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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中國改革史上的2015(上)
吳曉波:中國改革史上的201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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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中國改革史上的2015

時間:2015年3月21日上午9:00

地點: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國際會議中心

李扣慶:首先代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歡迎各位校友回家,也歡迎各界朋友光臨我們今天的報告會。

大家知道在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就是每年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們會請知名學者、專家來到這個平臺上跟大家分享他們對于未來的看法。因為春天春暖花開、氣溫升高,景色變得漂亮了,但是也特別容易犯困,使大家對失去對未來正確的判斷,所以在過去若干年,我們請了國內外很多的知名專家,在這樣的時節跟大家分享。

到時光到2015年春天的時候,或許我們的校友,我們的各位朋友,對于未來有更多的理由感到迷茫,大家或許在微信圈里看到一篇文章,中國經濟的未來到底怎么樣,你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如果還沒有信心的話,就看九張圖就知道了。九張圖包括我們GDP增長速度和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的比較,包括GDP總量縱向的歷史性比較,2014年已經突破了60萬億,而七八年前才只有20萬億。包括人口數字不斷的提升,可能帶來的人口質量紅利,也包括不斷增長的海量出境游的人數,說你們經濟不行了,怎么還有這么多人到國外去“游蕩”呢,2014年處境游的人數超過了1個億,匪夷所思。所以這一系列的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好著呢,更不要說還有很多新經濟、新業態正在蓬勃發展。

但是在我們看到許多充滿陽光數據的同時,我想也有足夠的理由為中國經濟的未來感到担憂,為我們的企業、為我們社會的未來感到担憂。

毫無疑問傳統的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差不多了,前兩天看一篇文章,歐美的一個專家寫的,他說接下來的時代可能是“印度時代”,盡管印度各種惡性案件經常爆發,但是人家人口年齡非常輕,擁有巨大的當年我們擁有的勞動力優勢,我們的國際環境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非常大。我們有擴大內需,看來內需擴大的進程不如人意,大家都跑出去消費了。

所以當我們的時光走到2015年春天時,對于未來到底怎么看,每個人從萬花筒里面所看到的景象跟別人都不一樣,這個時候我們就更需要和智者通行,通過分享專家、學者他們的見解,讓我們更好地看未來,今天非常榮幸地請到的演講專輯,已經不需要我做太多的介紹了。

如果要評過去一年當中微信最熱的詞,可能最熱的一個詞語之一一定是duang,我請辦公室的同志,你們幫我研究一下這個duang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來的?結果他們告訴我說,這個guang,研究完了他們也沒搞清楚什么意思。只是說和成龍有關。BBC還做過一個報道,說中國人在微信圈里面duang了八百萬次,但是我個人感覺到到目前為止最有影響力的duang,是今天的演講專家duang出來的,duang了一下30年,當了一下duang五十年,又當了一下duang一百年,大家都知道《激蕩三十年》,《到跌蕩一百年》到《浩蕩兩千年》,,duang了三下,結果把大家都duang成了他的粉絲。今天吸引大家不遠萬里,有一位全國會計領軍培養工程的校友,專程從新加坡回來,聽吳曉波老師的演講。

吳老師演講的珍貴之處,我個人理解,他不是就事論事跟我們討論當下的2015,我們當時說是活在當下,但是要更好地理解當下,可能我們需要站在歷史的高度,盡管人們經常說我們沒有辦法第二次進入同樣的河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知道歷史總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所以我相信有30年、100年、1000年研究的功力作為基礎來看當下的2015,看我們的未來一定會能給我們帶來非常大的啟發。

在我請吳老師上來之前,特別感謝今天論壇的協辦方,上海聊城商會的領導和朋友們,以及E通世界商務園的朋友們,感謝他們對我們論壇的支持。

下面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中國最出色的財經作家,也是理論和實踐結合最好的一位學者,吳曉波先生為大家演講。

吳曉波:

大家好,謝謝李院長,很高興來到國家會計學院,剛才跟院長跑進蒙古包,我說我很熟悉,因為三四年前我來這里參加過考試,我給企業當獨董,所以跑到國家會計學院讀了兩天書,就在這個房間考讀董證,很熟悉這里。

我昨天在我的朋友圈里說,明天我要去一個不做假賬、不講假話的地方,朋友們跟貼,第一個朋友跟貼就說“吳老師體要去中紀委”,第二個跟貼還是中紀委,說“吳老師,中紀委終于找到你了”。最近大家很愛中紀委。很多朋友們只要在這里好好考試、好好讀書,可能就跟中紀委沒啥關系。

今天跟大家報告的題目是“中國改革史的2015”,就好象剛才院長講的一樣,我們這個國家一方面看到處在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另外一方面又矛盾重重,各種各樣無論從宏觀政策、產業經濟現狀、民眾消費、國際關系等等角度來看,我們都好像有很多對沖維和的景象發生。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來解釋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今天想用一個歷史的方法,把我們正在經歷的2015年放到一條歷史的長河中來看現在到底怎么走過來的,處在什么位置?未來的產業變革、經濟變革方面,有哪些可能性。這是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一部分。

