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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瑫、黃周穎:“范跑跑”這七年
何瑫、黃周穎:“范跑跑”這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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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智族GQ》

范美忠不希望學生們重演他當年進入大學后世界觀崩塌的一幕,“我上課的基調就是猛烈批判教材”。不到一個月,黨委書記嘴唇發抖地質問他:你覺得學生考試的時候,該寫你講的,還是教材上印的?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36歲的中學教師范美忠從距離震中15公里的教室中拋下學生奪命而出,卻又親手把自己送進了一場震動全國的輿論風暴。在震后10天的一篇文章中,他說自己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的人,哪怕母親也不會管,“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發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

鋪天蓋地的謾罵聲接踵而至,集合了懦弱、無恥、缺乏責任心等評判的“范跑跑”一詞廣為流傳,成為他此生難以揭除的標簽。

然而,這一夾雜著憤怒情緒的刺耳代號,卻遠不足以呈現出這個千夫所指者的真實面目。在熟悉的人眼中,他是一個令旁人生羨卻不敢效仿的精神裸奔者,逃離毫無歸屬感的故鄉,考入最高學府,卻又對之滿心失望,在此后的漫長歲月里四處游蕩。孤獨、絕望、憤怒、狂傲、虛無、分裂成為他的人生基調,他的身上,交織著中國社會文化的種種沖突悖論。

現實中存在一類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他們身段靈活柔軟,在現實夾縫中游走自如,為實現胸中理想常做出適度妥協。范美忠對之心生佩服,卻從不愿效仿。幼年時,他日復一日用拳頭擊打自家墻壁,這一場景恰是他個人,乃至以他為代表的一類人命運軌跡的映射——個人欲求與堅硬現實持續沖撞,縱然疼痛,也不停歇。

震災過后,那篇有意挑釁大眾倫常認知的文章將他與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推向頂點。道德審判的狂歡之后,看客紛紛離場,他本人的精神余震卻一直持續,至今已是7年。他將自己多年的精神困局形容為一個蛋殼,自己努力掙脫而不得,“范跑跑”事件卻像是一把錘子,從外部將蛋殼狠狠擊破。

錘子力道兇猛,砸碎了蛋殼,也砸傷了他自己。汶川地震7年之后,《智族GQ》記者貼身采訪范美忠,探尋其漫長艱險的精神重建歷程。在此過程中,他拋棄了曾經的精神教父魯迅,嘗試皈依基督教卻以失敗告終,隨后投向了曾經懷疑拒斥的中國傳統文化,成為莊子的信徒。從魯迅到莊子,這一精神源頭的顛覆是否如其本人所言業已實現,目前做出判斷還為時過早,但其變化過程卻擺出一道橫亙在旁觀者面前的命題:置身于紛繁復雜遍布困擾的世事之中,每一個向往精神自由的個體,究竟該以何種方式面對自己的內心。

布道

往返于成渝兩地間的火車每天從四川省隆昌縣金鵝鎮瓜子巖村旁駛過,隆隆的汽笛聲讓村民們煩躁不安,卻又是他們的精神寄托之一:對于這個偏居川南的破舊村落而言,鐵路負載著數輩人對繁華富裕的想象,以及改變命運的可能。但村中第一個考入北京大學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卻從未獲得機會借此打探外面的世界。1980年代中期,這個戴著1000度近視眼鏡的瘦弱男孩,為自己制訂的首要任務不是應對初中課業,而是日復一日用拳頭瘋狂擊打自家泥土砌成的墻壁。三年過后,他的心愿達成,練出一身緊實肌肉,足以對抗父親及四個兄長的毆打辱罵。

“青春期那種對父親的徹底反叛,是我特別成功的一點。后來那么多人罵我,卻完全擊不垮我,為什么?因為這種經歷讓我十幾歲就完成了人格的獨立。”如今,43歲的中學教師范美忠回憶起兒時與父親的沖突,將其視為個人性格的源起。家庭氣氛的暴戾貧苦令他心生絕望,北大歷史系錄取通知書的到來被村民們視作光宗耀祖,在他眼中,卻獲取了一種逃離壓制的解脫感。

1992年離開隆昌,二十多年間幾經輾轉,范美忠如今的落腳地,離故鄉不過二百公里。2015年2月的一個清晨,我在成都文殊坊的一家茶館里見到他。他被圍坐在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中間,與他們進行有關文學、歷史、哲學的無主題自由討論。這是為期一周的公益課程的其中一天,八個小時的討論,他的回報是三四百元的象征性酬勞。

村鄰眼中,沒有比考入北大這樣的學校更加美妙的改變命運的機遇。然而,1997年畢業至今,范美忠從未像這所中國最高學府的大多數畢業生那樣,獲取超過平均水準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但他卻毫不在意,甚至從未對此產生興趣。

牛仔褲松松垮垮,褲腳早已磨破。黑色羽絨服的下沿露出來了白襯衣的一角,另一角卻藏在里面。十幾個人中,范美忠是穿著最隨意的一個。為了保證秩序,討論引入了羅伯特議事法則:每人有兩分鐘時間提問,范美忠則有五分鐘時間回答,一旦到時,必須停止,除非下一個人放棄提問。多次超時后,范美忠表達了反對。“這套規則是非常好的,但是用于開會,我們是討論問題,并不完全適用。”

