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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論史 先帝爺不容侵犯:汪景祺譏訕康熙被梟首十年
煮酒論史 先帝爺不容侵犯:汪景祺譏訕康熙被梟首十年
天涯觀察     阅读简体中文版

撰文|金滿樓

來源|天涯博客


中國有句古話叫“鳥盡弓藏、功盡人亡”,歷朝歷代,功臣難以善終似乎是個難以跳出的怪圈。雍正年間的年羹堯,在其風光之時,有位來自浙江錢塘的舉人汪景祺向其投書,其中大肆奉承,說“閣下乃詞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史上無人可及;什么郭子儀、李元昊、裴度之流,和“年大將軍”相比不過是“熒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滄溟”;“閣下勛名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不啻于“宇宙之第一偉人”。


上書還不夠,汪景祺又寫了六首專門吹捧年羹堯的七言律詩,其中有這么幾句:“詞臣帝簡撫巴川,開府巖疆十二年;克敵星奔千里寇,寧人月靜百城煙”;“疊鼓鳴笳聽凱奏,前歌后舞望車塵;蕪詞敬賦從軍樂,欲謁千秋第一人。”誠可謂馬屁拍得山響。


要認真說,拍馬屁也是門官場學問,汪景祺的功夫就很到位,年羹堯閱后心花怒放,于是將其收入幕中。汪景祺是個不得志的幫閑文人,他去見年羹堯原本只為打秋風,誰知這一打,給自己打出了大災禍。不久,汪景祺又給年羹堯上了一書叫《功臣不可為》,其中說:功臣之所以難做,問題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別人作亂,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亂;但平亂后,往往又猜疑功臣,認為功臣既能定亂,必也能作亂,因此對功臣起疑懼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賞后,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傷,要是功臣壯著自己的功績,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諫的話,往往被主子認為驕橫,進而怒之、厭之;如此一來,“進不得盡其忠節,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無論如何都要獲罪,難逃一死。


汪景祺上書之日,正是年羹堯受寵之時,他對汪的勸告不以為然,未作理會。不料后來“年案”爆發,浙江巡撫福敏、杭州將軍鄂彌達奉命查抄年羹堯住所時,汪景祺所寫的《西征隨筆》被發現,據其奏報,“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堯內室并書房,櫥柜內書信并無一紙。隨將伊家人夾訊。據供,年羹堯于九月十二日將一應書札盡行燒毀等語。及問年羹堯,供詞無異。臣等再加細搜粗重家伙,于亂紙中得抄寫書二本,書面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細觀,其中所言,甚屬悖逆,不勝驚駭。……”


待雍正看到《西征隨筆》后,那真叫恨得咬牙切齒,其在書封上痛批:“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據說,“此、種”二字間似脫漏一“雜”字,雍正之怒,直透紙背。


那么,汪景祺究竟何許人也,他在《西征隨筆》里又寫了什么,竟惹得雍正如此大動肝火呢?說來此人也非下層,其父汪霖曾任戶部侍郎,其兄汪見祺曾任禮部主事,也算是高干子弟,而汪景祺少時即有文名,只是科場上遠沒有年羹堯那般一帆風順,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年屆四十的他才考中舉人,其功名之渺茫、仕途之慘淡,幾乎已成定數。


雖說久困于科場,但汪景祺一向恃才傲物,目中無人,如其在《西征隨筆》中說的,“憶少年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與友者”,直到五十歲后,“漸知素昔之非,降心從人,折節下士。”也就在這段時期,汪景祺被年羹堯延請入幕,隨同游歷,之后即將西北地區的見聞記錄成書,獻給年大將軍作紀念收藏。事后,年羹堯未以此書為不是,獲罪時亦忘記加以銷毀,由此牽涉兩人,成此大獄。


除以上馬屁詩文及《功臣不可為》外,《西征隨筆》中觸怒雍正處頗多,其中有妄議朝政的,有對年羹堯、胡期恒歌功頌德的,更有拿康熙老爺子開玩笑、說“皇帝揮毫不值錢”的。所有這些,最后都成了定罪的依據。


