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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園愛思想 王學泰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作者簡介

王學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196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著名中國游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國人的飲食世界》、《中國流民》、《華夏飲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態》、《中國人的幽默》、《燕譚集》、《多夢樓隨筆》、《偷閑雜說》、《水滸與江湖》、《重讀江湖》、《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國飲食文化史》等。


平生沒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歡讀書,也可以把讀書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有人曾問你這嗜好是怎么養成的?讀書有什么目的?我答不出,因為的確沒有深想過這個問題。現在應人寫自己的讀書經歷時,又遇到這個問題。我想,我大約與自己開知識的時候家貧有關系吧!許多愛好的養成是需要錢的。例如喜歡音樂,最起碼是要有錢買件樂器經常操練;好武也要有錢拜師學藝。惟有讀書,找來一本書看就可以了。有錢,固然可以買;沒錢,也可以借,而且,借來的書往往讀得更認真。近一二十年“氣功熱”中氣功師們的口頭禪是“富學武,窮學文”,他們把氣功是列在“武”的范圍之內的,這樣說的目的是找信徒們要錢(雖然,各種氣功門派都把“德”作為練好氣功的“首要條件”),但是他們也承認沒有錢的人可以去讀書。因為窮,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讀書上,一卷書在手,可以反復讀,躺著讀,坐著讀,甚至上廁所時讀,都無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愛好,甚至成為了嗜好、癖好。讀書給我帶來了許多歡樂,但是我想更多的還是煩惱和痛苦,因為什么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于樂的,因此,蘇軾也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對于我來說,煩惱的來源大約有:其一,因為,讀書使我知道了許多事情和明白了許多道理,這便是煩惱的根源。古代哲人有云“巧者勞而智者憂”,雖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許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諷刺那些遇事喜歡刨根問底的人說“別打聽,打聽到心里是塊病”,也就是說多知多懂沒有什么好處。大家嘲笑“憂天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種饑而食、困則眠不是許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嗎?

其二,我們的國家有那么多年不讓讀書的歷史(當然,担負著教化眾生之權的人們什么時候也沒有公開說過這樣的話,甚至在更多的時候是鼓勵人們特別是青年要“多讀書,讀好書”,那種對讀書的限制和掃蕩是通過對“好書”的定義和種種政策表現出來的),現在年輕人對這給人們帶來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這大約與有煙癮的人沒有煙抽一樣,困難時期,有些癮君子甚至卷茶葉抽,問起他們,有人說沒有煙抽的痛苦更甚于沒飯吃(那時也是沒有飯吃的時期)。對于我這個愛書人來說沒書與沒飯的痛苦是相去無幾的。困境中,實在沒書看時,棋譜、教科書、文件匯編我都用以“遮目”過,好歹消磨一些時日。那個時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為看書而犯忌,經常會招來不虞之災。前幾年,有人寫文章說“雪夜閉門讀禁書”也是人生一大樂事。寫這種文章的大約是個浪漫的人,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沒有享受過“讀禁書”帶來的淚和血。清代乾隆年間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為私藏和閱讀明朝野史父子兩人皆被處死;民國期間湖南某女學生因為讀郭沫若的《落葉》而被槍斃;“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為傳抄張揚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歷史真實總是與“詩”有很大差別的。如果說“雪夜閉門讀禁書”的人們有類似的經歷就決不會感到它富于詩意了。

中國從“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發展到敵視文化、敵視書籍———聞讀書則掩耳而走決非一年兩年之功。五七年反右以后,在青年學生中展開了“紅專”辯論,在學術領域中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并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的運動。而此時我正上高中,是求知欲特別旺盛的時期,對許多領域的知識都有興趣,很愛讀書,此時就被列為“白專”,不時地會得到同學的“幫助”和批判。對于一個才十五六歲的孩子來說,這些待遇給心靈上造成的創傷可以想見。因此,在那個時期讀書給我帶來愉悅的同時也是伴著許多痛苦的。