主持人表示,既已如此規定,就要執行下去。他再無異議,卻加快了語速,陌生的人名和術語越來越密集地出現。他飛快地轉動手中的紙杯,杯口已被捏扁。一臉茫然的面孔越來越多,但不在他的視線范圍之內——他的眼神始終投往一個固定的方向,前方并不是某個提問者,而是人群外的一塊地板。

他非常享受這種言說的快感,至于聽眾能否接受,不是他關心的問題。范美忠十多年的好友、北京十一學校特級歷史教師魏勇這樣描述他的講課風格:“用葉芝、昆德拉、海德格爾、李澤厚作為下河前的準備活動,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基耶斯洛夫斯基也不過是一點兒小風小浪,真正的風浪是突然一下到了諸子百家,一個豪華轉身、一個古典巨浪。于是,許多沒見過風浪的學生被他打暈。”

正如范美忠曾在不同場合反復表達的那樣,他在我面前多次評價自己為“中國最好的文科老師”。中午12點,討論結束,我們走在去飯館的路上,聊起了曾被他視為精神教父的魯迅。“北大錢理群對魯迅的研究根本比不上我。我花了五年做到了中國魯迅研究第一人。”

然而,即使是他看來最理解他的朋友,也對他的這番自我判斷持有保留意見。成都同輝國際學校校長李勇對我說,范美忠更像是一個不由分說的布道家,需要的只是一群聽眾:“美忠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好老師。他更多考慮的是把我想說的盡可能說出去。可是好的老師要照顧受眾的心理,他想聽什么,他能聽懂什么,他需要聽什么?美忠是不考慮的。”

類似的評價,范美忠心知肚明,卻不為所動。每接一屆學生,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學生目瞪口呆之時對他們進行知識轟炸”。他也從不掩飾對大部分老師在智力和道德兩方面的優越感。他曾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公開撰文:“我對那些要我注意教學方法的勸告不屑一顧:你們這些老師懂什么?連《史記》都沒看過也跟我談歷史!你們那點兒可憐的知識和僵化的頭腦再有教學方法也沒用!”

在他的眼中,大部分老師是充當應試教育的幫兇,向學生們傳遞無用甚至有害的偽知識。為與他們劃清界限,這個自視“中國最好的文科老師”的人,至今沒有教師資格證。“參加這種考試是對我的一種侮辱。”

這自然令他付出代價。學生抗議、家長舉報、校長停課、然后離開,如此周而復始,“大半個中國倒騰了一圈”。最短的一次在廣州華美外國語學校,僅21天。但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他并不認為自己是他所痛恨的應試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各種人的反應都在我的預料范圍內。每一次離開,主動權都在我自己手上。”

然而,當這種行事風格在特殊的歷史節點出現在課堂外的公共空間時,受眾的反應卻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這令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也讓這個自視極高卻寂寂無名的中學老師在一夜之間世人皆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8級地震,范美忠在劇烈震蕩中,第一個跑出都江堰市光亞中學教室。10天之后,他在天涯論壇貼出《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我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的人!在這種生死抉擇的瞬間,只有為了女兒才可能考慮犧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因為成年人我抱不動,間不容發之際逃出一個是一個。”

這番言論迅即引起了無數批評與謾罵。次日,網絡寫手五岳散人撰文提出“范跑跑”一詞,這成為了范美忠此生難以揭除的標簽。

時任教育部發言人說:我們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許無恥。北大歷史系黨委書記說:北大以有這樣的學生為恥,如果開除他,我們很贊成。類似的批評,當時無法計數。“如果發生在十幾年前,我可能會去自殺。但當時我一絲這種想法都沒有。中國十三億人,哪怕十二億九千萬人說我是錯的,只要我認為自己是對的,我就是對的。”回憶起舊事,他的神情有些不耐煩——“我絕不后悔”、“如果事情重來一次,我還會那樣做”,過去7年間,這樣的語句他已經重復了無數次。

在他眼中,童年一次次用拳頭擊打墻壁,恰是他此后人生軌跡的映射——個人欲求與堅硬現實持續沖撞,縱然疼痛,也不停歇。正因如此,他人為名利打拼之時,他四處漂泊,尋覓理想的歸宿;而當要求開除他甚至殺他全家的大字報貼上光亞學校的大門,他卻選擇留下,一待就是7年。

在他研究魯迅的一本著作《民間野草》中,他引用里爾克的詩句:“離開村子的人將長久漂泊,也許,還有許多人會死在途中。”而算上汶川地震之前的3年,他在光亞學校任教已近10年。他為數不多的朋友們一度覺得,他或許已經不再漂泊,找到了歸宿。但他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見到他的一周前,光亞學校正式批準了他的辭呈。

離開成都后,我飛往三亞,采訪在此休假的光亞學校校長卿光亞。談及范美忠辭職一事,這個1949年后內地第一家私立學校的創始人說:“地震的事對他刺激非常深,我覺得他現在還是一個病人。他辭職的時候情緒是失控的,根本沒有計劃。”

范美忠本人的說法與此大相徑庭。他評價自己如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生命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極度的黑暗中找到了出路”。他認為自己擺脫了曾經的精神教父設下的牢籠:“魯迅無法解決你的問題,基本讓你走向絕望。”

那新的精神資源是什么?一天午飯過后,他提議去一個附近的茶館喝茶。在一個十字路口等綠燈時,我向他提起了里爾克的那句詩。“那你覺得自己依然還在漂泊嗎?還是說像他說的那樣,已經死在途中?”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如果沒有轉向莊子,我早死了。莊子讓我起死回生。”綠燈亮起,我們快步穿了過去。