我們這個國家的改革,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是這一場改革的親歷者和獲益者,今天看到的上海、看到國家大部分的景象都跟1978年以后的改革有很大的關系。1978年的時候我們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這個國家19年建政以后,很長時間出一個自我毀滅狀態。1950年就發生朝鮮戰爭,到達1952年一季度,然后開始搞“一五”規劃,認真搞經濟建設就是第一個五年規劃,1958年發生大躍進,1959年三年大饑荒,1963年文革,是1966年毛澤東趨勢。所以往后看認認真真搞經濟建設就是三到四年,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搞階級斗爭。所以中國的經濟總量在1956年和日本基本上差不多,但是到1958年的時候我們的經濟總量是日本的1/3。我們今天站在這里做2015年演講時,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了,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自己跟自己比,或者跟周邊世界相比,我們確實精力的一個非常高速發展的36年,這一點毋庸置疑。

36年的發展,大家會問一個問題,到底是怎么樣的一個經歷,我們是不是在一個明確的理論指導下,用了一種改革的方法,就走到了今天?其實會發覺,當回顧這30多年的改革歷史之后,有一個事情很困擾,一直到今天沒有找到中國經濟建設理論上的支持,到今天為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在理論上到現在還沒有被解釋清楚,這到底是一個怎么樣的體制,整個市場經濟和我們的現代專制政權的關系到底怎么樣形成?政府和民間到底怎么處理?有產者和無產者的關系是怎么樣的?到現在還是很糾結的問題。

在經濟指導思想上面,36年來也經歷了幾次大的波動、大的變化?其實并不是在一套理論思想、一套意識形態思想的支持下走到今天的,我們經歷了幾次大的波動。

大面來看,現在大概處在第四個思想周期中、改革周期中。簡單回顧一下,第一個周期發生在1978—1992年15年左右的時間,我們是在1978年12月份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個全會對這個國家的命運改變非常重要。全會上發生了幾件事情,第一鄧小平被確認為未來中共主要的領導人,我們找到了一個新的領導人和新的領導集體。第二小平同志在全會上作了很重要的講話,叫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指出從此以后黨的工作中心要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第三個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公告關于農村體制改革的公報。所以這是三中全會,為什么把這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放在1978年的12月份,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領導人確定了,第二整個治國方略變化,第二治國方略的主戰場搞定了,進行農村改革。

所以1978年以后很長時間里面在小平同志的指導思想下進行了改革,這場改革小平同志沒有非常完整的一套理論思路。小平被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們學理工的都知道,所謂的總設計師是指這幫人在一起要建這套房子,有一個人口袋里拿出一個圖紙,他是刷墻、他是打基地,你是搞水泥的等等進行分工。其實小平同志口袋里沒有圖紙,他是幾句話,他說第一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打破毛澤東提出來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第二要摸著石頭過河,我們要告別階級斗爭,要搞經濟建設,但是這條河也多寬,哪個地方有險灘,什么地方很深,什么地方很淺,小平同志說不知道,摸著石頭過河,大家跳下去,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所以很長時間里面是放縱民間、允許試錯,小平同志在1978年,顧木(音)當年到美國做訪問時,就跟顧木說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錯了不要緊,重頭再來過,當時有這樣一個非常極端功利主義的精神。允許民間進行一系列的改革。

我們在1978年開完三中全會以后,1979年1月份當時就提出了城市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全國選了六家大中型國有企業,上海選了兩家,上海有一家自行車廠進行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所以在1978年我國所有的經濟總量存量部分100%是國家和集體企業。我們所有的私營企業,今天來的很多私營企業是在1956年一季度的時候被徹底段掉的。當年毛澤東提出跑步進入社會主義,所有的私營企業全部捐給了國家,民營企業家在1956年一季度徹底斷掉。國有企業進行放權讓利改革,但是這個改革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失敗的。今天中國所有的改革里面,國有企業改革是難度非常大的改革命題,幾乎36年來在靜態狀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沒有一個國有企業改革是成功的。要么是自我瓦解,要么被市場給打垮的,進行自我自身改革幾乎沒有一個國有企業成功過。這是國有企業的存量部分。

但是在國有企業改革非常困難的前提下,在1980年代國有企業實現了非常快速的發展,主要的來源就是民間,民間來自于兩部分力量,一部分是來自于鄉鎮企業,溫州模式、蘇南模式、主三角模式為代表,我們開放了四大地區,南部地區香港大量的資金引進到內地來。所以1978年以后外資企業、民營企業變成了經濟增長的主力。在1988年工業領域的雇工人數,鄉鎮企業的雇工第一次超過了國有企業,1987年鄉鎮企業的利潤超過了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進入到了半壁江山。

