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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絕唱響名樓——中國江南三大名樓隨想
千古絕唱響名樓——中國江南三大名樓隨想
何與懷     阅读简体中文版

    黃鶴樓、滕王閣、岳陽樓,并稱為“江南三大名樓”,其來歷變遷、雅俗典故,自小聽人說的,看書看的,也略知一二。此次應中新社邀請,到武漢參加第三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會后接連游覽了其中兩樓,真可謂人生一大快事。



武昌蛇山上的黃鶴樓,始建于三國時期吳黃武二年(公元223年),筑城為守,建樓以瞭望,當時純粹是為了軍事目的。至唐朝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黃鶴樓已具規模,并演變成為著名的名勝景點,直到如今。
根據史載,一千七百多年來,兵火頻繁,黃鶴樓屢建屢廢,屢廢屢建,先后修建三十余次。南北朝、唐、宋、元均有重建,明、清兩朝更是七度興工重建。此樓由兩層的木結構變成三層是宋代以后的事。晚清時,黃鶴樓仍為三層的木結構建筑,高七丈二,但加了九尺銅頂,建有三十多個翹角,造型優美,結構精巧,氣勢輝煌。可惜這建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的最后一座“清樓”,也毀于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的一場大火。此后近百年,黃鶴樓未曾重修,幾乎樓鶴俱渺。
1957年建長江大橋武昌引橋時,占用了黃鶴樓舊址。1981年10月,重修工程破土開工。1985年6月,新樓落成,聳立在武昌蛇山的高觀山上,距舊址約一千米左右。
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黃鶴樓,應該是第十三座樓了,如把修繕計算在內,也可說是第三十余座樓了。黃鶴樓的形制自創建以來,各朝雖有出入,但都顯得高古雄渾,極富個性。新修的黃鶴樓主樓以清代同治樓為藍本,但更高大雄偉。它為鋼筋混凝土仿木結構樓閣式建筑物,底層邊寬三十米,頂層邊寬十八米,樓層由原來三層變成五層,加上五個夾層,實際為十層,高度達五十點四米,比往昔高出一倍多。全樓由七十二根大圓柱支撐,屋頂和屋檐面上均為黃色琉璃瓦。樓外六十多個翹角,昂然向上,層層飛檐,四望如一。與岳陽樓、滕王閣相比,黃鶴樓的平面設計為四邊套八邊形,謂之“四面八方”。這些數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數目的象征和倫理表意功能。從樓的縱向看,各層排檐與樓名直接有關,形如黃鶴,展翅欲飛。正如古籍描寫,整座樓凌黃鵠之巔,氣吞云夢,勢連衡岳,控龜蛇對峙,扼江漢合流,淵臨鸚鵡,俯瞰晴川,巍然矗立,氣勢恢宏,而在雄奇壯麗之中又富于變化,不失精巧,自有一番韻味、美感,令人嘆為觀止,果然不愧“天下絕景”的盛譽。



完全不同于黃鶴樓為軍事目的所建,巍峨聳立于江西南昌城西贛江之濱的滕王閣,一開始就用于娛樂。它由唐高祖李淵的第二十二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嬰創建于唐代永徽四年(公元653年)。李元嬰精于書畫音律,喜愛歌舞,便臨江建樓閣以作宴請賓客之用。因李元嬰被封為滕王,這座歌臺舞榭便以“滕王閣”冠之。
但滕王閣亦像黃鶴樓一樣飽經滄桑,世所罕見,一千三百余年來,歷經興廢達二十八次之多。宋代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滕王閣因年久失修而塌毀,侍郎范坦對滕王閣進行了重建和擴建,在主閣的南北增建“壓江”、“挹翠”二亭,逐漸形成以閣為主體的建筑群,十分華麗堂皇,宏偉壯觀,被譽為“歷代滕王閣之冠”。明代景泰年間(公元1450-1456年),巡撫都御使韓雍重修,其規模為三層,高二十七米,寬約十四米。1926年軍閥混戰時,這座滕王閣被北洋軍閥鄧如琢部縱火燒毀。
現今的滕王閣于1983年奠基,1985年重陽破土,1989年重陽落成。此為第二十九次重建了。滕王閣自古就被稱為中國江南三大名樓之首,重建之后,更巍峨雄壯,無論從平面、立面、高度、體量以及結構,都遠遠地超過了前代。它南北長一百四十米,東西寬八十米,中央主樓連地下室共九層,高五十七點五米,建筑面積約一萬三千平方米(占地達四萬七千平方米)。若與黃鶴樓相比,其高度超出六點五米,體量是其三倍。無論其高度,還是面積,仍然居于三大名樓之首。
滕王閣堪稱“瑰偉絕特第一樓”,其建筑充分表現“飛閣流丹,下臨無地”的氣勢。主體樓閣立面造型嚴格遵循宋代樓閣之制。共分四段:第一段是下部臺座,為須彌座欄桿;第二段為底層抱廈、回廊及南、北面盝頂高低廊側門;第三段為中部兩層平坐及回廊;第四段為頂部重檐。樓層設計是明暗相嵌,從明層走向暗層,從暗層又走進明層,有暗的朦朧,也有明的開朗。各層有多間仿古建筑的廳堂,用作古樂、歌舞、戲曲的表演廳或展覽館等。整座樓閣金壁輝煌,陳設豐富多彩。憑登滕王閣,縱覽則江山如畫,盡收眼底;回首則人文薈萃,美不勝收。這是一座具有濃郁文化氛圍的藝術殿堂。