漂泊

成德高速上車流稀疏,遠方彌漫著四川盆地常見的霧氣。范美忠的妻子吳文冰坐在后排,不時提醒丈夫開慢一點兒,注意安全。

吳文冰之所以坐在后排,是因為她肚里懷著孩子,需要寬敞的空間。按照預產期,他們的第二個孩子還有不到半個月就將降生。因為担心成都的醫院過于擁擠,他們驅車前往德陽做最后的產前檢查。

產檢結束后,我們去醫院附近的餐館吃飯。剛一落座,范美忠問服務員:“青菜有哪幾種?”對方一一列舉,他搖了搖頭,帶著我們離開。他向我解釋說:“文冰愛吃的那種菜這里沒有,我們換一家看看。”妻子懷孕后,他包攬了買菜做飯的任務。“她做飯其實不好吃,所以我寧可多做一點兒。”看到我有些驚訝,他特意補充道。

這是范美忠難得一見的,讓人嗅到煙火氣的時刻。見到他之前,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他的印象就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斗士,永遠在與人爭辯宏大命題,柴米油鹽這種東西似乎與他無關。

這并不符合范美忠對自己的判斷。“婚姻拯救了我,讓我變得柔軟。我原來是一個缺乏愛、缺乏歸屬的人。一個人長期這樣,心理是會變形的。買菜、做飯、帶孩子,這些形而下的東西迫使我低下頭來關注現實世界,這樣的生命才可能是通透的。”

他的朋友李勇則張開雙臂,用手勢向我演示他眼中范美忠的變化:“在他的生活里,一頭是物性,一頭是詩性,前者是世俗生活,后者是精神追求,結婚前他無限地靠近后者,但這是非常危險的。妻子的出現,把他往另外一頭拽了一點兒。”

幼年時的窮困常令人成年后被追逐財富的欲望所綁架,范美忠卻恰恰相反。作為家中六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兒時與四兄一姐搶食的經歷令他對物質的欲求產生厭惡。初二時,有三個月家里沒有油,鹽巴在口腔留下的咸澀久久揮之不去,這讓如今的他對街頭的“蒼蠅館子”贊不絕口。與貧苦相比,他眼中對自己未來性格影響更為深重的,乃是愛的缺失。

曾經讀過四年私塾的范父是村里少有的讀書人,還會殺豬、編籮筐、在村里的紅白喜事上担任大廚,這使他具備超出村鄰的掙錢能力。但自范美忠形成記憶以來,范父對賭博的興趣蓋過了一切。他總習慣性地將殺豬刀磨得锃亮,卻只磨不用。早上醒來,范美忠總會看到一把利刃掛在墻上,這令他心生恐懼。

勤勞隱忍的范母挑起養家重任,農活最忙時,她夜里兩點入睡,4點起床,以至于多年之后,七十多歲的她與九十多歲的母親坐在一起時,比母親顯得更加蒼老。“父母的愛是任何東西無法代替的,但我感受不到。母親不是不愛你,但她必須出去勞動。父親呢?他一早就去賭錢,天黑才回來,男人對家庭的責任感,你是完全看不到的。”范美忠說。

每年寒暑假,范美忠有兩個多月時間可以回到隆昌。但最近幾年,他在家鄉的時間越來越短。還有一個星期就是春節,他只打算回去兩天,初二就離開。“在成都其實也很無聊,但是回到那里更難受。那是母親的家,是你哥的家,不是你的家。你會發現他們面孔很熟悉,但交談起來非常陌生,無法交流。那種時候你感覺極其孤獨,坐立不安。”

這使他在成年后的漫長時間里,成為一個找不到歸宿的異鄉人。“無論走到哪里,我都只是一個過客。”《過客》是魯迅《野草》中的一篇,主人公是一個不停向遠方行走的老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從我還能記得的時候,我就是一個人。”范美忠在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一篇對《過客》的解讀文章里,他寫道:“行走本身即已成為目的,停止即意味著死亡。”

四處漂泊時,他曾有一年未和家人聯系過。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家鄉的電話,才知道父母曾經以為他已經自殺了。原因是搜到他很久之前發在網上的一篇文章:《自殺離我有多遠》。

他戲稱自己有“處女書情結”,同一本書會反復買好幾次,原因是“不想讓上一次做的批注框束新的思考”。而這件事的另一面則是,每去一個新學校,他會把大多數書送給同事,只隨身攜帶少量原典。到光亞學校前,他從未買過書柜,一大堆書就隨意散落在房間里。“因為我每次搬家都清楚,這就是一個臨時的落腳地,睡覺的地方,不是家。買書柜怎么處理?難道背著到處走?”

即使已經在光亞執教了10年,這種漂泊感依舊困擾著他。“我內心有非常痛苦的一對矛盾。一方面你渴望漂泊,因為你工作過的每一個地方,都讓你失望,然后你就總會覺得有一個遙遠的地方,神秘,未知,充滿著可能性,就像當年的新教徒,漂洋過海,到美洲尋找新大陸的感覺。但另一方面,你又極其渴望有一個地方,讓你覺得穩定、熟悉,心里踏實,有安全感。這是非常矛盾的感受。”

到光亞的前兩年,為了抵御獨居帶來的孤獨感,每天上完課后,他會來到學校附近的一個茶館讀書,點一杯10塊錢的竹葉青,從下午兩三點鐘,一直坐到晚上打烊。為了找到“穩定、熟悉”的感覺,他每次都坐在同一個座位上。第一次去時,老板養的狗剛生了一窩小狗。每次去喝茶,他都要逗小狗玩兒,日復一日,一窩小狗只剩下一只,他卻依舊每天坐在那里。除了老板,小狗只聽他的指揮。

每到一所新的學校,他都會給學生們放映他最喜歡的電影,《死亡詩社》。那個孤獨卻飽含激情,鼓勵學生自由思考的“船長”在曾經的他眼中,正是自己的化身。但多年過后他說:“船長給人的感覺,是溫暖的,充滿善意的。可我在黑暗陰冷的深淵里待了太久。”

促使他這樣思考的是他的學生。汶川地震后,他對大多數批評意見予以猛烈的反擊,但當光亞學校的幾個學生表達對他的失望時,他開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太過冷酷了?

