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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郭沫若聽從圣旨,徐志摩被寵壞   鳳凰副刊
錢鍾書:郭沫若聽從圣旨,徐志摩被寵壞 鳳凰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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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和徐志摩有無交往?在兩人傳記中一般都沒有涉及,細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結論,但大體可以判斷為錢徐之間沒有直接交往。


我的朋友范世濤后來告訴我,《錢鍾書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錢鍾書評論吳宓詩時提到志摩的一段話,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吳宓先生曾兩次在他的詩作中將自己與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為一個藝術家,吳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無法與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詩人相比,盡管吳宓不乏矯揉造作的詩品,但從個性上講,他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須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負。從審美和藝術氣質上看,徐志摩好像仍處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階段。他主要的憂怨,就如同一個被寵壞的孩童,要么為了吃不夠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鬧騰。


錢鍾書對徐志摩詩歌的評價顯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時候,錢鍾書還在清華讀書,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錢鍾書,但錢鍾書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錢徐的關系,有可能幫助我們理解錢鍾書對新詩的判斷,這個判斷大體可以理解為錢鍾書對新詩的評價不高。


錢鍾書寫《圍城》有一個習慣,就是喜歡把自己的文藝見解和對人物的評價,借小說人物之口說出來,這是熟讀《圍城》者基本認同的一個看法。《圍城》中有兩處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鴻漸剛從國外回家省親,在當地學校里演講“西洋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方鴻漸的觀點是“海通幾百年來,只有兩件西洋東西在中國社會里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關于梅毒,方鴻漸說假如沒有機會見到外國原本書,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譯的法國小說《戇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淵源”。這個細節完全真實。


第二次是在蘇文紈家,詩人董斜川和方鴻漸、蘇小姐談到近代的詩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廬山跟我們那位老世伯陳散原先生聊天,偶爾談起白話詩,老頭子居然看過一兩首新詩,他說還算徐志摩的詩有點意思,可是只相當于明初楊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憐了。”這個細節取材于1935年錢鍾書在蘇州和陳衍的談話經歷,不過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


《圍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點諷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個評價性的判斷了,這也大體可以理解為錢鍾書對徐志摩的評價。


1932年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時,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對徐志摩的評價,基本與《圍城》里的判斷在一個層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錢基博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釗對新文學的評價后敘述道:“縱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腸蕩氣,謝冰心之親切動人,王統照之盡情歡笑”,但“中國新詩,至今未上軌道”。


1932年,就在《現代中國文學史》出版前后,錢基博給錢鍾書的信中曾有“我望汝為諸葛公、陶淵明;不喜汝為胡適之、徐志摩”的告誡,對父親的告誡,錢鍾書雖然未必完全認同,但這個判斷在事實上影響了錢鍾書的一生。錢鍾書似乎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終保持一種警惕,注意這個視角,對于深入研究錢鍾書可能有所幫助。




研究錢鍾書的人,現在還沒有特別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關系,一是因為直接的材料極難見到,二是間接的材料需要解釋,在事實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為凡解釋出的事實,必有解釋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斷在其中,而見仁見智是學術研究的常態。


關于錢鍾書和郭沫若的關系,我有自己的一點理解。


錢鍾書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單位供職,郭沫若是科學院院長,錢鍾書是科學院屬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以郭沫若當時的社會聲望,錢鍾書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邏輯上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很少發現錢鍾書對他的直接評價。


1979年,錢鍾書訪問美國,曾見到夏志清。夏志清在《重會錢鍾書紀實》中有一個細節,夏志清奇怪,郭沫若“為什么要寫貶杜揚李的書?”錢鍾書回答:“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聽從圣旨寫了此書。”后來雖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是他早年的學術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別人所好,但這個判斷即使成立,也改變不了錢鍾書對郭沫若的評價,而錢鍾書的這個態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產生的。


我們來看《圍城》第七章中的一個細節描寫:“何況汪處厚雖然做官,骨子里只是個文人,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發。‘周年逝世紀念’和‘三百年祭’,一樣的好題目。”


這段文字最見錢鍾書諷刺風格,如果說其他文字還算一般敘述,我們不大可能索引出具體所指,但這個“三百年祭”,顯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為“三百年”并非約定成說,錢鍾書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別用了“三百年”,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就是妄斷錢鍾書的心理,這個理解在學術上也可以成立,因為巧合也是寫作時記憶的反映。


《圍城》寫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寫于1944年,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四天,并很快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曾被列為整風文件之一,在延安和當時共產黨控制地區大量發行。《圍城》的敘事,凡具體事件、書名及當時風尚,皆有真實所指,而這個諷刺,也可以理解為是錢鍾書對一篇名文的態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對文章作者人格和學術的評價,不知這個理解有無道理?