中國的南部地區,特別是華南和華東地區、沿海地區,這些地方原來是南京軍區和廣東軍區臺海戰爭的局限,因為這個地方比較弱小,中國49年以后的幾次大的工業革命是在華北地區等等,搞了很多的大型國有企業,東南沿海地區國有企業比較弱小,然后外來的思想和外來的資金比較多,這一地帶的土地比較貧乏、稀少,老百姓迅速從土地中溢出來,進行了村村點煙、鄉鄉冒火。所以前14年的改革是東南沿海地區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重新回到了國家歷史舞臺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景象大家聽上去很好了,如果再往前走的話,這個國家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但是到了80年代末的時候,這樣一個改革路徑自身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當時出現幾個大的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全國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主要的原因是毛澤東時期搞的票據經濟,我記得1986年到上海復旦讀大學時當時還有全國糧票,還有豆腐票、自行車票等。在整個80是票據不斷的解放過程,到1992年中國徹底告別了票據經濟,這就是不斷向市場回歸的過程。整個老百姓的印象中這個國家面貌改變非常快,同時物價上漲也非常快,每個人好像是改革的獲益者,同時又是改革的受傷者,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中央財政長期處于赤字狀態,因為是靠民間發展。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均衡性非常明顯,有的地方發展很富有,有的地方非常窮,特別是1984年開始搞城市體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搞的是財稅包干制,現在很多是搞財政的人。上海和中央都是以1983年財政收入作為基數,每年保持一定的遞增,增長的部分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財政包干制造成了地方政府形成了很多財政的小口袋,中央財政長期拿不到前,地方財政很富有,貧富懸殊開始出現,萬元戶、暴發戶,當年出現了很多的官倒、倒爺,初戀社會發展不公平的景象。所以1988年當時的中央政府是趙紫陽執政適合,想要進行一個堅決的改革,第一個是經濟改革,1988年經濟改革的主要思想和不久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軸是一模一樣的,就是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這句話是完全一樣的。那么怎么發揮呢?就是把市場的物價權還給民間,當時有計劃內的價格,計劃外的價格,進行物價闖關。第二是政治改革,就是選舉。

但是很可惜在1988年,我們的物價闖關運動最后以失敗而高中,這是中國改革史上一個非常悲劇性的事情。進入到1990年代,89、90、91這三年的經濟非常差,當時出現了三角債,因為經濟實在搞不下去了,鄧小平就把上海的市委書記、朱熔基同志,在1991年四季度調任北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常務副總理。1991年以后,中國從經濟治理的角度來講,我們可以說是經歷了長達11到12年的朱熔基改革時期,所以朱熔基到北京以后,意味著中國一輪放任自由的市場化改革運動落幕了。

朱老板到北京以后,他認為,他到北京以后首先把三角債解掉,而且是非常行政化的方式,企業與企業之間面對面坐下來,地方政府坐在邊上,銀行注入資金,進行強制性的解套。然后在1992年初又把活躍民間的金融信貸通過非常殘酷的方式壓下去。然后把民間的金融活動定義為金融的投機倒把,所以1992年以后中國的民間企業家被處于極刑兩種原因的。

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的解經濟改革要重新檢討,提出兩個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是改革的主戰場要從體制外回到體制內,改革的主戰場不再是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外資企業的引進,而是需要以國有企業的壯大和發展為主軸,體制外回到體制內,第二是政府要重新掌握改革的主導權。所以隨著這兩個思想的提出以后,特別是是993年中央召開第十屆三中全會,由下而下的增量改革時期進入到了由上而下的整體配套改革時期,我們所謂提出的叫經濟體制的整體配套體制改革這一完整的敘述發生在1993年,1993年以前的改革是沒有所謂的體制配套,當年的總理干的主要一件事就是調整物價,所以整個1980年的改革就是物價改革。現在有些經濟學家,吳敬璉他們在講課的時候把整個1980年代的改革定義為物價改革時期,當時物價改革是唯一的一個牛逼者。朱熔基提出來財稅從國有企業、從金融體系從社會保障體制等等的一系列的進行改革。所以在1993年以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整體改革。當時的一些改革措施一直影響到了今天。比如說在1993年進行了非常重要的財稅體制改革,就是由把這種財政大包干制度的改革變成了分稅制改革,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進行了金融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銀行由商業銀行中剝離出來,變成一個政策性銀行,貨幣發行者,中工農建成立了五大行,把呆壞帳進行了剝離,引進外資進入到五大銀行,到海外去上市,把整個金融體系的體制進行了大規模的變化。

然后進行了以抓大放小,國退民進為主題的改革,國有企業從一些競爭性的行業中退出,2003年成立了國資委,進行了國有企業的改革,通過上市公司,通過深滬兩市的資本市場,為國有企業進行背書,所以很長時間里面,我們的資本市場主要的任務是為國有企業解困服務的。所以資本市場很多的題材性問題、很多的殼問題,一直包括到今天很多的遺留癥都是當年所帶來的。

然后進行了社保改革,開始給職工進行了社會保障體制,把社會保障的功能從企業中剝離出來,由整個社會來進行配套等等。這一系列改革都是在1993年以后開始進行。所以在朱先生的領導下,中國整個體制面貌和管理邏輯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

