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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對“大革命”的大恐懼
梁啟超對“大革命”的大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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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事件:北伐戰爭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廣州誓師,北伐戰爭拉開序幕。因為聚合了蘇俄的盧布、新黨軍體制以及工農運動,這場北伐取得了國民黨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戰果。但在這輝煌的戰果之外,質疑與恐懼也同時在人心中彌漫,在梁啟超看來,這場“大革命”,簡直就是禍國殃民……

梁啟超對“大革命”的大恐懼

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愛國憂世的青年們集體倒向社會主義的大背景下開啟的。這場“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兩個部分,前者指的是通過軍事北伐推翻北洋軍閥政權;后者則是指工、農群眾運動。前者大致上處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后者則完全由中共包辦。政治革命獲得了時人的高度認同;社會革命卻收獲了知識界最嚴重的分裂——支持者將其贊美到天花亂墜,批評者將其貶斥得一無是處。

如何看待這種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評?那些批評背后有沒有堅實的事實作為依據?梁啟超1926-1927年間寫給子女們的書信里的那些對時局的評論,或許是個極好的視角——1、這些評論系私密性質(家書),能夠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實想法;2、梁氏畢生致力于救亡和開啟民智,其立論的動機顯然是善意的;3、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資本主義而主張國家社會主義,不至于被解讀成“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文人”。

1926年9月29日:不反對研究系人物輔佐軍閥孫傳芳

梁啟超家書:

“時局變化極劇,百里所處地位極困難,又極重要。他最得力的幾個學生都在南邊,蔣介石三番四復拉拢他,而孫傳芳又卑禮厚幣要仗他做握鵝毛扇的人。孫、蔣間所以久不決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蔣軍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國人逼他如此),孫為自衛,不得不決裂。我們的熟人如丁在君、張君勱、劉厚生等都在孫幕,參與密勿,他們都主戰,百里亦不能獨立異,現在他已經和孫同往前敵去了。老師打學生,豈非笑話(非尋常之師弟)。好在唐生智所當的是吳佩孚方面(京漢路上吳已經是問題外的人物),孫軍當面接觸的是蔣介石。這幾天江西的戰爭關系真重大。若孫敗以后(百里當然跟著毀了),黃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勢力。若孫勝蔣敗,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計畫是要把蔣、唐分開,蔣敗后謀孫、唐聯和。果能辦到此著,便將開一嶄新局面。國事大有可為,能成與否不能不付諸氣數了。”(1926年9月29日)

筆者注:

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圍繞在梁啟超周圍,以梁為精神領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后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進步黨”;“進步黨”的前身,是辛亥年前與革命黨分庭抗禮的立憲派。“進步黨”搞“開明專制”失敗后,放棄黨派活動模式,成為松散的“研究系”。很顯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識分子仍然寄希望于通過影響當權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啟超本人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和直系軍閥孫傳芳的合作,但并不反對“研究系”人物去輔佐孫傳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啟超質疑此事,梁啟超回復道:

“思永問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孫傳芳那邊?這話很難說。內中關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蔣百里二人,他們與孫的關系都在一年以前,當時并沒有孫、蔣對抗的局面。孫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總算比較的清明,他們與孫合作并不算無理由,既已與人發生關系,到吃緊時候舍之而去,是不作興的。直到最近兩個月,孫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結二張,和丁、蔣等意見大相反,他們方能老老實實的和他脫離關系。中間這一段誠然是萬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然在一年前他們的夢想原亦很難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辦一較良的市政,以漸進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來不甚贊成他們這類活動(近數月來屢次勸他們自拔),但我們沒有團體的嚴整組織,朋友們總是自由活動,各行其是,亦沒有法子去部勒他們(也從未作此想),別人看見我們的朋友關系,便認為黨派關系,把個人行動認為黨派行動,既無從辯白,抑亦不欲辯白。我之代人受過,總是免不了的(亦自甘心),但因此頗感覺沒有團體組織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確不少,道德學問和宗旨都是對的,但沒有團體的一致行動,不惟不能發揮其勢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勢力,真是可痛。(1927年1月25日)