答案是肯定的。他用一連串的形容詞來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孤獨、虛無、黑暗”,但又無能為力。“我也想多給別人一些愛,但是做不到。我從小沒有感受過被愛的感覺,你自己都沒得到過的東西,怎么給得了別人呢?”

裸奔

名為“第一線批判性思維專題研修班”的培訓進行到第三天,一位聽課的企業家請幾位授課老師吃晚飯,范美忠也在其中。企業家來自新疆,飯桌上的話題便從新疆問題開始,自然地延伸到了更廣的時局領域,時不時還會插進來幾個葷段子——性和政治,男人們的飯局主題總是如此。

范美忠卻幾乎從不發言。他后來對我解釋說,他對當下的時事并不關心。直到服務員端上了一盤秋葵,面無表情的他卻一下子興奮起來:“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王維的這首詩就是秋葵名字的來歷。”原本熱鬧的包廂突然沉默了幾秒,眾人紛紛掩飾尷尬的表情,夸贊他有學問——在一個葷段子橫飛的飯局上突然冒出兩句唐詩,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樣的情景。

另一位老師則成為了飯局的主角。他牢牢主導著話題的走向,偶爾開幾句其他人的玩笑,實則是夸贊對方,語言風趣而不失分寸。他叫魏勇,北京十一學校的歷史特級教師,范美忠最好的朋友之一。2003年,范美忠執教兩個半月后被杭州外國語學校驅逐,在天涯社區發表帖子批判杭外校長。次日,魏勇發出《堅決反對范美忠的個人英雄主義》,兩人由此不打不相識。互動幾句后,他們發現對方竟是隆昌老鄉,魏畢業于隆昌一中,范則是二中。

單從飯局上的表現來看,他們像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人:前者一身書生氣,顯出幾分迂腐,后者則身段柔軟,深諳處世之道。而二者的教師生涯也似乎是兩條相反的軌跡:前者畢業于最高學府,一路顛簸,駐足于一所西部縣級市的私立中學,后者師專畢業,從家鄉的一所小學起步,一步步成為京城名校的王牌教師。

另一天中午,我和范美忠、魏勇一起吃午飯。聊著聊著,范美忠情緒有些激動:“我不怕別人罵我,你可以把我剛才說的寫出去!”說到這里,他的手機響了,出去接聽大概五分鐘后,他回來說自己要趕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西裝革履的魏勇用手指著他的衣服調侃道:“你穿得這么隨便,就別去砸場子了吧?”范美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還是急匆匆去了。

就是這樣兩個狀況迥異的人,卻保持了十幾年的友情,至今聯系密切。雙方都認為對方對求知本身充滿熱情,并且具備與自己對話的水準。他們共同的朋友,德陽外國語學校語文老師豐繼奎向我這樣分析二者的異同:“魏勇既有俗世的油滑,又同時懷有某種理想主義。相比之下,美忠是一個拙于謀生的人。他身邊的很多人,打著理想主義的旗號,但在現實中其實都捕獲了很多獵物。而美忠呢,一點兒獵物都沒打到。”

對于性格造成的命運差異,范美忠不回避。“魏勇是一個有彈性的人,能夠適當扭曲一下自己,在縫隙中游走前進,既讓自己活得更好,同時能夠實現理想。他這個能力是很強的,我很佩服。這種扭曲自己的能力,我幾乎沒有。”

2012年一篇題為《啟蒙者魏勇》的文章里,他用看似更為刻薄的語句評價這位摯友:“他在理想和現實、批判思考與體制限制之間周旋的能力實在是太強了……魏老師的這種內心分裂能力和世俗智慧才是我最佩服的。”

當同樣的問題拋給魏勇時,他將范美忠定義為雖不能至卻心向往之的“裸奔者”:“為什么許多人喜歡范美忠?因為他有侵略性;為什么許多人反感范美忠?因為他有侵略性……他的侵略性源于思想裸奔的舉動,比基尼讓伊斯蘭長袍感覺到侵略性,裸奔則讓比基尼感受到侵略性。所以裸奔者范美忠讓一切比基尼思想者自卑羨慕,進而產生一起裸奔的愿望——當然,僅僅是愿望。”

童年的回憶毫無愉悅可言,盡管如此,范美忠覺得父母的一個共同點給他留下了愿意接受的烙印:真實。由于家事繁重,担任集體公社會計的范母曾一度辭職,幾天后,鄰居們紛紛上門請她回去,因為只有她能秉公辦事。而范父也是從不看別人臉色行事的人。“我爸就是有一種什么呢,又臭又硬的感覺。不管是官是富,我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吹捧別人的話。”

