寫下這些假話、錯話時,自己卻是很為嚴肅的,認為那是真話和正言,真實無疑,正確無誤,很有些‘替天行道’的味道。現在大夢醒來,才明白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感到很大的失落:真實和正確到了哪里去了?因此也就有了很大的空虛。”

又說:

“……真是以其昏昏,導人昏昏。自己愚民,執行的是愚民政策!”

羅孚寫出面目一新的文章,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反思。他的老同事、五任中央文史館館長蕭乾后來寫下《絲韋的自我反左》一文,對羅孚的反思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這是巴金的《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

上海名作家陳子善教授談到《北京十年》時說:“羅先生以連載隨筆的形式記下了他在北京十年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同時不斷穿插他自己以往的經歷、交游和他對中國現代史、文化史的若干思考,因此具有相當的歷史厚度和思想深度。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的十年,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期,作為一位外來的、特殊的觀察者、體驗者,羅先生在《北京十年》中從獨特的視角真實記錄了其間的復雜曲折,盡管只是局部,只是某個側面。現在‘重返八十年代’的回憶錄和論述已出現不少,《北京十年》是當時情景的一份難得的實錄,如要研究八十年代,羅先生這部回憶錄是很值得一讀的。”

《北京十年》連載時就引起轟動,兩岸三地許多學者都稱贊有加。董橋等人評論稱《北京十年》是“羅孚的代表作”。人們指出,北京十年,羅孚從香港左派文化陣營中的一支“健筆”,變成了華語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筆”,可以說,沒有北京十年這段經歷,就沒有今天的羅孚。


(十二)“散綺心猶在,傳經愿已殊”:羅孚回港后已非“昨日之我”

編者按:此處有刪節。


他北京十年,是“杯具”還是“洗具”?不管怎樣,這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折。

他獲釋回到香港時,帶回一首在京就已寫下的五律:

曾經滄海客,忽上帝王都。

散綺心猶在,傳經愿已殊;

閉門千古事,面壁十年書。

濁酒消寒日,故人幸未疏。

羅孚擺脫束縛、不愿再為馬列傳經的心愿,在回到香港后不久即發表的一篇文章表露得清清楚楚:

“回到原來居留過的地方,我已不是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已經去掉了這一重束縛,這是看不到的,但自我感覺得到。我不必再像以往那樣,小心謹慎……,要按照甚么教條,教義,甚么本子,說那些自己不想說的話,做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了。這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世界……”

那么,什么是他想說的話呢?

他首先為香港“六七暴動”道歉。羅孚回港后第一時間于1993年3月15日在《當代》雜志發表文章,向暴動中受影響的人士特別死傷者公開道歉,是第一名當年左派人士就此事件正式用文字公開道歉的人。認識羅孚多年的前《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表示,羅老總最難得的地方是勇于對自己過去的做法作出深刻反思,這在左派中是很難得的品質。那次由左派發動的嚴重災難,除了羅孚以外,未有左派領導人向巿民道歉。左派應向他學習,他這種風骨在左派人士中非常缺乏。

編者按:此處有刪節。


(十三)“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羅孚絕筆


不理解羅孚者當然很難理解他的這個遺愿——他把“中國好”與“平反”連在一起。

在審視羅孚和他的長子羅海星一生的時候,在審視他們所經歷的大時代的風云變幻中,我游動的思緒捕捉住一件看似不相干的“小事”。

1989年,臺灣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發行,獲得了當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當年,年青的賈樟柯在他小縣城郵局門前的報攤上偶然看到消息,無比激動,甚至是深為震驚——比中國人第一次拿到金獅獎更讓他震驚的,是有關這部電影的介紹。1947年,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臺灣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史稱“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出動軍警鎮壓,死者將近三萬人。侯孝賢在影片中通過一個林姓家庭的命運,第一次描繪了臺灣人民的這一反抗事件。賈樟柯回憶說,《悲情城市》的介紹還沒有讀完,一片殺氣已經上了他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臺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很多年后,自己也成了導演的賈樟柯有一次和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聊天,這位主席的一個觀點讓他深以為是:偉大的電影往往都有偉大的預言性。他想到,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橫空出世。能有什么電影會像《悲情城市》這樣分秒不差地準確降臨到屬于它的時代呢?這部電影的誕生絕對出于天意。侯孝賢用“悲情”來定義他的島嶼,不知他是否知道這個詞也概括了大陸這邊無法言說的愁緒?賈樟柯覺得整部電影像擺在先人畫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命運的法則高高在上,卻從來不給答案,內心偶有感動與落拓,竟無法準確描繪,激情喪卻,空留一地殘骸……

1989年之后過了二十五年,賈樟柯這位中國獨立電影導演與編劇人在國際上已名聞遐邇。他去年編劇與導演的最新作品《天注定》獲得法國戛納電影節最佳劇本獎并受多國觀眾熱烈好評,本人也應邀担任今年電影節的評委。可是,這部劇情片至今未能獲準在中國上映。