岳陽樓矗立于湖南洞庭湖東岸邊、岳陽市西門城墻上,西臨煙波浩淼的洞庭湖,北望滾滾東去的萬里長江,登樓遠眺,白帆點點,云影波光,一碧無垠,氣象萬千,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的美名。據說此樓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距今也有一千七百多年歷史。前身相傳為三國時期東吳大將魯肅的“閱軍樓”,西晉南北朝時稱“巴陵城樓”,初唐時,稱為“南樓”,中唐李白賦詩之后,始稱“岳陽樓”。
岳陽樓也是久經滄桑,屢毀屢修。北宋慶歷四年春(公元1045年),巴陵郡守滕子京集資重修岳陽樓。但是,重修的岳陽樓,在明朝崇禎十一年(公元1639年)毀于戰火,翌年再次重新修建。清代也多次進行修繕。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重修。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樓址內遷六丈有余。現代,一次落架重修在1983年進行,已腐朽的構件,按原件復制更新,但嚴格按照“整舊如舊”的原則,保存整個古建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原構件。
因此,現在看到的岳陽樓,基本上是清同治六年重修時的建筑。在江南三大名樓中,岳陽樓是唯一的純木結構,沒有地基,可以整體抬遷。整個樓的建筑,造型奇偉,很有特色,可用八個字來概括:四柱、三層、飛檐、純木。三層樓,高二十一點五米。所謂“純木”,是說全樓為純木結構,在中間以四根楠木大柱承負全樓重量;再以十二根柱作內圍,支撐上下兩層;周圍繞以三十根木柱,結為整體;外以十二根梓木檐柱,頂起飛檐,檐牙高啄,似鳥嘴在高空啄食。整個建筑彼此牽制,沒有用一顆鐵釘,沒有用一道巨樑,所有樑、柱、檁、椽全靠榫頭銜接,相互咬合,穩如磐石。岳陽樓樓頂為黃色琉璃瓦,金碧輝煌,形狀酷似古代將軍頭盔,稱為“盔頂”,曲線流暢,陡而復翹,盔頂下的如意斗拱,狀如蜂窩,玲瓏剔透。如此樓頂,既雄偉又不同于一般,可謂岳陽樓建筑的另一特色。岳陽樓“純木結構,盔式樓頂”這種古老的建筑,亦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獨特風格和輝煌成就。
岳陽樓這個屹立在洞庭湖邊上的古代建筑,雖說其規模比滕王閣和黃鶴樓都小得多,卻是江南三大名樓中惟一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新修建的,它從清朝時期重修后,歷經百余年加之幾十年的戰亂而沒有被毀,可以說最具文物價值。