“研究系”與軍閥孫傳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導,梁啟超只是一個不反對的旁觀者。丁文江之所以愿意選擇軍閥,用傅斯年的話來講是:“他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他們三人想借機試驗一回”;但更重要的,則是“研究系”一以貫之的“政治改良”立場——如梁啟超所說,“孫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的好”,寧愿在一堆爛蘋果中選擇一只腐爛程度最輕的,也不愿意拋棄蘋果去選擇別種水果,這是“研究系”一貫的政治立場。

1927年1月2日: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正當工人全部失業

梁啟超家書:

“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現在軍閥游魂尚在,我們殊不愿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后,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拚耳。”(1927年1月2日)

筆者注:

信中所談及的兩個問題:1、“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2、“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是梁啟超譴責中共包辦下的“社會革命”,也就是工、農運動的主要理由。這兩個問題是否屬實? 長期致力于工人運動,1927年前后戰斗在“大革命”工運戰場第一線的劉少奇,在1937年2月26日,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對十年前的那場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運動做了深刻的反思。劉少奇說:

“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倘若你們看看汀州的工人運動是‘左’傾得‘豈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罵蘇區國營企業的工人‘要求過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訴你:這還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還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這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工會是第一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你總聽說過吧?……這些事干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隨著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共產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并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于共產黨的指示,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系。”(劉少奇,《關于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劉少奇的反思,證明梁啟超信中所談及的“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確屬事實。至于“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1927年6月,武漢失業工人救濟局有過一份統計,稱當時武漢有失業工人14萬人;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的報告中,外交部長陳友仁則有另一個數據:“失業的將近二十萬人。”汪精衛所估計的數據,則是“失業的工人現共有三十萬之多。”

何以一場以維護工人利益為宗旨的“工人運動”,最終帶來的卻是大量的工人失業?劉少奇的反思里其實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其實情況比劉少奇所描述的還要糟糕,據鄭超麟回憶:工人們不但以武裝化的糾察隊封閉商鋪廠店,強迫店主廠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向雇主算賬,不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補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幾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這樣激進的結果,自然只能是雇主關閉商鋪廠店逃亡。張國燾還記載了運動的一種惡性循環——隨著工廠的紛紛倒閉和雇主的紛紛逃亡,失業的工人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成了:“工人們一方面要工廠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企業更難經營”——失業時間越長,工人生計越艱難,“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就提得越高,企業就越不敢重新開張……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談到:工會勢力過于龐大,工人紛紛怠工,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管理者則“簡直不敢說”,以至于“商人紛紛歇業,以避工人之鋒”。

社會普遍的不滿,也反饋到了主持“工人運動”的共產黨那里。據劉少奇給張聞天的書信里說:

“在起初,人們都期求共產黨設辦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產黨在當時責無旁貸答應政府這些事,但共產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都未作到。這就使人們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從而大施陰謀,利用來組織反革命的暴動。共產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又因為說服得不夠與采取強迫辦法(與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喪失了工會與黨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滿于工會與黨,另一方面國民黨人及其他的許多人又責備工會與黨……”(劉少奇,《關于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也正應了梁啟超所說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1927年1月25日:只有“國家主義青年團”有希望救中國

梁啟超家書:

“思永來信所講的政治譚,這種心理無怪其然,連我都有點如此,何況你們青年呢?打倒萬惡的軍閥,不能不算他們的功勞,我們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當然贊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還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者每月抽勒十余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說了。”(1月18日)

“……萬惡的軍閥,離末日不遠了,不復成多大的問題;而黨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見的。其最大致命傷,在不能脫離鮑羅庭、加倫的羈絆——蔣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軍人屢思反抗俄國勢力,每發動一次輒失敗一次,結果還是屈服。——國民黨早已成過去名辭,黨軍所至之地,即是共產黨地盤,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盡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現在兩湖之中等階級(中國本無資產階級),已絕對的不能生存,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設想。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干,非惟對不起國家,抑亦自己更無立足地了。

“我看現在國內各黨派中惟有“國家主義青年團”一派最有希望,近來我頗和他們為交誼的接洽。但其中主張亦不一致,內中有一派主張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結果還是一黨專制,還是剝奪人的自由,我們絕對的不能贊成。但這一派人最有朝氣,最能奮斗,將來希望他們能稍折衷以歸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留美學生中,此團體發達狀況何如(聽說從前是不甚多),你們不特隨時留意,恐怕將來要救中國,還是要看這一派的發展運用如何。”(1月25日。編輯注:此信分兩次寫成)