到了1997、1998年的時候,朱先生1998年當國務院總理,當時在亞洲地區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亞金融風暴。我前兩年幫一個人寫過一個回憶錄,上海人章晟曼,他當過世界銀行的常務副行長,我們后來又一個叫林逸夫的經濟學家當過副行長,世界銀行大概有27個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是排在第27位的,章晟曼當過第二名。1997年10月份的時候索羅斯在亞洲,首先打亞洲貨幣,大家看過弗里德曼寫的一本書,他在1997年坐過泰國出租車的車子,帶過他經過曼谷一條主要的金融街,車子開過去的時候,出租車的嘴巴里就講兩個字“倒了,倒了”,一掉街走過去,整個金融街都倒了。認為是被互聯網時代推平的時刻。然后泰國打完以后打印度尼西亞,然后打韓國,韓國打完以后再打中國及中國的人民幣是一個孤島,只能打港幣,所以世界銀行每年年底要開一個年會,他跟世行提出來,第一次把世行的年會放在亞洲舉辦,然后舉辦的地方就子香港。舉辦的時候就請了索羅斯,請了美國的對沖基金來演講。他第一講人民幣有泡沫,必須要貶值。第二天章晟曼說同樣的講臺上,朱熔基代表中國政府進行了演講,朱熔基說中國要承担捍衛亞洲貨幣穩定的責任。章晟曼是主持人,前當朱熔基講過這句話的時候,他說我腦子里轟了一聲講,什么叫大國崛起,在我的意義上,大國崛起就是朱熔基講這句話的時候。因為在1997年發生東亞金融危機的時候,全世界所有的經濟學家政要的心目中,當年能夠亞洲經濟的是誰呢?是日本人。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但是日本人這個時候縮起來了,結果中國人站起來,要承担捍衛亞洲貨幣穩定的責任。所以中國成為了東亞經濟的龍頭國家應該在1997年朱熔基講這句話開始的。然后到1997年底的時候開始到的1998年6月份,美國的對沖基金和香港政府在聯交所進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對賭,我們動用了1600多億人民幣通過上市集團,上海實業管道出去的在香港有一場非常重要的關于港值的對賭,最終把索羅斯敢走,東亞經濟落幕。

在這一場過程中,中國捍衛了亞洲經濟的穩定,但是同時在1998年中國國內經濟也非常的蕭條。應該說1978年以后民營企業家朋友們第一次感覺到宏觀經濟的變化,第一次發生大的倒逼歇業,蕭條是在1998年經濟危機,那一天有一部好萊塢電影在中國上映叫泰坦尼克號,所以那一年在沿海地區看到很多的企業倒逼。我在1998年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企業的泰坦尼克號,那個文章很多報紙都來轉。有一個出版商來找我,吳獻身,你能不能把那篇文章用案例的方式寫下來,我寫了一本我平生的第一本暢銷書叫《大敗局》,花了一年半,楊晉兩年的時間把那本書寫完。

那本書里面寫到十個企業有七家死在1998年的國內金融危機追。當年出現的景象第一個是銀根緊縮地第二是內需蕭條,第三是所有的銀行對民營企業進行大規模的惜貸和銀根縮進。所以中國第二大的IT企業,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中國最大的當年民營企業最大的百貨連鎖企業,全部倒在,第二大的家電企業全部倒在那一年,都寫到《大敗局》里面去。

當時為了把中國經濟重新拉出泥潭,朱熔基在1998年當總理的時候,吳曉莉問過他一個問題,對中國經濟怎么看?朱熔基說抬著棺材搞改革,不管前面是萬丈深淵,我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講那句話的時候也是中國經濟最危險的時候。1998年為了把中國經濟拉出這個大泥潭,1998年進行了非常重大的三個產業改革。第一個是在1998年我們取消了福利分房,正式把商品房的制度推向全中國。第二開始引進了香港的按揭制度,銀行大規模的進行商品房按揭,所以100萬的話20萬可以買來。所以在胡潤富豪榜里就可以看到,從1999年開始出現了一系列的房地產老板的名單。到了2000年在胡潤富豪榜里面前一百個有60個是房地產。到去年的胡潤和福布斯的排行榜前10位有5位是互聯網人,房地產是2到3位。但是在此之前,1999年到2014年60%都是房地產開發商,這跟當年的房地產改革有重大的關系,我們把房地產老虎從籠子里放出來,之后房地產成為老百姓居民的最大的消費,老百姓幾乎拿了一生的錢透支給房地產開發商,進行買房子。形成了以房地產消費的內需消費。

第二是在1998年開放了民營企業的外貿進出口自主權,從1978年到1999年,民營企業老板賺到絕大部分錢都是內貿市場,當時外貿被管控,各種各樣的外貿,比如說做機械要通過各個省的機械進出口公司,然后做農副產品的要通過農副產品或者產業進出口公司,大量的民營企業的出口是通過這些國有的進出口公司管道來完成的。所以1978年到1998年20年,民營企業老板干什么呢?民營企業的老板把這個國家有一個短缺經濟,通過進口替代的方式,從國外引進了大量的生產線,然后通過非常勤勞的勞動,通過價廉物美的方式在國內進行大規模的生產,所以1978到1998年是內貿極度繁榮的時期,我們的國家有短缺,有票據,到票據解放,開始要打廣告。大家開始在報紙上打廣告是1992、1993年以后。然后出現了出現了產品大規模的過剩,1998年85%的產品大量的過剩。到這個時候朱熔基開始了外貿民營企業的自主權,所以madeChina是從的1998年,朱熔基把國內20年所形成的產能向全世界進行釋放。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非常奇跡的企業,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1999年創辦的,馬云花了50萬塊錢在杭州創辦,他創辦了不到4個月的時間他的網站排名就在第四名。馬云如果早半年來辦阿里巴巴,可能也沒有今天阿里巴巴什么事了,晚半年也沒有阿里巴巴什么事了,剛剛在那個時間點做了一個跟國際貿易相關的信息交易平臺。

所以我們當年拿到的馬云的第一張名片,上面有一行字,跟大家解釋什么叫阿里巴巴,我這個B2B是什么東西?當年互聯網還是一個很高科技的名詞,網上最大的集貿市場,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網上的最大集貿市場,他就問你知道義烏嗎?我們就是網上的義烏。義烏是靠攤位費,你靠什么賺錢?不知道。所以這是一個第二季,中國制造隨著進出口外貿政策的改變,形成了一個以民營的中小制造企業為主的madechina的龐大集團。外貿對各個省像廣東、浙江、福建、山東這些省的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增長到80%幾。