這“江南三大名樓”各有特色。有人評說,從風格神韻看,黃鶴樓雄偉壯觀,滕王閣瑰麗堂皇,岳陽樓古樸莊嚴。黃鶴樓仙風道骨,曠放飄逸,多有“仙氣”;滕王閣瑰偉絕特,神采飛揚,頗具“靈氣”;岳陽樓堂堂正正,典重端方,最稱“浩氣”。這仙氣、靈氣、浩氣充塞于天地,綿亙于古今,相互融匯,交相輝映,凝成三大名樓的風神氣韻。
不過,所謂天旋地轉,滄海桑田——我們今時所見的,不管是黃鶴樓、滕王閣,抑或是岳陽樓,早已不是原來的建筑了。只是,千百年來,它們雖然命運多舛,屢建屢毀,卻也屢毀屢建,始終不廢。每次重修重建,各樓的規制、形狀迭有沿革,都能夠再現古樓的風姿,規模則是越建越大。
那么,是什么促使歷代人們特別鐘情于這三大名樓,讓它們屢毀屢建,長存至今,而且享譽海內外?顯然,是千百年來文人墨客、遷客騷人有關的文化活動,早已賦予它們非凡的品格和價值;而這些品格和價值,已經升華為一種民族文化的表征了。有聯贊曰:
洞庭月,衡岳云,巫山雨,波撼氣蒸,攬天下風光,堪稱獨步;
崔顥詩,范相記,王勃序,兩樓一閣,數江南文物,各有千秋。
的確,正是這三篇記述三大名樓的一共是一千一百三十三個字的古詩文——崔顥的〈黃鶴樓〉詩、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王勃的〈滕王閣序〉——使三大名樓名揚千古。這三篇古詩文在成為千古絕唱的同時,三大文化名樓的盛名也就隨之而來了。
可以肯定,沒有這些千古絕唱,所謂“三大名樓”早已灰飛煙滅!



就先談談崔顥的〈黃鶴樓〉詩吧。此詩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會吟誦: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崔顥,唐代詩人(704?-754),汴州(即今河南開封)人。關于他此首詩作,古今評論無數。形式上,此詩就不同凡響。它前半首用散調變格,首聯的五、六字同出“黃鶴”;第三句幾乎全用仄聲;第四句又用“空悠悠”這樣的三平調煞尾,亦不顧什么對仗。詩人當然不是忘了是在寫“前有浮聲,后須切響”、字字皆有定聲的七律——他依據的是詩以立意為要、不以詞害意的原則。后半首就整飭歸正。倘若一味不拘常規,不回到格律上來,那么,它就不是一首七律,而成為七古了。
所謂“文以氣為主”,如果將“氣”的討論落實到對作品氣勢的形而下的方面,可以看出,此詩前后似成兩截,其文氣實在是從頭一直貫注到底的,中間只稍微換氣罷了。這種似斷實續的連接,從律詩的起、承、轉、合來看,其實最有章法。元代楊載《詩法家數》論律詩次聯要緊承首聯時說:“此聯要接破題(首聯),要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此詩前四句正是如此,敘仙人乘鶴傳說,頷聯與破題相接相抱,渾然一體。楊載又論頸聯之“轉”說:“與前聯之意相避,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此詩轉折處,格調上由變歸正,境界上與前聯截然異趣,恰好符合律法的這個要求。末聯以寫煙波江上日暮懷歸之情作結,使詩意重歸于開頭那種渺茫不可見的境界,這樣回應,如豹尾繞額的“合”,也是很符合律詩法度的。
如上所說,此首七律從黃鶴樓的命名之由來著想,借傳說落筆,然后生發開去。黃鶴樓因何得名?傳說很多。史書《齊諧志》記載,仙人王子安乘黃鶴經過此地一座山,因此山得名黃鶴。后人在山上造樓,名為黃鶴樓。《述異記》上說,荀環好神仙之術,曾在黃鶴樓上見仙人乘坐黃鶴從天而降,同他一起飲酒,然后乘鶴而去。《太平寰宇記》引《鄂州圖經》說,費文祎登仙之后,曾乘黃鶴到此憩息。民間還有傳說:辛家在黃鶴山上賣酒,有道士前來飲酒,辛家不索酒錢。道士臨別時,隨手用桔皮在墻上畫了一只黃鶴,酒客拍手即下來起舞。酒店生意因此日益紅火。十多年后,道士再臨此地,吹起玉笛,跨鶴仙游,辛家就地建黃鶴樓,以示紀念……(見《報應錄》)正如論者所言,仙人跨鶴,本屬虛無,崔顥〈黃鶴樓〉詩以無作有,直言鶴去樓空,悠悠千載,就有歲月不再之憾、世事茫茫之慨。再深一層,對照仙人的無限生命與蕓蕓眾生的有限生命,便會引發出對生命的終極關懷所帶來的哲學困惑。所謂“鄉關”,不就是一個人生命開始的地方嗎?對“鄉關何處”的設問,誰能說出一個精確的答案?這樣,詩末之“愁”,便成為人類普世之愁,千古不解之愁!
此詩出神入化,具有不假雕飾、渾然天成的神韻。它集登臨、覽勝、懷古、思鄉及生命之玄思于一爐,由神話直面現實,由風景聯想人生,先放后收,縱橫交織,流利自然,感情真摯,氣概蒼莽,哲理深奧,實為神來之筆,故此被歷代論家推崇為七律中罕見的高唱入云的詩句,為題黃鶴樓的絕唱。如沈德潛評此詩,以為“意得象先,神行語外,縱筆寫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詩別裁》卷十三)。嚴羽直截了當地指出:“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滄浪詩話》)
關于崔顥的〈黃鶴樓〉詩,還有一個典故。黃鶴樓主樓側旁不遠處有一亭,稱為“擱筆亭”。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載,天寶三年,李白登黃鶴樓本欲賦詩,因見崔顥此作,稱贊不已,自愧不如,于是丟筆嘆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傳說或出于后人附會,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確曾兩次作詩——其一為〈鸚鵡洲〉,其二為〈登金陵鳳凰臺〉——擬崔顥此詩格調。總之,因此比較,崔顥題詠的名氣就更大了。
由于崔顥〈黃鶴樓〉詩廣泛流傳,武漢被叫做“白云黃鶴的地方”,黃鶴樓有“崔氏樓”的別稱,更贏得“天下江山第一樓”的美譽。