筆者注:

梁啟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個他反對“大革命”中的工人運動的理由:“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在工人運動中呼風喚雨,真正的工人則流離失所。工運的領導者在主觀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來打開局面的想法,筆者目前尚未見到相關資料,更多的材料則證明,幫會勢力一直是中共在組織工人運動時的嚴重阻力和重要敵人,原因很簡單——中共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專政基礎的政黨,其勢必要在工人當中積極發展工會,而工會勢必與已經廣泛存在于工人中的幫會勢力發生利益沖突,二者極難互容。但在梁啟超的語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壞“中等階級”生存的工運參與者,都視之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說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有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所以,梁氏雖然贊成國民黨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軍閥政權)——“打倒萬惡的軍閥,不能不算他們的功勞,我們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當然贊成”,卻反對共產黨包辦的“社會革命”(工農運動),在他看來,這樣的社會革命,會激發“下等社會”民眾血液里的“黃巾闖獻之遺傳性”,最后變成地痞流氓當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堅決排斥“社會革命”,他希望中國能夠走一條“社會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這條“社會改良”之路的關鍵,是一個“中等社會”的存在。在梁氏看來,:一個國家的進步和強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貧民,在經濟發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個定義:排除了那些“剝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剝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會”,頗類似于今天所謂的“中產階級”。梁氏主張先在中國造就一個“中等社會”,然后再由這部分人去發動社會改良。如此,也就不難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會”遭遇大破壞之后,對“大革命”的強烈抵制的態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國家主義青年團”,是中國青年黨的前身。該黨與中共淵源極深,都是從少年中國學會分化出來的。青年黨后來成為國、共之外的民國第三大政黨,黨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國家主義”,長期在政見上與中共分庭抗禮——青年黨強調“國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無祖國”;青年黨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階級專政。(詳見《轉型中國1923·民國第三大政黨》

1927年1月27日:“知識階級”已成為反革命代名詞

梁啟超家書:

“近來耳目所接,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河南、山東人民簡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簡直活不成,在兩種惡勢力夾攻之下。全國真成活地獄了。不惟唐生智頭痛,連蔣介石們也頭痛。總而言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訓練,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于天下。我們常說:‘他們有組織,我們沒有組織。’誰知陳銘樞給他的朋友的信(我親看見的),說的也正是這兩句話。現在倒蔣陳、倒唐之聲大盛于兩湖、江西,李濟琛在廣東想自己練些非共產的軍隊(四師),到底被他們破壞,練不成功。蔣、唐他們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軍隊不在他們手里。’不錯,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派手上無疑。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而所謂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著生產事業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將來我們受苦日子多著哩,現在算什么?我們只有磨煉身心,預備抵抗,將來還可以替國家做點事業,教小孩子們也要向這條苦路進行。”(1月27日)

筆者注:

梁啟超所感受到的“‘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的狀況,其實與工、農運動中嚴重的“民粹”傾向有關。所謂“民粹”,有兩個基本特征:1、絕對的排斥社會精英,也就是梁啟超所謂的“知識階級”;2、絕對的“平民利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中有一段話,可謂大革命中的“民粹主義”的最佳注釋:

“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后增入“惡意地”三個字)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過分(后更改為“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據《毛澤東選集》,中國共產黨晉察冀中央局編譯。1947年3月出版;其他版本對文字有所修改,見括號內注釋)

“必須不準人批評農會”、“ 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濃烈的。更何況當時還有這樣的認識:“鄉下農民中,還是那些闖禍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無產階級分子,才有膽來領導這個革命。”李維漢多年后反思這段歷史說:毛澤東將那些“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游民,即流氓無產階級當作貧農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鋒之中,說他們“最革命”,缺乏一分為二的分析。農民運動中民粹若此,工人運動自然也不例外,知識階級成為“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

梁啟超家書:

“今日下午消息很緊,恐怕北京的變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上海那邊如黃炎培及東南大學穩健教授都要逃難),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更恐北京有變后,京、津交通斷絕,那時便欲避不能。我現在正在斟酌中。本來擬在學校放暑假前作一結束,現在怕等不到那時了。……南方最鬧得糟的是兩湖,比較好的是浙江。將來北方怕要蹈兩湖覆轍,因為窮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狀況還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總感覺著全個北京將有大劫臨頭,所以思順們立刻回來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張。但天津之遭劫,總該稍遲而且稍輕。你們回來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強安居。還有一種最可怕的現象——金融界破裂。我想這是免不了的事,很難捱過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國中產階級真都要餓死了。現在湖南確已到這種田地,試舉一個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經餓飯了,現流寓上海,他們并非有意與蔡松坡為難(他們很優待他家),但買下那幾畝田沒有人耕,迫著要在外邊叫化,別的人更不消說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學湖南榜樣。”(3月21日)

筆者注:

梁啟超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不是沒有道理的。隨著“知識階級”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1927年6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曾呈請中央通緝“學閥”,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隨之家財被沒收;“研究系”的骨干張君勱、張東蓀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鍔。蔡家在湖南尚有幾畝薄田,也未遭到農民運動的直接沖擊,但仍不得不為生計流亡上海,個中原因,與當日底層貧民搞的“平糶阻禁運動”有密切關系。該運動的本意,是底層貧民担憂一旦遇上青黃不接的年份,省內糧價暴漲,進而威脅自己生計,故而以農民協會的名義,禁止一切糧食出境。

這種措施既然是貧農自己所定,本來理應對貧農有利。但實際卻不然。措施最先損害的是佃農、自耕農、中農、富農和地主們的利益——這些農民,都有在市場上自由出賣糧食的需求,“平糶阻禁”之后,糧食不能在豐收與荒歉之間流動,導致其價格極低,種地反成了虧損之事,中共的《向導》周報描述說:“政府催還田賦,地主即推谷賣不出去”,政府對此也無計可施;無力抗拒政府催賦的自耕農和佃農,則紛紛拋荒或違背租佃契約逃走。蔡鍔家中多是老弱婦孺,幾畝薄田又無人愿意租耕,無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討于故舊之門。佃農、自耕農們放棄種地之后,糧食大量減產,貧農們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嚴重的是:貧農們這樣鬧,將糧食控制在省內,不許外運,導致前線的北伐軍補給出現了嚴重問題,激起了軍隊的憤怒。

而貧農們之所以能夠將“平糶阻禁運動”付諸實施,是因為他們掌控了農民協會。據時人的調查,農民協會不僅“參加鄉村統治權”,而且取代政府,實行“農協專政”,執行司法行政大權,獨裁一切,“遂成為一個農民專政的機關”。不但鄉村的一切權力歸農會,“并且已經進一步蠶食、干與縣政府”,幾乎所有的農民問題要交給農會,工人問題要交給工會,學生問題要交給學聯才能解決,“而縣政府則門可羅雀,簡直等于一種裝飾品”。這時的湖南,“統治權在城市確已轉到工會,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農民運動,雖然由共產黨包辦,但發動起來之后,卻已不受共產黨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區委1927年3月公布的數據,“在農協會的旗幟下,起來了的已1000萬余人”,但當日湖南的農村黨員僅僅只有1700余人,絕大多數的農民協會,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許多則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為社會危害。輿論批評洶涌而至,以至于1927年1月,湖南省農民協會不得不做出對各級農協進行“洗會”的決定。

所謂“洗會”,就是清洗掉各級農協里的地痞流氓。該決定要求:一、為使真實農民意見,在各級協會中充分表現,鄉農協執行委員須絕對是耕田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應嚴加淘汰;二、區農協執行委員3/5須屬真實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2/5則屬于有職業的知識分子,或是行動上表現為農民謀利益的人。帶有流氓地痞性質的人,即應嚴厲防止,以免擾亂農民組織;……

但因為毛澤東以“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為宗旨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的出爐,這次整頓沒有被嚴格貫徹下去,中途流產。農民協會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來越被國民黨人所詬病,汪精衛1927年6月1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的憤怒批評,與梁啟超的言辭幾乎一模一樣:

“照他們這樣胡鬧,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關門,還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國共兩黨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么命!”