當然,不能說讀書沒有給我帶來快樂,上面說了許多讀書帶來的煩惱,然而我還是不能放棄讀書,就是其中的樂趣遠遠大于煩惱。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中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陶老先生所云,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后,可以把這些“會意”寫成文字發表出去與大家共享,這更是無比快樂的事。又如,“文革”中郭老的《李白與杜甫》中對杜甫竭盡丑化之能事,許多內容已經超出了文學批評的范疇。使我這個愛杜者特別氣憤,可是我當時沒有發表文章的資格(即使有這個資格,也不許批評郭老對杜甫的丑詆,因為有個最權威的理由:“毛主席不喜歡杜甫”)。新時期以來我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讀書》1980年第三期上,就是批評郭老的《李白與杜甫》的,郁積了多少年的不平,才得以發攄,其快可以想見。

另外,心儀已久之書,突然在書店或者圖書館發現,并得以買到或借到也是極其快意之事。真如辛稼軒詞中所說:“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種快事是大量的,經常發生的。像“文革”買到《錢注杜詩》《仇注杜詩》;對八股文有興趣時買到了梁章鉅的《制義叢話》和商衍鎏之《清代科舉敘錄》;研究秘密會社時買到了李子峰的《海底》、日人平山周的《中國秘密會社史》;讀到楊憲益的名句“好漢最長窩里斗,老夫怕吃眼前虧”,又得到先生贈送的《銀翹集》,這些都是“其快難與外人道也”的。

最近還有一個意外的快事,這就是我的研究課題《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支持,拿到兩萬元的研究經費。這筆經費不許買電腦、照相機等高檔用品,唯有對買書沒有限制,于是,我幾乎把它們全部交給了書店。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購書的樂趣。過去買書雖然也有樂趣,但是畢竟因為收入少,每當看到自己滿意、而又價格不菲的書都要不自覺地摸一摸錢包,有時書太貴了,又遇到非常想買的書,此時便不免躊躇再三。陶淵明有詩云“貧富長交戰”,對于我來說則是對所愛書的渴望與囊中羞澀的交戰,這種“交戰”的心態,充斥于整個的購書過程中。而有了這筆基金之后,除了買了一些大部頭的工具書如《漢語大詞典》《佩文韻府》外,還是買了不少我所喜歡的書的。例如《點石齋畫報》,對我說來沒有什么直接的用處,價格昂貴,可以不買。可是我又十分喜歡這部書,這次有了基金就買了一部。這便是買書之樂。然而,書多了又生出了一件過去不曾想到的苦惱,那就是居室狹小,有了書,沒有地方存放。自己有的書,可是需要時卻難尋芳蹤,還要到圖書館去借,這也是過去不能想象的。


接觸最早的書


每當我看到上高中一年級的女兒捧著《機器貓》或《糊涂老爹》等連環漫畫津津有味地看時,感到這些有趣的書確實適合天真單純的孩子們閱讀,但又覺得這一代孩子閱讀能力下降。無論在內容還是文字上,他們都不愿意閱讀稍微深奧一點兒的書籍,嫌讀那些書太費力,于是,不由得想起我初接觸書的日子。

記憶中能夠呈現在我的腦際的第一本書是北京解放前夕,一個冬夜,在觀音寺街一家文具店里(當時文具店兼賣小書),父親給我買的三十二開本的彩色連環圖畫《史可法》。當時只四五歲,這本給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窮書生史可法進京趕考,夜宿北京的郊外破廟,巡坊的御史侯恂巡夜時發現這個窮書生和給他蓋皮裘的情景。然而,就這一點印在我的潛意識上,那就是:好學的人們即使貧窮卑微也會受到社會的尊重和愛護。

我印象中第二、三本書便是家中兩本發黃殘破的舊書,一是《三俠劍》、一是《名賢集》。我上三年級的時候,每天下了學便跪在凳子上看那本令人似懂非懂的《三俠劍》,每當有事時我便用蘸了印泥朱色的毛筆帽在讀到的地方一按,于是便在黃色的紙張上留下一個小紅圈圈。一年以后,這半本殘書上到處都是紅圈,但除了“勝英”、“夏侯商元”等一些頻繁出現的名字外,其他什么也沒有記住。可是《名賢集》中“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但問耕耘,莫問收獲”、“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少年莫笑白頭翁,花開能有幾日紅”等等卻使我至今不忘。我讀的第一部可以稱之為文學作品的是巴金的《家》,那是在高小五年級的時候,記得我連夜把它讀完,母親為了催我睡覺連關了三次燈,書中的故事吸引了我,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對于雪的描寫。盡管讀書對我的作文似乎沒有什么幫助(現在老師和家長們一談到指導孩子讀書就與作文聯系起來),讀小學時我的作文的開篇,幾乎篇篇都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毫無進步,但是書還是給我打開一個與教科書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教科書仿佛是時時刻刻不忘教誨責任的老師,課外書才是真正親密的朋友。