一件事如果讓他感到厭惡,他必定反對。他的姐姐范美瓊回憶說,父親有時酒后會毆打母親,家里無人敢發出聲音,范美忠卻會站起身來和父親理論。

這樣的習慣被他帶出了故鄉。1992年,北大新生要在石家莊接受一整年軍訓,這被他視為“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每天熄燈后將頭蒙在被子里偷聽《美國之音》,直到隨身聽被沒收。“這東西我軍訓前沒聽過,軍訓后也再沒聽過,但是當時禁止我們聽,那我就偏要天天聽。”

一年后的北大初體驗,令他感到崩潰。他發現自己當時人文基礎之薄弱,不但無法與大城市考來的同學相比,“甚至不及校門口賣盜版光盤的文藝小販”。只是讀了幾本歷史研究著作,他便覺得,自己過去12年閱讀的課本,乃是滿紙謊言,從小建立的世界觀頃刻崩塌。一番惡補后,他又有了新的認識,覺得北大教授們多是尋章摘句的考據家,全無知識分子的情懷與格局。他表達失望的方式是放棄考試,在宿舍閉門自修,每天與室友辯論,且絕不認輸。四年下來,成績穩居末位,這并未讓他失去批評教授們的底氣:畢業后,他寫出一篇流傳甚廣的《評北大歷史系諸君》,將老師們罵了個遍。

這篇在今天看來過于憤懣苛刻的文章,夾帶著他當時對個人命運的不滿:成績不佳,又無其他技能,找工作四處碰壁。他覺得一門心思讀了四年書,其實是把自己推向了極尷尬的境地:20歲時才從零開始補課,基礎之薄弱,注定成為不了大家。而若是投身于現實,他天天琢磨的東西,又離社會太遠。

某一天,他突然覺得自己如此痛苦,全是書本的錯。一氣之下,把四年來買的一千多本書全賣了。

冷靜之后,他決定做一名老師。“自己成不了大家,但可以培養未來的大家。”他回到四川,進入自貢蜀光中學。校長看中他的最大原因是,一個考進北大的人,一定能傳授給學生們其他老師不具備的考試技巧。

這個推測是錯誤的。范美忠不希望學生們重演他當年進入大學后世界觀崩塌的一幕,“我上課的基調就是猛烈批判教材”。不到一個月,黨委書記嘴唇發抖地質問他:你覺得學生考試的時候,該寫你講的,還是教材上印的?

沖突不止于此。他的第一堂課不到20分鐘就講完,然后回辦公室喝茶,因為覺得內容很簡單,無須多言。他在公開場合對校長說高三老師都是在摧殘學生,不顧同事們尷尬的表情。事實上,他并不把他們視為“同事”,而是“當我的學生資格都不夠的蠢材”。

三年后,他不辭而別。類似的故事隨后在不同學校反復上演。在廣州華美外國語學校,他21天即被辭退,導火索是在課堂上對比蔣經國和鄧小平。2005年,朋友豐繼奎邀請他做關于魯迅的演講,臺下坐著德陽幾所中學的五六十位老師,他張口就是“我覺得中國的文科老師多數都是白癡”。沒過幾分鐘,人已走了大半。

“他就是比較任性,誰都不管,自己想怎么樣就怎么樣。”紹興稽山中學語文老師蔡朝陽與范美忠在新浪讀書沙龍相識,一度共同担任論壇版主。他用10個字形容范美忠:“執著如怨鬼,糾纏似毒蛇。”2002年5月,這兩位網友在紹興的一處出租屋首次見面,接頭暗號是一本林賢治的魯迅研究著作《記憶》。范美忠毫無初次碰面的拘謹,聊了三天三夜。“你根本沒機會跟他說,我不知道,我聽不懂。他就是不停講不停講,你帶個耳朵聽就是了。”

與范美忠交談的幾天里,我充分體驗到了蔡朝陽的感受。他極度看重言說的連貫性,對交談環境也十分在意。和他去德陽的那天,我找了兩家茶館,都被否決,打車找了大半個小時后,他仍不滿意,直到打電話咨詢一個當地的朋友才選定地方。“我這個人對吃飯穿衣一類的事情不是很注意,但是聊天的地方,一定要感覺舒服,才能進入交流的狀態。”

因對應試教育體系深感絕望,“不愿成為其幫兇”,在他的教師生涯中,還曾短暫穿插過一段媒體從業經歷。在《經濟時報》,一篇近萬字的文章被刪去三分之二,“感覺就像揮刀自宮”,在《南方體育》,“我忍受不了新聞娛樂化”,一個月就主動走人。他只得回到自己熟悉的教育領域,在成都的《教師之友》雜志担任編輯。

這段經歷仍然是不愉快的。時任主編李玉龍回憶起一個細節:和一個教育專家討論問題時,范美忠覺得對方姿態高傲卻見識淺陋,罵他“傻逼”。李玉龍命令范美忠道歉,他強忍脾氣照辦,但最后還是忍不住來了一句:“雖然跟你道歉了,但我還是覺得你是一個傻逼。”

2005年下半年,《教師之友》團隊因為一些復雜的原因被迫解散,在尚未清理完畢的編輯部辦公室里,他用一臺舊電腦連寫了一個月文章,名為解析魯迅《野草》,實為復盤己命:“魯迅自身對社會抱有過于完美的理想主義態度……他仍然缺乏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魯迅的啟蒙未嘗沒有效果,但是因自身心態過于急切,總希望更快地見到更好的效果,故反而產生失敗和受挫感。”

他覺得自己幾乎已經到了無路可走的境地。“偌大的中國,竟無一處自由表達的空間。”就在此時,在朋友的牽線下,他在成都的一間茶館里,收到卿光亞的邀約,担任IB項目的中方老師。