1998年中央政府發行了6千億中長期國債,開發了基建、交通軌道的建設,高速公路、城市擴容等等的,高架橋、大規模的城市化建設,把錢砸下去。所以我們有的時候看三架馬車,以房地產為主的居民消費,第二是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的外貿經濟,第三是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城市化建設。1998年以后很長的時間里面,這個國家經濟好不好,這個區域經濟好不好主要是看這三架馬車好不好。而且這個格局基本在的1998年形成。這個格局形成以后對產業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1978年民營企業為主,在這個時期所有各個地區的老板賺到的錢,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第三是用的。食品、保健品、飲料,第二是紡織印染、服裝。第三是各種各樣的家電、冰箱、空調、洗衣機,最早是電風扇。基本上中國的民營企業老板賺到的錢都在吃穿用這三個行業。當吃穿用是這國民經濟主力的時候,這個國家是結構輕型結構。1998年以后的主戰場發生變化了,跟賺錢有關的不再是前面的吃穿用了。你想想看在中國的服裝行業里面,在中國的飲料行業里面,中國的家電行業里面,列過的名字全部都是在1998年以前成名的,1998年以后只出現過幾家純奶公司,伊利、蒙牛等等的。所以那個時候是吃穿用的黃金時期。但是隨著三架馬車形成以后,我們發覺資金發生變化了,整個資金發生變化了。

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崛起,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最大的套利群體,獲得了大量的暴利。第二部分隨著房地產和城市化發展以后,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有大規模的增加,無論是房地產也好、高速公路、修鐵路、建高架橋,需要鋼鐵。、需要水泥、需要煤。所以1998年以后能源價格開始大規模上漲。所以如果在1998年到山西、陜西一個村里面,買一個煤礦,可能30萬、50萬就可以了。買完煤礦以后坐在那里你就變成了一個土豪。什么事都不用干,只要跟那個村長搞好關系。迅速的一夜之間就成為了億萬富翁。所以這是一個能源價格上漲的過程。

然后中國也是在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后,國有企業改革,1998年以前國有企業改革當年叫做抓大放小,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把一些比較發展好的國有企業,扶持它,當年是扶持誰呢?扶持海爾、扶持北大方正,扶持四川長虹等等,上海造船廠,當年定了幾個企業,要求他們在十分來年內能夠進入世界五百強。但是到了1998年以后隨著韓國模式的破產以后,我們會發覺抓大放小也不行,后來就提出了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從一些競爭性行業中退出,然后退出到能源性、資源性,來進行打仗,這是1998年以后的改革。

當國有企業改革正在進行改變的同時,國家整個產業利潤也發生了變化,能源價格開始上漲,資源性價格開始上漲。所以為什么大家后來看會發覺,1998年以后在很短的時間里面,大概四到五年國有企業的面貌煥然一新,原來一攤爛泥不賺錢的企業,變的非常強大、非常賺錢,到今天為止我們的央企集團非常強大。跟1998年的改革有重大的關系,一方面是國有企業改革,一方面是產業改革有重大的關系。所以1998年中國整個經濟面貌由一個輕型化的產業格局進入到了一個重型化的過程。

朱熔基執政是到2002年底,2003年開始進入新的時期,2003年的時候其實中國當時的經濟面貌非常好,因為在整個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過程中是第一個恢復過來的。然后我們在2001年加入了WTO,在經歷了東亞金融危機以后,五年的一個復蘇發展后,中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外貿企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民營企業在資源興和房地產行業中獲得了很大的信心,所以今天如果打開2002年、2003年21世紀經濟報道、第一財經日報去看,那個時間段的中國民營企業老板們是處在一個信心極端爆膨的時候,那個時候的心情跟今天不太一樣,那個時候認為改革大概要結束了,改革差不多基本上該過的關都過完了。當年就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進行大規模的修憲。當年提出來要改憲法的第一條,因為憲法第一條是什么呢?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說這句話不對了,我們現在不再是工人階級領導的,整個利益集團也不再是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企業家在哪里?知識分子在哪里?當時中央政府也提出來了要進行大規模的市場化經濟改革。所以胡溫上任的時候給全人一個非常大的信心,整個國內環境和經濟改革的面貌也是處在一個蒸蒸日上、信心爆膨的時期,現在回過頭來看最好的時間是那個時間。胡溫全民給予了非常大的希望,當時南方有一本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政治政經雜志叫《南風窗》,2003年全國兩會開完以后,登了一張照片是胡溫在主席臺上握手的,上面有四個字叫“胡溫新政”,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用新政這個名詞,希望他們繼續在過往的改革前提下,繼續把中國的改革往前走,能夠徹底結束掉,這是幾乎所有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民間都持的一個非常樂觀的態度。

但是很可惜2003—2012年中國第三改革階段,經濟改革基本上都在仰望星空中完成的。這個時間里面中國的經濟仍然進行了外延式的發展,經濟規模不斷的擴大。所以如果從總量上看,這個十年里面我們的經濟總量相繼超過了英國、超過了德國、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規模越來越大。