盡管上述李白擱筆長嘆的傳說未必真有其事,但細想開去,此傳說本身實在內含豐富真諦。
名樓題詩,自古就有爭高下的意味。當時若以崔顥的風評(崔被認為“有俊才,無士行”)來看,一般人會忽視或以批評的態度來對待崔顥的〈黃鶴樓〉詩,自大者還會動筆再寫一首并在詩中以數落來壓倒崔顥;而當時李白,一代“詩仙”,名聲顯赫,卻能讀后自嘆弗如而罷筆,這不僅僅是因為內行懂得欣賞,更因為具有虛心、坦率和服善精神。這真是文學史上一件美談。
這件美談還有下文。李白一生中至少三登黃鶴樓,十六次為它吟誦。如上文說過,在他總共只寫過的十首七律中,有兩首是模仿崔顥〈黃鶴樓〉之作。第一首〈鸚鵡洲〉作於流放夜郎、途經江夏之時,那時李白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了。如此的年齡,如此的處境,尚留心於模仿他人的作品,實在可為萬世楷模。
可惜〈鸚鵡洲〉并不成功。但是,約一年后,李白在重新登上金陵鳳凰臺的時候,又一次產生仿效崔顥、超越崔顥的想法,於是便認真寫下了有名的〈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樓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李白此詩,和崔顥的〈黃鶴樓〉詩比照,在內容上、意象上、結構上、遣詞造句上,甚至音韻格律上都有很多相似點。例如,也是前四句寫懷古之思而引出今昔興亡的感慨,后四句由當前的開闊的景色進而寫浮云蔽日望帝鄉而不見之情,由時間空間之無窮拓展步步逼向“愁”的主題,既有虛與實的對照,也有常與無常的比論,靈禽選的是鳳凰,同樣的長江,有云也有日,都是生發愁情。最有意思的是不僅用韻相同,而且最后兩次押韻連用字也一樣,甚至同樣用“使人愁”三字結尾。
從李白此詩的寫成來看,難度顯然要比崔顥的〈黃鶴樓〉大得多,因為崔詩在前,把意思都設死了。所以有人認為,從這兩首詩立意的原創性去看,李白是不如崔顥的。除了模仿之作一般很難超越原作的原因之外,有一點是崔顥在詩中很成功地運用了“水”這個意象。白云、樹、水中的小島、煙波浩淼的水面,以及隱含其中的客船上的游子,所描寫的意象非常鮮明集中,它們一起把江水的意象綜合豐盛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與之相比,李詩一會是吳宮,一會是古墓,一會是山景,一會又是江面,接下來又突然跳躍到對政治失意的感慨,意象之間似乎沒有邏輯的聯系,顯得隨意而散亂。最重要的是,如上節所說,崔詩由登臨而引發懷鄉之情,不過是第一層的、顯露的意思,隱藏在詩中深處的是對生命的終極關懷所帶來的哲學困惑。崔詩的這種深層的意旨,無疑很難企及。
但是,也有人認為,李詩已經趕上了崔詩,有幾處還有所超越。崔詩的前四句,只是說仙、鶴已去,樓、云仍在,律詩一共才八句,如此花費一半的篇幅來反復說明此意實在有點松散,不太合算,而李詩卻只用開頭兩句便將類似意思說完,從而騰出三、四句來,就“鳳去臺空”這一層意思進一步發揮。五、六句,雖仍效崔詩,用以寫鳳凰臺所見的特有風光,但卻沒有讓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對歷史的憑吊之中;他又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投向那不盡的山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這兩句,視野開闊,用語俏皮,三山半隱半現、若隱若現的景象寫得恰到好處,所以此聯的寫景又比崔詩略高一籌。尾聯兩句,也仿效崔詩抒發感慨,但李詩卻是比喻朝廷奸臣當道,賢者不得重用,那就是家國之愁了,可謂另有深意。
兩種評價,各有道理,但其中某些說法亦有偏頗之嫌。前人多似認為崔顥、李白這兩首詩難分高下——“格律氣勢,未易甲乙”(方回,《瀛奎律髓》)。竊以為這種說法比較妥當,雖然由于個人志趣,內心深處也許更贊嘆崔詩。
歷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黃鶴樓詩賦燦若星河。僅唐宋兩朝,就有十三位名士吟詠之,除崔、李外,還有杜牧、白居易、劉禹錫、王維、孟浩然、賈島、顧況、宋之問、岳飛、陸游、范大成等登樓吟詩。而崔顥、李白這一詩壇佳話,自然使黃鶴樓的名氣更加顯赫,正所謂:“擱筆題詩,兩人千古;臨江吞漢,三楚一樓。”



