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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張之洞被定位為政治家,是“學術”被孤立的表現
【推薦】張之洞被定位為政治家,是“學術”被孤立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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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追求的富強之術,本身就對“中國之倫常名教”構成了挑戰。逐利沖動乃至貪腐劣跡摻雜其間,令士大夫為之側目。以張之洞為代表的京官清流,即借重儒學的義理原則平衡洋務派的功利取向。

張之洞與中國學術近代轉折

作者 | 季劍青

談論中國近現代學術史,張之洞并不是一個特別引人矚目的人物,作為晚清重臣,張之洞更多地被定位為政治家而非學者。然而,這種認識很大程度上基于我們對現代意義上的“學術”的理解,即把學術視為一種職業化的知識活動,但在中國古代傳統中,學術卻與政治、教化、倫理等有著內在的密不可分的聯系。學術從政教相維的傳統價值體系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正是晚清以降中國在西潮沖擊下現代化轉型的結果,而張之洞恰恰就處在這一轉變的關捩點上。陸胤的《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以細密的史料解讀和高明的識斷,為我們揭示了張之洞在中國學術的近代轉折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陸胤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政教”是一個傳統概念,它意味著中國古代(特別是宋以后)政治不只是一套以皇權為中心的統治技術,更寄寓著士大夫的價值理想。士大夫浸潤其中的儒學,既是其立身處世的道德準則,又是可對政治加以評判和規范的具有超越性的價值系統,同時也能夠轉化為現實事務中的具體功業,學、道、政、教至少在原則上通貫為一體。張之洞《勸學篇·序》云,“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然而在張之洞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教體系已經面臨著嚴峻的危機,其源頭至少可上溯到咸同年間。陸胤將張之洞主持的文教事業置于曾國藩以降地方督撫主導的改革運動的脈絡中,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名臣如何在應對西潮沖擊的過程中,不斷調適“政”與“學”之間的關系,在為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與教育的發生導夫先路的同時,也呈現出傳統政教體系一步步趨向瓦解的困局。

鴉片戰爭以后,面臨著國勢日蹙的危境,晚清士大夫首先是從傳統中尋求應對的資源。經世思潮的興起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儒學中本有“通經致用”的傳統,這與由經至道的形上理路并不矛盾,兩者實貫穿一氣。魏源說:“王道至纖至悉,井牧、徭役、兵賦,皆性命之精微流于其間”,“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強,無不富強之王道”(《默觚下·治篇一》)。可見“富強”本身即為“王道”題中應有之義。然而到了咸同年間,儒學固有的富強之術顯然已不能應付時變,曾國藩推進的洋務運動,已經開始主動引入西方現代的軍事技術。盡管曾國藩仍將“義理”與“經濟”統一在儒學內部,但他也意識到,在當時的形勢下,“自非理勢并審,體用兼備,鮮克有濟”(《請以陳欽署天津府折》)。“體用兼備”一語,暗示了兩者相互分離的趨勢。他的幕僚馮桂芬更是明確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校頒廬抗議·采西學議》),可以視為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的先聲。當作為“用”的“富強之術”被拱手讓給西學,儒學作為道的完整性將不復存在,體與用的分裂幾乎成為定局。更重要的是,“中國之倫常名教”能否與西方“富強之術”共存于一個系統中,前景也不樂觀。

事實上,洋務運動追求的富強之術,本身就對“中國之倫常名教”構成了挑戰。洋務運動在引進西方技術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也輸入了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和管理模式,逐利沖動乃至貪腐劣跡摻雜其間,令士大夫為之側目。光緒初年,以張之洞為代表的京官清流,即借重儒學的義理原則平衡洋務派的功利取向。正是由于清流的背景,日后張之洞外放兩廣、湖廣總督時,一面延續洋務事業,一面有意與曾國藩、李鴻章一系注重事功的督撫集團相區隔,著力將儒學的義理層面充實到其文教施設中。陸胤敏銳地抓住了張之洞獨特的身份和色彩,展開對其文教事業的描述和分析,由此呈現其在近代學術轉折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可謂獨具只眼。

《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第三章開篇云:“清末全國性學制的改變,是傳統政教向近代文教轉變的重要環節。”(第137頁)此語至關重要,堪稱全書警策。作者所云“清末全國性學制”,主要指辛丑《江楚會奏》設想的新學制和1904年頒定的癸卯學制,張之洞均在其中担綱主角。此前張之洞署理兩廣、湖廣總督時興建的廣雅、兩湖書院,已可見出新學制的濫觴。其時書院已大量引入西學,不僅包括技術知識,也容納了兵法、軍制、商務等制度層面的內容,多數士人都承認西學作為富強之術的地位,反倒是與之對應的“中學”如何安置成為問題。張之洞興辦廣雅書院,著意強調經史之學的經世取向,期待以學術培養人才,進而影響政治,實不脫傳統理路,亦可見出其執著于儒學義理層面的清流本色。1890年張之洞移督湖廣后又創建兩湖書院,不久甲午海戰爆發,內外危機日益深峻,在西學重要性不斷上升進而對中學形成壓力的情形下,首要的議題不再是弘揚儒學的經世精神,而是在學校制度中保存中學。張之洞受到日本經驗的啟發,取“守約”之義,盡力將傳統學術簡易化,使之成為基礎性的“普通學”,從而為西學“專門之學”騰挪出空間。庚子以后,張之洞入值中樞,將湖北文教系統的經驗注入到新學制的籌劃和制定中,傳統學問作為士子基本修養的地位更加確定,學校制度也突破了此前培育人才的軌道,而體現出“普教國民”的精神。