1917年5月5日:所謂什么為主義而戰,都是騙人

梁啟超家書:

“近來連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趨到激烈,而且對于黨軍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十幾年來,時局太沉悶了,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況青年們。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為怪,但是這種希望,只怕還是落空。

“我說話很容易發生誤會,因為我向來和國民黨有那些歷史在前頭。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國弄好,我絕對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從不采那‘非自己干來的都不好’那種褊狹嫉妒的態度。……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并非于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我也沒有恁么閑工夫來列舉他。‘黨軍可愛,黨人可殺’這兩句,早已成為南方極流行的格言……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

“……近來蔣介石們不堪共產黨的壓迫,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厲害多少倍。同時共產黨勢力范圍內也天天殘殺右派。(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現在情形天天劇變,很有些成了廢話了。)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黨人殺黨人——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一萬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可憐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尤可駭怪者,他們自左右派火并以來,各各分頭去勾結北方軍閥,蔣介石勾孫傳芳,唐生智勾吳佩孚(都是千真萬真的事實),雙方又都勾張作霖。北軍閥固然不要臉,南黨閥還像個人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可見所謂什么為主義而戰,都是騙人,現在揭開假面孔,其形畢露了。

“……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于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并非是怕我們家里有共產黨,實在看見象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担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你們別要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厲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產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的。我倒有個方子,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好,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我這方子大概三個月后便可以到你們眼邊了。思永不是經濟學專門家,當然會誤認毒藥為良方,但國內青年象思永這樣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來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罷。”(1917年5月5日)

筆者注:

正如那個年代大部分的愛國憂世的青年們(如胡適)集體左傾倒向社會主義一般,梁啟超的兩個兒子,梁思忠與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實梁啟超本人也傾向于社會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厲害”。所以,梁氏與他年輕的兒子們的思想區別,不在于是否同情社會主義,而在于是要“社會革命”,還是要“社會改良”。

梁啟超很早就對“社會主義”下過定義,他說:“社會主義,是要將現在經濟組織不公平之點,根本改造。……要之,對于現在的經濟組織,認為不合人道,要重新組織一番,這就是社會主義。”——“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終都非常堅決地提倡“社會改良”。

不過,梁氏批評1926-1927年的“社會革命”,稱其“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卻沒有看透“社會革命”的實質——盡管他努力做了補充:“我所謂上層下層者,并非于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恰恰是這段補充,偏離了“社會革命”最危險的內涵:“階級斗爭”。——“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最關鍵的區別,正在于有無“階級斗爭”。“政治革命”針對的是執政者,是現政權,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個階級;“社會革命”則不然,欲以“社會革命”的形式搞社會主義,“將現在經濟組織不公平之點,根本改造”,則必然會走向窮人革富人之命,無產者革有產者之命……

結束語

關鍵詞:國民黨 共產黨 工人運動 農民運動 北伐戰爭 階級斗爭

1926-1927年的“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社會革命”付諸實施。它帶來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一方面,“社會革命”不能像“政治革命”那般,有非常具體的陣營劃分(人民與暴君/暴政),每個人在社會中所屬的層級(尤其是以財產來區分的時候)既沒有原罪,更不會有天然的道德優勢;另一方面,“社會革命”一旦開啟,受財富重新分配的動力驅使,必然陷入“階級斗爭”的怪圈,但“階級”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有嚴格的認定標準的名詞,它無法像“暴君”、“暴政”那般有非常明確的指向,這種模糊性,導致“社會革命”缺乏明確的革命對象,或者說革命對象始終處于一種變動狀態,其必然結果,就是將整個社會變成一個巨大的殺戮場,正如魯迅在1927年所憤怒抨擊的那樣:

“革命,革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

所以,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那般的改良派,如戴季陶那般的革命黨——前者從不盲目地高喊什么“告別革命”;后者從不盲目地高喊什么“革命萬歲”——二者都明白:面對可能到來的暴政,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從不許諾“告別革命”;為了防范社會變成殺戮場,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也從不會鼓吹“革命萬歲”;他們能夠很清晰地區分“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異同。

 

2012-02-12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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