清代的袁子才在《黃生借書說》中曾說“書非借不能讀”。文中說自己年幼家貧乏書,向人借書,歸來必然認真閱讀、抄錄;后來做了官,有了錢,買了許多書“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譚灰絲,時蒙卷軸”。書多了,心想它屬于自己,什么時候讀都成,一來二去,反而不讀書了。現在孩子的讀書情況也是這樣。妻給我們的孩子買了《上下五千年》、《中國通史故事》、《達爾文環球科學探索歷險記》、《美國少年百科知識寶典》、《中國少年兒童百科知識全書》。這些大部頭的書是我少年時連想也不敢想的。當時給孩子買的時候我就說:“白花錢。只有自己攢錢買書才會看。”事實證明,果然如此。買大部頭書只是為出版社作貢獻了,孩子仍然在讀她自己攢錢買的《機器貓》,從第一到第四十四本,一本不落,全都買了齊整地擺在床頭,時時反復閱讀。家長再反對也沒有用。

我自己走過的讀書道路也是如此。記得初中一、二年級時最愛讀武俠小說,那時還有租賃書鋪,二分錢一本。我是一天兩本,常常看到深夜。老師苦口婆心地勸說,報刊對武俠小說也大張撻伐,歷數這些作品的“罪行”,然而,沒有用,只能增加我們這些半大孩子的逆反心理。于是,不敢公開看,我們就偷偷看,夜里在走廊或廁所看,眼睛看近視了。我最愛看的是鄭證因的小說,其次是徐春羽、白羽的。想當初令我如醉如癡的《鷹爪王》正續集四十四本,以及旁集《子母金梭》《子母離魂圈》等等加起來有六十多本,我是一本不落,全讀完了。前兩年當我研究游民問題,寫《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要引這些作品為例證,再拿起來讀時,很奇怪,記憶中的趣味一點也沒有了,簡直是味如嚼蠟,讀這種小說真是受罪。我想,家長、老師對孩子的讀書要加以引導,不要立足于禁。禁只能起反作用,只能激起孩子們偷嘗禁果的欲望。每個成年人都從青少年經過,大多數人也都有過偷越雷池的隱秘,可是一長大,特別是那些長大后從事教誨青少年工作的人們,就把這些全都忘了,熱衷于教導孩子們做這做那,不尊重孩子的意愿。魯迅先生寫過《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曾就這一點發表過現在看來還十分正確的意見,近半個世紀尊崇魯迅,可是他的許多意見沒有受到尊重。


知識的搖籃———圖書館


家里沒有讀書人,也就沒有什么書。小時候我只見到過家里有《皇歷》《萬年歷》《尺牘大全》和半本《論語》。我在上大學以前,先秦典籍基本上讀了一過,這都是在圖書館讀的。袁枚說,只有借來的書才能讀;我再加上一句,只有在圖書館借的書才能認真讀。向人家借的書往往也就是讀一遍而已,在圖書館里借書讀大多是先抄后讀。我現在還保留著上高中時,在北京圖書館抄的《老子》《孟子》《莊子》《孫子十家注》《心經》等書。那時很珍視這些作品,又買不到、或買不起,只讀一遍等于沒讀,于是只好抄,抄回家再反復讀,因此在圖書館讀的書才是認真讀。