汪景祺最嚴重的當然是“皇帝揮毫不值錢”這句,其中原委是這樣:康熙南巡無錫時,士人杜詔道左獻詩,康熙頗許可之,遂賜御書綾字,杜捧歸啟視,則有“云淡風輕近午天”之句。某無錫人聽說后,以為皇上題詞未免淺薄,遂戲作一七言絕句,曰: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寫,云淡風輕近午天。


“云淡風輕近午天”出于北宋理學家程顥的名詩《春日偶成》,原詩為: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為南宋謝枋得編的《千家詩》第一首第一句。想必知道其中危險,汪景祺書中未說這個無錫人是誰,但“不欲言其姓名”的結果則成了自己有意譏訕康熙皇帝(不排除就是出自汪手)。退一步說,即使不是汪景祺所作,其將此事此詩紀以入書,已有明顯的譏訕故意。這在當時,可是要被殺頭的。


再有對時政的譏諷,汪景祺說雍正清查虧空以來,“諸臣承望風旨,搜根剔齒”,惟以刻薄為能事,甚至“辱及婦女,禍至兒孫”,如山西介休知縣“卒于官,虧帑數百金”,山西巡撫諾敏行文陜西清查其乾州老家,僅查得“破屋十余間,基地五分,又地五十余畝而已”,而驚恐之下,“兩子皆懼罪亡命”;再如西安府臨潼縣令丁某,病故后亦以虧帑,后查其家產,僅銀戒指六枚、銀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并婦人之褻衣在焉”。“褻衣”即今之所謂內衣,汪景祺對此大發議論:“嗚呼!罪人不孥于婦人,何罪而至褫其褻衣以為快?況所值幾何耶?”

此外,汪景祺在書中大肆菲薄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張鵬翮,并借機妄議康熙及皇太后尊號,說什么德妃“皇太后”及康熙“清圣祖”之尊號都來自張鵬翮的自作主張,并連用了三句“誰敢有異議者”,以增加其戲劇性。這篇文章中,最前一段說張鵬翮在翰林院時,“貌如好女子,諸同年皆戲弄之”,散館時康熙也說他竟似“戲旦”,張鵬翮大慚之余,才“矯強修飾,自稱道學先生”。后面一段就更不像話,說張鵬翮為部郎時,一日早朝歸,“朝衣未脫”而與仆婦行淫,結果被夫人抓個正著,張“朝衣冠偕寸絲不掛之仆婦跪受責”。


張鵬翮是康熙朝的名臣,雍正初歿后被樹為典型,其為官數十年,素有清廉之名,汪景祺之談多屬無稽,而其文中用筆輕薄,如同有色段子,這是不甚妥當的。令雍正不可容忍的是,書中竟將康熙及皇太后的尊號來歷以講笑話的方式揉入,這等大不敬,比吹捧年羹堯更為嚴重得多。此外,汪景祺還曾非議“雍正”之年號,說“正”字有“一止之象”,歷來有“正”字的年號如“正德”、“正統”等都非吉號。這等妄議,在當時何止會斷送自己性命,就連家人、親友也得被連累。


事后,汪景祺按“大逆不道”罪被斬立決并梟首示眾,其妻發遣黑龍江與窮披甲之人為奴;其親兄弟及侄輩俱革職,發遣寧古塔;五服內族人,無論現任及候選候補者,查出后俱革職,并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這等牽涉面,比年羹堯還要嚴重。


汪景祺或許有些無聊或無恥,但他怎么也沒想到,這本小冊子竟會帶來如此災禍。據說,其妻遭遣發時,“家人設危樓,欲其清波自盡”,以全其名。但是,死生乃千古艱難之事,其妻仍欲求生,“盤膝匍匐而渡”,“見者傷之”。至于汪景祺就更慘,他的首級被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掛就是十年。直到雍正駕崩、乾隆繼位后,在左都御史孫國璽的請求下,汪之頭顱才被取下掩埋。政治之案,文字之獄,慘烈如斯。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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