用作者的話來說,這一巨大轉折可概括為“傳統學問教養化”(第155頁),它對中國學術的現代命運影響至深且巨。“教養”一詞尤堪玩味,它至少包含了兩個相互間充滿張力的層面。首先,教養化意味著將儒學簡化為面向全體國民的基礎性的知識,這一方面使得傳統學術得以在新式學制下延續,另一方面又使其成為吸收外來資源的接受媒介(receptor),從而為傳統學術自身的現代化提供了契機。借助新學制這一制度化的渠道,常識化的傳統學術能夠覆蓋更廣大的群體,來自西方的新知識和新經驗亦由此獲得了和本土經驗融匯對接的可能,進而可在普通士林中推廣和普及。揭示這一關節,并抉發張之洞及其周邊學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正是本書的精義所在。

當傳統學問被轉化為知識基礎時,卻也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即學術和教育開始成為一種職業化的知識活動,即所謂“文教”,而不再承担價值規范的功能。這是現代學術發生的前提,卻不是張之洞所想看到的。事實上,張之洞設想的作為“普通學”的經史、詞章之學,仍包含著價值引導的維度。《勸學篇·守約》提出的“中學大略”中,經學須“通大義”,即“切于治身心、治天下”,史學亦須“通今致用”,這是傳統學術的內在理路,同時也可見出張之洞執著于儒學義理的清流本色,但在中學淪為亟待保存之物的時局下,卻更像是一種門面話。在西學不斷的擠壓下,中學步步退守,只能堅持其義理名教的底線,原本在儒學中包孕甚廣通貫內外的義理,逐漸被抽象化為只在個體層面上有效的人倫道德。這就牽涉到“教養”的另一層含義,即對普通國民的道德要求。從清末到民初,道德話語在知識界盛行一時,亦須在此背景下討論。這不在本書論述的范圍之內,但卻與本書所論關系密切,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課題,不妨在此略加申述。

大概言之,儒學中的義理倫紀并不限于個人出處行止,而實為一超越性的價值系統(“道”),既用于引導和規范現實政治,也用于教化民眾,澤被蒼生,儒學之“教”當從此處著眼。作為“道”與“教”的承載者和守護者,士大夫雖然以官僚身份參與國家治理,但其關懷卻在國家之上的“天下”,因而“道統”與“治統”之間會出現緊張,普遍性和超越性的價值關懷賦予士大夫某種自信和優越感,其生活意義并不完全受國家(傳統語境中指廟堂和朝廷)的支配。然而自鴉片戰爭以降,面對西方的入侵,在列國環伺的危境中作為一個國家生存下來,并將自身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成為中國首要的任務。用嚴復的話來說,“保國存種,其義最高”(《與〈外交報〉主人書》),國家觀念于是凸顯,天下意識漸漸淡出。無論是19世紀后期的洋務運動,還是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皆以謀求國家的富強為目標。西學、西政作為富強之術備受推崇,傳統學術的超越性價值日漸失去依托,只是以“體”的形式被保存下來。實際上,正如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指出的,體用模式的提出本身已經意味著儒學的衰落和傳統政教體系的崩塌。

在一個國家生存和建設為第一義的時代,一切器物、制度乃至觀念某種程度上都是在“用”和“術”的層面上獲得意義,甚至“國民”也是作為國家這一有機體的構成單位而存在的。這里沒有超越性價值的用武之地,西學也未能提供傳統之“教”的替代物,相反,在時人看來,以國家觀念為核心的西學西政自身就是非道德或反道德的。1911年,梁啟超憤然感慨,處此列國競存之世,人道為空言,弱肉強食即“今世界上所謂最高之德義也”(《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由此不難推見,汲汲于西學西政的新學之士,蔑棄道德便為常態,對于新政西法下知識人的道德淪喪,梁啟超曾在文中多次指斥批評,反復念及曾國藩“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之語,士大夫秉持儒學義理轉移人心風俗的教化取向,重新被發掘為針對現實弊病的資源。對照清末新學制從培育人才向“普教國民”方向的轉折,其間之得失損益饒有意味。

然而,義理被抽象化為某種道德話語,已然證明儒學的式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約束儒學價值體系之外的種種服務于現代國家建設的活動,非常可疑。更要緊的是,被抽象化的義理名教也仍然處在國家觀念的籠罩之下。《勸學篇·同心》倡保國、保教、保種合一之說,三者中保國最為根本,“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原本在儒學中超越于國家之上的“教”,如今卻只能托庇于國家之下,最能說明“教”之地位的跌落。1904年張之洞主導制定的《奏定學務綱要》,強調“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圣教”,這里的“圣教”是作為立國之本而被賦予重要性的,“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仍是歸結到國家富強這一宗旨。在國家觀念的覆蓋下,中學之體與西學之用不得不并存共處,卻又難以融合為一,人們無法在國家話語之外,為現代國家建設這個最大的政治找到一個超越性和規范性的價值基礎,清末民初知識界的杌隉不安和內在焦慮多與此有關。

從“政教”到“文教”,關鍵之處是超越性價值的退場,張之洞以執著于儒學義理的清流背景,主導清末全國學制的建設,恰恰處在這一過程的樞紐的位置上。陸胤以張之洞及其周邊學人為中心,探討“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這一大問題,確實扣準了時代的關節。這部出色的學術史著作不僅對張之洞研究貢獻良多,其探討和引發的諸多論題,對理解整個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和知識制度的轉型都至關重要。筆者無力對該書作全面中肯的評價,只能就閱讀所得略陳一己之見,希望能引起研究者對相關問題的更多的關注和思考。

本文選自中華讀書報,轉載請注明來源。

2015-08-23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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