北京圖書館原在文津街,距離我讀初中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僅五站地,坐14路公共汽車可直達。北京圖書館是國家圖書館,不接待高中以下的學生,我便在一個大同學的指點下把學生證上記載學歷的一頁(當時師大附中的學生證是個布皮小本本,大約有五六頁之多),撕下,冒充高中生。到了高中便光明正大地辦了一個北圖“閱覽證”。上高中時,除了學校中必須參加的各種會以外,幾乎每天四點半下學后必到北圖看書,看到九點多閉館時再回家。當時北圖似乎是九點半閉館,九點一刻清書還書,酷暑和嚴冬,七點半以后往往就剩一兩個人了,偌大的閱覽室中只亮著一兩盞臺燈,空闊而寂寥,但是管理員先生們每天都能堅持到點,直到現在想起這些還是滿懷感激的。現在的中學生,特別是高中生完全浸泡在課本教材之中,很少有時間學習課外的東西。我上北圖就是為了看課外的書,而且,是學校圖書館沒有的書。我是一個特別好奇的人,對于奇特、有趣、我不了解的東西都有興趣。我對古典詩歌是因為初中一年級語文課改為“文學”,其中收了許多古詩詞,又十分偶然地買了一本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一個周末的晚上我拿了這本書在學校教師俱樂部讀(當時我住校、俱樂部又很少有老師去,很安靜),正碰上我的初中班主任王樹聲老師,他看我讀詩很高興,給我背了李后主的詞,激發了我對詩詞的興趣,至今未改。我對先秦哲學發生興趣是因為有位高年級的同學給我講過“白馬非馬”的故事。可見好奇、追求有趣的事物往往是我讀書的動力,因此,在北圖看過許多對當時一般的中學生是不會接觸到的書。如先秦諸子、弗洛依德心理學、催眠術、千里眼(催眠術之一種)、佛學、戰爭學等等。大多是似懂非懂、囫圇吞棗式地看,這些書籍,雖然對我日后的學習工作沒有多大的幫助,但是它們的確開拓了我的視野,原來除了課本外,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的有趣的書。

五七年反右斗爭之后,社會上開展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這時學校出現了一個非常獨特、古今中外都很少見的景觀:學校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許讀書(當然這樣說絕對了一些,但是從那時過來的人都知道這是什么意思,希望讀者不要以辭害意)。學校里實行“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每天有開不完的會,向黨交心,紅專辯論、批判個人主義、插紅旗、拔白旗、放衛星(指體育上的五達標,要通過三級運動員、三級裁判、一、二級勞衛制等)、大煉鋼鐵、普及超聲波、全民除四害(打麻雀)等等,還有許許多多回憶不起來的運動,搞得熱火朝天,轟轟烈烈,唯有對讀書則另眼相看。我從學校圖書館借了一本《古文觀止》看,被同學發現了,說是“厚古薄今”(這也是當時批判的一個“封建主義觀點”);借一本大學的化學課本看(因為大躍進中幫老師搞小化工廠),說是“走白專道路”。如果同學老師知道在北京圖書館看上述那些書,這還得了!準成為眾矢之的。

當然,北京圖書館也不是世外桃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沒有放過它。那時,文化單位主要靠大字報自我檢討和互相揭發。北京圖書館也開了一間大字報間,就在文津街主樓的西北側,現在的敦煌閱覽室。大字報間里有北圖領導寫的號召讀者互相揭發、互相“幫助”的大字報,于是,這間不算小的房子里只過了一兩天就貼滿了花花綠綠的大字報,這大約也是其他國家不曾有過的新鮮事。對于這類的活動我是沒有興趣的,但是卻沒有躲開被“幫助”的命運。那時趙樹理的《三里灣》剛出版不久,有一次和另一個年輕讀者談到這部小說,說我們學校同學讀這部小說的人不多,這是當時社會風氣決定的。可是這些話被一個華僑讀者聽到了,他便在大字報室給我貼了一張大字報,他在用諷刺的口吻說:圖書館最近來了一個“白面書生”,他說他們學校的同學沒有人喜歡看毛主席表揚過的作家趙樹理的小說《三里灣》。當時趙樹理被認為是特別先進的無產階級作家,這個大字報意在暗示我的感情是與當時的“插紅旗、拔白旗”的運動是大相悖謬的。不過讀者之間畢竟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好事之徒也是少數。我想那位華僑讀者也不是立意整人者,因為他很年輕,是個學生,又剛回國不久,想融入這個新社會,又不知道怎么辦。他從觀察中感到在國內只有主動出擊他人才能有個人的位置,當然這是符合當時實際的,可惜的是,他不懂得把這種手段用在與個人前途和位置毫無關系的圖書館,真是用非其所。