《天注定》取材于山西的胡文海、湖北的鄧玉嬌、重慶的周克華以及富士康的跳樓慘劇等十年來中國大陸發生的四個真實社會事件,講述幾個不同的普通人走向犯罪或自殺的經歷。這是出身決定命運的故事,反映當代中國社會暴力滋生的社會背景,包括貧富差異、司法不公正、社會不公正等社會問題,以及個人的精神困境。賈樟柯肯定亦很無奈,給電影起了這個“天注定”的名字。這部電影所表現的中國大陸底層民眾的真實處境以及這部電影自己的處境,讓人覺得,這個國度,一定在什么地方,有病了。

我不由得想到羅孚于2011年6月杪在兒子羅海雷那部大著上親自撰寫的“代序”。羅老用的題目為:“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太觸目驚心了——這是龔自珍的詩句!道光六年,即1826年,龔自珍寫下四首七律《釋言》,流傳下來的這首云:“東華環顧愧羣賢,悔著新書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濟,敢侈心期在簡編?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龔自珍多年來批判現實,倡言改革,寫了不少鋒芒畢露的文章,發表不少驚世駭俗的言論,多觸時忌,冒犯上層,給自己帶來不少憂患。他做此詩,表面上是自慚、自悔、自解,其實多為反語,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對自己的嫌棄,曲折地表現了頑強不屈的斗爭精神。

羅老在“代序”中說:“許多朋友勸我寫回憶錄,從來都是敬謝不敏。說來慚愧,我乃一介黔首,昔年‘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也曾向往狂熱‘斗爭’,忘我‘革命’,到頭來,卻被抓將官里去。”羅孚引用了魯迅的詩句。1933年3月2日,魯迅先生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山縣氏索小說并題詩,于夜寫二冊贈之。”這“二冊”,一是《吶喊》,一是《彷徨》。《題〈吶喊〉》曰:“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的確,“積毀可銷骨”,文禍像幽靈一樣,是權勢的伴生物,在權勢者身邊隨影而行,隨時出手,置文人于死地。此詩在字里行間滲透著當時魯迅糾結、痛苦、郁悶的心境。但歷史證明,魯迅的“紙上聲”絕非“空留”,羅孚當然對此非常清楚。

羅老的“代序”,不但將龔自珍的詩句作為題目,文中還借用他的《己亥雜詩182》中句子:“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羅孚讓人們不能不聯想到龔自珍《己亥雜詩》中那兩首名詩。其一:“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其二:“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啟蒙者,龔自珍深沉的愛國情懷真是天日可鑒。而羅孚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此時已是年老多病體衰,世事于他已漸行漸遠,他極力振作精神,撰寫了這篇“代序”。這是他的絕筆。再過三年之后,在2014年5月2日這天凌晨,天門洞開,仙樂四起,羅老看到他的愛子海星,踏著祥云,前來迎接他,于是悠然起身,含笑而去。

羅孚的去世,象征著中國左翼文化人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時代的終結,也預示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蒙田很早以前就執著地要人們相信:“一個有使命感的生命是人類最偉大的作品。”又一次,我們在羅孚和他的長子羅海星身上,看到有使命感的生命,曾經是那樣躍動……

(寫于悉尼,2014年5月20日。)


2014年5月25日后記:

2014年5月24日晚七時,羅孚追思會在香港殯儀館舉行,25日上午十時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遺體隨后移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骨灰將灑于廣西桂林的母親河漓江。

羅孚靈堂靈位旁掛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劉再復等人題寫的挽聯。紀念冊上印著黃苗子當年手書的聶紺弩贈給羅孚的詩句:“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羅孚。”羅孚遺照四周擺滿花圈、花籃,敬獻者包括香港國學泰斗饒宗頤、《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及夫人、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香港政府新聞處長聶德權、原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和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等人。當天下午五時起,香港各界人士陸續前來吊唁。《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總編輯賈西平、總經理盛一平、副總編輯李啟文、主筆葉中敏等,皆到現場鞠躬致祭。在追思會上致悼辭者有:《新晚報》前副總編輯鄭紀農;《七十年代》創辦人、專欄作家李怡;出版界友好陳松齡;徐復觀之子徐帥軍;《文匯報》前駐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陶杰父親、《大公報》前副總編輯曹驥云;香港收藏家、羅孚生前好友許禮平;藍真之女籃列群等。

在追思會上,孻子羅海雷對父親的一生,用四點作了全面的概括:成為很多人的伯樂、有好強的好奇心、長時間有獨立思考及對歷史有全面認知。

劉再復先生所撰寫的挽聯,則對羅孚的一生作了這樣精煉、準確的描寫:

“受傷更明道,一生耿直正直,后期真精彩;

落難成正果,止于大徹大悟,晚節顯輝煌。”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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