這十年也是貨幣泡沫化的十年,2002年底的時候我們的M2,廣義貨幣總量不到19萬億,到了2012年底的時候廣義貨幣總量已經超過94萬億,這十年整個貨幣總量增加了5倍,這5倍如果用很戲劇化的方式來對比,基本上相當于中國前70大城市商品房交易價格上漲的幅度,這十年里面商品房價格上漲了大概5倍左右。所以很多老百姓抱怨房價不斷的上漲,如果從貨幣角度來看,人民幣的角度來看,這十年的商品房價格的上漲,基本上是一個貨幣現象。所有社會矛盾都靠擴大投資來掩蓋掉。這一屆政府執政結束的時候,發現幾個景象第一中國經濟規模非常龐大,我們的貨幣總量成為了全球第一大貨幣發行國。貧富差距的問題變得非常嚴重、區域不均衡的問題非常嚴重,民營資本在2009年以后出現了大規模的出逃,所以我們想到老板們的大規模的移民,在2008年以前很少聽到,2009年以后大規模的移民,資金大量的出走。也在這個十年里面中國形成了幾個權貴家族,他們像一層油一樣的盤旋在國民經濟的上游,幾大家族控制幾個大的產業。

所以會發覺到,到了2013年,習李政權上任的時候拿了一手更大的牌,但是體制角度跟十年前相比已經變的很差了。整個國民經濟從經濟角度來講,陷入到一個矛盾重重的狀況,社會層面也是矛盾重重。所以變成當新的階段到來的時候,2013年12月份我們開了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是78年以后一個比較重要的會議,我認為大概是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第三個重要的歷史性的中共全會,當這個全會召開的時候,會發覺經濟發展整個基本面發生了大的變化,社會的基本面發生了大的變化。然后在經濟上必須要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

所以為什么很多人覺得今天中國矛盾重重,一方面進行高度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政治上不斷的打老虎,確實在過去十幾年發展里面我們出現了很多的疾病,一直到今天我們看到中國政治經濟景象,2015年的景象。如果把它放到改革史上來看完全有必然性。

我簡單用這個時間給大家描述一下改革發展史,我們搖搖擺擺走到今天,經濟發展的動力在什么地方,為什么整個政治和經濟出現那么大的沖突和矛盾。未來會怎么樣呢?不知道。這是我們改革史上看到的一個情況。

再回到經濟面來看,經濟的情況。前面講了政策,講了整個宏觀36年的經濟變革,我們現在回到產業層面來看問題,今天的很多都是企業家朋友們,在產業層面。

產業層面我認為如果把它放到中國的改革史上來看,在產業層面今天也發生了一些非常大,可以說是充滿著亮點的一些變化。我們前面講了從78年為了走出整個東亞金融危機的壓力,朱熔基政府進行了三個大的產業改革,房地產消費、居民消費,大規模的進出口和政府性投資,形成了三架馬車。

但是如果再來看2015年今天的中國產業經濟,如果你問我,中國2015年的經濟看這三架馬車,還能不能表達中國產業經濟的一個基本面,如果問錢還在不在里面,還再不在房地產里面,還在不再進出口里面,還在不在政府投資里面?已經不在了。今天的錢我們認為存在于四個地方:一是新實業,第二新消費,第三新金融,第四新城鎮化。2015年以后,中國的整個產業經濟由三架馬車的狀態出現新的四個動力,這是1998年以后最大的變化。

如果從產業層面來就是大的三個時間軸,1978—1998年以吃穿用為主的,1998年到2014年三架馬車為主的,今天是出現第三個大的變化。各位看未來的四個新的變化和前面有什么區別呢?和三架馬車有什么區別呢?最大的區別是三架馬車時期,所謂的消費、出口和投資,全部都是從無到有的。原來沒有商品房制度,進行了商品房建設,原來沒有民營企業的進出口的景象,后來又了madechina,原來沒有大規模的政府投資城市化建設,現在有了城市化建設。所以過去的三架馬車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當從無到有的時候所有冒險性格的人,敢于投資的人獲利能力很大。找對市場,只要膽子夠大,就可以賺到足夠的錢。

未來的新實業、新金融、新消費、新城鎮化,不再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是一個優質的過程。今天的實體經濟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國。無非怎么把舊實業變成一個新實業的問題,今天中國確實在產業經濟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變化。我今年1月份寫過一篇文章,今年兩會被吵的很兇,關于馬桶蓋的事情,我現在已經變成“馬桶吳”了。馬桶蓋的事情雖然引起很大的爭議,但是會發覺說它的實質性的問題是什么呢?施繼興的問題是跑到日本去買這些小商品,那篇文章里寫到,我的藍獅子的高管們買回來的商品是電飯煲、馬桶蓋、吹風機、菜刀、保溫杯。每一件商品的全球制造第一全部在中國。美的是全球最大的電飯煲公司,所有的商品都是在中國第一制造大國。日本的這些商品都賣的非常貴,大家去過一個電飯煲,最便宜的是六千塊,最貴的是一萬塊,一個馬桶蓋是兩千塊錢。為什么中國的消費者千里迢迢著飛機跑到日本買回來。說明一個景象,中國的中產階級在中國今天已經出現了,他對商品的需求開始由品質和性能上的需求。