大學期間,北圖仍是我常去的地方,查閱一些校圖書館沒有的書籍。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北京圖書館這個文化的搖籃首當其沖,其結果自然是關門大吉。后來,運動中畢竟還是有一些與文化相關的事的,如查查資料、翻翻過去的報紙雜志,這都要在圖書館干,因此,文革中期,北圖便重新開門,又接待讀者了。當然,此時也不是誰都接待,閱讀者都要憑介紹信和工作證雙重證明。我在農村工作,拿的是農村教師工作證和農村中學介紹信。每次去看書時,出納人員都要反復審視我的工作證和介紹信,一臉的不信任的神氣,仿佛我到這里是要盜竊什么似的,這可能與我多看史學和佛學書籍有關。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若干年之后,當我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以后,一次,我拿了當時副所長許覺民先生(許先生曾在北圖某部任領導職務)寫的介紹信去辦北京圖書館的借書證,有位出納人員似乎認識我,他反復地看了介紹信和我的工作證后說:“你怎么鉆到社會科學院去了?”這句話問得我哭笑不得。大閱覽室有個負責借閱工具書出納柜,那幾位管理員都是圖書館中負責編目的或者研究人員,他們頗能與我聊得來。這幾位剛剛從“五七干校”回來,常與我談在農村的感受,頗多牢騷,與我相處得不錯。從他們那里我得知,當時圖書出納組有公安局文化保衛處的工作人員,負責監視讀者。有一次,工具書柜上的一位管理員說,你別看佛學書了(其實看的無非是唯識宗一些經典、趙樸初的《佛學概論》以及《指月錄》之類),后面“文保處”的已經注意上你了。這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盡管在北圖看書過程中遇到一些不痛快的事,但這都是當時社會大環境造成的,與圖書館沒有什么關系,總的說來,我還是十分感激北圖的。如果我現在還有點知識的話,那么其中十之五六是在圖書館得來的。特別是新時期以來,解除了書禁,在北圖看書寬松了許多。在此之前,連借閱地方志都要局一級以上單位的介紹信。我感到不可理解,工作人員對我說:方志上有地圖,那是國家機密!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現在除了淫穢描寫較多的通俗小說外,幾乎所有的書都開放了。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多方便。我的八十余萬字的《古典詩歌要籍叢談》,涉及歷代線裝書一千余種,這些書大多是在北京圖書館的普通線裝部看的。就這一點,北京圖書館就使我感激不盡。特別是北圖普通線裝部遷至柏林寺期間,那里條件特別簡陋,我在這里讀書數年,親眼看到北圖同志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工作。當新館建成、普通線裝部搬離柏林寺,我寫了一篇《寫在北圖喬遷之際》,登載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普通線裝部工作人員的感謝。


逛書店和買舊書


逛書店和跑圖書館加強了我的讀書意識。我最早逛的書店是琉璃廠的舊書店。我的家住在米市胡同南口,1954年至1957年在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讀初中,每天都從琉璃廠過。那時書店尚未公私合營,比現在書店要多多了,鱗次櫛比,一家挨著一家,而且各有特色。幾乎每天我都要到這里流連一會兒,可惜當時沒有錢,看到過許多想買的書,因為囊中羞澀而失之交臂。其中使我數十年而不忘的是《郁達夫十年集》,那是由《沉淪集》、《寒灰集》等十本郁達夫作品編成,皆為精裝,出版于三十年代初,紙已發黃,封面與書脊還很新,索價十元,那是我一個月的伙食費還有余(當時中學生伙食費每月8元5角),捧著書,摩挲再三,終于放下了。其他如舊雜志《新青年》《現代評論》《語絲》《拓荒者》《詞學季刊》等名刊,也不難得,只是數毛錢到兩元錢一本,這對一個中學生來說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像現在視為“文物”北大學生1957年辦的《紅樓》(“整風”時學生的“鳴放”文章多發表在這個刊物上)只五分錢一本,我買了一整套(可惜后來送給一個同學了)。那時的琉璃廠不像現在的金碧輝煌,有富貴氣,無書卷氣;當時的名店來熏閣、富晉書社等都是青墻灰瓦,非常樸實的。我們窮學生在那里站著看書,而且一看就是兩三個小時,店里的老板和伙計也很少不耐煩,應該說我是在這些現在看來很不起眼的狹小的書店領略了知識海洋的無限寬廣。