滕王閣之所以享有巨大名聲,當然離不開一篇膾炙人口的散文——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簡稱〈滕王閣序〉。
試想象當年“三尺微命”王勃作序的盛況吧。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從山西遠道去交趾(在今越南境內)探父,九月九日重陽節,途過洪都(今江西南昌)。時都督閻伯嶼新修膝王閣落成,正大會賓客,并將令其婿作記,以夸盛事。此時,“勃至入謁……欣然對客操觚,頃刻而就,文不加點,滿座大驚。”這是《唐才子傳》所敘。另又有唐末王定保《唐摭言》(卷五)更詳細生動的記載:
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婿盂學土者為之,已宿構矣。乃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去,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王勃面對萍水相逢的賓客,又明顯有拂主人之意,卻能從容不迫,當眾揮毫,宛如妙手偶得,寫出〈滕王閣序〉這篇絕妙美文,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才氣!
在王勃之前,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之后,有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人們評說,王羲之深沉,李白豪放不羈,各自均在其序文鮮明表現,而王勃此序則是郁憤流露。統觀全文,構思精絕,雍容華貴,一氣呵成,且又縱橫交錯,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低回反復,步步遞進,既抒發時乖命蹇之感嘆,亦表達渴望用世之抱負和強自振作之意志。希望和失望兼有、追求和痛苦交織、富于時代精神和個人特點的真情流露,正是此序動人之處。
〈滕王閣序〉是一篇駢體美文。梁元帝蕭繹對“文”有一定義:“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金樓子.立言篇》)筆者青少年讀書時,社會主流意識把駢體否定得幾乎一錢不值,這顯然是不公允的。如論者所言,這篇駢體美文全用“駢四儷六”句法,對偶工整,平仄協調,抑揚有致,讀來頗有“宮徵靡曼,唇吻遒會”之感。文中佳詞麗句迭出,文情并茂,可謂“流連哀思”,“情靈搖蕩”;有夸飾而不失實,用典多而無晦澀之病,是謂“綺縠紛披”。文中對警句的提煉,方式靈活,不拘一格,有的是直接概括,有的是語句表面矛盾而意思連貫,有的是把相關的事物連接起來從而造成獨特的意境。賦事意諧境切,用典推陳出新,歷史地理底蘊深厚,人情風物境況通曉,這一切,融會成文,謀篇老到,僅此一序,便可識年紀輕輕的王勃的世之罕見的學養。
〈滕王閣序〉以駢體描寫景物,令眾論者擊節嘆賞。其文筆瑰麗,手法靈活多變,以或濃或淡、或俯或仰、時遠時近、有聲有色的畫面,把秋日風光描繪得神采飛動,體現了相當高的美學特征。如表現色彩變化之美,只一句“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便“寫盡九月之景”。如表現遠近變化之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更是千古名句。落霞自天而下,孤鶩自下而上,故曰齊飛;秋水碧而連天,長天空而映水,故曰一色,水天相接,動靜相映,意境渾融,構成一幅色彩明麗的美妙畫面。在表現虛實相襯之美上,如“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四句,憑借聽覺聯想,實寫虛寫,相互諧調,相互映襯,傳達遠方景觀,極盡鋪敘寫景之能事……

2012-02-05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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