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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泰:懷念李慎之先生
王學泰:懷念李慎之先生
燕南園愛思想 王學泰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作者簡介

王學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著名中國游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國人的飲食世界》、《中國流民》、《華夏飲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態》、《中國人的幽默》、《燕譚集》、《多夢樓隨筆》、《偷閑雜說》、《水滸與江湖》、《重讀江湖》、《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國飲食文化史》等。


又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季節,五年前,也是這個季節,正值全國“非典”肆虐之時,神州大地一片闃寂之際,驚聞李慎之先生因患肺炎住院。當時我正在外地,一時難于返京。后來又傳先生患的乃是一般性肺炎,大家稍稍放心;后來在回京的途上,得知先生最后以腎衰逝世。這幾日,沉云低垂,陰霾滿天,細雨飄忽,宛如窮秋。由于防疫隔離,同悲者不能一聚,以寄哀思。幸而現代有了互聯網,先生的故舊新知、敬重者、崇拜者,紛紛借網絡一攄情愫;秋風先生的網站上還專為李慎之先生設置了靈堂,供網友憑吊哀悼,數日間便匯集了一百多篇文字。這些文字的作者如丁東先生所說:“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頭的在校學生,人員來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專業遍及文、史、哲、經、政乃至自然科學”各界。這種局面是近幾十年來內地所僅見。雖然不能說是“死被哀榮”,但也反映了知識界對于先生近些年來工作和人格的認同、欽佩和愛戴。

先生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蘇無錫,成長于戰亂之中,少年時便受到共產主義理論影響。1945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經濟系,大學期間參與進步的學生運動,并參加了中共領導下的“民主青年協會”,后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至1957年一直在新華社國際部担任領導工作,在多起國際會議中担任周恩來總理的秘書。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1979年初右派問題獲改正,恢復黨籍,2月隨同鄧小平訪美。后歷任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副院長。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1990年被免去人大常委和社科院副院長,賦閑在家,專力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研究,“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呼號”。

什么是中國的現代化?是不是有了船堅炮利、有了聲光化電就是現代化了?這些人們不是都很清楚。粉碎“四人幫”后,所制定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方針都局限在物質層面。李先生在《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一文中說:

現在在多數人心目中,現代化只有物質的標準,只是幾十年前的鄉下人對城里人觀念“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延長與放大。殊不知中國人之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為了要做現代化的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

要做“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實現民主自由是其必要條件。這是自清末嚴復以來進步的知識界矻矻以求的;當年中國共產黨鬧革命、推翻國民黨統治也是以建立民主制度、弘揚自由平等為號召的。李先生明確地說“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為此,他大聲疾呼,演講著文,寄希望于改革開放和世界的全球化,并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走出“一治一亂”的怪圈。他還說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有了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現代人,不愁沒有現代國家。正像胡適所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李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說自中學起,他就受康德一句話的影響:“以提高人的地位為平生志愿。”這種想法貫穿了他的一生。

為什么在中國個人沒有地位?沒有“獨立、自由、自尊”?為什么難于造就成現代人?關鍵有兩條,一是長期的專制主義制度的控制,一是長期專制文化的熏染。世界上許多民族、國家都有過專制主義的歷史,張光直先生說專制主義是大多數民族都經歷過的,但惟有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特別長久、扎根特別深厚,彌漫于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李慎之先生對中國專制主義特點與支持力量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改革的艱難。因此,我們回顧歷史上的彎路,雖然痛心疾首,但想一想我們沉重的歷史包袱,稍能釋然。他說,“文革”把專制主義、蒙昧主義推到極端,正好成了我們前進的“反面資源”。

李先生總結中國專制主義歷史有七個特點,其一,資格老,歷史悠久;其二,教政結合式的專制統治,皇帝不僅實行政治統治,還管思想教化,也就是說統治者還承担著老師的職能;其三,“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從而使得專制統治帶有幾分人情味。皇帝不僅是統治者,還是全國人民的父親,馴良的老百姓被稱為“子民”;其四,“大一統”觀念,皇帝把自己視為天下的“共主”,這樣很難與其他國家平等相處;其五,建立了完善的專制集權的官僚制度;其六,思想統制和自秦始皇開始就實行的燔百家書“以愚黔首”政策,此后這種統治越來越精致化,儒家也越來越配合。“非圣人之志不敢存,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輿論一律”都是其延伸,到“文革”中的“全面專政”為其頂峰;其七,專制主義的生命力特別頑強。

專制文化的熏染,使人們處在蒙昧狀態,個性不成熟,好搞極端,窩里斗,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橫逆當前,縮頭縮腦,一副順民模樣;危險消失,張牙舞爪,滿腔暴民心態。龍應臺先生講到臺灣現狀時曾說,民主制度建立后,發現民主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因此,李先生特別強調啟蒙的必要。他曾講,如有來生,他愿意做一個公民教員,把法治意識、公民意識普及于世,造就現代化的人。在講到崛起的中國如何與世界文明相處時,李先生有段話說得特別好:

中國真有一天實現了現代化的愿望,成了世界頭等富強的大國,也還是要繼承中國古人所艷稱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態度。這種態度確切地說是協和萬邦的態度,是今天世界所缺少的,也是中國真正可以貢獻給世界的,是未來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膠合劑。是足以改變這個世界自古以來服從的“武器先進者勝”這條規律的置換體。

我想,對于大國國民來說,從容中道也才是大國風范。

慎之先生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是個熱烈的愛國者。當年參加革命是出于此,晚年高張民主自由旗幟、熱情推動改革開放也是如此。為此他選擇了犧牲常人所理解的幸福。雖然不必夸張為這是把“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但為了“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李先生的確拒絕了許多為世俗所艷羨的東西,甚至連個人的一些愛好也放棄了。有件小事給我印象很深。2002年,我讀了俞平伯先生和葉圣陶先生晚年通信集——《暮年上娛》,很有趣味。有一次在院衛生室遇到李先生,向他推薦此書,說寫的很像晚明小品。我知道他本喜歡這類著作的。不料,他很嚴肅地說“我不感興趣”。當時覺得很沒趣。過后他給我打電話說:“你看我還有時間讀這類消閑作品嗎?”從語氣中我感受到他的緊迫感。在給朋友的信中李先生說,“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盡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于中國”。從這些句子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位風燭殘年,獨抱孤懷的老人對國家民族的鐘情。真是像一位記者哀悼李先生文章題目所寫“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杜鵑哀鳴,萇弘化碧也就是李慎之先生給后人留下的具體感受吧!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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