北京五六十年代的新舊書店我都跑遍了,西單商場和東安市場的舊書攤,隆福寺夾道的“修綆堂”都是令我流連忘返的地方。東安商場舊書攤最大,新舊書全有,綿延有百米之長。我在六十五中讀高中時,中午吃完午飯就利用休息時間跑到這里讀書,有時甚至誤了上課。那時最時興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海鷗》《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幾乎是中學生必讀的書。有位同學在東安商場書攤買了三本一部的《勇敢》,只一元一角錢。打開書的扉頁,寫滿了娟秀的小楷。大意是勉勵友人向書中的英雄人物學習,兩人聯翩前進。從詞意和贈書者的名字看是位充滿熱情的女郎。可是墨跡未干,書就上了舊書攤,真是令人悲哀。那時我們也正在青春期,買到此書的那位同學頗有感慨,在扉頁最末寫道:“少女一片癡心意,換得書攤一塊一。”那時正逢“反右”之后,誰一劃為“右派”,他寫的書馬上廉價處理,上了舊書攤。劉紹棠是較早劃為“右派”的青年作家,他的《運河的槳聲》《山楂村的歌聲》《青枝綠葉》就賣五分錢一本,哪個攤子上都有。秦兆陽是較晚劃為“右派”的,他的描寫農村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被處理,一角錢一本,舊書店中的書架上常常被該書排滿。巴人的“人性論”被批判,他的《文學論稿》也只是賣兩三毛錢。

那時的書店與書攤的從業人員們不是現在人們常說的“小辮子”,而大多是中老年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東安市場的中國書店一位老年女售書員,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那里工作,她高高地坐在收款臺上,卻還是顯得那樣的干枯瘦小,看來她近六十歲了,表情嚴肅,極富敬業精神。去得勤了,我們也熟悉了。她很愛讀當時很流行的馬南村的《燕山夜話》。有一次與我閑聊:“作者真博學,三教九流、聲光化電,仿佛他什么都懂得。”我說:“他大約借助了類書。”她談吐不俗,經常介紹給我一些好書。《杜臆》《三家注李長吉歌詩》《道咸宦海見聞錄》《世載堂雜憶》都是通過她介紹而買的。我非常喜歡劉禺生的《世載堂雜憶》,稱贊她有眼光。她說作者還有一本《洪憲紀事詩》更有意思,可惜解放后沒有出版過。我很奇怪,問她,您很早就愛讀書嗎?她說:我還是大學生呢,國立女子師范大學的,聽過魯迅先生的課。我們一下便感到親近了,因為古往今來這么多思想家、作家,我最喜歡的就是司馬遷、杜甫、魯迅。一位坐在書店收款臺的女店員竟受過我最崇敬作家的親炙,真是不可思議!她說:由于家庭的原因,大學未能念完。結婚成了家,沒有工作,雖然也時常看些書,但學問荒疏了,解放后便不能從事文化工作,只能賣賣書,總算和文化還能沾點邊,每當說到這些時,臉上便會掠過一絲凄涼的苦笑,不知到其中蘊涵著多少辛酸和艱難。她的心很細也很善良,有一次,我在書店看書,旁邊有個高中生模樣的青年匆匆地將幾本書塞到書包里。店員似乎都在忙著上架,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我十分感激書店讓我們這些經濟不寬裕的學子們到這里自由瀏覽,因此便特別厭惡這種所謂的“竊書”的行為。我悄悄地把這種情況告訴了那位女店員。她的表情馬上嚴肅起來,向那位青年瞟了一眼,又嘆了一口氣。她把那位青年帶到后屋,大約幾十分鐘之后。那位青年紅著臉走了。后來她跟我說:那個學生是個高三生,愛看書,家里很困難。我沒有為難他,快畢業了,因為公開了這件事,說不定會影響他的一生。以后,我在書店還看到過這位青年,說明他沒有受到為難。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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