從今以后有四個字在中國不再存在了,叫“價廉物美”,這四個字害了中國制造很長時間,一直到今天很多IT業人,在臺上坐喬布斯演講一樣的,我這臺手機用全世界最好的鋼板、全世界最好的攝像頭,全世界最好的面板、最好的芯片,最好的零部件,講到最后告訴你說這個手機的價格是蘋果的1/3。告訴各位,到今天這個理念一定是錯因為不可能那么便宜,你一定在講假話,全世界好的東西一定需要好的價格,只有好的價格以后才有好的利潤,有了好的利潤以后才有好的創新,有了好的創新以后才可以推動這個產業的進步。歷史上每一個產業的進步,沒有一個產業是被價廉物美所推動的。所以中國很長時間里面的實業經濟規模,所謂的舊實業就是這個過程。就是進入到這個領域里,通過價廉物美的方式獲得一定的市場份額,然后繼續通過規模經營的方式把規模擴大,然后產生邊際效應。當最終規模擴大到非常大的時候,利潤就像刀片一樣的薄,中國每一個企業從冰箱、空調、洗衣機到衣服、到飲料,最終做到最后面的飲料一定是全球第一,第二利潤是全球最薄的,這就是所謂的舊實業,今天已經吃很大的苦頭了。

第二是消費部分,中國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鎳徐曉飛國,但是我們講現在需要新消費。

第三金融行業,現在全世界十大銀行里面中國占了四家。金融服務在中國現在還是個非常弱的部分。

第四是新城鎮化。

所以未來的在產業經濟層面發生的變化,是一個從有,再一個非常大規模的基礎下怎么樣變得更好的一個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過往36年很多成功的商業模式很多的管理思想、很多成功的經濟、企業運營理念都可能會發生變化。所以從今往后一段時間里面,很可能是一次非常大規模的品牌、人才和企業的一個淘汰期。

先來看看制造業部分的變化。

制造業在過去的36年里,有一個制造能力非常差的一個國家,我記得當年寫《激蕩30年》的時候寫到一個案例講霍英東,霍英東當年在1979年的時候,來廣東建了中國第一個五星級酒店,叫白天鵝大酒店,霍英東在回憶錄里說,我在做白天鵝大酒店的時候每一個零配件都需要從香港運過來,夸張到浴缸,有一個軟木塞子,在中國整個大中國地區找不到一個生產不漏水的軟木塞子企業。這就是1978年中國制造業的現狀,但是到今天我們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的汽車制造業大國。大家買的iphone幾乎全部來自于中國大陸的生產,全世界70%的智能手機都是中國制造的,我們可以制造很多全世界需要的東西。

當我們成為全球第一制造業大國的時候,今天所有在做制造業的朋友們都覺得日子很難過。我因為是1990年開始做企業采訪、企業調研,我認識很多的實業界的朋友們。第一次開始聽到回頭喪氣,開始說我這個聲音做不下去了,吳老師你有沒有一個新的行業可以推薦給我做的,大概是在2008年。2008年《勞動合同法》修改案以后發生了美國的金融危機沖擊,中國的經濟蕭條。一直聽到今天。在座如果有制造業的朋友們,日子一定非常的南我。所以很多人開始歇業、開始不干了。有的人當投資人去了,搞風投了。

制造業大的問題,我認為強是成本問題,還是被價廉物美給害的。我們在過去30多年里面,中國制造業的成長,大概是依賴于這四個狀況,第一土地很便宜,第二勞動力很便宜,第三政府給我們各種各樣的稅收減免,我們還非常勇敢的偷漏稅收。第四我們對環境保護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責任。在很長時間里面,有一次我去做過中國的醫藥行業的行業性調查,結果我就發覺一個秘密,在中國的醫藥行業里面,一百家醫藥行業里面,95家是靠什么賺錢的?逃避政府的排污減免來賺錢,如果按照國家的標準進行廢棄、廢料、廢水的話,他們沒有錢賺。中國有兩個行業,一是印染行業,第二是醫藥行業,基本上是靠對破壞環境來賺錢的。在很長時間里面中國制造就是這么帶來的,完全靠四個成本優勢。

但是在今天2015年,我們再來看產業經濟層面這四個優勢至少在東南沿海地區基本上都喪失掉了,在上海肯定是沒有了。上海的一塊工業用地現在都要80萬一畝了,貴地方要一百萬一畝,我們的土地成本不再便宜,勞動力成本不再便宜。按照富士康的數據,富士康是勞動力成本控制比較嚴格的一個大工廠,120萬人的大工廠,在過去5年里面一線工人年均的薪金增長是14%。我曾經調研過中國很多那些開連鎖店的,麥當勞、美特斯邦威等等企業,問他們自老板,我說過去五年里面你一線勞動人員工資增長多少?大概在11—13%。但是終端商品的價格不可能保持每年11—13%的增長。第三稅收,現在稅收見面越來越少了,營改增以后地方區縣政府給到我們返稅的部分也越來越少了,第四是環境保護,從中國每一個公民開始,到政府,對環境保護的要求越來越高了。這四個過去所謂中國制造的成本性優勢,在今天,特別是在東南沿海地區可以講已經徹底喪失完了。所以這也是我們制造業企業現在面臨困難的一個時期。

今天我們去到一個制造業工廠,只要雇工在三萬人以上的工廠,幾乎每一家都愁眉苦臉的,無一例外。為什么呢?因為確實過去的很多成功的模式,生產的模式,我們的營銷模式,品牌模式,對人力資本的認知模式,資本的認知模式,都發生了變化。從今往后的未來幾年里,從今年開始會進入到大企業危機年,前幾年中小企業日子很難過,2015年開始大企業會日子很難過,而且會越來越難過。