IB項目全稱為國際預科證書課程,學生獲得證書,就可取得進入大多數國家大學學習的資格。沒有指定教材,沒有教學大綱,甚至沒有固定的考試形式,都由任課教師自行掌握。該項目的學生不參加國內高考,這意味著老師也無應試壓力。這些都令范美忠興奮不已,覺得簡直是為自己量身定制。

在光亞,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授課自由。為了表達對他授課方式的充分尊重,卿光亞甚至從未聽過他講課。但好景不長,他不再忍受外部空間的逼仄,內心的痛苦,卻在這種寬松的氛圍中無節制地蔓延開來。

他覺得找不到哪怕一個能與自己進行有質量交流的人,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多次抱怨學生“質量普遍太差”后,卿光亞甚至為他特意修改了選課制度,由學生選課改為雙向選擇,不喜歡的學生,他可以不要。

包括魏勇在內的朋友們,經常接到他抱怨的電話。“他經常說,學生差得不得了。他的興趣其實不在教育本身上面,而是通過講課這種形式去探討高精尖的問題。他看到學生沒興趣聽課,他自己也沒興趣講了,好吧,那你們就自己看書吧。這是沒有道理的,基礎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養大師、文豪,而是發掘孩子身上的可能性。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不會去挑揀學生。”

范美忠接受這樣的批評,但不愿做出改變。教育對他而言只是走出精神困境的手段,不是最終目的。目力所及范圍內,很難找到一個比光亞更寬松的環境,但精神之困卻還在延續,這令他內心的絕望感達到了峰值。坐在都江堰堤壩旁那個固定的茶館座位上,三十多年來的種種痛苦矛盾,累積到了即將爆發的時刻。

重建

范美忠偶爾會參加中學同學組織的聚會。多年不見面的同學,見面后總會問他,你原來那么強壯,現在怎么瘦了這么多。

在我面前,他突然攥緊了拳頭。“因為那時候天天在墻上狂打,本來很平整的一面墻,打得坑洼不平。”拳頭越練越硬,后來已經察覺不到痛感,他便不再滿足于在家中操練,而是成天提著一根棍子到處走,等著別人與他干架。

類似的行為模式延續到了成年后,只是換了一種形式。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對話的人,他就轉向虛擬世界。他不用網名,始終實名發帖。和現實中風格類似,他發帖火藥味十足,回復極快,別人還沒來得及回復一條,他已洋洋灑灑又發了七八條。

這種風格自然會激怒別人,針鋒相對的反駁文章屢屢出現。這反倒讓他結識了不少朋友,魏勇、李勇、蔡朝陽皆是如此。由于討論話題多集中于學術領域,引發的波瀾始終限于小圈子里,直到2008年5月22日發在天涯社區的那篇《那一刻地動山搖》。

7年過后,如今的他承認,當時的文風過于極端,語氣比平時更加挑釁,但他強調,這是有意為之的結果,至今不后悔。“矯枉必須過正”。

為了躲避盛傳的大余震,隨后幾天,他沒有上網。直到三天后一個記者的電話,才讓他意識到文章的影響。他問記者:我并不是一個受人關注的人,你采訪我干什么?記者說:你自己上網看看吧。

“我蒙住了,不知所措。不是害怕,是壓根兒沒想到會擴散到這種程度。”直到風波漸漸平息之后,他才回過神來:提著棍子和別人在小巷里打斗,或許沒什么。但若是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揮起棍子,結果就不是自己能預料的了。

記者的電話如潮水般涌來。他一概拒絕,希望事情漸漸平息。但發現一些曾對他予以極高評價的人也稱他為“人渣”后,他推翻了自己。“我怎么能以這樣的形象定格在歷史上呢?我還想用我的聲音影響這個社會,如果現在不出來扭轉這個形象,那以后說話還有誰聽呢?”

在他自己的觀察中,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成為了扭轉形象的關鍵節點。一位辯論嘉賓請求主持人讓他提前離場,在其看來,現場近乎瘋狂的謾罵聲,已經超越了承受極限。但范美忠表現平靜,用微笑回應嘉賓的請求:“放心,我足夠堅強。”

節目播出后,大量支持他的聲音出現,輿論由此前的一邊倒批評變得多元。無論褒貶,都已讓他感到麻木,他更敏感的是,媒體約訪時,不再將注意力局限于那篇文章,而表現出對他過往經歷的強烈興趣。

央視、新華社、《南方周末》、《朝日新聞》、BBC……媒體規格之高,問題之細致,令他意外。接受一家雜志采訪時,他忍不住問記者:難道是中宣部下了文件要求你們報道我?回答讓他哭笑不得:“競爭媒體都在做你的稿子,我們不做,就是漏題。”

一撥接一撥的采訪,持續了大約三個月。“當時我突然就想:我為什么不借此機會傳播我的觀念呢?平時寫文章發網上沒什么人看,現在到處都采訪你,那你就借采訪把觀念說出來噻!雖然他們肯定會刪,但是總能出來一些的。”

對于邀約,他也并非照單全收。北京一家培訓學校請他去講座,他本已接受,但在臨行前,得知對方臨時將主題改為了“如何考上北大”,他在電話里大罵對方。“我當時非常生氣。我這樣一個反對高考、追求教育理想的人,你讓我講這個?”