我們談論錢鍾書和陳寅恪的關系,先要從錢鍾書和陳寅恪的父親陳散原說起。


錢鍾書一生最愛好的是中國的舊體詩,他在這方面的修養,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特別是他對宋詩的熟悉和見解,可以說代表了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陳散原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詩人,是“同光體”詩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詩集名字叫《散原精合詩集》。


因為“同光體”詩派主要是宗宋詩,錢鍾書自然會對這個詩派的創作非常留意。


《圍城》里有一個情節,在蘇文紈家,詩人董斜川和方鴻漸、蘇小姐談到近代的詩人。方鴻漸說董斜川的國文老師叫不響,不像羅素、陳散原這些名字,像一支上等的哈瓦那雪茄,可掛在口邊賣弄。這是《圍城》中第一次提到陳寅恪的父親:


蘇小姐道:“我也是個普通留學生,就不知道近代的舊詩誰算頂好。董先生講點給我們聽聽。”


“當然是陳散原第一。這五六百年來,算他最高。我常說唐以后的大詩人可以用地理名字來概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廣陵——知道這個人么?——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黃山谷;四山:李義山,王半山,陳后山,元遺山;可是只有一原,陳散原。”說時,翹著左手大拇指。鴻漸懦怯地問道:“不能添個‘坡’字么?”


“蘇東坡,他差一點。”


錢鍾書在《圍城》中的這個情節,對于我們理解他和陳寅恪的關系有幫助,或者說理解錢、陳兩家的關系都有幫助。至于這個情節的意味是正面肯定,還是略帶譏諷,可以見仁見智。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講“宋詩”部分,第一個就是陳散原,對他的評價極高,并同時認為他的三個兒子都能詩,但在兒子輩中只講了陳衡恪、陳方恪的詩,沒有講陳寅恪的詩,但從他的判斷中,可以知道,他對陳寅恪還是了解的。錢鍾書對他父親的這本書極熟悉,有好多觀點也相同,這可以理解為是錢鍾書較早對陳寅恪的認識和評價。


錢鍾書是清華畢業,在他進校前,陳寅恪曾是清華國學院著名的四大導師之一,但他們在清華好像沒有聯系,到了1938年后的西南聯大,錢鍾書和陳寅恪有一段時間也同在一處教書。但也沒有見到有他們往來的史料記載。


我們現在還沒有見到過錢鍾書和陳寅恪的直接交往記錄。這些年關于錢鍾書的交游,已經考證得很細致,但我還沒有見到這方面的直接史料。所以大體可以判斷為錢鍾書沒有見過陳寅恪。據侯敏澤回憶說,陳寅恪完成《元白詩箋證稿》后,曾寄給過錢鍾書一本。可見他對錢鍾書是認可的。蔣天樞20世紀70年代末編纂《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時,曾請錢鍾書細校過原稿。


錢鍾書在西南聯大的時候,曾和一些同事有矛盾,其中幫助他的就是吳宓和馮友蘭。在錢鍾書的去留問題上,吳宓曾與陳寅恪談過,陳寅恪的意思是此事不能強求。


現在一般認為,錢鍾書對陳寅恪的評價不高,主要是依據這樣一則史料:


1978年,錢鍾書在意大利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曾批評過陳寅恪。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錢鍾書那段話是這樣的:


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與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什么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今天很難設想這一類問題的解答再會被認為是嚴肅的文學研究。


陳寅恪在西南聯大講過“楊玉環入宮前是否為處女的問題”,《元白詩箋證稿》第一章《長恨歌》箋證中,也詳細討論了這個問題。牟潤孫曾指出,這個問題并不是陳寅恪先提出來的,而是清人討論過的一個老問題。它關系到楊玉環是否先嫁過李隆基的兒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通過什么手段得到了她。這一完全不合中國倫理道德的問題,其實關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統、習俗,以及唐代社會習俗里華夷之辨的問題。也就是《朱子語類》中說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余英時在陳寅恪去世后所寫的回憶文章《我所認識的陳寅恪》一文中,也認為陳寅恪的考證是有道理的,不能認為是瑣細的、不重要的、無價值的。


錢鍾書這里批評陳寅恪,其實涉及了一個中國文學批評和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問題,就是人們經常提到的“以詩證史”、“詩史互證”。


我個人理解,錢鍾書并不是完全否定這種方法,而是不贊成陳寅恪把這種方法較多地用來理解詩歌,特別是不贊成用詩來坐實歷史的做法。


至于坊間流傳錢鍾書看不起陳寅恪的說法,也只是傳聞。


湯晏在他的《一代才子錢鍾書》中提到楊絳的看法:“鍾書并不贊成陳寅恪的某些考證,但對陳的舊詩則大有興趣,曾費去不少時間精神為陳殘稿上的缺字思索填補。蔣天樞中風去世后,他這份心力恐怕是浪拋了。能說錢對陳頗有‘微詞’而看不起陳嗎?我不能同意。”


最后說一點,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中,錢鍾書和陳寅恪都是極有個性的人,對自己生活的時代也非常敏感。1949年以后,他們同時代的學者中,極少不附和時代的,也很少有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一言不發的,而錢鍾書和陳寅恪在這一點上倒是暗合,是比較好地保持了獨立知識分子品質的。至少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過他們寫的批判別人的文章。在1949年后,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保持內心的獨立和人格的完整是這兩個知識分子共同的地方,至于相互間有什么看法并不很重要。


錢鍾書比陳寅恪小二十歲,已不是一代人了。錢鍾書的專業是文學,而陳寅恪的專業是歷史。只是在涉及文學的交叉領域,他們才產生學術上的比較問題。


《思想利器——當代中國研究的史料問題》/謝泳/新星出版社


2015-08-23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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