這個人大家都認識,是中國體育史上最傳奇的運動員,拿過最多的國際奧運會的獎牌,2008年北京開奧運會的時候,要選一個運動員,去點圣火,就是選這個人,這個人是退役18年了,1998年退役的,他是中國第一個做個人品牌的企業家,所以他很先進的,把自己的名字來做成一個品牌,我昨天在上海的淮海路看到K11,昨天3月19號開了一個很大的運動員品牌,林丹,開了一個很大的專賣店。最早1990年李寧就把自己的名字變成了一個品牌,中國最早開始做個人品牌,非常先進。他到2010年的時候當時創業20年,我有一個出版社叫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我們有一個研究院每年給15到20個企業,給他們做企業式研究,今年做完會完成100個企業。中國100個里面90個是民族企業,這兩天在做蘇寧,蘇寧今年創業25周年。2010年的時候李寧委托我們說,我們創業20年了,幫我們出一本書,后來我們就幫他做一本書,書最后完稿的階段到北京見他們的CEO張志嚴,2010年我去的時候這個企業仍然發展的非常好,在北京郊區弄了很大的一塊地,建了一個研發中心。張總帶我去看,說中國地區的銷售已經和耐克、阿弟大肆差不多了,我們是前三年。第二我現在要進入歐美主流市場,要真正的做一個在發達國家的中國體育用品品牌。所以在2010年里面冠名西班牙籃球隊,請了NBA的球星來代言,那個時候全國有6000多家連鎖店。

然后我們出版了一本書叫《冠軍的心》,到當當孔夫子可以買的到這本書。2012年這家企業巨虧20個億,張總就離職了,另外來了一個老總金總,去年全年虧了8個多億,金總也離職了,現在李寧重新回來當CEO。眼睜睜地看著這企業在過去的這么幾年時間里面突然間變的非常危機,處在一個非常危機的狀況下。我問我女兒,你知道李寧嗎?我女兒1996年出生的,我女兒說我知道李寧號。現在在座的很多60、70、80年都知道李寧,到90后已經不知道李寧了。說明這個品牌的人格化,在新一代消費者的心目中已經徹底稀釋掉了,在年輕人心目中沒有建立起一個人格化的品牌。第二全國有6000多家聯絡店,現在女兒如果要去買一雙運動鞋,去哪里?去淘寶、天貓、京東、一號店買。當這些孩子去一雙運動鞋的時候,這六千家連鎖員變成了馬奇諾防線。

不能怪李寧,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中國的快銷品在歐美市場上獲得過成功,這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不是制造業的問題,是整個中國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的問題。現在到歐美主流市場上說,你跟他說中國人的形象是什么?能夠想的起來第一個是李小龍,第二是大紅燈籠。他想不出任何新的東西出來。你是一個野蠻成長的過程。當一個國家是這樣的話,一個企業是非常無能為力的。所以在過去的十年里面,這個企業就突然間發生了很多的一些衰敗性的變化,品牌老化、渠道老化,國際化戰略失控。在中國區市場里面,當你成一個排名第一、第二名領先者企業的時候,由追趕者變成領先者的時候,你的行動開始失控了。這樣的景象幾乎發生在中國很多的大型企業中。

去年前年兩年時間里,海爾裁員裁了2.6萬人。山東公司一直以來裁員很少,很謹慎。山東是一個中國的孔孟之鄉,山東企業一般中高管和基層工人的薪水比江蘇和浙江都要第。但是它的員工對企業的忠誠度非常高。長期以來儒家文化教育的一個結果。所以山東的大型企業特別多,雇工特別高。裁員率非常低。但是過去兩年里面海爾已經裁了2.6萬人。

另外一家十年前我也幫他們寫過案例,娃哈哈,1987年出生,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經營業績的下滑,下滑了6%,宗慶后已經70歲了,1944年出生的人,去年今年中國有一些老一輩的企業家都邁到了70歲這個檻,一個70歲的老人確實很難理解一個孩子要喝的飲料,到底喜歡喝什么飲料。所以過去五年里面這家企業沒有研發出一款年輕人喜歡的飲料。雖然銷售額有五六百億,五年里面沒有研制過一款。波士登中國最大的羽絨衫企業,去年關了6000家企業,各位想一下一家企業兩班倒,中國很多的服飾企業陷入危機,中國很多的產業企業陷入到了危機,這是李寧式的困局。

但是隨著大型企業陷入到一些困局的同時,我們看到的另外一個現象,一方面看到很多的中小制造業企業跟你說我活不下去了,我要跑路了、要關門了,有沒有新的行業可以做的。我常常聽到有沒有新的行業可以投資的時候,我說如果你可以開發出一個克服癌癥的藥會非常好。或者你可以把海水變成淡水的話,那企業也會非常好,你會做嗎?你不做,那跟你沒有關系,然后就走頭無路,不轉等死,轉型早死。

另外一方面也在各地尋找,看到在一些產業區塊中出現了很多有趣的轉型的景象。有傳統企業大規模轉型的景象,下個月的4月25號,在深圳有一個轉型之戰,很多人已經在客戶端看到我們的傳播了。我們請各行各業的,請了家電業、服裝業、鞋格、服務等轉型成功的企業來介紹,這是我們過去幾年里面在全國各地跑看到的一些景象。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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