一些心態樂觀的朋友,覺得他是因禍得福。豐繼奎曾對他說,這件事讓我覺得你才是真正北大出身的人,你通過讓自己下地獄的方式,上了從教以來最成功的一堂課。

但很快,情勢急轉直下。6月初,他接到通知,光亞學校接到市教育局轉教育部指令,要求吊銷他的教師資格證。這是一個烏龍事件,因為他從未獲得該證,吊銷無從談起。但經媒體報道,他被光亞解聘的消息很快傳遍網絡。

危機時刻,曾經的電視劇導演卿光亞巧妙處理了此事。他一邊向前來求證的媒體確認解聘的消息,一邊安撫聲稱要起訴教育部的范美忠:“你先回家休息,暑假結束就回來。奧運會一開,大家什么都忘了。”為了讓他安心調整狀態,卿光亞后來甚至將他暑假期間的薪水裝在信封里,開車送到他成都的家中。

正如卿光亞所料,一場道德審判的狂歡過后,看客紛紛離場,只留下千夫所指者默默舔舐傷口。談起這段經歷時,范美忠拿過我的筆記本,在上面畫了一個圓圈。“這是一個蛋殼。我以前一直努力破殼而出不得,”說著,他又在圓圈頂端畫了一個箭頭,“直到2008年,那件事像一個錘子,從外面把蛋殼敲破了。”

錘子的力量太過猛烈,砸碎了蛋殼,卻也砸傷了他。“我以前一直覺得,我已經把人性看得過于陰暗、丑陋和虛偽,但通過這件事,我覺得自己以前對人性的估計還是過高了。”

越是這樣覺得,他越是想要擺脫曾經的精神教父魯迅。他覺得自己對人性之惡的洞察已經達到了和魯迅相當的水準,但這又如何?“魯迅只提出問題,卻從來不給出答案。”

決定離魯迅而去的這一年,范美忠37歲。他在《榮格自傳》中看到一套神秘理論,稱37歲是一個人找到自我,精神發展走向真正成熟的節點。他將信將疑,閱讀了更多材料,發現似乎確有道理——37歲這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黑格爾寫就《精神現象學》,海德格爾完成《存在與時間》。與他們相比,37歲的范美忠,卻要徹底重建自己的精神體系。他形容當時的自己在沼澤地中越陷越深。“我拼命想抓住一個東西把自己拉上來,但撲騰半天,卻不知道該抓什么。”

最難熬的時候,他通過打籃球透支體能來釋放壓力。李勇成為了他的球伴,幾個月間,兩人把成都市內所有小學的球場打了個遍。

時至今日,自認為已經上岸的他反復強調妻子的幫助。經朋友介紹,他們2006年初在網上認識,7個月后走進婚姻。為此,吳文冰放棄了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回到家鄉。在京時,她曾借從事兒童出版的機會,混跡于北大的知識圈子。“北大的很多學者、博士,比美忠更帥,性格也更柔和。但是和他們聊天感覺很失望,根本沒什么力量。美忠那種真、純的力量感,非常有魅力,讓我眼前一亮。”

“如果當時沒有遇到我,他現在很可能已經走向崩潰。”范美忠認同妻子的這個判斷,覺得對方帶給了他一直所期盼的歸屬感。“我以前一直很害怕有了婚姻和孩子,就會失去自由。但婚后看法很快就改變了,它其實讓你獲取更大的自由,從那種漂泊的、沒有歸屬感的困境中解脫出來。”

他們在一起最愛做的事是,在書房里各捧一本書,讀到觸動之處就念給對方,交換各自的體會。汶川地震之后,在吳文冰的引導之下,亟須心理重建的范美忠每日誦讀《圣經》,嘗試和妻子一樣,成為一名基督徒。

他一度覺得,基督教像是一架直升機,將會把自己從沼澤中拉起。但這番嘗試最終以失敗收場。“基督教講求無條件的寬恕。對于當時的我來說,終究還是很難做到。”

出走

2015年1月31日的傍晚,范美忠在微信朋友圈公布辭職一事:“終于辭職離開光亞學校了。10年,這是我做得最長的一個工作了。稍事休息,接下來要做三件事:迎接新生命的誕生;準備華德福高中的歷史課;繼續寫《莊子解讀》。”

5分鐘后,一位朋友留言:“嗯,終于擺脫了卿光亞的魔爪,祝賀!”

他馬上回復:“我是很感謝卿校長的,他給了我很多幫助和照顧。只是一個工作做久了,確實感到疲憊和厭倦。”

看似平淡的回答背后,暗流洶涌。

2011年,他覺得自己對學生理解能力的忍受達到了極限,試圖通過開設新課程的新鮮感來減輕自己的痛苦。在西方思想長河中漂流多年后,他將目光重新投向中國傳統,具體對象是《莊子》。這是一個帶有偶然性的選擇:“一般的作品我看不上眼,要教就教最好的。唐詩宋詞好,但是太熟悉了,厭倦了。那就只有先秦經典了,《論語》講了一遍,不喜歡。那試試《莊子》吧,其實我當時不懂,大學在床頭放了四年,就是讀不懂。”

頭兩年的講授過程,“現在可以負責任地說講得是不好的”。“當時我一直是在批判《莊子》,不講邏輯,逃避現實。其實根本沒讀懂人家意思,還瞎批。”

他覺得自己隨后突然找到了門徑。“第三年才入門,第四年水平就已經非常高。可以說能夠代表當代研究《莊子》的最高水平。”

如今,他的自我定位不只是《莊子》的研究者,而是皈依者。這是人至中年的一場精神出走:“曾經我對中國文化是完全拒斥的,但現在我覺得它絕非我以前想象的那樣。魯迅那代人對中國文化有很多成見,其實他們并不太懂。《莊子》這種原典,才真正涉及中國人精神的核心問題。”

“那你現在對魯迅什么態度?”

“沒有任何興趣了。魯迅全集還是要留著,其他研究魯迅的書全扔了,除了我自己寫的。”

他覺得“莊子把我對絕對真理的執著和理性邏輯的自由都打破了,這讓我徹底自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平和”。一個例證是,2008年的風波過后,他和妻子曾經把批評自己的言論全部匯集在一個文檔里,現在打開這個文件,他內心不會產生任何波動。

早年間在課堂上大談政治,向學生“放毒”的場景,如今鮮有出現。早前,他曾參加成都的一些知識分子聚會,在一場讀書會中,大家圍坐成一圈,談起了反腐話題,挨個表達憤怒。范美忠感覺尷尬,差點兒中途離開。后來,他退出了這個組織。“別人都很憤怒,我一個人無動于衷,也不是很好。可是,總不能偽裝憤怒吧?”

但一如過往,并不是誰都能認同他的自我判斷。卿光亞眼中范美忠這幾年的變化,就與他本人的講述相去甚遠。他在我面前表示出對范美忠未來生活的巨大担憂,例子之一,就是他不久前辭職的經過。

對于收到范美忠的辭呈,卿光亞早有心理準備。“每次地震周年的時候,總有媒體問他辭不辭職,為什么不辭職?不停地給他心理暗示,結果搞得他居然把辭職當成了一個提要求的法寶,每隔一段就來說一下。”

為了讓范美忠留下,卿光亞屢次做出妥協。除了專門為他修改選課制度外,還把他的課程都安排在早上11點。“他說他起得晚。其實是沒有理的,按照學校規定,早上8點準時上班,不管有沒有課。他也不坐班。有一次他睡過頭沒來,我還去替他上課。”為了讓他安心任教,卿光亞說自己還對他做出了一些暗中的保護。每年春天,都江堰市教育局都會派人來校詢問范美忠的狀況,卿光亞總會想辦法錯開范美忠講課的時間,避免雙方直接接觸。

“狼來了”的故事上演了七年,終于成真。范美忠與成都華德福學校達成約定,將于2015年秋季學期起在該校講授高中歷史,他的妻子目前正是在此任教。他并不覺得華德福是比光亞更理想的平臺,離開的原因只是厭倦了目前的狀態。“我對中國的學校,已經不再抱有期待。一個地方待久了,即使它很好,我也會選擇離開,因為它是舊的。”

按照他與華德福的約定,他本應在光亞執教到2015年夏天,但實際離開的時間卻提前了半年。突然提前辭職的導火索,是一個看似瑣碎的事件。

他錯過了一堂期末考試的監考,高中分部校長為此開出罚單,要扣他三天工資。他當著校長的面將罚單撕碎,并向卿光亞抗議此事。“我當然是拒絕他。這種事情我不能通融。”卿光亞回憶說。而范美忠的反應則是,辭職。

卿光亞覺得,汶川地震讓很多人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范美忠是受傷最深的人之一。“他比以前更敏感,更反叛。2008年之前,高中部是個外國女校長,要求老師著正裝上課。他穿牛仔褲,校長要處罚他,他就跑出去買了一套正裝,回來跟學生說,看到沒有?這就叫規則,就叫紀律。可現在呢?”

無論卿光亞如何一再表達惋惜,這對合作十年的搭檔終究分道揚鑣。提前辭職意味著,未來半年內,范美忠將沒有固定收入,可第二個孩子的降生,必然意味著更多的經濟支出。但和過去一樣,仍然無法在他身上感受到關于金錢的憂慮。一天傍晚,我和他一同乘坐公交,路過一棟鬧市區路口的高樓時,他告訴我大樓的主人是一位北大哲學系1987屆的師兄。“錢掙多少算多呢?很多時候只是個數字。每年成都北大校友會聚會時,這個師兄都是捐錢最多的,但那些錢換算一下,也不過是這棟大樓的幾平米罷。”

他習慣性地將話題拉回精神層面。“我讀懂《莊子》的同時,也完全解決了自己的精神問題。心靈得到自由,生命得到安頓。他讓我的生命走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思想獲得了大突破。”

七年之間,從魯迅到莊子。這種顛覆性的變化,真的已經完成了嗎?他的朋友冉云飛告訴我,他強烈懷疑。“他一段時間內喜歡什么,他就極力推崇什么。這是他的大問題。這是多年累積的知識結構的缺陷造成的,很難解決。”

實際上,范美忠如今仍然在被一些問題所困擾,盡管在旁人看來幾乎稱不上是問題。幾年前,朋友送了他一輛二手桑塔納,也將煩惱送給了他。那天傍晚等公交車的時候,他說自己每天都在為出行方式感到糾結,作為一個環保主義者,他覺得開車與否將自己置于了一個兩難的境地。

他最好的朋友魏勇覺得,判斷他是否真正完成了精神的蛻變,還為時尚早,也并不重要。“我經常想,也許在我們同情范美忠的時候,其實他正雙倍地同情我們。我們很多人都是假獵手,永恒地瞄著目標卻永遠不肯扣動扳機,而他想開槍就開了,管它準不準。開槍常失準頭的獵手還是獵手,可永遠不開槍的獵手還是獵手嗎?不如說是獵物。”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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